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地方·評論|“北京東路製造”:從工業物件到城市藝術
2019年03月17日09:29

原標題:你的地方·評論|“北京東路製造”:從工業物件到城市藝術

在美術館遇見五金零件

第12屆上海雙年展城市項目“你的地方”之成果展“我們的地方”,目前正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展出。在屬於“北京東路製造”的一方小小展區中,那些來自五金商舖中的小零件、小“玩意”組裝成樂器,配合上街頭影像剪輯,叮叮噹噹奏響了一曲《北京東路新式膨脹》。其中有意為之的粗糙感,同今天工業給予人們的“設計感”大相逕庭。

第12屆上海雙年展城市項目“你的地方”之成果展“我們的地方”中,“Made in Beijing Dong Lu”展位。

以經營生產資料著稱的北京東路,作為“生產”的代名詞,進入到“北京東路製造”兩位發起人的視野之中。正如他們在招募文本中所說:“最繁華和生動的大馬路身後,需要這樣一條生產性的’零馬路’來支撐”。 “生產”作為另一個極點,與當前佔據主導地位的各色“消費”分庭抗禮。

然而,與其說“生產”與“消費”佔據兩個極端,毋寧說二者原本只是相對的,因為一方的“產品”很容易轉化為另一方的“原料”。尤其是,北京東路上的五金、電器零件等等,在上遊廠商生產出來,分銷往下遊的生產者和服務提供者(如維修部)。是消費還是生產,僅僅隨“用處”的不同而不同。進而言之,因使用和對待它的人而不同。

無論從生產還是從消費的角度,我們看到的是北京東路上出售和陳列的物件。它們中的每一個,都是波瀾壯闊的經濟活動總體圖景中微小卻有其份量的中介。就這些物件本身而言,它們眼下還不會消失,恐怕未來也不會徹底消失。北京東路上那些有近百年曆史、標誌著工部局(“SMC”)字樣的窨井蓋仍發揮著作用,這一事實本身就是明證。

在附近電影院入口處的圖示上,北京東路被註明是“生產資料一條街”。

因而,這條“生產資料一條街”,真正消失的是一種商業模式,也就是那種連結生產和消費的社會運作方式。在城市中心人流密集的地方,生產資料的交易已不被需要,那樣的“北京東路”成為一種曆史的遺存,正在從人們的視野中消退。可是,只有在面臨消失的狀態下,人們才有機會發問:北京東路的辨識度從何而來,工業物件何以標誌了那裡的業態、社會運作模式,乃至於一種“產業精神”?

工業物件的符號化

在北京東路成為“生產資料一條街”的商業史中,我們也能讀到一部工業物件符號化的曆史:它們從工業運作中抽像出來,成為調動和組織起商戶、顧客等人群的規定性力量,從而為北京東路這個街區提供了意象。然而,這種“符號”在街區繁盛之時仍是不完全的,它不能獨立於人們對工業物件的經濟需求。無論它們的陳列方式令人想起的是盆栽中的富貴竹還是珠寶首飾,當它們出現在商舖環境之中,就多少意味著它們仍只是那些生產/消費過程中的一個中介物。

北京東路上的商戶陳列。

而今,這些物件進入到美術館中,以純然社會領域中的符號意義登場;正如眼下越來越多的工業遺存被賦予“文化”屬性並得到保護。某種程度上,這意味著,對這些物件乃至場所的經濟需求已經降低甚至消除。

最新的《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去年上海服務業占全市GDP比重達69.9%,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92.0%,而這一數字在2000年為50.2%、1990年為31.9%。與這組數據相對的則是,那些散發著年代氣息的五金、電器零件與大多數的“生產資料”一道從“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中全面撤退。工業雖然仍在城市中發揮重要作用,但這種重要性不是通過數量,而是通過向“戰略”、“新興”的高精尖領域轉變而體現的。

“我們的地方”中,“Made in Beijing Dong Lu”項目里包括一些在北京東路商戶名片上臨摹五金工件的作品。

對今天生活在上海這座城市里的大多數人來說,工業是一種遙遠的存在。巨大的工業園區搬遷到居民區之間的“空白”地帶。而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消費主義”所代表的資本運作新方式,讓人們越來越多地面對無法拆解的產品整體,以至於它們出現故障時,返廠或更換成為幾乎唯一的選項,能夠自己維修的場景幾近消失。

當“消費主義”推動設計成為工業與藝術明面上的交點時,重新凸顯出物質性作為二者共同根基的始源地位就顯得尤有必要。和強調整體認知的“設計感”相對照的,正是那種零敲碎打式的粗糙,呈現出若干分離卻協同工作的技術物件。它們在美術館的語境中,作為一個個“作品”,或至少是“作品”的組成部分登場。工業物件被符號化,並進入“藝術”語境,正是這種經濟結構變化的一種體現。

藝術中技術物件的顯現

“北京東路製造”向我們展現出了一種可能性:當物件的原本用途不再為大眾所認識,同時,在漫長時間過程中積累下的符號功能又還沒有喪失殆盡,這時利用這些物件,可以產生出藝術。

