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週書記:“憤怒激發了……一個詩人的話語”
2019年03月21日14:39

原標題:李公明︱一週書記:“憤怒激發了……一個詩人的話語”

《凍結時期的詩篇:米沃什詩集Ⅰ》,[波] 切斯瓦夫·米沃什著,林洪亮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230頁,45.00元

前幾天當我正在讀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凍結時期的詩篇:米沃什詩集Ⅰ》(林洪亮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7月)的時候,傳來新西蘭發生恐怖槍擊案的消息。震驚之餘,猛然體會到什麼是“人類在劇烈衝突世界中的赤裸狀態”(出自授予米沃什諾獎的頒獎詞)。所謂的“赤裸狀態”,就是一種難以逃避、無所依憑的狀態,伴隨著無法言述的悲劇感與痛苦,無法用概念、邏輯或善與惡來簡單定義。米沃什在該書的“前言”說自己必須面對無法逃避的恐怖現實,我也只能暫時中斷在他詩歌中的遨遊,轉而思考新西蘭恐襲案所引發的議題。

過去人們相信,恐怖主義總是與意識形態的信念有某種緊密聯繫,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經從相反的角度說的那樣:在任何意識形態的下面,你都能發現一個恐怖分子——如果把這句話放在現代史敘事中,亦有啟發;9·11以後各種穆斯林恐怖分子恐襲案中的“人肉炸彈”等極端方式,也強化了行為與意識形態的聯繫。但是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恐襲例子說明與意識形態信念的聯繫並非那麼確定、那麼清晰,換言之,要確定和消除恐襲行為的個人動機變得更為困難。比如,這次新西蘭恐襲的兇手自稱在年輕時候是共產主義者,然後又變為無政府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最後是生態法西斯主義者,可見簡單地掛上某一意識形態的標籤是靠不住的。又比如,這個兇手的確有理由被稱為“白人種族主義者”或“白人至上主義者”,但是他又自稱對他影響最大是坎迪斯·歐文斯(Candace Owens )——一個美國黑人女政治活動家,以保守主義和極端觀點而冒尖。實際上在他的宣言文本“大置換”(The Great Repalcement)中充滿了不無思考的觀點糅合和或許是故弄玄虛的概念拚貼,再加上充分利用影像拍攝與即時發佈的傳播技術,使整個恐襲行為不再是單一的槍擊事件,而同時更具有通過社交網絡和遊戲門戶向主流媒體挑釁的傳播性質。而為了抵禦兇手的這一傳播意圖,網絡平台的刪帖也成為一種雙面刃,反而使輿情更加撕裂。不排除這是一種有意為之的與槍擊同步的文化恐襲策略,或者可以說這也是恐怖主義的未來發展方向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恐怕也不能因為這個文本思想內容的蕪雜、拚貼和膚淺而忽視了作為恐襲個案研究的價值。

關於移民問題,大概誰也無法否認的是西方國家的移民福利政策早已帶來很多負面的社會問題;而且曆年來在處理這些問題甚至是罪案的過程中,在反種族主義口號的影響和干擾下,法治的價值觀與權威蒙受恥辱。更不用說在這個槍手的彈夾上用英語和其他幾種語言所寫的那些發生在現實中的恐襲事件和曆史上反抗伊斯蘭的戰爭,不能否認的是一直在曆史與現實之間綿延的糾纏不清的悲情。當然所有這些問題都絲毫不能為兇手的罪責開脫,但是必須反思,這次新西蘭恐襲案最令人憂慮的是極端種族主義和報復主義危機的蔓延。無可否認,這次新西蘭槍擊案的確反映了極端種族主義發展的危險勢頭,但是也要分辨的是,這種白人至上主義與關注白人人口變化等問題的右翼團體還不能混為一談。我們知道,如果就連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早在五十年代末就說過雖然法國向所有種族敞開,但前提是有色人種只能占少數;否則法國就不再是法國,“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白種人的,繼承了希臘、拉丁和基督教文化的歐洲民族”。(出自Alain Peyrefitte撰寫的、1994年出版的傳記《這是戴高樂》,也有曆史學家對此表示有懷疑)這樣的話,那麼在今天討論和正視這個問題就不能說都是白人至上主義作祟。更要看到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確實面臨不同族群的人口增減變化、難民危機與移民衝突、在多元文化口號下的共同價值觀危機等嚴重問題,而且在現實衝突中有越來越多的曆史事件、文化元素被召喚出來,充當動員與傳播的象徵符號,因此長期以來在“政治正確”與“政治禁忌”的影響下難以展開平等、自由的公共討論的局面不應該繼續下去了。應該看到,一方面是主流媒體的顧忌、自我約束和固化在政治正確的蒼白話語中,另一方面是極端主義思潮通過各種鮮活的、有效的手段實施的傳播影響,結果必然出現思想和輿情的亂象。著名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曾經在他的《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原書名: Identity and Violence,李風華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10月)中指出,驅使著暴行的不僅僅是那些不可解脫的仇恨,還有人們的思想混亂:“確實,概念混亂,而不僅僅是惡意,很大程度上應該對我們周圍發生的騷亂與殘暴承擔責任。”(見該書“引言”)。他的用意當然不是要求輿論一致,而是希望從思想觀念挖出極端主義思想的病灶,引導人們走出單一的和固化的身份觀念誤區。

