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克勞福德談考古視野中的農業革命
2019年03月03日10:29

原標題:加里·克勞福德談考古視野中的農業革命

加里·克勞福德(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人類學教授加里·克勞福德(Gary W.Crawford),是國際考古學界在東亞考古、農業起源、古人類生態等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他於2018年訪華期間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的專訪,從剛剛揭曉的當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中的新疆通天洞遺址出土五千年前的小麥談起,話題漸次涉及人類早期農業、農業與原始社會組織、農業的傳播與文化的交流等。談及氣候變遷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他認為“我們肯定需要考慮氣候因素,但是我擔心對此給予過多權重”。對曾經影響人類命運至深的“農業革命”,加里·克勞福德則更是抱持樂觀,“如果你想說農業革命與今天生活有關的話,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時代”。

小麥與水稻

您如何看待去年中國新疆通天洞遺址出土五千年前小麥?

加里·克勞福德:新疆是非常有趣的地區,因為它長期以來就是四方交流的十字路口,就像是來自世界各地旅人的交彙點,所以這個地區顯然非常重要。聽說關於這個遺址的發現,我覺得很興奮,特別是其中的小麥很有意思,我們知道它大約在四千五百到五千年前傳入中國東部,所以問題就在於小麥最早什麼時候在西部地區出現,比如在新疆,而通天洞的發現是很合理的。此外,植物通常是揭示人群長距離遷移並產生關聯的首選標識物,如果沒有小麥,沒有其他的一些植物,我們也許不可能知道這樣的關聯。我們現在從這個地區的古人類DNA證據瞭解到人群間的關聯,但是,有了這些植物遺存,我們知道這種接觸很早就發生了。另外,我在學生時代從肯特·弗蘭納利(Kent Flannery)的書里學習到“見微知著”(little means a lot)的道理,極其微小的種子蘊含著有關人類遷徙、文化影響等令人不可思議的意義。

新疆吉木乃縣通天洞遺址外景

今天中國大致存在兩種主要的作物製度,一種是北方的小麥,另一種是南方的水稻,與它們相關的工具、栽培技術和社會體系有許多差異,您如何理解這些差異?

加里·克勞福德:從技術上講,種水稻需要能以比較複雜的方式整治田地的工具,你還要瞭解水流的規律,去控製水流,挖土,把大塊的地表整平,建造控水系統——比如水壩,你還要讓地面保持兩至三度的斜度,讓水從中緩慢地流過……所以我的感覺是,種水稻的人需要掌握一些非常有用的工程技術,很可能就是實現這些工程的工具套。但是旱地農業受的限製就比較小,你可以在很多種環境中種植小麥,不需要考慮地面斜度、水流控製、水生態這些因素,只要有充足的降雨,把作物種在光照條件好的坡地上,去除樹木,並保證土壤受蝕程度尚可。所以,這兩種生產方式是迥然不同的。

加里·克勞福德在浙江永康開展浮選工作,觀看一塊洗出來的陶片。

是否可以認為種水稻比種小麥對社會組織的精緻程度和動員能力的要求更高一點?

加里·克勞福德:從中國北方出土的實際證據來看,人們先種植小米和一部分稻,小麥是最後才出現的農作物,南方種水稻多一些。但是考古發現告訴我們中國南北方史前社會的發展是並行的,當然,這兩種農作系統都是相當高產的,去追究為什麼會是這樣是很有意思的。這讓我想到卡爾·威特福格爾(Karl Wittfogel)的假說,他關於灌溉系統促使專製製度形成的理論已經被淘汰很多年了。比如說,在美國西南部,如果你去亞利桑那的鳳凰城,你會看到那裡的運河系統,它們是霍霍卡姆(Hohokam)原住民建造的,霍霍卡姆是內部個體相對平等的社會,沒有酋長或領袖,但是他們有能力建造運河系統,有能力組織勞動力,所以從某種意義上,這不需要集權統治來實現,但的確需要一些合作和意願把人彙聚起來。我想,建造這種灌溉系統或進行水田稻作更強調區域範圍內的整合,而不是層級化,是一種水平結構的組織,而非垂直結構的,這種社會組織顯示的是人們合作的能力和意願,而不是招致暴力。

