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仍舊愛看《哆啦A夢》
2019年02月28日10:31

原標題:為什麼我們仍舊愛看《哆啦A夢》

2019年3月1日,日本國民級動畫《哆啦A夢》的第39部劇場版動畫《哆啦A夢:大雄的月面探測記》(ドラえもん のび太の月面探査記)在本國上映。這部將故事舞台設置在月球的作品有不少值得紀念的意義:今年是人類第一次踏上月球的50週年暨《哆啦A夢》卡通開始連載50週年、也是朝日電視台將《哆啦A夢》系列動畫化的40週年;當然,還有已經顯得有些俗套的“‘平成’最後的哆啦A夢”。

《哆啦A夢:大雄的月面探測記》海報

“哆啦A夢”,這隻其貌不揚但帶著真誠微笑的貓型機器人來自2112年,是野比世修家的貓型機器人,受主人所托回到1970年代的日本幫助世修的“笨蛋”高祖父野比大雄,藉以讓野比家興旺。作為“哆啦A夢”的主人,大雄善良但是膽小怕事,碰到事情就哭哭啼啼去找哆啦A夢幫忙。其餘的主要角色還有“源靜香”,大雄同班的好學生代表,成績優秀;“胖虎”(剛田武)脾氣暴躁愛唱歌以及欺負同學;“小夫”(骨川小夫)則是家庭條件優越的小孩,愛和胖虎在一起欺負大雄。

根據官方公開的信息,《哆啦A夢:大雄的月面探測記》除了劇場版動畫還會有小說版。整個故事講述了大雄在看到月面探查機捕捉到的白影后,主張那是“月亮上的兔子”;然而他的想法卻遭到大家嘲笑;於是大雄用哆啦A夢的秘密道具在月球背面製造了一個兔子王國;某天一位名叫魯卡的少年轉學來到大雄的班級,並與大雄一起前去兔子王國。擔任編劇的辻村深月表示,“哆啦A夢他們在月球世界的冒險能讓大家看得開心的話,我也會非常高興。”

或許很少會有這樣的現象,作為日本著名暢銷書作家的辻村深月其實也是《哆啦A夢》忠實粉絲,“能夠為我非常喜歡的《哆啦A夢》創作劇本,並寫成小說,實在讓我感到誠惶誠恐”。當昔日的粉絲(辻村深月生於1980年)已經成長為同一部動畫的編劇時候,除了能夠感慨歲月的流逝,同樣也能令人為“哆啦A夢”這一“IP”的長盛不衰感到驚異。

粉絲編劇辻村深月

“哆啦A夢”這個名字是與原作者藤子·F·不二雄聯繫在一起的。1944年,就讀於日本富山縣高岡市的小學生藤本弘認識了轉學而來的另一位少年安孫子素雄,兩位熱愛漫畫的男生從此成為好友。1953年,藤本和安孫子將組合的筆名正式改為“藤子不二雄”(命名方式相當於“羽泉”)。日後藤本弘在談到哆啦A夢的誕生時說:“它的原型就是一隻繫著鈴鐺的野貓,我家剛好有一隻,說不準你家裡也有。”在趕稿的焦慮中,家裡突然闖進了一隻小貓,靈機一動的藤本弘將女兒被踢倒的不倒翁玩具與貓的形象結合起來。起初,藤本弘和安孫子素雄給這隻不倒翁一樣上下渾圓的花貓取名“Doraneko(どらねこ)”,意為“銅鑼貓”。為了使主角顯得更人性化,藤本弘決定將名字改成“Doraemon(ドラえもん)”。“Emon(えもん)”的漢字寫作“衛門”,原為日本古代武官職稱(比如《聰明的一休》里的“新佑衛門”),“Doraemon” 亦即“銅鑼衛門”。就這樣,哆啦A夢誕生了。

