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向,羞澀,不善言談,你曾因此尷尬嗎?
2019年02月13日18:37

原標題:內向,羞澀,不善言談,你曾因此尷尬嗎?

春節假期結束,“如何應對親戚們的尬問尬聊”這個一年一度的重大議題終於又可以擱置一邊。但重返工作崗位,那些不得不進行的社交、溝通任務又已迅速捲土重來。

畢竟人是社會性動物,交流永遠是不可或缺的。溝通、說話,對於很多人來說,是最自然、輕鬆的行為;但對於另一部分人來說,卻是相當沉重的負擔、總要伴隨複雜的糾結。這一部分人,通常會被描述為“性格內向”、“靦腆害羞”、“不合群”,在工作和生活中,似乎很容易遇到更多障礙,更可能因自己的膽怯、難以融入他人的談話和圈子而沮喪。

你有過類似的經曆嗎?為什麼害羞會在社交中成為一種問題?“羞怯”“窘迫”這一或許為人類所獨有的心理現象,是從何而來?容易害羞的人,擁有所謂外向性格很難擁有的什麼特殊稟賦嗎?

下面分享給大家的內容,來自英國社會曆史學者喬·莫蘭的《羞澀的潛在優勢》。他自己就是一個容易害羞、經常在社交中“置身事外”的人,他把伴隨害羞而來的自我關注,轉換為人類學上的好奇,以一個觀察者、一位野外生物學家的身份去探索它。如果你也是一個內向者,那將有很大可能從他的文字中獲得共鳴和安適;如果不是,那這也不失為一個特別的視角,通過對內向思維特質的人的關注,幫助我們所有人以新的方式去打量世界。

《羞澀的潛在優勢》,作者: (英)喬·莫蘭,譯者: 張勇,版本: 青豆書坊|重慶出版集團 2017年12月。本書作者喬·莫蘭是一位社會曆史學家,他調查了幾十位各行各業的名人——達爾文、阿蘭·圖靈、查爾斯·舒爾茨、阿加莎·克里斯蒂、格倫·古爾德、博比·查爾頓……他們都是某個時代影響深遠的文化英雄,同時又都具備著相當程度的害羞特質。通過對這些個案的研究,重新反思害羞這一現象,發現害羞背後的自我稟賦。

作為一個容易害羞的人

我在整個人生中,一直在試圖琢磨一些在別人看來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不把談話內容寫下來的話,就不會去撥打一個新的電話號碼,就像是電話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員拿著一本公司里的腳本一樣,當對方接起電話時,我就照著寫下來的話說。我會把我要對人們說的事情記在一個筆記本上,以防自己耗在閑聊上——不過,雖然筆記本都記滿了,它看上去卻從未阻止我跑題。參加聚會的時候,我不再總像過去那樣,盯著書架或冰箱貼看個沒完,而是面帶神秘的微笑。我希望這微笑可以告訴別人,我對眼前的歡樂場景感到滿意,並不擔心自己置身事外。

當交談從偶然邂逅期走向放鬆階段時,真正的問題也伴隨著不拘禮節而來,彷彿無中生有一樣。在工作中,這種情形時常發生在如複印室這樣的地方,辦公室生活相當於教區中心,人們在這裏交換著流言蜚語,鞏固著各自的同盟;或者在走廊里,從正式的層面來講,走廊是直接通向其他地方的通道,但是從非正式的層面來講,它意味著偶然的相遇和逗留。正是在這些有限的空間里,我碰到了困難,我從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停下來、打招呼,或者是停留多長時間。我可能要路過兩名正在深談的同事的身旁,停下來想問候他們,而他們繼續在交談,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插話才好。最後,我只是簡單地笑笑、點點頭,就溜走了,讓他們繼續交談。

L. S. 勞瑞的畫作《上班路上》。他畫作中的人流形象總是這樣——倉促地踮著腳尖行走,聳肩弓身,陷入沉思之中。這些擠在一起的人們彼此間互不交談,呈直角站立著,他們的手臂軟弱無力。勞瑞說過,“我繪畫中的所有這些人,他們都是孤獨的,你知道,人群是所有孤獨的事物中最為孤獨的。每個人對其他人來說都是陌生人。”

進化人類學家羅賓·鄧巴

(Robin Dunbar)

曾經發現,交談人數的規模有一個天然限製,即4個人。當人數多於4個時,沒有人再能夠保持對於所有談話者的注意力,談話就會分裂成更小的單位。多年以來,我發現鄧巴定律是相當可靠的,但即使知道這個問題出在哪裡,卻並不能讓它更容易解決。當一群談話者分裂為更小的單位時,我試圖加入其中的一個小組,但會同時聽到另一個小組的談話,沒辦法不去聽。我最終是一個小組也不加入,晾在兩組人之間,他們互相無視另一方,也無視我的存在。我常常和一圈人待在一起,突然那個圓圈就像橄欖球比賽中並列爭球時一樣閉合了,留下我呆站在外面,像是圈子裡的成員們都忘記了我的存在,心不在焉地把我從圈子裡推出來了一樣。

