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旦通識|我們的通識教育:關心人與社會的發展
2019年03月19日16:17

原標題:複旦通識|我們的通識教育:關心人與社會的發展

【前言】通識教育本質上是全人教育,因應不同的人生階段,可以有不同的形態。不同於專業教育和職業教育,通識教育著眼於健全人格的養成、知識視野的拓展以及可遷移能力的培養。無論是大學之前的基礎教育、中等教育,還是大學之後的終身教育,都應該有通識教育的內涵。目前,通識教育的發展勢頭,正從大學下沉到中學,從大學擴展到社會。一種面向社會的通識教育並不是大學通識教育的簡化版,它更應該踏準生命的節奏,在不同的人生階段,給予更為成熟的德性教育、科學教育、文明教育與藝術教育,提供更敏銳的思維訓練和更溫厚的人格修養,從而建立起貫穿終身的學習能力。

從高校各類面向社會的“學習班”到知識類音頻的火爆,社會大眾對於通識教育有著極大的熱忱,越來越多的人們希望瞭解他們職業以外的世界,獲得事業成功的靈感,同時也是為了更好地生活,成為更好的公民。複旦大學經過13年的通識教育建設,積累和沉澱了豐厚的知識資源和精神財富,這些資源正以各種方式“溢出”校園,影響到社會的各個階層。“複旦通識”順勢而為,努力讓“溢出效應”發揮更大作用,推出面向社會的通識教育,因應社會主動學習的熱潮。

“複旦通識”將走向社會,通過在線課程、通識講座、媒體專欄、通識出版等渠道,探索和發展通識教育社會化的路徑,並以此為平台展現中國大學對人的培養的思考以及通識教育建設的成功。同時,我們也希望通過社會的回應和反饋,進一步豐富通識教育的內涵,將中國大學通識教育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服務社會、服務人類。

——孫向晨 教授(複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哲學學院院長)

複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合作,推出“複旦通識”系列,一方面探討關於通識教育的相關話題,一方面借助複旦大學通識教育建設成果的“溢出”效應、做“通識教育社會化”的嚐試。以上為複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哲學學院院長孫向晨教授為此一系列所作前言。以下為複旦大學前副校長蔡達峰論通識教育的文章。

複旦大學通識教育課堂現場。圖片來源:複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在歐美倡導了百餘年,可謂高等教育理論中既經典又最具活力的部分。它有過各種觀點、做法及爭議,也面臨著新挑戰和變革,但它在人才培養上的作用得到了廣泛認可。就像密西根大學原校長詹姆斯·杜德斯達博士所說:“儘管難以給通識教育下定義,它的實現也極具挑戰性,但這難以捉摸的通識教育的目標可能依然是使學生為終身學習和變化的世界做好準備的最好途徑。”

對於通識教育,我國高等教育的先驅們有過很好的見識和倡導。蔡元培先生提倡大學本科要“融通文理兩科之界限”,梅貽琦認為大學教育應以“通識為本,專識為末”。但是,“極具挑戰性的”實踐和不斷變化的環境影響了我國對歐美通識教育持續的關注和研究。

從洪堡思想、芝加哥大學等的自由教育運動,到《耶魯報告》和哈佛的《紅皮書》等,大概來說,通識教育是基於對人與社會本質的認識而提出的一種大學教育思想和培養策略。其核心命題是為什麼樣的社會培養一部分什麼樣的人。其基本要素包括人與社會、教育與大學、教學與課程等。其基本特徵: 從大學以外的問題來思考大學使命,不以滿足大學內部需要為目的;由專業知識和技能以外的問題來思考培養目標,不以滿足職業界需要為目標。

通識教育給我們最基本的啟示,是大學思考教育問題的動機與思路。我國的大學是否要推行通識教育,這是每個大學自己思考和選擇的課題。很難想像我國的大學都推行或都不推行通識教育,但都應該滿腔熱情地去思考自身對社會的使命,進而確定自己的培養策略。

通識教育的理念告訴我們,“我們的通識教育”應該有我們今天自己的針對性,應該是指那些探索通識教育的大學希望建立的中國通識教育。儘管沿用通識教育之名,儘管大學教育是世界性的課題,但我們不以移植西方通識教育為目標,而是以思考和探索中國當代大學的使命為己任,即針對中國社會、傳統、時代與國情,構建大學生培養策略。這種眼界和思路符合通識教育的特徵,也免得我們在尚未探索之前就陷入枝節的教學事務或毫無原則的利益紛爭之中,進而對通識教育產生似是而非的疑慮和反感。

