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這一日常行動,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
2019年02月13日10:25

原標題:走路這一日常行動,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

開心也好,苦惱也罷,春節假期都已結束。上班的,身體得回到工作狀態;上學的,也得準備整理行李,很快返校。我們好像一直在走,一直在漂泊,而日常的微信、釘釘步數也要回來了。

掃了眼手機上的微信運動——今日已行走兩萬步——將將排在六七位,說多不多,說少不少。但這兩萬步究竟是如何走出來的,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不知道在哪裡徘徊最久,也說不清時間究竟耗費在哪些路徑上,只覺得大腿以下在不停奔波,卻和頭腦沒有任何關係,彷彿後者只是個圓形的旅行箱,扛在肩上,四處平移。

如今,走路這個日常行動的確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代步工具,城市空間,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都讓走路變成一項純粹的物理運動。選擇散步和徒步旅行的人——幾乎只剩下了老年健身團。遲緩的步行也不再能讓走路者獲取不同的景觀,在現代社會中,走上一兩個小時而周圍的景觀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因此,人們看待“身體”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它在後現代思想中更傾向於一種沒有實在的物體,一個包含著諸多運動與思想的運輸工具,而非個人自我的起源。

那麼,我們是如何從古“走”到今天這個境地的呢?

《走路的曆史》,作者:[美]麗貝卡·索爾尼,譯者:刁筱華,版本:雅眾文化·上海三聯書店 2018年10月

為什麼思考問題要踱來踱去?

人類習慣在想事情的時候踱步,彷彿我們大腦的某些部分捆綁在雙腿上——這並非無稽之談。我們的祖先很早就保持著邊走路邊思索的習慣,他們包括哲學家、演講家、詩人、畫家、物理學家等等,而他們的成果也證明了這個方法非常有效。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話,人類的始祖也在直立行走的過程中找到了現代社會的智慧——儘管古生物學的“直立行走學說”目前還是存在爭議,研究者們難以確定究竟是直立行走解放了頭腦,還是大腦進化促成了直立行走,但可以肯定的是,大腦與雙足——人類身體的兩端,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

1974年,人類學家在埃塞俄比亞出土了名為“露西”的女性阿法南方古猿骸骨,其骨骼結構顯示,“露西”已經具備了直立行走的能力,她的骨盆寬而淺,因此更接近於人類而非猩猩。1981年,古生物學家洛夫喬伊在《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闡述了“縮短生育間隔增加物種存活率”的理論,兩足行走在進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兩足行走在此新生殖體系內出現,因為前肢騰空後,雄性能為雌性攜帶遠處的食物”。

在1991年的巴黎“兩足行走起源”討論會上,科學家們對兩足行走給出了更多的解釋,包括“逗小孩笑假說”,“熱天行走假說”

(該理論認為兩足行走減少了人在熱帶正午下的日曬面積,從而使人類能夠移居開闊的棲息地)

,“兩腿優於四腿假說”,“戰壕雨衣假說”

(該理論認為兩足行走是為了站起來炫耀生殖器)

等等。

這些假說大部分已經被推翻,有些則找到了可信的依據——例如“熱天行走假說”。作為猿類與人類的分界點,兩足行走的意義依然有待研究。但它證明了一點,即人類智慧的增長的確與此有關。1997年,生物學家佛克提出了新的理論並得以證實,即“直立行走使原始人類全身降溫,流到腦部的血液溫度獲得調節,人走得愈來愈遠,因此有助於人腦成長”。

所以,當人們在思考問題中選擇習慣性散步或踱來踱去的時候,很有可能也遵循了這一原理。行走有助於他們在不經意間獲得靈感。在古羅馬時期,演講家們也喜歡走來走去,因為需要借助一些方位提示來記憶長篇的演講稿。而在古希臘時期,對於哲學家們應該是坐著思考還是遊走漫步,還存在過長期的爭議。那場爭論的主角是柏拉圖和“智者學派”。後者屬於哲學史上有名的“詭辯派”,因此在柏拉圖眼中,這群人毫無邏輯性可言。智者學派的人通常居無定所,每天靠給別人傳授演講知識和詭辯技巧獲取收入。受柏拉圖影響,智者學派一直頗受輕蔑,其詞根sophia雖有“智慧”之意,但sophist和sophistry兩個詞仍是“欺騙”和“狡詐”的同義詞。

(但事實上,在柏拉圖和蘇格拉底之前盛行的智者學派,用走路演講的方式為雅典的民主思想樹立了支柱)

不過,即使是反對大規模流動的智者學派的柏拉圖,恐怕也無法避免在走路中思考的習慣。

蘇格拉底素以在雅典閑逛找人辯論並惹怒對方而聞名。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更是將邊走路、邊思考這一哲學習慣發揚光大。受哲學影響,古希臘的許多建築都兼具了“散步”功能,例如整列的柱廊。哲學家和市民們就這樣一邊走路,一邊談論哲學。亞里士多德本人在演講和教學時也喜歡來回走動——這在後來導致該學校誕生的思想家被人們稱為“逍遙學派”。人類思想也就這樣一步步“走”向成熟。古典的哲學家用走路的方式思考問題、傳播理念,即使是生活範圍極為封閉的康德,也保持著每天按時散步的習慣。隨著哲學、藝術的發展,走路與思想之間的聯繫也越來越密切,後來的大多數哲學家與作家也都有徒步旅行的愛好。這似乎可以證明我們所說的“大腦的某些部分捆綁在小腿上”的假設,畢竟,沒有一個思想是在四輪馬車里誕生的。

