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一些高校教師不跟學校合辦公司?
2019年02月19日10:51

原標題:為什麼一些高校教師不跟學校合辦公司?

知識產權困擾“青椒”在職創業

為什麼一些高校教師不跟學校合辦公司

上海理工大學機械學院最近正和瀋陽機床廠商議成立一家公司。

該院教師胡育佳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之前我們雙方合作設計的產品,在市場上很受歡迎,所以有意成立公司,我們出技術,他們負責市場和資本。”他前不久專門去了一趟瀋陽開展“第一步合作”——以項目的方式推廣業務。“作為科研人員看到成果轉化成產品打入市場很有成就感,同時也能獲得相應的經濟回報。”胡育佳說,一旦成立公司,除了技術開發,股權構成、利益分配、人員招聘、市場營銷等問題都必須考慮進來。

高校是創新成果的“富礦”,但如何將“礦藏”轉化為市場所需的產品,尤其是科研人員創辦公司,對於知識產權等問題仍存在不少困惑。

科技成果知識產權之爭

我國專利法等規定,教師執行單位任務或主要利用單位物質技術條件完成的科研成果,屬於職務科技成果,其知識產權屬於學校。但對於職務科技成果轉化所取得的現金或者股權等收益,通過國家立法方式明確給予研發團隊非常大的獎勵比例:“通過轉讓或許可取得的淨收入及作價投資獲得的股份或出資比例,應提取不低於50%用於獎勵。”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梳理髮現,各個高校的獎勵比重不一,但是都超過了50%,比如北京理工大學是60%(股權)或70%(現金),清華大學為70%,南開大學為80%,四川大學為50%~90%。國外發達國家對於高校教師的成果轉化獎勵力度普遍在50%以下,比如美國高校大多為三分之一。

在實踐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例如西南交通大學2016年開始推行“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製”改革,高達70%的專利權屬於教師個人或研發團隊,30%屬於學校。轉化與否、與哪家公司合作,主動權在教師手上。

“大概五六年前,瑞士的一家公司看中了我們一個項目,多次來訪尋求合作,卻礙於專利權問題未能達成合作,只能作罷。”西南交大研究院有限公司車載探地雷達項目經理魏文濤說,現在高校專利經過分割確權屬於教授個人,教授對項目成果開發和轉化有了主導權,合作開發非常方便,積極性提高了不少。

一位專家質疑這種做法,“如果專利權大比重屬於個人,會不會面臨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比如教師移民海外,科技成果也隨之轉移”。

西南交通大學科技園副總經理康凱寧則認為,高校的科技成本是資源,還稱不上“資產”,“按照經濟學對資產的定義,可以帶來收益的才是資產,高校的科學研究成果,並不是企業的產品研發成果,它不成熟不穩定,還不具備太多市場價值,仍需要很多方面的投入,才有可能成為資產。”正因如此,他認為才要在專利權的歸屬上先放開,給教師更高的自由度,讓技術先進入市場,並在競爭中使優秀者脫穎而出,實現社會價值。

知識產權科技平台“權大師”CEO晁陽飛認為,對於知識產權歸屬的爭議,相關利益方事先約定好即可,“與其天天爭執,不如一起成立合資公司,把它商業化,產生經濟社會效益”。

他說,青年教師處於創造力最旺盛的時候,為了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科技成果轉化,可以建立雙贏的分潤機製,一方面適當提高教師創業團隊的分潤比例,提高其創業的熱情;另一方面通過科技成果的商業化,使國有資產增值。

為什麼一些教師不選擇與學校合辦公司

採訪中,多位高校教師均認為科研成果很難和學校職務脫離關係。不過他們身邊都有教師利用相關創新成果自己辦公司的情況,且大多數情況下學校並不知道這些公司的存在。為什麼教師不選擇與學校合作?

一位教師表達了對知識產權不屬於個人的擔憂:“也許要討好院長,才能讓科研成果順利轉化。還有,獎勵收益如果三五年以後不給了怎麼辦?或者給了股權,以後學校增資擴股,教師股權被稀釋怎麼辦?”

