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世2》導演們“病了”,想緩緩再拍3
2019年03月25日18:19

原標題:《人間世2》導演們“病了”,想緩緩再拍3

新京報訊 (記者 張赫)當死亡近在咫尺,我們應如何面對?怎樣與世界告別,才是最好的方式?在醫療新聞紀錄片《人間世2》中,中國人最忌諱談及的生死觀,通過一個個真實的故事鋪陳在觀眾面前。從骨腫瘤、塵肺病、到兒科ICU、精神病患;11個導演,9個攝製組,陪著近兩百個拍攝對象,經曆了生命中最重大的時刻,與他們相遇、相處、告別……該紀錄片總導演秦博、範士廣在接受新京報專訪時,娓娓道出了這一年半在醫院的高壓環境中,他們面對、親臨的困境、痛苦、麻木與感動,甚至在拍攝結束後,很多導演就像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長時間都無法從沉重的生活狀態中脫離。

新聞記者組隊延續深度調查的路子

《人間世》的團隊是以新聞記者組成的,他們最開始的製作初衷更多是延續深度調查的路子,以醫院作為拍攝點,抓取一些與社會話題相關,但日常觀眾無法看到的真實場景,例如醫患關係、救護車急救、器官捐獻等。秦博說,第一季時團隊先紮在醫院,一週聚一次,再根據觀察製定選題。第二季在2017年初開始籌備,導演們前期做了大量調研,提煉了11個值得表達的選題。從“魏則西”事件,攝製組關注到骨腫瘤這一罕見的疾病;養老逐漸成為社會議題,阿爾茲海默症也被選中為這一季的記錄對象。女性生育權、兒科醫生,塵肺病、精神病患者……第二季的拍攝地點也不再局限於醫院,而是深入到田間地頭,患者家庭,“我們不僅想拍醫院里存在的問題,同時也希望呈現更多患者背後的故事,從醫院反觀人性、社會。”範士廣說。

該紀錄片在網絡上引發了該不該冒著生命危險生孩子的大討論。圖片來自網絡

《生日》選取了幾位典型的母親:38歲的林琴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但仍然想要一個男孩,給丈夫一個交代,“在中國三、四線城市或農村,仍有很多家庭不惜付出代價生孩子,尤其是男孩。這種現象並未因普及教育,而從人類意識中根本剔除”。吳瑩身患先天心臟病伴肺動脈高壓,但因為身邊人都有孩子,她不顧生命也要成為母親。“吳瑩有一個微信群,裡面全是高危產婦。她們在群裡相互鼓勵,相信彼此一定可以順利生下孩子。但這種外部鼓勵或壓力,往往會害了她們。”

《生日》對生育權赤裸裸的坦陳,讓該集掀起了軒然大波。“不理解”,“這是什麼年代了”等疑惑,淹沒了彈幕評論。無疑,《生日》成功攪動起埋藏在“生”里的不堪,但範士廣欣慰於看到眾人對生育權的探討,“我們就是希望大家意識到,當代生育觀往往受到自身、社會、家庭三重壓力。要不要孩子,是女性的個人選擇。同時,不是所有女性都一定要生孩子。我們想把很多正在發生的真實故事告訴當下女性。”

攝製組都曾是“實習醫生”

秦博曾親眼見證切除左下肢的手術過程。醫生從盆骨位置開始切除,用專用的線鋸一點點把人的整條腿割下來,然後再縫合斷口皮膚。被切除的左肢被醫生帶走時,恰好血淋淋的從秦博身邊經過。

在《人間世》的拍攝中,攝製組觀看了很多台類似的手術。大多沒有應用到成片中,留下的片段也用馬賽克遮擋。但對攝製組來說,記錄真實手術過程,可以展現醫生在搶救病人時的艱辛,以及病患在面對生死時的堅韌。

醫生在麻醉病人。

為了不幹擾醫生正常的治療過程,攝製組必須提前涉獵專業知識。第一季時,攝製組曾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前往教學醫院、特殊病種研究基地,嚴格按照執照醫生的標準進行培訓。其中包括在手術室如何洗手,如何保持無菌;手術過程中,人站在什麼位置可以不幹擾手術。此外,攝像機等設備也需要進行嚴格消毒,且不能進入無菌區,必須嚴格按照手術室關於器材堆放的標準設置。