新西蘭恐襲受傷者被送往醫院

談到移民問題,社會學家鮑曼曾經在他題為《尋找目標與命名的症狀》的文章中集中探討了“移民恐慌”的時代症狀問題,他認為當前的危機都是根源於一個事實——當世界性困境已經來臨的時候,我們在事實上卻仍然缺乏世界主義意識、理念或態度,我們完全沒有做好準備,因此在這兩者之間產生尖銳衝突。(海因里希·蓋瑟爾伯格編《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38頁,孫柏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我相信這是實情,也可以從當代世界史研究中得到充分的證實。那麼,如何才能走出這種困境與“我們”和“他們”之間的戰爭狀況?遺憾的是鮑曼最後只能從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的聲明中找到答案——“我們呼籲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促進對話文化的發展,從而重建社會組織。……和平將是持久的,只要我們用對話這一武器來武裝我們的孩子,教導他們如何在相遇與協商的論爭中打一場完美的勝仗。”(同上,45頁)這固然是很美好的可能性,但是,把這種理想與呼籲放在產生“移民恐慌”的充滿複雜性與多變性的現實語境中,恐怕只是一句空話。又比如,阿馬蒂亞·森在他的上述著作中正確地指出了衝突與暴力都受單一身份的幻象影響,分析人們如何自願地或被迫地僅僅根據宗教立場或文化認同來劃分世界和選擇行動,而忽略了本來還具有的多種身份——諸如階級、性別、職業、語言、文學、科學、音樂、道德或政治立場,從而否定了合理選擇的多種可能性和本應共享的人性。對於這種“單一身份”論,我們實在並不陌生,不就是那種時刻不能忘記的以所謂的“階級”劃分敵我的洗腦大法嗎?但是,森給出的解決方案只是提出理性與自由選擇優先於身份,強調要以自覺意識到身份的多元性和自由選擇的可能性來消除衝突與暴力的基礎;他相信只要我們堅持這一理念,世界就能夠消除暴力、邁向和平。事實上,這也是我在閱讀了一些關於恐怖主義問題的哲學、倫理學著作後產生的最大困惑:在無疑是正確的願景、呼籲與在現實中提出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改造方案或重建方案之間,總是存在著巨大的鴻溝。當然,或許這本來就不是哲學、倫理學所能承擔的任務。話說回來,我們也必須承認,哲學思考仍然有助於我們開拓思路,尤其是在比較抽像的層面上幫助我們思考現實中的敏感議題。例如,在《恐怖主義研究——哲學上的爭議》(依高·普里莫拉茲編,周展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一書中,依高·普里莫拉茲在他的文章里援引了漢娜·阿倫特關於集權主義的理論,說明在集權主義國家中存在著“體製化的恐怖主義”,它是“企圖全面控製社會的手段”(48頁)。該書第三部分以“國家作為恐怖主義者”為論題,依高·普里莫拉茲在他的文章里指出:“國家恐怖主義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將許多事務弄得相當複雜,其中充斥著秘密、欺詐和偽善。當涉及恐怖主義時——不管是國家機構直接實施還是通過代理進行——國家會偷偷摸摸地幹,卻對外宣稱與恐怖主義毫無瓜葛,並聲稱它所遵從的價值和原則本身就排除了恐怖主義的可能性”(167頁)。更具體的分析是托米斯·卡皮坦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以色列政府通過使用“恐怖主義”修辭來掩蓋自己的國家恐怖主義,並且以這種修辭來抹煞恐怖主義的曆史起因和轉移對現實政治問題、民族問題的關注(238-254頁)。當然還會有更多的例子說明“恐怖主義”修辭與國家恐怖主義之間的緊密聯繫,在可能的恐怖主義與現實的國家恐怖主義和道德災難之間,選擇是痛苦的,也是無法迴避的。

