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細節丨警惕機械司法:評魔術道具涉嫌偽幣案
2019年02月14日11:42

原標題:法治的細節丨警惕機械司法:評魔術道具涉嫌偽幣案

近日有樁偽造貨幣案,山東臨沂蘭山區檢察機關起訴崔某夫婦偽造貨幣罪。據報導,涉嫌偽造的貨幣與真幣有較大差距,紙質粗糙,背面上大多印有“魔術道具”的字樣。

檢方起訴書顯示,2015年以來,崔某僱人仿照第五版人民幣面額、圖案、色彩、規格、式樣,印刷背面印有“魔術道具”字樣的面值10元、20元、50元、100元的人民幣和麵值100美元的紙幣,通過網絡低價銷售。

三地公安機關對崔某廠房進行了搜查,查獲疑似偽造的人民幣上億元,美元上千萬元,其中有13.74萬美鈔上並沒有“魔術道具”字樣。

刑法第一百七十條對偽造貨幣的規定非常簡單。何謂偽造貨幣?偽造貨幣就是偽造貨幣,基本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這種規定在理論上被稱為簡單罪狀,之所以採取這類罪狀的形式,理由是它太過簡單,所以沒有必要詳細描述。同屬簡單罪狀的還有故意殺人罪、侮辱屍體罪等諸多犯罪。刑法對這些罪名基本構成要件的規定就是簡單羅列罪名。

當然,對於偽造貨幣罪的加重構成,刑法則有比較詳細地敘述,法律規定三種情況可以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其中一種是“偽造貨幣數額特別巨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偽造貨幣的總面額在三萬元以上的,就屬於特別巨大。

然而,刑法畢竟是一種最嚴厲的處罰措施,在適用時要格外慎重。刑法第十三條對犯罪規定了一個非常冗長的定義:“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根據這個定義,成立犯罪至少要具備兩個條件,首先是形式上的刑事違法性,其次是實質上的社會危害性。

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對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無論有多麼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都不能以犯罪論處。客觀說來,司法機關對於犯罪的形式要件把握的還是比較嚴格。

僅從形式來看,崔某完全構成偽造貨幣罪,法律對於偽造貨幣的形式規定非常簡單。隨意找張白紙,上面手書上人民幣100元,在形式上也是偽造貨幣。

因此,對於司法機關而言,正確的把握偽造貨幣罪的實質要件就顯得尤為必要。

根據刑法有關犯罪的定義,實質上的社會危害性可以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來進行認定。

從積極的方面來看,犯罪必須是一種侵害法益的行為。法益,法所保護之利益。一種行為之所以被規定為犯罪,就是因為它侵害了法益。法益理論是對刑罰權在實質上的第一道限製,它使得一個表面上符合法條的行為不再理所當然被視為犯罪,司法機關必須積極加以證明它侵害了某種具體的法益,否則行為就不是犯罪。

從消極的方面,即便行為侵犯了法益,但如果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認為是犯罪。這其實就是用倫理道德在實質上對刑罰權進行第二道的限製。即便符合刑法的規定,也侵犯了法益,但如果一種行為是倫理道德所許可的,那麼它就屬於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故也不是犯罪。

偽造貨幣罪所侵犯的法益是貨幣的公共信用,也即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給人們提供的交易信心。如果市面上假幣很多,民眾就不敢使用貨幣,動搖民眾對貨幣作為交易工具的信心。但如果“偽造”的貨幣無法動搖貨幣的公共信用,那就不能理解為刑法意義上的假幣。比如偽造根本不存在的貨幣,如面額二百五的“假幣”。又如某村委會為抵銷在飯店內的開支,而將人民幣複印,按其面值蓋上村委會公章在該村內部使用“假幣”的行為,雖然“假幣”雖然被製造、發行,甚至在一定範圍內進入流通領域,但是民眾並不會因為這些“假幣”的存在就不敢使用人民幣,這種行為就沒有侵犯貨幣的公共信用,自然也不構成偽造貨幣罪。

貨幣的公共信用是貨幣發揮其基本功能的關鍵。貨幣是一種具有一般等價物功能的特殊商品,這種一般等價物的功能能否充分發揮,其關鍵就在於能否樹立貨幣的公共信用。單純的貨幣製造、發行、甚至流通只要沒有侵害貨幣公共信用,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效用也就並未受損,人們在交易過程中也就不會對法定貨幣的信用產生懷疑,從而拒收貨幣。只有當貨幣的公共信用受到侵犯,人們對貨幣的真實性、可靠性產生了懷疑,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基本功能無法充分發揮,才會動搖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和交易秩序,這也是為什麼貨幣犯罪規定在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四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這類犯罪中。

將貨幣犯罪所侵犯的法益理解為貨幣的公共信用是世界各國的慣例。不少國家或地區都在法典中明確將貨幣犯罪規入危害公共信用的犯罪。如1994年《法國刑法典》第4卷第4篇為“妨害公共信任罪”,其第2章為“偽造貨幣罪”;《意大利刑法典》第7章“侵犯公共信義罪”第1節即為“偽造貨幣、公共信用票據和印花罪”。

