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外國女性頻遭性騷擾 立法是解決問題之本
2019年03月12日16:08

原標題:在日外國女性頻遭性騷擾 立法是解決問題之本

  中新網3月12日電 近年來,隨著日本社會外國人勞動者的不斷增多,外國女性在職場遭受性騷擾的事件頻發。日本新華僑報網刊文稱,目前,日本政府在積極修改法律,接受外國人勞動者之前的當務之急為,應想辦法從法律高度解決性騷擾問題,創造零性騷擾勞務環境。

資料圖片:2017年5月17日,日本東京新宿商業區,人們穿過街道。

  文章摘編如下:

  2018年11月,一名中國技能實習生將原僱主告上法庭。據她陳述,在工作的農場中,僱用她的男性父子不僅不支付給她法定工資,還對她實施性騷擾。

  最終,水戶地方法院判決,這對父子支付的時薪過低、屬於嚴重違法,並勒令其支付200萬日元的加班費和補償金。而針對性騷擾行為,卻因缺少確切證據而沒有下達判決。

  根據訴狀,這名中國實習生是於2013年9月被茨城縣的這家農場僱用,10月中旬開始工作。此前,已經有5名中國實習生在該農場工作。不僅工作辛苦,工資時薪僅為20元人民幣,而且,這名中國實習生從上崗的第一天起,就遭受僱主父親的性騷擾。“第一次見面就對我說‘和我結婚吧’,讓已婚的我不知所措。”原本想著“也許忍一忍事情就過去了”,但此後,她卻遭受了不斷升級的性騷擾行為。

  在法庭上,她陳述道:“僱主父親曾擋在宿捨出入口,在我通過的時候,突然扒我的裙子”,“在我洗澡時,站在門外喊‘我也想一起洗’”等。

  然而,被告人全面否定了這些控訴。被告人的律師辯護道:“他在1963年結婚到現在,都和妻子同居,不可能在妻子同樣居住在農場的情況下,做出求婚的性騷擾行為。”此外,還以身體狀況以及高齡的原因,證明其性騷擾行為之不可能。附近居民評價稱,被告人是個有點輕率但溫和的人,常常聽到中國的實習生們親切地叫他“爸爸”,並對是否真的實施了性騷擾行為,表示質疑。

  不過,擔任原告律師的加藤桂子則有另一番看法。“他平常可能是人畜無害的正常人,但面對外國人就沒了道德底線。”面對判決結果,加藤桂子律師表示,失望之極。

  性騷擾行為不僅存在於日本農村,也在日本大城市中的便利店和居酒屋不斷髮生著。一名中國台灣的女留學生表示,自己在東京某便利店工作時,也曾遇到性騷擾。一名住在神奈川縣的泰國女留學生也表示,居酒屋店長特意找了尺寸小了一號的製服給她,並對她說“胸大的話,就要多強調多利用”。

  在日本,性騷擾行為存在已久。1989年,在福岡某出版社工作的晴野真由美以 “性騷擾” 為由,將上司告上法庭,首次在日本社會引起對職場性騷擾的廣泛討論。那一年,“性騷擾” 一詞獲得了流行語大賞的金獎。

  然而,近30年過去後,在2017年美國國務院發佈的《關於日本的人權報告書》,稱在日本的職場中,性騷擾仍 “十分廣泛”。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曾對全球80個國家發起調查,其中,對職場暴力及性騷擾有明確立法的國家,有60個,日本未在其中。

  日本厚生勞動省公佈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25歲至44歲的日本職業女性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在工作單位遭受過性騷擾。其中,17%的人被男同事提出過性要求。進行性騷擾的人士中,第一名為上司、前輩,其次是客戶。經常受到性騷擾的場合,主要有聚餐、工作時、公司活動等。

  儘管一些大公司已經採取一些辦法以解決性騷擾問題,諸如在公司內設置性騷擾諮詢窗口,禁止女性員工在晚上7點以後拜訪客戶,並禁止在沒有男性員工同場時和客戶喝酒聚餐等規定。但是,中小企業往往難有精力顧及,這就讓一些衣冠禽獸鑽了空子。

  目前,日本政府在積極修改法律,接受外國人勞動者之前的當務之急為,想辦法從法律高度解決性騷擾問題,創造零性騷擾勞務環境。

責任編輯:何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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