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忙得累成狗,但你可能做的是毫無意義的"狗屁工作"
2019年02月17日22:04

原標題:每天忙得累成狗,但你可能做的是毫無意義的"狗屁工作"

幾千年前,亞里士多德就說過:“所有掙錢的工作都在吸食和降低你的精力。”

這個道理,在彩虹合唱團兩年前的神曲《感覺身體被掏空》里得到了相當精準的感官化表述。工作與加班的恩怨情仇,化作都市白領的花式吐槽與壯語悲歌。今年5月,一則小視頻《淩晨3點不回家:成年人的世界是你想不到的心酸》迅速斬獲“10萬+”閱讀量,也收割了大把眼淚。尤其是在這個自媒體販賣焦慮和自我感動“成癮”的時代,連比你優秀的人都比你努力,再怎麼慘兮兮也要硬裝強大到不可理喻。

等等……這真的合理嗎?早在20世紀上半葉,經濟學家們就已經在苦思冥想當技術進步取代大部分人類勞動之時,該如何處理大量閑暇時間的問題了;然而在機械化、自動化高度發達的21世紀,我們反而過上了「7/24製」的生活——一週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是無休止的勞動和消費。營營役役,為稻粱謀,自由掌控自己的時間、追求自己的愛好反而顯得荒謬而不切實際了。

更令人困擾的問題是,我們無休止的工作與加班,真的給世界帶來了什麼有價值的貢獻嗎?在“越努力,越幸運”的時代宣言里 ,除了假裝自己的瞎忙窮忙是有意義的,還能怎麼辦呢……著名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者大衛·格雷伯

(David Graeber)

直接戳破了這個夢幻泡泡,他說現代經濟中的大量工作如金融、法務、諮詢、人力資源、公共關係等都沒有意義, “人力資源顧問、溝通協調、公共關係研究員、金融戰略家、公司律師等人,他們的工作就是組成委員會討論不必要的委員會的問題。”2013年他寫過一篇戲謔的短文《論狗屁工作現象》

(“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

,被譯成了17種語言,病毒一般傳播開來。就在去年,由這篇文章擴寫而成的新書《狗屁工作:一種理論》(Bullshit Jobs: A Theory)出版,立即引發英文知識界的熱議。這本黑色幽默的反MBA價值觀暢銷書,連同其他學者有關後工作、基本收入的研究,都構成了我們反思這個時代工作本質的知識結構。

《Bullshit Jobs: A Theory》,David Graeber 著,版本:Simon Schuster2018年5月

“地獄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完成一件他們不喜歡、也不太擅長的任務上。”在格雷伯看來,現代經濟中的大量工作已經足以被描述為“地獄的一種可能版本”。世界上有數百萬人——文員、行政人員、顧問、電話推銷員、公司律師、客服等——都在毫無意義的、不必要的工作中辛苦勞作,並且他們也心知肚明。技術進步令很多人面臨失業,卻也創造出大量的狗屁工作以維持社會的穩定,而這種操作與金融資本主義的神秘性息息相關。於是我們比以前任何一個時代都工作得更多,成了辦公桌上永無止息的西西弗斯。

推動巨石的西西弗斯。

感到工作無意義?你不是唯一一個……

“你每週工作5天,每天工作8個小時甚至更多。你收入還不錯,但是你不喜歡自己的工作,覺得它毫無意義。那麼恭喜你,你做的是一項狗屁工作

(bullshit job)

。不要驚慌,你並不孤單。調查顯示30%到40%的人做的都是狗屁工作,一種無意義甚至有害的工作。”

其實,早在格雷伯之前,暢銷作家斯坦利·賓

(Stanley Bing)

2007年的著作《一百種沒用的工作,以及如何得到它們》

(100 Bullshit Jobs and How to Get Them)