刑事司法資源是有限的,刑罰的觸角不宜過長,只有最嚴重的偽造貨幣行為才值得刑罰打擊。雖然無論是侵犯貨幣製造權、發行權還是流通權的行為均違反了有關貨幣管理的行政法規,但並非所有的違法行為都是犯罪。如果將違反貨幣管理製度的所有行為都納入犯罪,刑罰將不堪重負,也不符合刑法補充性和最後性的旨趣。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人民銀行和公安部曾發佈《禁止用複印機複印人民幣的通告》,嚴禁複印人民幣,對用複印機複印人民幣的行為,分別情況嚴肅處理。然而複印人民幣的行為並不一定都屬於犯罪,除非那些最嚴重的複印行為,即對公共信用造成侵害的複印行為才能進入犯罪領域。《人民幣管理條例》第29條雖然也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印製、發售代幣票券,以代替人民幣在市場上流通。但是,單純印製、發售代幣券的行為如果沒有侵犯人民幣的公共信用,也不宜論之以犯罪。事實上,上述《條例》也只是說對此行為依照《中國人民銀行法》的有關規定予以行政處罰,並不認為它構成犯罪。

具體到崔某的偽造貨幣案,對於明顯印有“魔術道具”字樣的貨幣不可能侵犯貨幣的公共信用,自然不能認定為假幣。但是對於沒有印有相關字樣的13.74萬美鈔是否屬於“偽造貨幣”則值得研究。

據崔善村表示,這部分“美鈔”比真鈔尺寸大,紙張厚,憑藉肉眼一下子就能判斷出真偽。“我印的美元只有一批尺寸大的,紙張也厚,的確不帶字,但其他尺寸一樣大的都是帶字的。警察在謝非處找到的不帶字的,不是我印的,因為印刷模板都是林建國給我的,林建國之前也承認給我的模板也都是帶字的。”

如果檢察機關要證明這批涉案美元屬於偽造貨幣,那也必須證明相關貨幣可能使一般人產生誤解,誤以為屬於真美鈔,否則就沒有侵犯貨幣的公共信用。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涉及假幣的刑事案件通常都需要人民銀行或者其指定的金融機構對假幣進行鑒定。在崔某這個案件中,人民銀行也對涉案的貨幣是否屬於假幣進行了鑒定。但如果僅憑肉眼就能判斷屬於假幣,根本就無需鑒定。

其實,即便人民銀行對於涉案貨幣是否屬於假幣無法鑒定真偽,但只要侵犯貨幣的公共信用,司法機關也可以直接認定為偽造貨幣。比如,行為人偽造了大量硬幣(紀念幣)並置入流通,由於做工太過精美,但人民銀行所指定鑒定機構無法分辨真偽,不得不承認其所偽造的硬幣有效。這種貨幣的存在會極大地動搖貨幣的公共信用,導致百姓不再敢使用硬幣,因為連銀行都難辨真偽。司法機關當然可以對此直接以偽造貨幣罪論處。

相信臨沂檢察機關不可能完全忽視貨幣犯罪所侵犯的公共信用,僅僅根據形式要件就貿然起訴。在起訴書上,檢察機關也試圖提供該批貨幣可能侵犯公共信用的證據。

起訴書指出:根據警方調查,上述查獲的百元人民幣均系冠字號碼為ST68277395的2005版人民幣,美元冠字號碼均系FF95594731A。警方還查明,截至2016年7月25日,在全國銀行櫃面收繳與崔某印製的百元人民幣冠字號相同的假幣145張,經公安部物證技術中心鑒定,在相關銀行收繳的同冠字號假幣與本案查獲的圖文特徵相同的假幣物理參數、纖維成分均未檢出明顯差異。

但是這裏的問題在於,具有相同冠字號的假幣是否是崔某所造,既然崔某所偽造的人民幣均有“魔術道具”的字樣,怎麼會出現沒有上述字樣的偽造人民幣。假幣物理參數、纖維成分均未檢出明顯差異是否就足以證明系崔某偽造呢?這都需要司法機關審慎對待。

長期以來,司法機關都不太注重犯罪的實質定義,機械司法的現象相當嚴重。但是,刑罰是一種最嚴厲的懲罰措施,稍有不慎後果不堪設想,因此對於刑罰的適用要慎之又慎。我國刑法的打擊面非常的廣泛,從技術角度,如果不考慮犯罪的實質定義,民眾幾乎所有的行為都有成立犯罪的可能。法網恢恢,只要想打擊你,就可以做到疏而不漏。

但是,一如德國刑法學家馮•李斯特所指出的,“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憲章,也是犯罪人的大憲章”。刑法不僅要懲罰犯罪,也要保障人權,限製打擊犯罪的權力。我國司法實踐曆來有重打擊輕保障的傾向,因此,正確的理解犯罪的實質定義就顯得尤為重要。

希望司法機關慎重處理魔術道具涉嫌偽幣案,告別機械司法。法律不是機器,法律人更不是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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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翔,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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