《你需要多少朋友》,作者: 羅賓·鄧巴,譯者: 馬睿、朱邦芊,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1年1月

社會學家蘇西·斯科特

(Susie Scott)

提出,害羞是在進行“一項非故意的違約實驗”。背離實驗是人種學上的一種實驗,意在觀察人們對於破壞社會規範行為的反應——我們通常認為這些社會規範是理所當然的。比如,研究者可能會在未加解釋的情況下插隊,或者在一列擁擠的火車上,隨機走向陌生人,無緣無故地叫他們讓出座位。

(總體而言,如果這個研究者不害羞會更好。)

斯科特認為,害羞者的行為相似,都是令人不快的。他們的身體語言表達出不適,他們的沉默卻顯得沒有勇氣。他們缺乏瞬間把握時機的能力,這種能力可以讓正在深入討論的人們表現得像是重複演奏某個片段的音樂家;相反,當害羞者的心智在所有不同的方式上都過一遍,思考哪種方式可能會讓談話失敗時,他們早已錯過了插話的時機,討論已時過境遷了。因此,他們介入到談話中的情形既少又古怪,話題常太過沉重,或者會破壞談話的節奏。害羞者會讓其他人不安,因為他們擾亂了社交生活中那些心照不宣的慣例。

窘迫感從何而來?

人們有時候推測,窘迫應該是一種新近出現的狀況,是我們過度文明化的、因而也容易引起焦慮的現代社會的產物。我們觀念中的“ 窘迫”

(embarrassment)

一詞直到18 世紀中葉才在英語中出現,指的是由社交尷尬或自我意識引起的情感不適,與它原初的意思“阻礙”或“妨礙”相反。

德裔英國社會學家諾伯特·伊萊亞斯

(Norbert Elias)

認為, 直到最近的幾百年間, 生活才基本上成為公共的。起初,家人們在一個房間里同吃同住,陌生人也可以快樂地共享一張床,對於人們來說,大小便時被人看見也是正常的。然後,自16 世紀以來,一個“文明化進程”開始席捲歐洲。中世紀的禮儀準則被稱為是“ 禮節”

(courtesy)

, 因為它是宮廷貴族們所踐行的; 此時它演變為“ 禮貌”

(civility)

,意思是每個人都要遵守。關於共餐、吐痰、擤鼻子和上廁所的種種規定,變得越來越嚴格和自我約束了。

《文明的進程: 文明的社會發生和心理髮生的研究》,作者: [德] 諾貝特·埃利亞斯,譯者: 王佩莉 / 袁誌英,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9年5月

伊萊亞斯提出,一個關鍵的因素在於民族國家的興起,以及它對於行使暴力權力的壟斷。因而在私人生活中,脾氣平和要較武力威壓更令人讚賞。隨著社交生活變得不那麼危險了,宴飲和舞會不太可能以爭吵和打架而告終,伊萊亞斯所說的“羞恥門檻”也就發展了。人們之間的身體和心理上的界線更明晰了,特別是在公共場合的陌生人之間,當這些邊界被僭越時,尷尬發生的機會也就越來越多了。人們擔心,如果他們跨越了這道“羞恥門檻”,他們就會失去別人的愛和尊敬,他們開始將他們想像的別人的負面評價內化了。“羞恥門檻”發展到了我們的內心和思想之中。

這是一個聽上去有說服力的論述。但是歐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加拿大裔美籍社會學家、作家)

在安斯特島上的工作,質疑了伊萊亞斯的看法。相反,安斯特島的狹小滋生了一種幽閉恐懼症式的社交尷尬。每個人都清楚地瞭解每個人。他們的大部分生活是公共生活,被身邊的人觀察和評判,這使得他們執著地抓住他們的零碎隱私不放。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作者: [美] 歐文·戈夫曼,譯者: 馮鋼,版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年5月。本書是關於社會情境下人類行為模式的經典著作,戈夫曼在書中對社會互動、邂逅、聚集、小群體和異常行為進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人際交往形式中的"擬戲劇"、"汙記說"以及"越軌生涯"等概念。

戈夫曼認為,窘迫產生於“未得到滿足的期望”。任何社會接觸都由人組成,人們都要求自己去塑造一個易為人接受的公共自我形象——適度的禮貌、行為前後一致、體面,而且明白社會禮儀,這些要求還需要經過他人的檢驗。當這些自我要求受到了懷疑,作為交往基礎的假設便不再存在,社會接觸擱淺了,人們就會覺得窘迫。戈夫曼寫道,當一個人總是這樣不能讓他的同伴信服時,“不被別人接納的警鍾就真的敲響了”。

也許事實更在於:窘迫是無比頑強的,有很強的適應力。它可以在偏僻的蘇格蘭群島那簡樸的公共生活中茁壯成長,也可以在社交世界里繁榮興旺,隨著伊萊亞斯所說的文明化進程而蔓延到最遠的地方。因為過度進化的文雅和缺乏生氣的禮節也同樣是尷尬的大孵化器。

孤獨症或許增加了人類的創造性?

