“梵高與英國”展覽:梵高在倫敦沒畫過畫,為何卻影響至深
2019年03月29日07:36

原標題:“梵高與英國”展覽:梵高在倫敦沒畫過畫,為何卻影響至深

在倫敦期間,梵高沒有創作過一幅繪畫,但是就如倫敦泰特不列顛美術館(Tate Britain)的新展“梵高與英國”所展現的那樣,他在倫敦度過的時光對他日後的創作有著長期的影響。

3月27日,展覽“梵高與英國”在倫敦泰特不列顛美術館(Tate Britain)開幕,展覽聚集了收藏於世界各地的梵高名作,其中包括《鞋子》《羅納河上的星夜》以及《向日葵》。與此同時,展覽聚焦梵高早年在倫敦工作生活的經曆,將梵高的作品與對他產生過影響的一些英國藝術家的作品並置,呈現一個“不一樣”的梵高。

我們喜歡把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看作是自然的造物:時而被風雨擊打,時而在普羅旺斯烈日下萎蔫的向日葵地裡發瘋。

《向日葵》,1888年,英國倫敦國家美術館收藏

不過,還有另一個同樣有據可循的想法——這是一個怡然自得、中產階級的梵高。他頭戴禮帽,身披大衣,在Victoria時代的倫敦通勤上班,週末在泰晤士河上划船,或是在肯辛頓花園散步。

那是20歲出頭的梵高,當時,他從家鄉荷蘭搬到了英國倫敦,供職於那裡的國際藝術品交易公司Goupil & Cie,在他們位於考文特花園(Covent Garden)的分區擔任助理。

在倫敦期間,梵高沒有創作過一幅繪畫,但是就如倫敦泰特不列顛美術館(Tate Britain)的新展“梵高與英國”所展現的那樣,他在倫敦度過的時光對他日後的創作有著長期的影響。

“透過梵高與英國的關係來看他的作品,顯現出了他驚人的求知慾,”展覽的主策展人卡洛·雅高比(Carol Jacobi)說道。

《囚徒之圈》,仿古斯塔夫·多雷,1890年,普希金造型藝術博物館收藏

司吉拉·凡·霍格頓(Sjraar van Heugten)是一位比利時的藝術史學家兼策展人,專門研究梵高,他表示,近年來,對於梵高一生中那些鮮為人知的篇章的研究,讓我們對於這位藝術家有了更全面的認知,過去,我們將他看作一個“野人”,認為他的藝術直接生於靈魂,這樣的舊有印象正在被逐漸替代,不過,要徹底改變這種觀點,仍然需要很長的時間。

“顯然,梵高並不是一個完全無意識的畫家:畫得很快,幾乎不假思索,”霍格頓在一次採訪中說道,“他博覽群書,從文學到大眾科學,他都有所涉獵。如果你仔細研究他的作品,你會看到畫作背後,那個精心準備、深思熟慮的男人的形象。”

《阿爾勒的婦女:吉諾夫人》,1890年

梵高通過荷蘭的家族關繫在倫敦的Goupil畫廊找到一份工作。他和弟弟提奧(Theo)起初在這家公司位於海牙的分部工作,幾乎在同一時期,提奧去了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分公司,而梵高則被派遣到倫敦。他們最終都進入了位於巴黎的公司總部,不過,提奧在畫廊里的地位逐漸提升,而梵高卻在幾年後被解僱。

“梵高有過這樣一段從事商業工作的經曆,這很有意思,”雅高比說道,“他16歲時進入Goupil工作,當他被派到倫敦分公司時,還只有20歲,他獨身一人面對這個大城市。他寄往家中的書信表現出他對於自己在倫敦看到的藝術充滿熱情。”

霍格頓表示,正是在這家畫廊,梵高得以“瞭解他那個時代的藝術家。”他在Goupil見識到了版畫和油畫,並和藝術品交易人交流藝術。

梵高於1873年5月至1876年12月在倫敦生活,最初他生活在一間寄宿公寓,根據他的描述,公寓位於“一個安靜、歡樂、漂亮的社區”,後來他搬到了哈克位於布里克斯頓的福德路87號,這是當時倫敦郊區的一個中產階級郊區,他和一位寡婦和她十幾歲的女兒住在一起。再後來,他搬到了離肯寧頓路不遠的另一間公寓。