回到米沃什的詩歌。他說“我經曆了二十世紀恐怖的一幕又一幕——那是現實,而且我無法逃避到某些法國象徵主義者所追求的‘純詩’的境界中去。雖然有些詩歌仍保有一定價值,比如我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的華沙、在猶太人居住區熊熊燃燒時寫的《菲里奧廣場》,但我們對暴虐的憤慨少有得當的藝術性文字來表現”。詩人承認在現實的暴虐與恐怖面前,詩歌的無奈與無助;但是即便如此,“正是那種盡全力捕捉可觸知的真相,在我看來,才是詩歌的意義所在”。由此而言,米沃什強調詩歌具有傳達精神反抗的作用,認為“詩歌一直以來都是我參與時代的一種方式”。(同上)雖然有“精神反抗”之語,但是作為詩人,他更是常常難以自拔地墜入到總是在內心盤旋的風景、痛苦和敏感之中,他敏感於風景的所有細節、光線中的任何變化、預感中的所有災難。因此在他的詩歌中,沒有什麼是單一的、純粹的,無論是陽光還是陰影,是和平還是戰爭,沒有什麼事物不包含有複雜性。當他平靜地說, “而在街上,一輛 / 坦克駛過,還有一輛有軌電車 / 在叮叮噹噹作響,事情就是這樣簡單。”

(華沙,一九四一,41頁)在我的腦海里出現的一幅真實圖景卻是那麼複雜與沉重。

《菲奧里廣場》為什麼被視為米沃什的重要代表作?米沃什自己說,他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的華沙,在猶太人居住區熊熊燃燒的時候寫的這首詩歌。他是華沙猶太區慘案的目擊者與見證人,這首詩的性質準確來說就是見證文學中的著名詩篇。而作為見證者,米沃什的使命是以一己之力抵禦整個民族的冷漠與失憶,以對現實的見證和對記憶的追尋抵禦“人性事物的消失”。在華沙,當猶太區遭受暴行的時候,他被周圍人們的冷漠與麻木所刺痛,由此而想到了羅馬的菲奧里廣場,想到那個為了追尋真理而被作為邪惡的異端分子燒死的布魯諾,深深地為曆史上和現實中的冷漠與失憶感到痛苦和憤怒。“正是在這座廣場上,/ 他們燒死了喬丹諾·布魯諾。/ 劊子手點起了被觀眾緊緊 / 圍住的火刑的柴堆。/ 在火焰熄滅的那一刻,/ 小酒店裡擠滿了顧客。/ 一筐筐橄欖和檸檬,/ 又扛在商販們的肩頭上。”(41 頁)這不正是魯迅筆下的那些看客嗎?“在一個晴朗的春天的傍晚,/ 在華沙的旋轉木馬旁,/ 在歡快的樂曲的聲響中,/ 我想起了菲奧里廣場。/ 歡快跳躍的旋律淹沒了 / 猶太區圍牆內的槍炮聲。/ …… 愉快的人們放聲大笑,/ 在這美麗的華沙的星期天。// 有的人讀出了道德的含義;當華沙或羅馬的人們 / 走過殉難者們的火刑堆時,/ 還在討價還價、嬉笑、求愛。/ 而另一些人則讀出了 / 人性事物的消失。/ 讀出了人們忘性的增長,/ 在火焰熄滅之前。(42 頁)但那時候我只是想到 / 垂死者的孤獨,/ 想到喬丹諾當時 / 如何爬上他的火堆,/ 他無法在人類的語言中 / 找到這樣的一個詞句:當他在告別人類之前,/ 留給活著的人類。// 他們已跑去喝酒了,/ 或者在叫賣他們的白海星。/ 一筐筐橄欖和檸檬,/ 他們談笑風生地扛著它們。/ 但他離他們已經很遠了,/ 彷彿過去了好幾個世紀。/ 當他在火堆上升天時,/ 他們僅僅停留了一會兒。// 那些死去的孤獨者,/ 已被世界所忘記。/ 他們的語言讓我們感到陌生,/ 就像是來自古老星球的語言。/ 直到一切都變成了神話,/ 這時候已經過去了多少年,/ 在一個新的菲奧里廣場上,/ 憤怒激發了一個詩人的話語。// 華沙,一九四三”。(43 頁)現實見證者與曆史追憶者的身份交織在一起,殺戮與談笑重疊在一起,孤獨是孤獨者的命運,遺忘的發生竟然就“在火焰熄滅之前”,猶在耳邊的語言一下子變得極為遙遠、古老和陌生,所有這些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就這樣,“憤怒激發了一個詩人的話語”;就這樣,在米沃什寫下這些詩句多少年之後,憤怒同樣激發著無數閱讀者的話語。有時候,看起來是憤怒的情緒使他的詩句變得異常直率和粗糲,不再講究詩意:“在你周圍有一幫阿諛奉承的小醜,/ 你一意孤行,把善惡是非全顛倒。// 雖然大家在你面前屈膝卑躬,/ 誇你多麼英明,多麼高尚 / ……你切莫心安理得,詩人記得很清。/ 即使你殺了這個,另一個又會出現,/ 你的一言一行都會記錄在案。/ 冬日的早晨,壓彎的樹枝 / 和一條絞索對你最為合適。”(《你侮辱了……》,114頁)甚至有點寒光閃爍在詩句間。

