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包弼德、鄧小南、艾朗諾:中國“中古”研究意味著什麼
2019年03月15日09:35

原標題:論壇︱包弼德、鄧小南、艾朗諾:中國“中古”研究意味著什麼

3月8日,包弼德(Peter Bol)、鄧小南、艾朗諾(Ronald Egan)三位中國“中古”研究專家齊聚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在中文系王昌偉教授主持的“中國‘中古’時期研究的過去、現狀與展望中英文圓桌論壇”中進行對話。他們根據自己的專長,從史學、文學角度就中國中古時期研究問題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論壇伊始,王昌偉教授首先指出“中古”(Middle Period History)是一個近十年內才逐漸使用起來的概念,一般指從中晚唐到14世紀約6個世紀的中國曆史,而學者一般將這6個世紀的中國史視為比較連貫的曆程。對此,王昌偉教授提出了三個問題:“中古史”意味著什麼?把這段曆史當作“連貫的曆程”有意義嗎?我們能從這段“連貫的曆程”中得到什麼益處?

包弼德:“始於唐宋變革的中古史何時結束?我不知道!”

包弼德教授指出,對於曆史分期而言,朝代變化往往只能反映上層政治精英的變化,而思想、宗教、科技、社會結構、經濟卻未必同步變化,因此以朝代劃分曆史是存在不足的。一些研究中國曆史分期的學者常常試圖尋找哪一項變化可以代表中國的轉變,而他關注的則是中國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聯。

包弼德認為,要從兩個維度看待唐宋時代的曆史:時間上朝代更替;空間上發生了從北方向南方轉移。時空的變化給中國社會帶來全方位的變遷:安史之亂後南方持續發展,在南方建國的“十國”第一次使中國南方出現了多個區域中心。這一時期南方人口也愈發稠密,而南方密佈的水路極大降低了商貿往來的成本。伴隨經濟成長,這一時期貨幣供應量成長了30倍、城市的經濟功能增強、地方經濟中心與行政中心分離、稅製也發生了轉變。這一時期的社會、文化也發生很大變化,科舉製度使得知識取代出身成為支持向上流動的因素,以及道學取代佛學佔據社會思潮主流等。

在包弼德看來,這些彼此相關的諸多因素使得中國“中古”史有別於前一時期,但中國中古史的下限為何?他直截了當地說:“我不知道!”

會議現場(嚴詩喆 攝)

鄧小南:“中古史”與“中葉史”

鄧小南教授首先談及自己對“中古”一詞的認識,她指出,西方學界對於“Middle Period”一詞含括時段的理解有很大分歧。郝若貝(Robert Hartwell)在《750-1550年中國的人口、政治、社會轉型》中將其定義為750至1550年;2014年哈佛大學、2017年萊頓大學有關“Middle Period”的學術會議將其定義為800至1400年;而耶魯大學明年將要舉辦的“第三屆中古中國人文學術會議”中則將“Middle Period”定義為220年至1600年。在中國,有學者將Middle Period翻譯為“中葉史”,不過很少有學者將自己的研究放在“中葉史”的框架之下。但大家早已意識到依據朝代劃分曆史斷限會阻礙對很多問題的深入理解,應該儘量從更長的時段去研究曆史問題。

鄧小南接下來簡要介紹了近年中國“中古”研究議題的情況。宏觀而論,該時段議題豐富,集中的關注點一方面在於“變動”,例如唐宋變革、宋元變革、元明變革;另一方面在於“秩序”,即社會秩序的建立、維持、重構,曆史人類學對於國家滲透下的社會、社會中的國家,有許多切實的討論。在新議題方面,近年來,學者(尤其是中青年學者)相當重視曆史書寫、史料批判,因此出現了諸如《製造漢武帝》《製造“夷狄”》等著述;基於史料辨析的遼金史的再探,尤其對於契丹王朝早期政治史的研究,儘管觀點不同,整體上有明顯推進。民族史、環境史、疾病史、地方社會、民間信仰等等也有相當多的討論。除了新議題之外,有很多關於政治、製度等傳統議題的再認識,例如日常政務運行、禮製、士人網絡等等,曆史學與社會學、政治學、藝術學等學科的交叉互動,深化了相關討論。近來的一些熱門話題如中外關係史、絲綢之路、中央地方關係等,與當代全球化進程、國際格局、國家治理相關,使得一些過去有積累的領域蓬勃發展。而全球化更刺激了學者對“中國”概念進行研究,試圖理解中古時期的人們如何認識他們心目中的“中國”。

在鄧小南看來,近年史籍資料整理有相當成果,如重新點校出版《隋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整理《全宋文》《全宋筆記》《宋會要輯稿》,分析《全宋詩》,而對於王安石、朱熹等人的著作、年譜也有新的整理研究。而鄭振滿、丁荷生整理的《福建宗教碑銘彙編》則是地方文獻整理的代表。考古成果也對曆史研究帶來很大幫助,如對唐長安、遼上京、元上都的考古工作,對遼代帝陵、南宋六陵、呂祖謙等家族墓群的考察等,豐富了我們對於時代面貌的感知。考古發現的《徐謂禮文書》等出土文獻以及墓誌、家譜乃至圖像資料等,都更加充分地運用到中古史的研究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青年學者對藏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等古老民族語言,以及梵文、佉盧文、波斯文等語文的學習與掌握,有效拓寬了研究視域,對曆史研究的長遠發展有根本性的幫助。

最後,鄧小南指出,學界近年引入了《哈佛中國史》、日本《講談社中國史》等普及性的學術讀物,提升了討論交流的熱度。而在各類機緣促進下,社會上也有不少人開始關注宋代,《三聯生活週刊》有關宋代的議題成為“爆款”,也是有趣的文化現象。

艾朗諾:“宋代的詩文書畫是不應被分割的整體。”

站在文學研究者的角度,艾朗諾教授探討來唐宋文學、藝術之間的異同,以及他對宋代文學研究方法的思考。艾朗諾指出,宋代出現了一個人擅長多種文學、藝術的現象,這在唐代是沒有的——比如唐代詩人李白、杜甫、書法家顏真卿、懷素、畫家閻立本、吳道子都只在自己的領域成就極高,但並不擅長其他文學、藝術形式。而在宋代,根據蘇東坡的《書吳道子畫後》可以看出:在他觀念中詩、文、書、畫有相當的關聯,而這四種形式在唐代分別已經達到高峰,必須綜合它們才能和唐人競爭。這種觀念在宋代影響很大,當時許多人都把詩歌、書法、繪畫甚至音樂放在一起看待。

在艾朗諾看來,宋代所出現的文學、藝術的“綜合”在當今沒有得到適當回應,今天的學者往往針對文學、藝術中的各領域分別研究,從而忽視了文學、藝術的整體性。他將此歸類為兩個原因:第一是研究方法不靈活、保守,“分門別類”的研究適用於不同文學、藝術種類距離較遠的唐代,但應用到宋代時卻沒有及時調整;第二是現代學術專業劃分導致學者為自己的領域限製,但如今詩學、詞學、散文學、書畫學的分類卻不符合宋代文化產品的情況。

最後,艾朗諾還提及,宋代文人最有創造性的作品不是詩、文等地位較高的文體,而是地位比較低的筆記、題跋、書簡、尺牘、雜文等等。但當今的文學選本、文學史書寫都未對這些地位較低的文體予以足夠的關注——這恰恰體現宋代人很靈活,我們現代人卻很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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