而另一個重點是,一旦水稻種植系統確立,我們就看到事物的變化,比如良渚文化,稻作農業花了幾千年的時間發展,到良渚時期,稻作達到了一個高峰,而且在北方的社會不平等發展以前,我們看到良渚社會中大規模的景觀管理和水壩營建等,這就是不平等和層級分化出現了,在這個意義上,最終這些是會發生的,考古學還在努力研究這個過程。

我們在山東兩城鎮遺址還有一個項目,它是四千多年前中國最大的城市,非常大的一個遺址,就在幾星期前,我們還在那裡做田野,嚐試瞭解它的水系統,因為當時的人種水稻,水稻是傳播到那裡的,我們不是很確定水稻產生了什麼影響,那些人同時還開始種小麥。到目前為止,基於我們的地質學家Joe Desloges的初步觀察,我們知道洪水是一個主要的風險。我們想問,兩城鎮的人當時是否建造了水管理系統?此前沒有人考慮過這個問題。

良渚古城外圍的水利系統

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考古

除了水稻和小麥以外,史前還有什麼農作物嗎?

加里·克勞福德:那太多了,在北美,我們研究玉米,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種作物。在中國,我們研究小米、大豆和桃。在日本有日本稗。北美東北部曾種植過幾種現已不存的農作物,但是它們在當時非常重要,如果我們今天能再次馴化這些植物,那將對人類很重要。我一直有個疑問,中國是否也存在這類被忽略了的農作物?比如,我們研究芡實、菱角這些東西,我們知道今天它們具有較好的經濟價值,那麼藜呢?在我來以前,我剛剛寫完一篇文章,有關安大略出土馴化的藜,距今三千年。今天奎努亞藜(俗稱“藜麥”)在北美是日益走俏的一種食品,我看到在中國也是,它是在南美馴化的。而北美東北部還有另一種四千年前馴化的藜,它也傳播相當廣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還有一種我們應該研究的有趣作物是赤豆,我們在兩城鎮看到有赤豆出土,但是我還沒聽說過中國別的遺址出土過赤豆,我不清楚是不是鑒定的問題,兩城鎮出了很多赤豆,它們很容易鑒定。日本和韓國考古出土赤豆比較多,所以我在想,中國是不是也有從日本和韓國傳播而來的作物。

加里·克勞福德在山東日照兩城鎮遺址開展古地質調查

儀式與象徵

您是否關注過農作物和早期儀式活動之間的關係?如果人類種植不同的農作物,會對他們的儀式活動產生不同的影響嗎?

加里·克勞福德:農業文明發展出儀式是一個普遍現象。在某種層面上,你需要操心的基本問題是降水,類似於降雨量是不是夠,霜凍期是不是夠長,季節性是不是可預測這類問題,所以我們會看到人們發展出與種植、收穫有關的週期性儀式,以確保當年每個季節都能風調雨順。我覺得我們很難說某種特定的植物對某個儀式有大的影響,人們普遍傾向於去確保種植活動順利,向神明祈求他們合作,這才有了種植的儀式,比如慶祝第一次收穫的節日,在北美有綠色玉米節(green corn festival)慶祝玉米的生長和成熟。所以,人類會有一套慶祝活動或儀式來幫助他們與神靈世界溝通,讓來年的農耕進展順利。狩獵採集者也有他們的儀式,比如日本有鮭魚產卵節那樣的活動。

展示北美綠色玉米節舞蹈的繪畫

是不是說,儀式跟物種沒關係,但是跟動物和植物的生長週期有關?

