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在讀丨現代生活為何總在與速度纏鬥?
2019年02月23日17:14

原標題:編輯部在讀丨現代生活為何總在與速度纏鬥?

你跑得太快了

如今你疲倦了

你的幸福才趕上你

——弗里德里希·尼采

呼叫等待、無休止的電話會議、完全不顧時間地點的強製性視頻會議、週末緊急出差……儘管年末將至,工作的快節奏也並未停歇。米蘭·昆德拉在他的小說《慢》中寫道,“速度是迷狂的形式,這是技術革命送給人的禮物。”因速度太快而失去時間幾乎是屬於所有人的問題。無邊的當下成了永恒,今天成了真實的時間24/7/365,對於新媒體時代的新聞工作者而言尤其如此。

受到時間與速度的問題困擾,我這一週里的睡前床頭讀物,大多是為了尋找“為什麼停不下來”的答案而讀,以期從中獲得如何在快時代思考和寫作的啟發。本週在讀的書冊要麼輕薄短小,要麼清晰易讀,既提供了一定的思維乾貨,自身品性亦與快節奏的閱讀相匹配。

高速工作最直接的後果是過勞。《過勞時代》是岩波新書精選中譯本的第一冊,這本在日本暢銷十年的著作呈現的是現代人的生存狀態:一邊是豐富的物質享受,一邊是沉重的工作壓力。作者的觀點對於過勞的基本分析在今天算是比較普遍的共識:高度資本主義(借用小說家池澤夏樹《白頭翁和催債人》的說法)催生出過勞時代,全球化、信息化、消費化以及自由職業者(非正式員工)的大量湧現都使8小時工作製失去保障。“過勞死”不只是日本的“國家病”,也在世界其他各國肆虐。

不辭辛勞地工作,很多時候看起來是個體的自發選擇,但純然“自發的”過度勞動幾乎是難以想像的。朱麗葉·B·斯格爾在《過度勞累的美國人》中指出,20世紀70年代過勞還未發展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公司評價員工的標準之一便是考察每天是否能夠長時間工作,員工的升職加薪都與之相關,即便想要孩子,不辭職就不成。整體而言,世界各國的工作時間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呈減少趨勢,此後這一趨勢突然停止,再次轉變為逐漸增加——這恰好與新自由主義興起的時間一致,自發性過勞的產生與強製、壓力、競爭、獎勵或製度性動機的存在不無相關。

不過,《過勞時代》的描述還是過於寬泛了,資料也相對陳舊,若要瞭解中國最新的工作時間數據,《時間都去哪兒了?中國時間利用調查研究報告》一書是個不錯的選擇。這本書由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課題組撰寫,研究目的包括為政策製定提供依據,這聽起來非常不錯,因為如何管理稀缺的時間,在工作、家庭、休閑與睡眠之間進行合理分配已經成了所有人的難題。這種分配顯然不只是個人選擇,也受到國家政策和用工製度的製約。不出意外,2017年我國工資勞動者超時工作(淨工作時間大於8小時)相當普遍,超時工作率高達42.2%。其中,低收入者、低學曆者、製造業從業者、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的超時工作尤為嚴重。

作者:杜鳳蓮,版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11月

這本書從數據上考察了中國居民的勞動與休閑時間,呈現了智能手機對現代人生活的影響,還勾勒出中國式夫妻性別分工中的時間矛盾。使人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婦女的時間尤其稀缺,工作和家庭的雙重負擔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時間貧困”,無酬勞動(最典型的就是家務勞動)時間長。數據顯示,從2008到2017年,女性無酬勞動時間比由2.60上升到3.15。近年中國女性也出現了從照顧家庭、賺錢養家的“雙重負擔”,轉而向家庭回歸的趨勢。

儘管這看似與當下鼓勵多生育、早生育的政策效果一致,但是如果對比世界其他發達國家的曆史數據就會發現,讓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回歸家庭的政策思路非但效果不佳,而且會極大降低青年女性的結婚和生育意願(尤其是對低收者而言),反過來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更造成勞動力短缺,產生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的惡果。日本、韓國大概就是這類典型。三浦展在《下流社會》中的說法也印證了這一點:日本越是“下流階層”的青年越不願意結婚生孩子。因此,時間貧困真的是一種無以為繼的貧困啊。

不過,這本以量化數據為主的書依舊看得不過癮,要進一步理解今天很明顯是由技術推動的加速理論,馬克·泰勒的《為什麼速度越快,時間越少:從馬丁·路德到大數據時代的速度、金錢與生命》值得一看。1991年,法國哲學家保羅·維利里奧的哲學隨筆《消失的美學》曾討論過“絕對速度”的統治,他指出技術進步如何致命地磨滅了時間與空間,也改造了我們的知覺、意識、美學和倫理。