“有的教師接企業的項目比較多,如果和學校合作,經費就要交給學校管理,申請起來比較繁瑣。自己開辦公司,經費使用自由,收益也可以自己支配。”另一位教師說。

北京理工大學技術轉移中心副主任、北京高校技術轉移聯盟秘書長陳柏強認為,上述觀點具有一定普遍性,反映出高校教師對於國家政策的瞭解並不全面準確。例如,教師往往只留意了當前國家鼓勵科研人員創辦企業,卻忽視了國家同時強調要妥善處理知識產權問題:“涉及職務科技成果的,應該依法合規跟單位履行相應的手續,許可、轉讓或者作價入股,通過合法的方式創業。”

“當前國家正在對高校所屬企業進行清理規範,我們感覺對於教師創辦企業的行為也要加強規範管理和引導,這樣才能形成更加良好的創新生態和人才培養生態。”陳柏強強調,“事實上,如果教師創辦企業所實施知識產權本身都有問題,公司後期發展如融資、上市等,最終將遇到障礙。”

科研成果轉化率低難題如何破

一個經常被提及的問題是,目前我國科研成果轉化率較低。“科研需要的是技術的突破,往往處在前沿;市場需要的是盈利,產品要實用,二者銜接好比較困難。”胡育佳說。

國際上通常將科研成果成熟度劃分為1到9級,陳柏強介紹:“高校承擔的科研項目,財政經費往往只夠支撐走到三四級,然後團隊又接手一個新的項目,前一個項目的成果很可能就擱置了。而大部分企業和社會資本只願意投馬上能賺錢的項目,要求成熟度7級以上。這中間還有4~6級,得不到後續資金支持,最終轉化難以實現。”

廣州諾盈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秦亮認為,社會需求是在變動的,科研成果從實驗室里拿出來,有的雖然技術成熟度高,但也不一定適合實際需求,轉化成功需要企業深度參與梳理市場和產品。

光穀創業咖啡總經理李儒雄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企業家和科學家需要進一步加強合作,“企業家剛創業的時候,把自己的技術看作‘親兒子’,拚盡全力去推廣就容易成功;而對於後期轉化而來的技術,往往當作‘乾兒子’,推廣熱度降低就難以產生效益。讓科學家有企業家思維也很難。”

“科技成果轉化,好不好需要市場來檢驗。”康凱寧建議,科技人員最好“參辦不領辦,參股不控股”,“科技人員的優勢在於研發,還是把重心放到科研上,畢竟企業家創業要承擔風險,只有極少數人才能科學家與企業家素質兼備。”

在現實轉化過程中,估值也是一大問題。在李儒雄看來,當前科研成果轉化通常只是轉化技術,往往沒有把人和技術儀器考慮在內,只有全盤考慮估值才是相對合理的,“如果高校要價過高,企業給不了那麼多錢,轉化的成功率就很低”。

成都天祐飛天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胤說,進行評估時,教師需要向評估公司提供的材料往往較為複雜,很多教師因此“望而卻步”,而評估公司在進行評估時,為了維護學校“品牌”,往往會給科技成果較高估值,導致企業、教師及學校難以達成一致。李胤介紹:“我們現在有一個項目上報學校後,第三方評估公司根本不願意進行評估,原因是這個估值還不夠公司的評估費。”

當前科研成果轉化中,政府會有一些補貼激勵。但據李儒雄瞭解,這些補貼大部分投給科研機構,並沒有投給企業。他認為部分投向企業可能帶來更高的效率,需要製度設計。

“成果轉化要建立全流程理念,找出斷層在哪裡,打通鏈條,把資源整合好非常重要。”陳柏強介紹,北京市投入300億元引導資金設立科創基金,按照科技成果轉化的不同階段,按照5∶3∶2的比例,投向原始創新、成果轉化、“高精尖”產業發展3個不同的階段,值得期待。

國務院在2018年12月5日出台了23項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新舉措,陳柏強認為,這其中“允許轉製院所和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科研人員以‘技術股+現金股’形式持有股權”,在強調科研人員重要性的同時,明確允許管理人員持股,可以更好地調動成果轉化全流程不同方面人才的積極性,有利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在胡育佳看來,學校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製定有利激活教師創新活力的製度,營造寬鬆的科研環境,可以讓教師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把適合的科技成果轉化為市場需要的產品。

科學合理的考核評價體系非常關鍵,“目前已經有一些高校針對科技成果轉化出台了專門的職稱序列。”陳柏強說。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王聰聰 實習生 孔媛媛 劉妍 來源:中國青年報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