沒有人能確定,大約4萬年前,為什麼現代智人深入到相隔遙遠的洞穴之中。這些洞穴分佈在法國南部和西班牙,在印尼的蘇拉威西

(Sulawesi)

島,在澳州北部的阿納姆地

(Arnhem Land)

高原。現代智人在洞穴中畫下了野牛、長毛象和鹿,或者是在牆上畫出他們的手印。無論這動機是薩滿教的、儀式性的,還是為了向他們捕獲的動物表達敬意,人類曆史中被稱之為“創造性大爆發”的這一巨大的認知飛躍,似乎也是從社交世界中的隱退,因為這些繪畫出現在洞穴中的非常偏遠的位置,沒有人居住在那兒。

澳州阿納姆地(Arnhem Land)高原上的岩畫。

科學家兼作家坦普·葛蘭汀

(Temple Gran din)

患有孤獨症,她對現代智人的行為有自己的直覺解釋:我們祖先中的內向者因為厭倦了“喋喋不休的閑扯”——男性領袖們圍坐在部落篝火旁磨他們的燧石,彼此吹噓著他們捕獲的野牛數量;於是獨自離開了,並創造出了最早的人類藝術。她猜想這些藝術作品和一些開創性的發明,比如石矛、輪子,都是由“坐在洞穴後部的一些孤獨症患者”創造出來的。

第一個認為孤獨症或許增加了人類的創造性的, 是維也納大學兒童醫院的一位兒科專家漢斯· 阿斯伯格

(Hans Asperger)

。1943 年,也就是他的同事—奧地利人利昂·卡那

(Leo Kanner)

列出了孤獨症特徵的一年之後,阿斯伯格在他的一些兒童病人身上也發現了相似的退隱傾向。與卡那不同,他認為這種傾向或許是與一些特別才能共存著的。一些孤獨症者具有令人震驚的能力,比如解決智力拚圖遊戲、記憶書籍內容或在城市里辨別方向等。這些能力看上去似乎部分地屬於視覺技能,只是一種認出重複性的圖案和分類的訣竅而已。孤獨症者具有一種傾向,被稱之為“中心信息整合薄弱”

(weak central coherence)

,即往往聚焦於單個部分的信息,從而損害了對全局的把握。

一個患有孤獨症的藝術家可能會從某個單一細節開始畫起,比如說,精細地描繪一個膝蓋骨,或者一座房屋中的一塊磚,由組成成分發展出他們的繪畫,而不是更常見的辦法,即從輪廓開始,然後往裡面填充東西。有些孤獨症藝術家,比如倫敦的斯蒂芬·威爾特希爾

(Stephen Wiltshire)

或馬來西亞的葉平連

(Ping Lian Yeak)

,可以根據記憶畫出城市天際線的大規模遠景圖,複雜的建築特徵在其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其他的孤獨症藝術家則可以呈現出他們自己的錯綜複雜的世界,如法國藝術家吉萊·特雷安

(Gilles Tréhin)

的“雨維爾”

(Urville)

—一個想像中的島城,與法國的蔚藍海岸

(Côte d’Azur)

遙遙相對,其中的高層建築被畫得一絲不苟,人物則像勞瑞筆下的人物一樣,是樹枝形的。

斯蒂芬·威爾特希爾(Stephen Wiltshire)和他繪製的城市天際線遠景圖。

藝術本身是否起源於這種內向性的能力,即從社交生活中作出策略性的退隱,以理解我們經驗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具有這種品質。正如我們的大腦必須睡眠、做夢才能複原一樣,我們需要經過一段時期的醞釀或休憩,才能萌生出新思想。正如卡爾·榮格

(Carl Jung)

在《心理類型》一書中所指出的,內向者比外向者要花更長的時間去集中思想、處理意義,需要獨處去將這些思想組織成有意義的形式。當他們與太多的人接觸、接觸時間太長時,他們的大腦就會受到過度刺激。處在一群喧鬧的人之中,一個內向者的大腦皮層將會超負荷運轉並僵硬起來,就像一台電腦的內存被用完了一樣。

這些表現出內向思維的異質性的人,可以幫助我們所有人以新的方式去打量世界。

本文內容經青豆書坊授權整合自《羞澀的潛在優勢》一書第1、3、6章。標題為編者所加,整合有刪節。

原作者:喬·莫蘭;整合:小鹽

編輯:李妍;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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