一、關心人與社會的發展

通識教育的各種論點都有明確的背景和動機,即關注當代社會與人的發展問題。當然,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需要以哲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為基礎,但教育學家、大學管理者與教師更應該有思考的熱情。

通識教育,以尊重和滿足人的本質需要、促進人的長遠發展為出發點。在“大學培養什麼人”的問題上,對通識教育的議論特別豐富,而它們的背後都有“為什麼培養”的問題,有從哲學上說是自由人或完整的人,有從社會學上說是人性的守護者、未來社會的領導、文化與政治共同體的公民等。蔡元培先生說“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責任”。潘光旦先生認為“教育的理想是在發展整個的人格”。必須看到,諸如生命與生活、幸福與自由、個性與愛好、人格與尊嚴等話題,虛中有實,都是現實生活中永恒的精神支柱和發展動力。所以,教育必須引導積極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我們的大學生是否很快樂呢?或許他們承受著太多的壓力,以至於顧不上自身的價值,忘卻了生活的真諦,忽視了心靈的力量。或許他們把現實社會看得如此實際,以至於將自身的命運與財富的積累視為一體,放棄了信念,失去了理想。我們的大學生經曆了什麼呢?他們絕大部分來自嗬護有加的獨生子女家庭,他們都是應試教育的成功者,他們也都清楚地看到了就業的困難和財富的威力。他們特別渴望成功,也充滿想像,但除了攻讀學位以外,他們可以獲取成功的途徑很少,所以他們更容易遇到競爭的挫折和失敗。如果他們特別經受不起失敗和挫折,心靈的力量不能平衡現實的處境,那教育對他們還缺什麼呢?

我們不禁要反思,我們的大學是否足夠認真地研究著這些問題,是否足夠真心誠意地關心著學生,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把人生的道理更好地告訴每個學生。如果缺乏對人生價值的領悟,他們何以珍惜未來,何以影響社會。

通識教育研究為社會培養什麼人的問題,則自然要關心社會。社會是指相對獨立、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群體及其關係。中國社會正發生著深刻的改革和變化,在市場經濟的主導作用和財富吸引力不斷增強的同時,人群之間的貧富差距、機會公平等問題也日益突出,社會面臨著深層的矛盾和壓力。為了構建一個和諧社會,大學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

通識教育的任務,就是要使得學生把握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促進的關係。複旦大學老校長李登輝在《我們所最需要的教育》中說過:“近代教育的思潮,是由個人與社會對抗的觀念,進而至於個人與社會調和的觀念。教育的最高目的,是要把個人潛伏的心能,儘量引導使之發展,以替社會謀福利。社會的進步,和個人的發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個人中最有價值而應啟發的心能,亦就是在社會上高貴的德行。”個人發展與服務社會並不矛盾,任何專業的學生都可以在這裏尋求最有價值的人生途徑,而且唯此才是正道。社會應該給每個人以發揮才智的機會,但總不能充分。個人應該為社會奉獻才智,但也未必可以充分。所以,大學應該告訴學生如何去尋求心能與德行的結合,使他們理解其中的道理,併成為這些道理的實踐者、推行者和得益者。

要使學生能夠理解這種道理,不是靠提供獲利的計謀或就業單位,而是要激發他們理性的力量,培養堅持長遠和全面地看待個人與社會的發展需要的能力。既為發展,就要永遠追求將來,就不能看眼前和局部。通識教育的任務,就是讓學生通過學術的熏陶養成科學和文明精神,從而具備理性的力量。

關心社會就要尋求全民共同的利益和價值,尋求社會命運之根本,也就是維護民族、國家、公眾的利益,而這種利益集中體現在文化與傳統上。通識教育關注曆史文化與傳統精神的當代處境問題,關注這些變化對人的影響,最終通過人才培養維護它們延續的需求。社會變化所伴隨著的傳統與曆史學術的變化,反映了一個民族和國家對自身利益的態度和繼承與創新的能力,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特別需要有這種態度和能力,大學及其學生要有這種曆史責任感。