但今天的技術加速顯然比上世紀末複雜得多,如泰勒所言,信息、交流和網絡技術正在創造一個新世界,這個新世界轉手就把人類生活轉變成了自己的模樣。比如,虛擬經濟相較於傳統實體經濟的崛起,Google、微軟、亞馬遜和臉書等大平台對信息和數據的壟斷,以及金融市場日新月異的電子交易速度。工程師們不斷編寫算法來適應飛速變化的投資環境,我們要理解當今金融市場的速度變得困難甚至是不可能,而虛擬經濟中的貧富差距也變成了速度差距。

馬克·泰勒這本書的標題和結構都讓人眼前一亮,他大雜燴一般處理了宗教、哲學、藝術、技術、時尚和金融等各領域里“有毒的速度”。他的寫作很有代入感,有些論述比較開腦洞。在他看來,今天的加速與新形式的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是分不開的,20世紀後半葉逐漸發展成熟的金融資本主義,是宗教改革以來新教的救贖經世論世俗化的頂點。泰勒強調,要理解今天人們對速度的迷戀,眼光要超出當下的時刻,回到西方現代性的開端來看。對速度的頂禮膜拜是現代的發明,它產生了兩個副作用:一是長遠規劃的消失,另一個是長期記憶的瓦解。在這樣的快節奏經濟中,“贏家”和“輸家”所共享的只有速度所創造的不安、焦慮和不滿。

泰勒提到一點讓我這個拖延症患者深有感觸,即數字媒體和技術加速對人所造成的糟糕影響:注意力管理紊亂。兒童和青少年之中出現了一種“流行病”: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症,年輕人也無法像以前一樣讀書或寫作了。我們往往誤以為今天年輕人的閱讀量變小了,但事實上今天的年輕人比以往任何時候讀和寫得都多。問題在於在線閱讀和寫作的方式不同了。關鍵變量仍然是速度。在閱讀、寫作和思考的領域,“更快的總是更好的”這個說法無疑是最成問題的。眼睛以驚人的速度掠過網站上的所有詞彙,藝術、文學和哲學的命脈最終成為了編碼的問題,被數學邏輯的還原論解決。而在線出版的加速,也導致負責任的編輯和修訂實際上消失了。如果說“新聞是曆史的初稿,那我們今天所擁有的一切就是這個初稿。”

作者:馬克·泰勒,版本:雅理譯叢|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年11月

泰勒自稱為這本《為什麼速度越快,時間越少》花費了數年時間的閱讀和反思,寫書時還跑去了山裡。他說自己可以在城市里讀書,但無法在那裡寫作——這不僅僅是因為噪音、匆忙和分心,更重要的問題在於節奏。寫作總是需要緩慢、細緻、深思熟慮的反思。卡夫卡在筆記《反思》中如此寫:“坐在你的桌子旁邊。不要聽,只要等。甚至都不要等,只要保持安靜和孤獨。世界將卸下它的面具,將它自身自由地呈現給你,它沒有任何選擇,它會在你的腳下達到綻出。”不過,身為媒體人,就很難獲得這種逃離速度迷狂、自由綻出的機會了。

一個與速度纏鬥的公共寫作者要如何閱讀和創作呢?特里·伊格爾頓的《論文化》給了我一些這方面的啟發。快手高產的伊格爾頓又寫了一本“給普通讀者的文化批評作品”,它是一本讀起來令人愉快的書。

伊格爾頓照舊抖機靈地說些擊中要害的刻薄話,間或在他龐雜豐富的知識體系中抖出一些邊角料和生僻細節供讀者鑒賞。比較有意思的是伊格爾頓不設限的對讀,比如將八竿子打不著的作者作對比併發現其內在一致性,同時也能讀出一個學者刻板印象之外的矛盾性和複雜性。比如他把T·S.艾略特和雷蒙德·威廉斯這樣政治立場截然相反的人對讀,從中發現二者對文化看法的某種一致性;再比如他從18世紀作家、政治家埃德蒙·伯克之中讀出激進,而此人是通常被視為保守派且與文化概念不甚相關;他雖然譴責法國大革命,但絕不是反對革命本身,甚至還是那個時代最先反對奴隸製的人;再比如他透過“為藝術而藝術”的花花公子王爾德,來講一個頂著“社會主義者”頭銜的精英主義者的內在矛盾,並從這位放蕩不羈的愛爾蘭懶漢身上讀出了馬克思的勞動浪漫。

伊格爾頓的啟示在於,作為一個公共寫作者,要時刻懷揣著兩種思考,兩種立場,才可能保持對事物的敏銳洞察。如果我們總是帶著刻板印象去閱讀和評論,那恐怕也太無聊了。

作者 董牧孜

編輯 張進 校對 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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