已經提出過“狗屁工作”的概念。狗屁工作的矛盾之處在於,雖然職員本人也無法證明自己工作存在的意義,但作為職務的一部分,他們又感到自己必須假裝意義存在。這種令人怨念的矛盾狀態深深損害了人的道德和精神,但人們對此避而不談。在《日複一日的工作毫無意義?你該看看這本〈狗屎職業論〉》一文中,俞冰夏很妙地將這種狀態概括為:“體力勞動傷身,狗屎工作傷心”。她指出,格雷伯看到了狗屁職位的關鍵問題:職員主觀能動性的完全缺乏,以及個人價值觀的完全扭曲。“有份狗屁工作,且能意識到自己是在做狗屁工作的人,往往會陷入一種徹底的絕望與抑鬱當中。”

當然,也有人質疑格雷伯的說法過於絕對。如果有公司律師或者銀行職員說:“哦,我真是超愛我的工作,它既讓我滿足又感到意義。”那該怎麼解釋這類自我判斷呢?他們是被公司文化洗腦了嗎?還是說狗屁工作也能帶給人滿足感?格雷伯在研究中發現,約有6%的人認為他們的工作毫無意義,但是依然感到快樂,這種快樂來自別的地方,比如他們在工作中會遇到喜歡的同事等等。實際上,也並非所有人都能夠準確判斷自己的工作是否有用,不過人們往往傾向於說服自己相信“我的工作是有價值的”。

狗屁工作不見得是“糟糕的工作”

(shit jobs)

,事實上,狗屁工作可能光鮮亮麗,頗受尊重,且待遇極佳。但狗屁工作缺乏的實質性的意義和貢獻。這一點很容易理解,舉個例子,假如“狗屁工作”消失的話,我們的生活不會變得更糟,甚至可能變得更好——想想那群自詡最聰明、最努力的華爾街精英,他們引以為傲的工作不正是金融災難的始作俑者嗎?相反,格雷伯頗為遺憾地指出一個事實:我們的社會陷入了這樣一種弔詭,你的工作對別人越有益,你工作所得的報酬反而越低,比如垃圾處理者、建築工人、護士……於是這工作就成了一份“糟糕的工作”。“你幾乎可以把‘糟糕的工作’看成是狗屁工作的反面”,格雷伯說。

從技術社會史發展的視野來看,1930年凱恩斯在《我們後代在經濟上的可能前景》這場演講中所預測的美好未來不是沒可能:伴隨自動化技術的進步,一百年後人們每週將只需要工作15小時。凱恩斯的預測在現實中不無印證,比如今年德國產業工人贏得的大罷工,成功將每週工作時間從35小時縮短到28小時。的確,在部分發達國家的機械、冶金、汽車、紡織等製造業領域,工人們實現了更少的工作、更高的收入、以及更多的閑暇,因為機器可以幫我們完成大部分困難的、勞動密集型的工作。但問題在於,與此同時,大量意義匱乏的狗屁工作也被“發明”出來,使更多人免於失業,尤其是在第三產業。在自動化如此普及的時代,白領們仍不得不每週蹲辦公室工作(或假裝工作)長達40小時。

香港,是全球工作時間最長的城市

猜猜全球工作時間最長的城市是哪裡?是高度金融化的香港。在日本這樣的後工業社會,要命的“加班文化”也風行無阻:“5點下班是曠工,6點下班是早退,7點下班是趕早,8點下班是剛好,9點下班是敬業,10點下班是楷模。”企業老闆會為此偷笑嗎?還真難說,因為工作效率低下、或為賺加班費、或出於同儕壓力而加班的情況不在少數,而這實在是不太符合“資本主義”的利益原則(反倒更像是效率低下的社會主義蘇聯)。按照經濟學理論,一家追求利潤的公司最不願意做的就是掏錢給他們並不真正需要的工人。

然而事情就是這樣弔詭地發生了,“就好像有人在發明毫無意義的工作,只為讓我們一直有工作做。”格雷伯認為這一點恰恰體現出今天金融資本主義神秘的運行規則。

是誰在發明毫無意義的工作?

為什麼會出現大量無意義的工作?