關心社會不僅在於實現個人價值,而是要尋求群體力量。大學培養的高層次人才,不僅指個人收入之高,而且指能夠引領社會健康發展的骨幹。他們無論從事何種職業,都能夠帶動和影響周圍的人。通識教育的任務,就是要培養學生良好的集體意識和溝通能力,這與培養民族意識與政治交往能力是一樣的道理。

要實現培養人的任務,大學需要對自身與社會的關係有理性的認識。我國的高等教育進入了大眾化階段,但這種偉大的進步揭示了其他的需求,如就業之難度及其對學位威信帶來的影響,教學能力的不足及其對培養質量的影響。大學在備受青睞的同時,教育則被蒙上了交易的色彩;職業界在備受追捧的同時,社會則被誤解為市場,並過分地主導著大學與學生。對此,大學應該感到焦慮和愧疚,因為大學對現實社會的問題負有責任。

大學不能自我貶值,無數優秀的中學生滿懷升學的渴望,職業界自覺或不自覺地希望能夠得到比現有從業者更優秀的人才。大學有充分的機會,它不僅可以適應社會,而且可以引領社會,這就需要大學超越自身局限,捨棄眼前的圖謀,守護教育的理性,立足社會長遠利益和學生整體素質提高的需要,承擔神聖的使命,儘管它充滿困難。

二、堅守教育本質和大學使命

通識教育的曆史不是高等教育的曆史,也不是大學的全部,它是維護教育本質和大學使命的一種努力,換言之,教育的本質會在辦學中演變、淹沒或異化。大學必須時刻反思自己在辦學中對教育本質的把握,這猶如大學要告訴學生如何在現實生活中把握人生一樣。教育啟迪良智,教化民眾,推進文明,教育具有永恒性、公益性和前瞻性,大學可以有不同定位和教學理念,但它不能放棄對人與社會本質需求的激發、引導和追求。

知識和技能的傳授使受業者獲得利益,並使大學獲得社會的信賴,無論是精英教育還是大眾教育階段,人們都把大學當作陞遷之門。但這種需求關係只是表面的,知識的更新照樣要淘汰那些擁有學位的但沒有好學精神的人,社會的變化照樣要淘汰那些有優秀成績但缺乏信念的人,生活的挫折有時可以輕易地摧毀知識的積累。但坦率地說,這些問題看來沒有危及大學,大學總是躊躇滿誌,高等教育的旗幟依然在大學的上空隨風飄揚。

關於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孰重孰輕的爭議經常發生。其實,它們有不同的適用性,應該可以相互補充和結合。如果要有所強調的話,那是針對有所輕視的傾向,針對社會和個人發展中的問題而言。我國的基礎教育有知識分科和應試導向特徵,我們的高等教育(不是指具體學校)更以專業教育為特徵,並有職業化傾向。這種特徵提醒我們必須看到專業教育以外的問題,比如,如何幫助學生理解人生和社會問題,學會拒絕功利、利己、拜金和機會主義思潮,樹立誠信、愛心、公平和服務精神,學會熱愛生活、堅持真理和承受壓力,懂得民族利益、國家命運和百姓疾苦,這些問題都超出了專業知識的範疇。再如,對於那些關注個人、追求物質、迷戀西方的學生,那些對集體和國家、民族文化與傳統冷漠,缺乏精神與理想的學生,除了專業知識和技能,大學應該再給予他們什麼呢?而這正是通識教育要針對的問題。

對大學使命的理解,還摻雜著一些更為實際的問題,比如,我們的大學已經熟悉了專業教育模式,課程、教師、學生、教學方式乃至管理體製和規章都已經銘刻了專業教育的印記,這是大家以為最輕便和高效的教育。轉變這種教育模式將會帶來麻煩,新的課程、新的教學方式等將會帶來壓力。所以,有時與其說是教育觀念之爭,倒不如說是利益之爭,但觀念之爭更容易做一些。再如,學生及其家長經常會問“學這種東西有什麼用?”或“學這種東西與我的專業有什麼相干?”。他們太容易接受有具體用途的課程,有些學生寧可捨棄一些“無用的課程”而去校外參加各種證書培訓,因為這會使他們在人才招聘中贏得優勢。總之,教育工作者與受教育者各有自身的利益和計劃,它們構成了大學內部的需求關係和自然生態,也對大學提出了重大的疑問: 如何理解大學的利益?如何構築大學的理性?大學的使命如何認識和實現?這也是通識教育要面對的問題。

