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新療法後 第三例愛滋病治癒病例可能出現了!
2019年03月12日08:54

  3月12日消息,據國外媒體報導,一名德國愛滋病患者在接受了革命性的新療法之後,或將成為體內病毒得到徹底清除的第三人。這位未具名的“杜塞爾多夫病人”四個月前因癌症接受了幹細胞移植。目前尚未出現受感染的跡象。

  這一病例與“倫敦病人”在同一會議上發佈。後者是史上第二位被宣佈體內不再存在HIV病毒的愛滋病患者。這名英國患者體內無HIV病毒的記錄已經持續了18個月。消息一出,專家們倍感振奮。但他們也警告稱,全球有3700萬HIV病毒攜帶者的現狀並不會因此改變。

倫敦病人的例子說明,柏林病人被治癒並非出於僥倖,而是可以被複製的。
倫敦病人的例子說明,柏林病人被治癒並非出於僥倖,而是可以被複製的。

  目前只有另一位病人成功熬過了危險的幹細胞移植,且痊癒後體內不再存在HIV病毒,即“柏林病人”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 Ray Brown)。還有兩名愛滋病患者接受了同樣的幹細胞移植手術,但每日仍需服用藥物來控製HIV病毒,體內病毒仍未被完全清除。

  杜塞爾多夫大學的比約恩•延森博士(Björn Jensen)在西雅圖舉辦的一場醫學會議上宣佈了第三名被治癒患者的消息。據烏得勒支大學醫療中心參與該病例的醫生們透露,該患者腸道和淋巴結的活檢結果顯示,其體內已不存在感染HIV病毒的跡象,他們還補充道,這名患者目前尚未“複發”(即可以再次檢測到體內存在HIV病毒)。

  和“倫敦病人”及“柏林病人”一樣,除患有愛滋病外,“杜塞爾多夫病人”還身患癌症。不過目前還不清楚是哪種癌症。

  對柏林、倫敦和杜塞爾多夫病人而言,一場危及生命、過程複雜的幹細胞移植可謂是生存的最後一搏,純屬無奈之舉。對其他大多數愛滋病患者來說,沒有必要去冒這種風險,只要每天吃一片抑製病毒的藥物、阻止病毒傳播就可以了,同樣可以健康長壽。

  治療杜塞爾多夫病人的醫生們仍在對其進行追蹤。據他們暗示,與倫敦和柏林病人不同,這名患者擺脫病毒的時間還不夠長,還不能被宣佈進入長期緩解階段。巴塞羅那伊斯卡薩愛滋病研究所的哈維爾•馬丁內斯•皮卡多(Javier Martinez-Picado)透露道,還有另外兩名HIV病毒陽性患者也接受了幹細胞移植,但仍需服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

  參與一項評估幹細胞移植對治療愛滋病影響的國際項目的專家表示,已有39名患者接受了幹細胞移植。目前還不清楚其中是否有人的HIV病毒得到清除,也不確定他們接收幹細胞移植的時間。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HIV/愛滋病部門主任安東尼•法契博士(Dr Anthony Fauci)表示,倫敦病人的報告“簡練而重要”,“使在柏林病人身上體現出的概念驗證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即具有HIV病毒抵抗力的人捐獻的幹細胞可以清除幹細胞接受者體內的HIV病毒,“但考慮到愛滋病患者的情況千差萬別,這種療法根本就不實際。”法契博士補充道。

  “假如我患有霍奇金氏淋巴瘤或粒細胞性白血病,如果不接受幹細胞移植便必死無疑,碰巧我又有HIV病毒,這就很值得考慮。但對成百上千萬並不需要幹細胞移植的愛滋病患者來說,他們的情況並不適用。”

愛滋病患者通常要終身每日服用病毒抑製藥物。一旦停藥,病毒就會在兩三週內捲土重來。
愛滋病患者通常要終身每日服用病毒抑製藥物。一旦停藥,病毒就會在兩三週內捲土重來。

  HIV病毒領域的頂尖科學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簡妮特•西里奇亞諾博士(Dr Janet Siliciano)也讚同,這些研究結果的現實意義有限。但這項研究首次證明,愛滋病的治癒並非出於僥倖。此前人們曾多次試圖複製柏林病人的治療方法,卻屢屢失敗,因此很多人擔心那次成功只是碰巧而已。

  “我覺得這非常令人興奮。”西里奇亞諾博士表示。“現在我們知道了,柏林病人並非唯一的幸運兒,這一數字已經變成了2。”和杜塞爾多夫病人一樣,倫敦病人的病例報告也獲《自然》期刊發表,有倫敦大學學院、帝國理工學院、牛津和劍橋四所大學的研究人員參與其中。

  倫敦病人於2003年被診斷出體內存在HIV病毒。2012年起,他開始採用抗逆轉錄病毒療法(即抗病毒藥物)控製病毒感染。自抗逆轉錄病毒療法於1996年被發現以來,就一直是獲診愛滋病後第一時間推薦採用的療法。研究人員並未解釋倫敦病人為何過了九年才開始採用這一療法。

  也是在2012年,他患上了霍奇金淋巴瘤。2016年,他同意接受幹細胞移植,希望以此治療癌症,和其他情況類似的病人一樣,醫生希望能取得一個完美的平衡:找到一名有HIV病毒抗體基因的捐獻人,這樣便可“一箭雙鵰”,將癌症和HIV病毒一併掃除。

