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山裡的“三線人”:已把他鄉作故鄉
2019年02月12日22:32

  原標題:重慶山裡的“三線人”:已把他鄉作故鄉

  躍進廠最繁榮的時候,1600人里有200多上海人,那時還掀起了一股學上海話的風潮,“儂就是你,阿拉就是我”,廠里的很多重慶人都會說。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廠大門。受訪者供圖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廠大門。受訪者供圖

  文| 新京報記者 劉怡

  春節期間,重慶永川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由於還承擔著部分軍工生產任務,466廠大門緊閉,外人依然不能隨意進入。

  退休工人李年風的家裡,有一隻白身藍蓋的搪瓷杯,杯體上印著“光榮退休國營466廠工會贈”的字樣。這些年,家裡的老物件漸漸淘汰,但搪瓷杯一直留在李年風手裡,每天一早泡上一杯濃茶,擺在客廳茶几上。

  他更加熟悉466廠的另一個名字——“躍進機械廠”。

  這是一家“三線工廠”。1965年,基於國防戰略部署,中央作出建設“大三線”的決策——上海所處的沿海地區是“一線”,而廣袤的中西部地區,就是“三線”。400多萬人從大城市鑽進了山溝,“三線人”的命運,在工廠交會與融合。

  現在,他們大都年過古稀,兒女都已成家立業,生活早已回歸為柴米油鹽。而在山城重慶,當年“三線”的繁榮景象也已一去不複返,“三線”痕跡正在消失。

  重慶“三線人”的光榮與失落:“人越來越少了”。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好人好馬去三線

  要過年了,李年風家的大門早早地掛上了福字,客廳被收拾一新。桌上擺上了砂糖柑,陽台上也掛上了過年的臘味。兩個女兒,一個在上海,一個在北京,由於工作繁忙,都未歸家。

  看著手機里去年女兒一家人為他慶祝生日的照片,李年風計劃年後一家人出去旅遊,碰碰面。

  李年風和妻子還生活在永川,“住習慣了,就不挪窩了。”李年風從躍進廠退休後,被永川一家公司聘為顧問,又工作了20年,去年才正式卸任。

  永川並不是李年風的故鄉。他是江西井岡山人,1961年從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機械製造專業畢業後,分配到洛陽工作;10年後,被調往重慶永川躍進機械廠。

  一群天南海北的人,在這座西南小城相聚。上海人李長祿也來到這裏。

  他回憶,1965年初夏的一個下午,那天放學後,所有的學生都被留在大禮堂,大家圍成一團,班主任拿著一份名單,清了清嗓子,開始念起通知。

  “李長祿,去四川!”他的去處,是四川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的清平機械廠。

1968年7月支援三線建設誓師大會。受訪者供圖
1968年7月支援三線建設誓師大會。受訪者供圖

  這個1500公里以外的縣城名字,第一次出現在李長祿的眼前。彼時,李長祿剛剛從一所技工學校提前畢業。

  名單唸完,李長祿才知道,同屆的所有同學都被分配到各地的三線工廠。“三線建設”是一項堪稱龐大的工程,包含1100多個大中型項目,覆蓋鐵路、鋼鐵、煤炭、航空、船舶等行業。

  那一年,李長祿的父親剛去世,母親已經60歲,家裡還有幾個兄弟姐妹,日子捉襟見肘。突如其來的分配消息,讓一家人喜憂參半——“好人好馬上三線”,能去支援三線建設是一種榮耀;但山高水遠,這一去什麼時候能回來?

  江水粼粼,木板吱呀。李長祿和一幫技校學生一路向西,從上海來到重慶。船離上海越來越遠,睡在甲板上的李長祿抬頭望天,感到新奇:“上海哪有這麼多山啊!”偶爾,他腦海里也閃過一絲忐忑,“也不知道下船後的生活會怎麼樣。”

  “沒有願意不願意這一說,那時候有個口號,叫‘站出來讓黨挑選’。”年近80歲的李長祿語氣平靜。

  “儂就是你,阿拉就是我”

  眼前的躍進廠,門口的油罐早已棄用,油罐上佈滿了斑斑青苔;藤蔓爬上了廠房倉庫,曾經氣派的五樓宿舍里,空房間越來越多。

  但李年風這些老“三線人”,還會時常想起當年的集體生活。

  每天清晨,蘇式的紅磚宿舍外開始熱鬧起來。公用水池邊,刷牙、洗臉、洗痰盂、洗拖把,三線職工的一天從水池的嘩啦聲中開始。洗漱完畢,吃完早餐,步行不到十分鍾就是廠房,一天的工作正式開始;夕陽落下,宿舍牆外如早上一般熱鬧起來,吃過晚飯後,換下工作服,大家在院子裡拉拉家常、洗洗涮涮。這個距離上海兩千公里的西南小鎮上,無數的“三線人”命運在此交會。