《哆啦A夢》第一卷

幾乎從面世的那一刻起,這隻代表著快樂、和平、友愛和想像力的機器貓就受到了讀者的熱愛,並迅速成為日本動漫的代表作品之一。2002年4月22日,美國《時代》週刊評選出25位最能代表亞洲形象的“亞洲英雄”,其中就包括唯一的非人類英雄——哆啦A夢。《時代》週刊》的評語是,“美國神話學家坎貝爾認為:英雄是那些敢於踏上征途、翻越障礙,用某種方式說出我們心中的普遍情感,讓我們可以更有所為、變得更好的人。常常浮躁、笨拙,但卻無往不勝、眼神中閃動著永不服輸的光芒的肥貓哆啦A夢完全符合這個標準,它讓人們不再抑鬱,時刻面帶微笑。”2008年3月19日,日本外務省“任命”哆啦A夢為日本曆史上第一位“動漫文化大使”。2013年,“哆啦A夢”又加入了東京2020申奧委員會,成為首位申奧特殊大使。

2013年8月23日,申奧大使哆啦A夢為東京奧運會造勢。 東方IC 圖

可惜原作者無緣目睹這些高光時刻。1987 年,藤本弘與安孫子素雄拆夥後以筆名“藤子·F·不二雄”繼續每年獨立完成一部《哆啦A夢》大長篇(電影版劇本)創作。1996年9月23日,藤本弘正在為《哆啦A夢大長篇——發條都市曆險記》電影的影畫原作執筆時突然昏倒,在送往醫院過程中因肝衰竭去世。而恰在此前不久,藤本弘還在接受採訪時說道:“我還不打算將《哆啦A夢》完結,即使徹底絞盡最後一滴腦汁,留下最後一口氣,也想繼續試著畫下去。”誰料想這竟一語成讖。幸運的是,藤子·F·不二雄雖然已經過世,但他的後繼者仍然將這部1969年開始連載的作品延續了下去,直到最新的這部劇場版動畫。與此同時,為了紀念藤本弘先生,日本川崎市還在2011年末建立了專門的藤子·F·不二雄博物館。

藤子·F·不二雄博物館

《哆啦A夢》的魅力究竟在哪裡呢?上世紀90年代末紅極一時的歌手范曉萱曾經在自己的成名曲之一的《小叮噹》里唱道,“……躺在草地上幻想,想東想西想玩耍,想到老師和考試,一個頭就變成兩個大,好在我有小叮噹,困難時候求求他,萬能筆和時間機器,能做任何的事情……”作為一個動畫角色,“哆啦A夢”無疑是每一個人生失敗者、懶人和白日夢癡的幻想。大雄這個角色無疑是一個現代社會標準中的“loser”:沒背景、沒能力、沒成就。如果沒有哆啦A夢和它的神奇道具,大雄就只能還是那個被老師嫌棄,被同學欺負,愛做不切實際的幻想,心地善良的失敗者罷了。

范曉萱《小叮噹》MV

正是《哆啦A夢》將觀眾帶入了一個奇妙的、充滿想像力的世界。哆啦A夢神奇的“四次元”口袋讓觀眾始終保有對未來世界的好奇。幾乎每一集一個新道具登場的設置,可以說是哆啦A夢常青的秘訣。作為一個來自22世紀的機器貓,哆啦A夢的道具體現了“22世紀”高度發達的科學水平,用來解決20(21)世紀的難題簡直綽綽有餘。想想看,儘管成天睡覺不用學習,有了“睡眠學習機”就可以了;吃了可以複印課本的“記憶麵包”,第二天考試絕對沒問題;有了“隱身機”可以修理欺負自己的“胖虎”和“小夫”,可以去超市搬東西,還可以在女生浴室門前做“生存還是毀滅”的靈魂拷問;要想讓自己喜歡又追不到手的女生一個個對自己死心塌地,用“放電眼珠”看一眼就一切搞定;要想知道自己過去祖上為什麼沒給自己留下百萬家產,那就坐上“時空機器”去瞧瞧吧……