  大多數人體內都有CCR5基因。這種基因動不動就給我們幫倒忙,比如限製我們在患中風後存活和康複的能力。HIV病毒也會將目標瞄準這種基因,將其作為入侵人體免疫系統的切入點,但少數人會攜帶變異版的CCR5基因,這種基因不會表達出來,因此這類人天生就對HIV病毒有抵抗力。這類人也因此獲得了“控製精英”的稱號,因為他們天生就能控製HIV病毒,就好像在服用病毒抑製藥物一樣。

  和柏林病人一樣,倫敦病人的醫生也找到了一位擁有CCR5變異的捐獻人,約百分之一的北歐後裔從雙方父母那裡遺傳了這種變異基因,對大多數HIV病毒都免疫。此次的捐獻人就是這種雙變異繼承者,“這幾乎是‘不可能事件’,”該研究的主要研究員、倫敦大學學院的拉文德拉•古普塔(Ravindra Gupta)指出,“所以這種情況被觀察到的機會很小。”

  此次移植改變了倫敦病人的免疫系統,使其也擁有了捐贈人的變異基因和抗HIV病毒能力,該患者主動提出停止服用藥物,想看看病毒是否會捲土重來。醫生通常不建議病人這麼做,因為自從柏林病人之後,該療法還沒有成功的實例,另外柏林病人的例子稍有不同:他在幹細胞移植之前就停止了抗逆轉錄病毒療法。而倫敦病人的醫生讓他在從頭至尾始終服用藥物。

  如果每天服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便可對病毒起到抑製作用,防止其死灰複燃。在連續每日服用藥物六個月後,患者體內的病毒量已經降到了檢測不出的水平,也因而不再具有傳染性。

  停藥幾週後,大多數患者的病毒水平都會飆升。但倫敦病人並未出現這種情況。測驗結果不僅未發現R5病毒的蹤影(與CCR5基因相關的一類病毒),也未找到X4病毒的跡象(與另一類基因有關的病毒)。在停止服藥18個月後,他體內仍未發現HIV病毒。

  研究作者對倫敦病人的例子持謹慎樂觀態度,認為該病例比柏林病人“稍微輕鬆”一些,也許是個進步的跡象,與柏林病人布朗相比,倫敦病人在移植前接受的化療不那麼痛苦,不需要接受放療,移植反應也比較輕微。

  布朗在白血病複發之後又做了一次幹細胞移植,同時接受了大量化療和放療。法契博士對此並不確定,他認為這次複發只是由於癌症本身導致的,與HIV病毒無關, 而對於為這些“愛滋病被治癒”的跡象歡呼振奮的人,法契博士提醒他們仍需保持謹慎態度。他將這些跡象稱為“減刑”,認為我們還要等更長時間,才能宣佈這位病人體內已不存在HIV病毒。

  其他人也曾經停藥很長時間,但最終還是複發了。“密西西比兒童”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一名嬰兒從母親那裡感染了HIV病毒,接受了18個月的抗逆轉錄病毒療法治療,然後停藥達兩年時間,期間病毒並未重新出現,因此很多人都認為她已經被治癒了。

  但病毒最終還是捲土重來了。此外還有法國的“維斯孔蒂群組”(Visconti cohort):14名患者在感染初期就接受了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然後在三年內相繼停藥。雖然他們的細胞中仍能檢測到HIV病毒,但病毒已經能夠被身體自然控製,但倫敦和柏林病人有所不同,因為他們的整套免疫系統都被另一套系統取代了。

  近幾年來,科學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進展,在備受讚譽的同時也飽受爭議。西里奇亞諾博士認為,此次最新研究顯示,人們也許還能取得更多突破,“所有這些‘治癒’或‘接近治癒’的例子都有很大的信息量。每個病例都對該領域起到了一定的啟發,讓我們更好地思考根除HIV病毒的方法。”西里奇亞諾博士表示。

  布朗稱很想與倫敦病人見一面,鼓勵他公開自己的身份,因為“這對科學研究幫助很大,還能幫助HIV陽性患者和攜帶者重燃希望。”治療布朗的德國醫生吉羅•胡特(Dr Gero Hutter)稱倫敦病人的例子是“極好的消息”,為“治癒HIV的拚圖又拚上了一塊碎片”,英國傳染病專家們也對這一消息表示欣慰。倫敦瑪麗女王大學的艾妮•麥克奈特教授(Áine McKnight)表示:“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研究。在長達十年的空窗期之後,它終於證實了柏林病人的例子並非純屬僥倖。”

  帝國理工學院的格拉厄姆•庫克教授(Professor Graham Cooke)表示:“這位倫敦病人的HIV病毒在骨髓移植後得到了控製,這一成果十分振奮人心,自柏林病人以來,其他接受類似療法的患者均未出現類似成果,此次研究應當會鼓勵需要骨髓移植的HIV患者在可能的情況下考慮尋找CCR5陰性的捐贈者。,如果我們能更好地理解為何這一療程對有些患者有效、對有些人則無效,就能離治癒HIV的終極目標更進一步,目前,在僅患愛滋病的病人身上嚐試這一療法仍然風險過大,因為通常來說,每日服用抗HIV藥物即可保證患者的長期健康。”(葉子)

  圖1:

  圖2:愛滋病患者通常要終身每日服用病毒抑製藥物。一旦停藥,病毒就會在兩三週內捲土重來。

  圖3:倫敦病人的例子說明,柏林病人被治癒並非出於僥倖,而是可以被複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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