三、製定通識教育的實施策略

對於一所大學來說,推行通識教育需要一個全面的策略,需要遵循教育規律和自身的實際條件,設計專門教與學在課程與環境中的關係與調整辦法。

推進通識教育需要有認識上的先導和動力。我們是否確實看到了挑戰,包括國際化教育及人才競爭、市場經濟意識、大眾化教育、就業市場等對我們的人才培養目標、大學傳統和精神構成的挑戰;我們是否確實看到了責任,包括為自己的大學提升建設目標、為國家的人才培養做出貢獻的責任。推進通識教育需要有真實的動機,因為它是很實際的工作。口號與形式上的事情都容易做,但這不僅沒有意義,而且會有副作用。換言之,認識上的轉變是重要的基礎,但也很難。動機和實踐可以同步深化,但啟動的意圖要明確。

對於推進通識教育,每個大學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態度。但對於中國社會的現狀與發展,每個大學有共同的使命和義務,這是關於教育事業的義務,是討論推進通識教育的最重要的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大學要努力為社會構建一種自己的大學教育理念。在這種理念中,大學承擔著民族文化精神的繼承和創新、為民族偉大複興培養一代新人的神聖職責;在這種理念中,培養學生的思想精神是大學的首要使命,它不受其他功利需要的排斥;在這種理念中,專業教育必須具有良好的環境和前提,併發揮更有益於心智的獨特作用,且不受眼前或局部利益的衝擊。

對中國大學來說,推進通識教育將牽扯到系統的改革,所以它也是一個系統的任務。比如,通識教育課程體系建設的任務,包括內容體系設置與課程結構調整等;通識教育課程管理製度建設的任務,包括課程來源、數量、審核、學分、選課、教材、教師的具體管理辦法等;學生選課管理製度建設的任務,包括選課規則與考核辦法等。

“如何建立通識教育課程體系”是推進通識教育的核心任務,而處理培養目標、內容體系與課程設置之間的關係是其中的難點,這需要我們有創新精神和科學辦法。培養目標決定課程。耶魯的通選課計劃的目標“不是為了職業,而是為了生活”。為此,它開設人文教育計劃課程培養學生寬容、尊重、公正和坦誠的精神,開設古代或外國文化藝術課程培養學生超越自己看自己的時代的能力,開設社會科學課程培養學生思考人類命運的見識和能力。總體上看,通識教育課程設置的基本特徵表現在“寬度”上。首先是內容上的“寬度”,它給予學生不同領域的課程及觀念、思想和方法,這適應於培養目標的“寬度”,比如通過瞭解社會與自己、中國與世界、傳統與現代,拓寬視野和心胸,陶冶心靈和精神,熱愛生活和社會,學會理解與合作,崇敬理性和真理;其次是學生的“寬度”,各類專業的本科生都可以修讀這些課程。從這個要求說,綜合性大學比較容易實施通識教育。

建設通識教育課程,需要有學科與師資的保障,要有一批各學科熱衷於通識教育的優秀教師來承擔課程,要有大批的教師支持和關心通識教育。顯然,這也可能是我們沉重的建設任務,因為許多教師要承擔不屬於本專業或本院系的新課程,要有相應的管理體製和利益機製。同樣的問題還存在於學生中,專業給他們帶來太多的規矩,比如: 要想成為專家,就不要修讀那些課程。所以,通識教育需要有相應的教學管理形態。我國大學通識教育的推進,從知識到課程,從教師到學生,從培養目標到管理製度,都可能要走“拓寬”之路,打破現有的體製局限。

中國的通識教育辦法一定會在改革中形成和成熟,因為為了學生和社會的發展,一定會有很多教師願意給這項工作提供幫助,並從中發揮自己的才華。我國大學的使命也一定會在改革中實現,因為我們不會等待,我們也不能等待。

【本文作者蔡達峰,原複旦大學副校長,現任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本文原刊於《讀書》2006年第4期,並先後收錄於《大學:為了學生與社會》(蔡達峰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我們的通識教育》(蔡達峰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11月出版)。此次發表略有刪減,未收錄原文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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