盧梭、華茲華斯、克爾凱郭爾,他們都是狂熱的徒步愛好者

1749年,百科全書的編纂者德尼·狄德羅因為一篇質疑上帝是否善良的文章而入獄,他的好友盧梭前去拜訪。後者選擇了步行的方式,從巴黎出發走了整整六英里,在途中盧梭還思考了科學和藝術的進步如何腐蝕與推動道德,並在途中構思了一篇相關的論文。

在盧梭的年代,徒步於大自然之間,在人和大地的關係間思考是個具有叛逆意味的行為。因為在基督教的教義中,大自然和人性在人類被逐出伊甸園後便失去了上帝的恩寵,是基督教文明使自然和人性獲得新生,即善良是一種文化,而不是自然現象。盧梭學派卻偏愛人類與自然的原始狀態,攻擊教會與世故

(當然還有科學與藝術)

。他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幻想著“沒有工業、沒有演講、毋需定居、沒有戰爭、沒有任何聯繫,對夥伴沒有需要,也沒有加害他們的必要”的社會,這個幾乎完全由否定性構成的,難以想像的社會與盧梭的生活履曆氣質相同——旅行者,在目的地間四處遊蕩,沒有落點。

他的漫步生涯起始於學徒生涯。在他十五歲的時候,因為回城太晚而被拒之門外的盧梭毅然放棄了自己的故鄉,徒步離開瑞士,前往法國。之後,他也不斷更換工作和僱主,“自由漫步”成為了盧梭的一個人生夢想。

“我只有在徒步旅行的時刻,才想得這麼多,活得如此鮮活,體驗如此豐富,能盡情地做回自己”,他如此說道,“走路似乎有什麼魔力,可以刺激和活化思想。當我停留在一處時,幾乎不能思考;我的身體必須保持活動,心靈才能啟動”。

而另一位哲學家克爾凱郭爾,則對走路和心靈之間的關係給出了更深刻的詮釋。在《走路的曆史》中,作者麗貝卡稱他很有可能是“真正的步行者”。與盧梭不同,克爾凱郭爾的行走不是為了親近大自然,而是為了用雙足靠近那些形而上的問題,為此,他不惜將自己步行的目的地設置得極為嘈雜,甚至“反文藝”。

克爾凱郭爾(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年—1855年),丹麥宗教哲學心理學家、詩人,被認為是現代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

“很奇怪,當我一個人坐在人群中,當四周的混亂和噪音需要毅力的克製才能維持思緒於不墜時,我的想像力反而特別豐富”,1837年,克爾凱郭爾寫道,“沒有這種環境,我的想像力反而油盡燈枯。為了釋放心靈上的緊張,我非得設法分心才行,比如在街頭巷尾跟人寒暄,因為跟特定的幾個人接觸,根本分不了心。”克爾凱郭爾最喜歡喧囂多變的都市生活。他走入人群中,和人交談,尋找嘈雜,卻沒有一個長期的朋友。在他成年的生命中,克爾凱郭爾幾乎從沒在自己家中接待過客人,終其一生沒有一個朋友,只有無數相識的人。他是一個真正的獨行者,“既存在於週遭的世界,也不屬於這個世界”。走路或許是一種對形而上世界疏離感的緩和:一個人因為在走路,所以維持淡淡的疏離關係,而不是因為他無法和人建立聯繫。

在日記中,克爾凱郭爾也堅持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走路中完成的。如果不走路,就不可能產生《非此即彼》和其他的作品。“《非此即彼》大部分內容只寫了兩次

(當然,我在走路時構思的內容不算,我一向是在走路時構思的)

”,“腦子裡脹滿了等待下筆的點子,使我精疲力竭得幾乎走不動”。對於當下眾多偏愛咖啡廳環境,只有坐在圖書館和安靜的房間才可以思考與創作的人士來說,克爾凱郭爾無疑是個非常好的反面示範。

詩人華茲華斯則極有可能是步行里程紀錄的保持者,據德·昆西所估計,“華茲華斯以這雙腿走了一百七十五至十八萬英里——這是不簡單的成就。他從走路得到一輩子的快樂,我們則得到最優異的書寫”。華茲華斯在年輕的時候便時常計劃兩千英里的徒步旅行,而在人生的後五十年,走路更是與他的寫作難以分離,不出門的時候,他就在小陽台上來回踱步。走路,對他來說不是運動,不是觀光旅行,不是一次有預設目的地的平移,而是生活的本質:

我愛公路:它少有景色

那更使我高興——這類事物具有力量

自童年以來,一直對我的想像力

起作用,它的魔力

與我日增,我的腳踏上一光禿陡坡,

像進入永恒的嚮導,

進入未知、無邊際的事物。

本雅明之後沒有走路,只有閑逛的現代生活

為自由而奔跑。法國電影《祖與占》(1962)劇照。

“雖然步行散文是對身體和精神自由的讚美,它並未打開自由世界,因為那革命早已發生”。麗貝卡·索爾尼寫道。而在現代社會中,步行開始具有更多社會意味。

在現代,我們需要借助“運動”一詞在中文里的雙重含義來理解它的變化。它依舊是一項身體活動——儘管很多時候它已經不再產生愉悅。同時,它也是許多社會運動發源的契機。在與鄉村自然對立的現代城市中,瓦爾特·本雅明首先創造了“閑逛者”的概念——“在一座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或許稀鬆平常、一點也不有趣。因為人們只會認為你不認路。而讓自己如同迷失森林中一般在城市里,則另當別論了”。在本雅明的思想中,現代城市成為了一個只能借助漫遊來理解的城市。人步行其中,既非觀賞風景,亦非尋找內心形而上的告解。在城市中漫步看起來似乎是孤獨者的特權。但這無數的孤獨者又極有可能在城市中相遇,形成團體,使獨行者不再獨行——無論他們最初形成的團體是什麼。“人們為社交而聚集到林蔭大道,去街道和巷弄則是為了冒險”。

以“自然之友”為例,這是一個登山運動黃金時代的俱樂部。最初,這個俱樂部建立在阿爾卑斯山脈的一個小木屋中,裡面只有些徒步登山的愛好者,然而涵蓋各種身份,女性主義者、勞工主義者、運動員、慈善家、知識分子等等。在登山運動中,這些思想各異的人形成了一個公共團體,極具政治性。二戰時期的德國青年運動“遊牧民族”同樣發源於步行。它於1901年11月4日成立,最初只是個漫步團體,以“複興民歌”為主要貢獻,而後,青少年們開始徒步旅行到野外,在夜間激烈地討論音樂與哲學。物理學家海森堡也同樣是“新道路開拓者”的領導者,戰後,海森堡也依然保留著登山的愛好。

走路意味著封閉空間的破裂,一個人開始走入自我之外的其他地方——無論是否有明確的目的地,都有可能遇見足以形成組織或運動的原點。在政治運動中,走路也用最輕微的方式表達著自由的底線。人們反對夜禁,反對針對特定人群的禁止入內,人們走上街頭抗議,表達思想。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走路的黃金時代便宣告終結。今天的人們很難再通過走路的方式創造曆史。

《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 ,1981)。伊安·霍姆的一部運動題材電影。影片講述劍橋大學猶太學生為了對抗種族偏見,一心想成為贏得奧運會百米賽金牌的第一個猶太人。最後奪得百米決賽冠軍。

其中,主要的原因在於現代技術和城市化的發展。走路,似乎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當電梯滿員或者代步工具不方便抵達的時候,我們才會選擇步行的方式。“步行仍適用於汽車與建築物間的地面和建築物內的短距離,但步行作為文化活動、歡樂、旅行和閑逛方式在消退,身體、世界和想像間古老的深刻關係也在消退”。現代城市的區域分工更明確,中心區、商業區、居住區都高度集中,大多數工作者都居住在郊區,而後者的面目往往是千篇一律,走出門,我們很難發現什麼不一樣的東西。而郊區的環境也很難把人帶向本雅明所言的“閑逛者”的迷茫。

在成片的居住區中,以家庭為核心的結構也形成了新的、中產階級式的現代崇拜。“家庭是世界之外的神聖空間,妻、母是神聖空間內的女祭司”,羅伯特·費希曼在《中產階級的烏托邦》中討論郊區化的結果,大多數居民以“幸福而沉悶”的狀態生活,鮮有出門步行的慾望。曾經豐富的城市生活,在當下進入了貧乏化的狀態。即使是市中心最繁華、最具流動性的地帶,也逐漸融入日常生活的經驗。

“世界不再依身體的尺度而建,而是依機器的尺度而建”。麗貝卡·索爾尼如此總結今天的現象。人們更依賴於身體的延伸而非身體本身,汽車彷彿成為人類的“義肢”。“我們生活在一個我們的手腳可以指揮一個金屬龐然大物跑得比最快的動物還要快的世界”,而“作為肌肉和感覺有機體、未受工具輔助的身體已逐漸萎縮”。曾經的漫步者會漫無目的地閑逛,探索世上的偶然性,而身處現代,我們對身體的信心與掌控力都在搖搖欲墜。漫步的黃金時代已經遠去,它不再指向未來,而是意味著復古和原始。在我們日複一日,無意識地使用身體的時候,走路成為了一種內在的回歸,在現代都市中漫步,我們會感到自己同自己的身體前所未有的親近,也會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

電影《轉轉》(転々 2007)劇照。

作者:麗貝卡·索爾尼;譯者:刁筱華

整合:宮子

編輯:西西、李妍;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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