米沃什的組詩《世界(天真的詩)》中有一節題為《找到》,是父親在回應兒子在恐懼中的呼喚:“我在這裏。為什麼會有這無謂的恐懼!/ 黑夜即將過去,白天很快就會來臨。/ 你聽,放牧人的號角已經吹響,/ 在條形紅帶上的星星正在變白。// 路是直的。我們正在樹林邊上。/下面村子裡,鍾聲已經敲響。/ 公雞在籬笆上歡唱黎明的到來,/ ……這裏依然很暗。霧像條漲水的河,/ 籠罩著一叢叢黑色的越橘樹。/ 但黎明已踩著高蹺涉水而來,/ 太陽的火球正在隆隆地升起。”(57 頁)這既是兩代人之間的呼喚與安慰,也是過去與未來之間的搏鬥與交替;在這裏,在這時候,所有的恐懼其實都是無謂的——也就是不必要的,這種關於恐懼的態度可以使人想起那句名言(“唯一值得恐懼的是恐懼本身”)。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與一般的歌頌黎明如何驅走黑暗不同,米沃什在這裏要歌頌的是對黎明的盼望與信念是如何戰勝恐懼。這裡面有我們比較熟悉的聲音,比如艾青的《黎明的通知》:“為了我的祈願 / 詩人啊,你起來吧 // ……借你正直人的嘴/ 請帶去我的消息 / 通知眼睛被渴望所灼痛的人類 / 和遠方的沉浸在苦難里的城市和村莊/ ……”但是,米沃什的“找到”沒有艾青的“通知”那麼浪漫和高調,也沒有那種敏感於政治的轉變,甚至帶有一點沉鬱與憂傷的氣息—— 在我看來這才是真實的“黎明的通知”;他只是希望“找回我們失去的一切;/ 星星和玫瑰,夕陽和黎明”。(57頁)

《可憐的詩人》再次提到了那個“憤怒的詩人”,他“眨巴著眼睛,充滿著惡意,/ 手裡掂量著一支鋼筆,/ 我正思謀著複仇。/ 我拿起了筆,它長出枝葉,覆蓋著花朵,/ 但那樹的氣味卻肆無忌憚,因為那裡,/ 在真實的大地上,/ 這樣的樹不能生長。那樹的氣味,/

對受苦的人類是一種侮辱。”(62頁)這裏必須停下來,必須詢問:在真實的大地上,樹的生長和它的氣味為何是“對受苦的人類是一種侮辱”?為什麼“這樣的樹不能生長”?近日讀到一位中國詩人的新作《你不可以這樣開花》,彷彿是對大半個世紀前的波蘭詩人的最好回應:“海棠和梨樹突然開花了 / 看見滿樹繽紛 / 頓時我崩潰了 /……這樣純潔 不染纖塵 / 這樣簡單 安靜 / 而且真實 / 你讓我蹲在樹下抱頭 / 你讓世界蒙羞 // 不可以 在這樣瘋狂的春天 / …… 一個震驚世界的槍手 / 而且 他的愛震懾了我 / 唐詩宋詞里找不到 / 那是誰的中國 // ……在高高揚起的鞭子下 / 在準備施刑的兇手的注視下 / 在已經被淡忘的今日 / 16年前一個逝去的名字 / 你 竟一如既往地開花了”。是眼前盛開的鮮花與心中無限的悲傷,使這位中國詩人在飄落的花瓣中只能抱頭坐下,恨不得讓自己化為泥土,“這樣就沒有人能打擾我 / 悄悄地嚎啕大哭”。(艾曉明《你不可以這樣開花》)

米沃什繼續談到絕望與希望,猛然間就像抽向我們心坎的鞭子,令我們疼痛:“然而給予我的卻是否定一切的希望,/ 因為自從我睜開眼睛,看到的只有大火和大屠殺,/ 看到的只有欺壓、侮辱和吹牛者的可笑的羞恥。”(62 頁)這種絕望的痛苦在《在華沙》中變得更為悲愴:“我怎能生活在這個國家?/ 在這裏每一步腳都能踢到 / 未被掩埋的親人的屍骨。/ 我聽到聲音,看到了微笑,/ 但我卻無法寫作”,最後詩人只能“不斷重複著兩個被拯救下來的詞:/ 真理和正義”。(81頁)那麼,詩人和詩歌的存在還有什麼必要?“救不了國家,救不了人民的 / 詩歌是什麼?/ 和官方的欺騙同流合汙,/ 變成快被割斷喉嚨的酒鬼的歌曲;/ 變成天真少女們的閑暇讀物。// 我期望人間的好詩,但我無能為力,/ 我發現了它高尚的目的,但太晚了。/ 它的目的就是,而且只能是,拯救。”(《獻詞》,83頁)這裏的拯救,只能是詩人的自我拯救。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