攝製組在醫院呆的一年半時間里,前半年幾乎拍不到有效素材,大部分時間都要像實習醫生一樣,跟著主治醫生查房、診療,提前瞭解他們的工作習慣,學習“肺動脈高壓”“塵肺病”等專業醫療術語的含義。李聞是《人間世2》的男編導,拍完《生日》後,他幾乎比女性更瞭解產科的專業護理知識。

若走到跟前拍攝簡直就像狼一樣殘忍

一名患有腦腫瘤,在兒科ICU中掙紮了近一年的三歲男孩,家長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棄。在他與世界告別的瞬間,母親哽嚥著說完“我們要拔管”後仰天長歎一聲,便望著孩子再次陷入沉寂。“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走到跟前去拍攝,簡直就像狼一樣殘忍。”範士廣直言。

《人間世2》記錄了諸多生死之間的掙紮。但每當患者離世,家屬在走廊失聲痛哭,鏡頭就會自動遠離。模糊的背影,並非最佳紀錄角度,卻常出現在畫面中。然而正是這種尊重且克製的記錄手法,讓《人間世》與患者、家屬間達成了微妙的交流方式。

聚焦精神病患的《籠中鳥》早在第一季便提上日程,但“馬賽克”卻是這類群體出現在報導中最常見的方式。第二季時攝製組找來七八位實習生,專門負責挨家挨戶登門,與病患家屬耐心溝通拍攝初衷和方式。“抱歉,我們不方便”,是他們聽到最多的回覆。團隊在三個月內走訪了近200家精神病患家庭,在護士長的幫助下,最終也只有30家同意拍攝。

在精神衛生中心,秦博經常看到家屬領完藥後,偷偷把藥盒扔掉,最後鏡頭呈現的藥片只有白色、粉色之分;很多家屬還會把醫保收據撕碎,寧可自費治療。“對精神病患來說,他們面對的‘籠子’更多是社會,不是醫院。他們需要得到更多尊重。”因此在成片中,與戲劇作品中衣不蔽體、又唱又跳的精神病相比,《籠中鳥》似乎過於“歲月靜好”。不僅大部分畫面拍攝於沒有發作的時刻,很多精神病患在回答人生問題時,也有獨到深刻的見解。例如有些患者在片中表達,“自我價值得到滿足的時候,人是幸福的。”

紀錄片選擇了表現精神病患的另一面。

秦博不否認《籠中鳥》在真實的基礎上,進行了藝術化的表達。但曾有數據佐證,精神類疾病中,極度狂躁、具有危害他人傾向的只占不到5%。同時他也一直在思考,為何新聞專題片,訪問的只能是正常人?“當一個人在遭受困境之後,他確實會參透一些人生道理,而非大家想像中如此瘋癲。”《籠中鳥》在美好和不堪中,毅然選擇了記錄前者,鏡頭秉承對個體的最大尊重,而非消費苦難。

在最後一集《暴風雪》中,剛剛退休的上海阿姨商學蘭被查出患有盆骨惡性腫瘤,只能通過截肢維持生命。回到家後,她坐在床上不停地抽泣,殘缺的左腿赤裸裸地直面在預設的機位中。這個片段最終只克製地用了一個鏡頭。秦博說,對她而言,左腿是殘酷,右腿就是尊重。

那些在手術台上打開胸腔,切除病灶的鏡頭最終全部被捨棄,“因為那是人類最沒有尊嚴的時刻”;很多患有阿爾茲海默症的老人沒有辦法正常大小便,上廁所需要別人幫忙脫褲子,甚至會情緒失控直接喝馬桶水。這也全部成了廢棄素材。“雖然很多患者來自偏僻山村,可能看不到《人間世》成片,但起碼能讓人家以後抬頭做人。”範士廣坦言。