問題的答案不僅僅經濟性的,也是道德和政治性的。無疑,失業率太高會造成社會動盪,我們需要向社會人口提供更多的就業。而在後工業社會之中,大多數工作都屬於“第三產業“,即致力於分配或維護而不是生產商品。格雷伯指出了很微妙的一點:觀察近幾十年工作的擴張情況,會發現行政部門擴張得最厲害,甚至比“服務”部門擴張更多。雖然企業會無情地裁員,但受僱處理公文的小職員數量卻總在不斷增加。

從幾百份狗屁工作者的信息和訪談中,格雷伯總結出了幾類有代表性的狗屁工作。比如,“走狗型”員工的存在只是為了體現出他們上司的重要性,或者讓他們的上級臉上有光;“打手型”員工則會積極替僱主出面,比如電話銷售員、公司律師、公關、傳銷員、遊說者等;“膠布型”是被雇來去修補一些缺陷和漏洞,但是這些漏洞完全是因為老闆的懶惰或者不稱職,諸如此類。

觀察這幾類狗屁工作的性質,不難發現他們在一定意義上都指涉著某種主仆關係,更準確地說,這背後潛藏著“99%的人”和“1%的人”之間的勞動異化關係。如果1 %的人口控製了大部分可支配財富,那麼我們所說的“市場”反映的就是他們(而不是其他人)認為重要或有用的東西。大量的私募股權CEO、政治說客、公關研究人員、精算師、電話營銷人員和法律顧問,這些狗屁工作的性質,似乎與過去封建社會里的家奴、走狗、管家、打手、佃戶相差無幾,格雷伯稱之為“管理封建主義”

(Managerial feudalism)

,他認為資本主義不過是把“逐漸形成的主仆關係轉化成了永久性的薪酬關係”。最關鍵的還是擁有資產的人,大型跨國企業的CEO並不是老闆,他們的個人意誌必須服從於投資者、大股東和董事會。利文斯頓

(James Livingston)

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職業經理人不過是以資本主義的名義行事,他們自己並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作人員、仆人或者侍臣。他們會照辦那位看不見的主人的所有命令,因為除了更大更多的獎金之外,他們並沒有自己的目的。

狗屁工作的大量存在,成為最適合維持金融資本主義的力量——他們的職位使得他們更傾向於認同那“1%的人”的視角和情感,及其背後的金融化製度。反過來,有益社會的勞動一直被低估了,比如那些從事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類工作的人,他們真正照顧他人,卻只得到很少的報酬,甚至無力顧及自己和家庭。這種不公平是最讓人難過的地方,但反常的是,人們卻往往認為事情本應如此。

這也是為什麼利文斯頓

(James Livingston)

在《不再工作:為什麼充分就業是個壞主意?》

(No More Work: Why Full Employment Is a Bad Idea)

一書中認為,勞動力市場已經與其他所有市場一同崩潰了。換句話說,勞動力市場不再像我們所期待和所需要的那樣來運作,它不再以我們能夠理解和證明的方式去分配工作機會和收入。麥當勞員工每小時收入只有8.00美元,而公司高管們“賺”的卻是他們三百倍,至於持有或繼承資本的人則根本無需工作(他們的受僱侍臣會尋求各種合法手段以維護他們的特權)。也就是說,勞動力市場的不斷擴張,以及資本主義的巨大成功,令工作變得毫無用處和毫無意義了。最近,韓國導演李滄東的電影《燃燒》之中那些無望的、打零工的年輕人,所面臨的就是這種困境。

《燃燒》劇照。

利文斯頓認為,如果就業市場無法使勤奮工作的人擺脫貧困,那它只是從真正重要的東西那裡多餘地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不過他對此仍然很樂觀,覺得這意味著“我們所知的資本主義的終結,已經近在眼前了。”利文斯頓與“狗屁工作“的作者格雷伯一樣,認為向所有人發放基本收入是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這樣從事狗屁工作的人就可以辭職了!但問題是,如何在經濟結構和意識形態上同時撬動業已堅固的“管理封建主義”,從鐵公雞身上拔下毛來?

或許應該這樣說,狗屁工作最狗屁之處並非工作本身,而是它所支撐的社會秩序和僵化的意識形態,以及受製其中的無力感和無意義感。然而,任何人都離不開有意義的工作,不論是調酒師、看門人,還是股票交易員或者保險中介人。即便在做一份狗屁工作,我們也需要繼續下去的理由,以及從中挖掘出益於主體的、自我實現的意義。

作者

:董牧孜;

編輯

:走走、覃旦思;校對:柳寶慶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