加里·克勞福德:是的。而且這些動物和植物就具有了象徵性。比如,養一頭牛是很昂貴的,你不會像麥當勞那樣每天殺牛,牛這樣的大家畜要花很多年去養,要喂很多飼料,需要大片草場放養,成本很高,所以這些動物就在儀式中變得很重要。你可能為了一場盛大的婚禮或宴會而宰牛,但肯定不是每天,你通過這種操作來表達你的慷慨。比如,婚禮是建立一個新的家庭,把不同的家庭連結在一起,你在婚禮上獻出你的禮物,它也可以是一種聘禮,所以殺家畜就成為儀式的一部分。我們可以理解為,這是為了儀式而做,但是儀式並不是為此而行。

氣候與革命

有些曆史學家認為小冰期對曆史進程產生了影響,您認為它們對農業系統產生了什麼影響?

加里·克勞福德:我經常質疑這些所謂乾冷期的影響,因為這取決於有多冷,還取決於當時的雨情如何等等。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氣候變涼,某個地方的緯度可沒變,人類社會是具有彈性的,有能力把這些問題考慮在內。相對於變冷而言,我覺得降水更重要,你還要看植物的耐受力,如果環境條件急劇變化,植物就不能生長或忍耐,我對此是抱有懷疑的。人類是很複雜的物種,我們考慮很多問題,做很多規劃,我傾向於認為關於這些氣候期的論調可能太言過其實了。打個比方,如果距今八千年前,季風模式突然轉變,那麼風險因素就會改變,我覺得這些問題就是必須要考慮的。對水稻這種作物而言,它能完美地應對易遭洪水的環境,在一個洪水頻發的地區,水稻是受偏愛的作物,如果洪水週期改變,水稻可能就不會是一種特別重要的作物。我們肯定需要考慮氣候因素,但是我擔心對此給予過多權重。這可以用一句話表述:共生現象並不意味著存在因果關係。

柴爾德曾論述過“農業革命”,如果這種革命真的發生過,您認為其影響是什麼?

加里·克勞福德:我們今天的生活和一萬年前相比的確差異巨大,人口、食譜、我們的體質都發生了變化,技術發展也是人口爆炸的結果之一,而農業恰恰促進了人口增長。另一個被影響的因素是我們的健康,狩獵採集者的健康狀況其實是很好的,他們食物充足,有大把時間,而今天我們卻疲於奔命,健康狀況在惡化。比如牙齒就不如狩獵採集者健康,牙齒和全身的系統都有關聯,加拿大現在都在討論要給牙齒上保險,因為它可以在許多方面拯救人們的健康。今天我們還有糖尿病。還有許多疾病是由於人群的聚居而引起的,比如流感、傷風,所有這些有傳染性的病毒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農業發展的後果,特別是飼養家畜,病毒和家畜共同進化,然後傳到人身上,使人得病,比如禽流感、豬流感。我讓學生讀賈爾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文章《人類曆史上最糟糕的錯誤》,但我在課上喜歡跟他們談農業帶來的好處。今天生活中的許多方面是美好的,我們也許會有戰爭、炸彈之類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活在一個美妙的時代。我昨天就聽說中國將在月球上放置一個望遠鏡,然後用人造衛星傳導信號。我們的祖先早就夢想這件事了,而我們現在在做這件事,我們和祖先只不過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實現,依我看這很令人興奮。還有,我們今天可能會對使用手機有不少怨言,人們走來走去,眼睛卻緊盯著屏幕發送信息。但是,你好好想想,這跟過去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區別,狩獵採集者進行社交,農民們進行社交,人們總是在想辦法進行遠距離交流。在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我們看到仰韶文化陶器從中原一路來到東部沿海地區,我們可能會把它們描述為“大汶口文化但帶有仰韶文化因素”,無論如何,我們從中知道人們在相互交流,這是人的本性。這些東西允許我們跟人類夥伴產生聯繫,即使這種聯繫不是面對面的,但它們讓我們以不同的方式為“人”。所以我並不像其他人那樣抱持悲觀的態度,如果你想說農業革命與今天生活有關的話,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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