《精神病院花園里的小路》,1889年

當他不在畫廊工作時,他常常流連於各個美術館,比如大英博物館、華萊士收藏館以及國家美術館,在這些美術館里,他第一次接觸到了英國畫家的作品,比如約翰·康斯特布爾(John Constable)和約翰·埃弗雷特·米萊斯(John Everett Millais)。

“起初,英國的藝術不那麼吸引我,但我必須去適應它,”梵高在1873年7月寫給提奧的信中寫道。“不過,確實有些很棒的畫家,比如米萊斯,”他在書信中有17次提到了米萊斯的名字。到1874年1月,他列出了大約40位他在倫敦欣賞過的藝術家的名字。

《寒冷的十月》,1870年,約翰·埃弗雷特·米萊斯

在展覽“梵高與英國”中,泰特不列顛美術館彙集了梵高曾提到的一些作品,比如米萊斯1870年所作的《寒冷的十月》,這是一幅荒涼的風景,喜怒無常的天空下,樹木暴露在風中。梵高也許從這幅作品中獲得了靈感,創作出了《秋天的黃昏景象》,這幅作品同樣出現在此次展覽中。

在展覽上,我們還能看到詹姆斯·惠斯勒(James Abbott Whistler)的畫作《黑色與金色下的夜曲:下墜的煙火》:點點燈光沿著霧中的泰晤士河閃爍,這幅畫也許影響了梵高日後的名作《星夜》(1888):在這幅作品中,煤燈的倒影在水面上閃爍,這幅畫作借展自法國巴黎的奧賽博物館,描繪了阿爾勒羅納河上的風景。

《黑色與金色下的夜曲:下墜的煙火》,約1871年,詹姆斯·惠斯勒

《羅納河上的星夜》,1888年,奧賽博物館收藏

“在展覽中,梵高和他所欣賞的作品之間的並置有點像是一種對話,”雅高比說道,“你可以看到他如何汲取靈感並付諸實踐。”

最終,梵高“對商業世界的幻想破滅了”雅高比說道。:他對這份位於倫敦的工作缺乏熱情,這一點被人看出來了,1876年,他被Goupil畫廊解僱。此後,他在英國又呆了幾個月,做了幾份教書的工作,然後回到荷蘭過聖誕節。在那裡,他決定要成為一名牧師。

在倫敦的時候,梵高可能不知道,日後,即1881年初,他將開始自己的繪畫生涯。事實上,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那個“狂熱”的梵高才開始出現——當時,他在法國南部一邊同精神疾病抗爭,一邊作畫,幾乎每天都要畫完一幅畫。

那麼,是否可以說,由此梵高是變了一個人呢?

《鞋子》,1886年,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收藏

“對我來說,這並不矛盾,”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負責梵高畫作的策展人尼恩克·巴克(Nienke Bakker)說,“因為他來自一個藝術和文學氛圍濃厚的背景,從某種程度上講,那間畫廊滋養了他。這是他的成長過程,而當他成為一名藝術家的時候,他帶上了這一切,遠離我們所謂的‘文明世界’。”

巴克說,梵高後來的作品都是基於“他頭腦中所有的這些知識和圖像”而創作的。

考慮到梵高後期的生活——疾病帶來的悲劇以及當了10年的畫家便早早離世,享年37歲——展覽“梵高與英國”能夠帶來一些寬慰。梵高在英國度過了自己平靜的青年時代,忙於從倫敦的文化和風景中汲取養分。

“我在這裏一切順利,”1874年1月,梵高從倫敦寄給提奧的信中這樣寫道,“我有一個很棒的家。能夠觀察倫敦、英式的生活方式以及英國人本身,這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快事。此外,我還有自然,藝術和詩歌,這一切還不夠嗎?”

展覽將持續至2019年8月11日。

(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原作者Nina Si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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