神奇的道具

這或許會讓人聯想到哲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的經典話語:“當人們開始抬高科學技術的地位,開始盲目地崇拜他,就等於開始貶低人們自身的價值。人們從信仰上帝到信仰科學,無非就是換了一個上帝。”《哆啦A夢》是在宣揚“科技崇拜”或“科技萬能”麼?或者,像一些漫畫評價家批評的那樣,在宣揚一種不勞而獲的處世態度呢?並不是這樣。就像日本漫畫評論家石子順造所說:“漫畫,不挑選讀者,它以所有讀者為對象,它塑造衝突,肯定會有善惡,但是不會教化善惡。你可能學習哆啦A夢的犧牲精神,輔助大雄,求仁、向善,也可能不是,這都取決於讀者自己。”

《哆啦A夢》的情節,基本都是沿著“困難的出現—求助於道具—解決問題”路徑展開,但高科技的道具並不萬能,美夢通常只能做半集動畫片的時光,而且往往最後總是以穿幫收場。每次在哆啦A夢即將化解問題之時,總是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打亂如意算盤,大雄還是只能老老實實地靠自己的努力來完成本該自己完成的事情,比如做作業。

隨著《哆啦A夢》系列的延續,越來越多的出現了主人公們雖然需要道具的幫忙,但是更主要的是依靠他們自身的努力與堅強,戰勝了困難。比如有一次,大雄為了考試得100分,就找到機器貓,讓他將“保證考100分的鉛筆”借給自己。哆啦A夢給他說了一番大道理,可是就是說不服他,於是就生氣地走開了。臨走的時候,他扔給大雄一個非常蔑視的眼神,“彷彿看見了什麼肮髒的東西”。最終,大雄被這個眼神震動,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後,他決定還是憑自己的實力考試。

到了劇場版動畫《哆啦A夢:伴我同行》里,因為哆啦A夢的離開,大雄更需要自己一個人面對困難,再也不能依靠道具了。大雄雖然很難過,但是卻也通過自己的努力,打敗了胖虎,證明了自己可以擺脫對高科技道具的依賴。人們喜歡《哆啦A夢》,或許也是渴望在冷冰冰的科技世界中,能夠保留更多的人性(親情、友情、正義、勇氣)的存在。類似的感覺也能在經典科幻電影《黑客帝國》里尋覓到,這也正是《哆啦A夢》的魅力所在。

《哆啦A夢:伴我同行》海報

除此之外,對於中國觀眾而言,《哆啦A夢》還有另一個意義。在1991年中央電視台二套正式把電視動畫形象哆啦A夢(當時叫“機器貓”阿蒙)帶給大陸觀眾之前,引進到中國的日本動畫片只有《鐵臂阿童木》、《花仙子》等科幻、曆險類作品,以及像《聰明的一休》等雖然妙趣橫生卻略顯厚重的曆史題材作品。在風靡一時的日本動畫片中,《哆啦A夢》可以說是第一次以一個小孩子的視角展現當代社會真實的家庭場景和學校生活。藤本弘自己也說,哆啦A夢登場的街道和空地,以及人際關係,全部都是孩子們自身的體驗,而他所描繪的漫畫人物,既有他自己的影子,也有讀者的。

《哆啦A夢》劇照

對於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中國孩子來說,《哆啦A夢》中登場的主要人物——貪玩懶惰的大雄、可愛的優等生源靜香、強壯有力暴躁粗魯的剛田武、家境富裕嬌生慣養的骨川小夫,以及嚴厲的大雄媽媽與天天上班的大雄爸爸——無疑讓人感到有些親切。他們可以從中看到自己的朋友、同學乃至家人的影子,也在自己的童年時期或多或少地經曆著野比大雄式的童年,幻想與無所不能的英雄同在……正是這樣,《哆啦A夢》陪伴了一代中國兒童的成長,也在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或許,這一代人,會永遠喜歡“哆啦A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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