秦博第一次見到安仔,是兩年前剛到醫院尋找骨腫瘤兒童病患的時候。在病房裡,斷了一隻手臂的安仔正在玩手遊。雖然只能用一隻手,但他玩得很溜也很開心。秦博忍不住上前和他一起聯網,最後團隊勝利了,他們開心得像孩子一樣拍了一張合照。“當時我攏他比較用力,手不小心搭在了他胳膊的傷口上。安仔雖然笑得有點勉強,但並沒吭聲。拍完之後我才意識到,但他卻很不在意地衝我笑。”直到安仔去世,秦博再也沒有回看過這張照片。

帶重病兒童cosplay是為他們圓夢

以生與死為背景的紀錄片,與拍攝對象的溝通遠比記錄更難。與出鏡的患者、家屬簽訂拍攝知情同意書,這個過程通常需要兩三個月。秦博說,他們是他人生活的闖入者,無權要求別人把生活袒露給你,“我總是感到愧疚,即便我們每天陪伴在他們身邊,但我們始終拍攝是有目的的,沒辦法自認完全和他們一條心。”所以,他尊重每一位患者不接受拍攝的自由;對每一名鏡頭裡的患者,也幾乎報以“過命”的交情。

編導丁璨曾在接受採訪時透露,剛介入拍攝時,有時連自我介紹還沒說完,就被家屬罵回去“滾!我不想再看見你和你的機器!”但丁璨沒有放棄,而是換位思考,每天和朋友一樣陪伴在身邊聊天,“大哥,來了啊!”“今天天氣挺冷的啊!”剛開始家屬只以“嗯”敷衍了事,但堅持了一個月後,家屬終於肯開口和丁璨聊天,“小丁啊,你們要拍到什麼時候?”

一旦產生信任的感覺,攝製組與患者家庭間,便成了特殊的命運共同體。“同呼吸,共命運”,這句話雖然聽起來有點俗,但範士廣認為用它形容兩者之間的關係最為恰當。

第一集《煙花》中旁白里稚嫩的聲音,來源於13歲身患骨腫瘤的杜可萌。範士廣曾跟拍杜可萌抓娃娃的情景,但一下午過去,她卻一無所獲。範士廣便偷偷找到老闆,坦言孩子身體不好,能不能送她一個。範士廣說,那時他只是想單純為這個樂觀的小女孩,做一點兒讓她開心的事。

“因為我們和拍攝對象之間的情感早已經區別於記者和採訪對象的關係。人和人相處時間長,那種情感就像家人和朋友一樣。我們經過了一年時間的相處,看著他們從痛苦最終走向死亡,這對我們而言也很殘酷。”秦博說。

就像第一集中,攝製組曾為患骨腫瘤的孩子們進行cosplay,為他們戴上七彩的頭套,穿上魔幻的衣服,像動畫片里一樣“打敗怪獸”。很多觀眾抨擊這種拍攝過於詩意,甚至脫離紀錄片的真實。但範士廣卻問心無愧。他坦言,攝製組是除家屬、醫生以外,和孩子相處時間最久的人。這些畫面沒有任何設計技巧,更多是為了給孩子圓一個夢,“當我們告訴他們,今年聖誕節可以裝扮成自己喜歡的卡通人物時,他們非常開心。那一刻我們不是記者,就是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朋友,大家只是想一起玩。但凡有一個孩子不願意,我們內心都過不去。”

最難接受的不是死亡,而是無常

在《人間世2》最後一集播出的前一天,《抗癌之路》中那位想要改造癌細胞的女博士閆宏微,走了。曾想讓自己的癌細胞變得“聰明”一些的她,終究沒鬥過病魔。

死亡是什麼感覺?經曆《人間世》的拍攝,每一個導演、編導、攝影師或許都擁有不同的見解。在一年半中,他們的鏡頭記錄了太多直面死亡時,人性的無奈、悲傷、麻木、崩潰……

去年冬天,安仔本已出院回到南寧家中,但不到兩個月,他的病情卻突然惡化。重症監護室外的母親給攝製組打電話,說安仔已經插管,人快不行了。編導謝抒豪和攝像馬上從上海飛到南寧,在安仔最後的時刻,陪他堅守了一週又一週。片中記錄了安仔離世前,他虛弱地反複問媽媽,“頂不住,怎麼辦?”他不敢當著媽媽說出“死”這個字。而這段動人的對話,是安仔的大姨邊落淚邊幫忙採集的聲音。安仔走後,謝抒豪在“殺青”的一瞬間卻並沒有解脫,而是給秦博打電話崩潰到大哭。這一年半中,僅在秦博面前落淚的導演就有五六個人。前幾日是安仔的忌日,謝抒豪說,他想再去趟南寧,再看看安仔的父母。