“我們的地方”中,“Made in Beijing Dong Lu”項目里包括首飾設計師Vil用軸承做成的戒指和吊墜。

一方面,是前述經濟史過程,讓展廳里的零件脫離了同經濟行為、同工業生產的直接關聯;而另一方面,還存在著一個使其與“藝術”建立新關聯的意義過程,由此這些零件才能成為“藝術物件”或“藝術品”。觸發這個意義過程並不是無條件的。它首先需要回歸到物件的物質基礎之上,才有可能被賦予新的意義;就是說,要技術地看待這些物件。這也正是兩位發起人所強調的“手藝活”題中之旨。

有人(Paul Levinson,1977)曾將技術劃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以其過程本身而成為有趣的“玩意”,繼而擔當現實世界的功能或反映,最後催生出藝術作品。然而這種階段劃分並不是嚴格的,甚而談不上是不同的階段;因為論者自己也無法說清,每一種特定的技術究竟處於哪個階段上,有什麼特定的標誌。但這其中仍蘊含了一些樸素的觀察,也就是說,藝術作品的產生,往往是在技術物件的原本功能脫離之後。

對技術物件來說,它最基本的意義在於功能,在它的“用處”。膨脹螺絲的兩個部分看上去像是“正好放不進去”;安裝技術使之有了一種用處,這個用處也是它成為工業上的一個零件、作為一個小小的螺絲釘進入包羅萬象的經濟活動中的基石。但從經濟活動和工業生產中抽離之後,膨脹螺絲的基本物質屬性並沒有發生變化,它仍然是金屬製成的。此時的新“用處”就是將這種特性用於別的目的。膨脹螺絲作為“膨脹螺絲”儘管只有那樣一些確定的用處,但作為一般意義上的技術物件,卻可以被挪用於構成一組打擊樂器。這一用法上的改變,讓膨脹螺絲得到了新的意義。

因此可以說,同某些哲學家和評論者教導人們的相反,並不是藝術在技術的世界中沉淪,而是技術在藝術中彰顯出本色——從製作者在商舖中買到它,到它最終出現在展廳里,這個商業街上的工業物件於藝術中實現了回歸技術物件。脫離了經濟物件以價格與利潤計算的邏輯,從工業生產的組織化與規模化中抽身,回歸到一種親力親為的物質性實踐。相應地,技術物件也呈現出它的零碎細瑣的本真面貌,表現出與現成、整體的“技術商品”相異的風格。

意義再造與城市藝術

與工業用途不同,並沒有單獨的一類“藝術用途”。要使新的“用處”、新的意義進入文化和藝術之中,還需要對這些新“用處”加以闡釋。在“北京東路製造”中,參與者將這條商業街的興衰、童年記憶與家族史回顧串聯起來,展示出工業物件既是經濟史的敘事、文化媒介敘事或家庭敘事的主題或由頭,也可以是展開其他敘事的方式。在這些形形色色的故事中,物件的意義隨著講述而凸顯。

“Made in Beijing Dong Lu”展位上,有羽毛裝置的輕盈,有金屬零件的質感,也有機械的節奏與律動。

但這些毋寧說還只是對“藝術”的準備。物件不只是對既成事實的追述和再現,在藝術中,它所進行的是一種表達,是從生活經驗中抽取提煉意義的核心要素。如機械的沉重與羽毛的輕盈,打磨過的五金部件則被比擬於珠寶般的光澤,無疑體現出創作者對這些物件傾注的熱情。這份熱情同時也是對於“北京東路”,這個他們曾經探訪過乃至生活過的處所的。在物件和街區間,借道技術達成的意義再造,重新構築了新的連結。

因而可以說,在對“原”工業物件的闡釋中,重要的並不是工業或生產本身,而是成為符號的“工業”、“生產”;它們同時也是與城市的生活經驗緊密相連的關鍵詞。當我們追溯那些童年記憶與家族史之所以然,“工業”、“生產”這些觀念的確比比皆是,它們在百餘年中主導了人們對城市的想像、謀劃與經驗。還有什麼比轟鳴作響的機器、煙霧嫋嫋的煙囪更能代表一個年代的人們對“城市”的理解呢?也因此,還有什麼比已經成為“遺存”的工業設施、工業物件,更能紀念這份有幾分浪漫、幾分碩果,而又帶來幾分沉重的理解呢?

北京東路上的一些軸承零件。

這樣來看,進入到展廳里的五金零件同北京東路的這種連結可以說是必然的,甚至它使“北京東路”可以超出一條數百米馬路的意義。如果我們相信,古代的藝術產生自紀念與記憶的需要;那麼,在最為“當代”的語境中,“北京東路製造”里的零件連同作為展廳本身的南市發電廠遺存,正在重申的也正是這一古老的寓意。以“藝術”的名義構築的一座座大小各異的紀念碑,留存的是那種曾經塑造了這座城市的意識。據說,進入了“後工業”時代的人們,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這樣的“紀念碑”;而這樣的工作,也更能名實相符地稱為“城市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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