範士廣也曾直面吳瑩的死亡。從吳瑩懷孕28周,一直到她生產、住院、昏迷,範士廣看著她從懷孕的興奮、糾結,到最後都沒來得及看孩子一眼便告別世界。“最後幾天吳瑩很不好,我們的心都跟著揪著。”直到星期六,攝製組本不在醫院,但吳瑩的老公卻給範士廣打來電話,“吳瑩今天的狀況特別不好,你趕快來!”範士廣知道,此時家屬的通知,很大程度並不是為了滿足拍攝,而是在即將面對“失去”之前,希望身邊有個可靠的人。

送走吳瑩後,範士廣半夜2點開車回家。他很害怕,只敢把車停在路邊。“那種害怕並非看到了死亡,而是前兩天還跟你說話的那個人,突然間就沒了,你卻什麼都做不了。你會對無常產生恐懼。”

每當一名患者去世,節目組便會在字幕鳴謝中,為他們加上白框,並送去花圈。花圈上寫著“《人間世》 敬挽”。第二季僅是花圈就做了十幾個。當問及範士廣,如今面臨死亡是怎樣的心理狀態,他坦言,時間久了,你會開始感到麻木,但麻木背後更多是無能為力的失落。這一年多里,範士廣最難忘的畫面,並不是患者在面前死去,而是去年六一兒童節,他在新華醫院兒科ICU蹲守。門外無數父母懇求護士,把玩具給孩子們拿進去。當護士把小汽車給了一個孩子,孩子摸來摸去,許久不肯鬆開。護士說了很多次“你只能再摸一分鍾”,但最終還是硬下心從孩子的手中奪走。其中還有個剛學會寫字的孩子,請護士給了他一支筆,歪歪扭扭地在紙上寫著,“媽媽我會乖的。你們在外邊一定要保重身體。”

“就像一個囚徒。”範士廣形容這種無力感,“很多人說,紀錄片不能介入主觀情感,不然拍攝的內容不夠客觀。但我們拍的人,大部分都生病。你和患者、家屬就像同樣關在一間密室里一年多,大家都在尋找出口,但我們什麼忙也幫不上。”

表達困境不是目的,而是尋找人性微光

雖然《人間世》兩季網絡評分高達9.6,但“最不敢看的紀錄片”,是不少觀眾對其的定義。但範士廣認為,中國人早已對生死有了參透,80歲以上便有“喜喪”的觀念,成年人都曾在生命中直面過告別。而觀眾的“不敢看”,更多是源於真實,“《人間世》不是綜藝節目或電視劇,而是記錄的真實存在的人和事。當你看到真實的人遭遇困境而無可奈何,這種壓抑的難受是更長時間揮之不去的。”而《人間世》又為何要用如此真實的手法,直戳觀眾的痛感?秦博說,困境只是表達的外在,他們更希望外界能從中尋找到向上的人性微光,例如面對意外的樂觀態度,家屬不離不棄的親情,不服於命運安排的勇氣。

產科專家林建華曾透露,勸說擁有先天性禁忌妊娠症狀的高危產婦終止妊娠,是一項極艱巨的任務。但如今,很多家屬會主動拿《生日》給產婦看。吳瑩的困境,令不少態度同樣堅決的患者產生了動搖,更多人在面對生死無常時,作出了更理性的思考和選擇,“比如ICU的病人常年維持低水平生命狀態,他生的意義在哪裡?癌症患者砸鍋賣鐵去美國治病,如何理解這種選擇?我們無法普及醫療,緩解病情,但希望通過《人間世》,大家可以在生命維度上也增加更多理性的認知。”秦博說。

新京報記者 張赫 編輯 佟娜 校對 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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