  和動輒上萬人的“二汽”、“攀鋼”相比,千餘人的躍進廠只是一個小廠,主要負責生產軍用船舶柴油機零件。

  即便如此,工廠內,澡堂、宿舍樓、食堂、醫院、子弟校、水廠紛紛配備,“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躍進廠家屬區正在建設的場景。受訪者供圖
躍進廠家屬區正在建設的場景。受訪者供圖

  與廠區外的“本地人”相比,三線廠的工人衣食無憂,有時候,地方政府甚至會向廠里求助——躍進廠職工唐治君回憶,上世紀80年代左右,廠里就有30多輛貨車,遇到接待任務時,永川政府常常向廠里借車。

  “當年有清華、上海交大、北航的大學生被分配到躍進廠,那時候真是削尖了腦袋想往廠里擠啊。”同樣來自上海的職工袁聯毅回憶。

  一道院牆,隔開了“廠里人”與“本地人”。而在牆內,上海人講上海話,重慶人講重慶話,神奇的是,溝通毫無問題。

  躍進廠最繁榮的時候,1600人里有200多上海人,那時還掀起了一股學上海話的風潮,“儂就是你,阿拉就是我”,廠里的很多重慶人都會說。

  “大部分上海人還是和上海人交往,和當地人相處,總感覺瞭解不夠深,生活習慣也不一樣,吃就吃不到一起嘛。”唐治君回憶,有些上海女孩寧可選擇年紀大一些的上海男人,也不會和適齡的重慶男子談戀愛,“其實,還是想著,將來要回上海的。”

  袁聯毅便和老鄉徐莉玲結了婚,幾年後生下女兒。女兒離開永川前往上海讀小學,上海老師驚訝於小女孩一口標準的上海話,“你不是從重慶來的嗎?為什麼一口上海話?”

  廠里人把去廠外叫做“上街”,但“我們一般不去街上,那時候街上真是什麼都沒有呀,廠里就是個小社會。”徐莉玲笑著說,“在重慶這麼多年,一句重慶話都沒學會,說上海話都習慣了。”

  重慶也是故鄉

  安穩的日子,是從20年前開始被突然打破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原本“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軍工企業,忽然失去往日的光彩。

  改革開放後,軍品需求減少,給許多三線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打擊。

  很多軍工企業都走上了轉型的道路。搞民品、找市場,“軍轉民”的政策下達到每個三線企業。

  轉型道路並不順利。1990年代初,躍進廠開始研發民用商品,廠里出現了一些和船舶工業無關的民用產品——舞廳鐳射燈、節油器,但由於不瞭解市場,研發週期慢,新產品還未上市就被淘汰,紛紛遭遇了失敗。

  一些人想到離開。

  “哪能不想走啊,不想的是‘傻兒’”。用當時的副廠長李年風的話來說,“原先是鐵飯碗,1988年前,人都削尖了腦袋往裡面擠;1988年後,人都削尖了腦袋往外面走。”李年風搖搖頭,“我能理解,但我當時並不希望他們走,一個廠,人就這麼越來越少。”

當年廠里的年度安全生產總結表彰會。受訪者供圖
當年廠里的年度安全生產總結表彰會。受訪者供圖

  然而,想要直接調回上海並不容易。不能一步到位,不少人選擇“曲線救國”。

  上世紀80年代,袁聯毅和徐莉玲申請調往合肥一工廠。“那時候坐火車,重慶到上海五十多個小時,但合肥到上海只有十個小時。”徐莉玲想起當年的決定,“一家人離上海近一點也好嘛。”

  2001年,袁聯毅又從合肥調回上海江南造船廠,一家人重回上海:“三線建設的經曆讓我得到了很大的鍛鍊,也給了我很好的平台,我很感激。”

  1995年,還未到退休年齡的李長祿主動退休,“要配合國家安排。”

  他帶著妻子和每月2000餘元工資,搬出住了二十幾年的廠房宿舍,回到了上海,和兒子一起居住。

  他的戶口隨著三線建設來到重慶,多年未能回歸上海。由於戶口問題,兒子只得回永川讀中學;高中畢業後,去了外省打工,後又回上海工作。返回上海生活了二十餘年,看著房價水漲船高,2014年,李長祿動用老屋的動遷款,和兒子湊錢貸款買了一套房子,“沒戶口也要有個家,咬咬牙就買了。”

  在上海,徐莉玲和袁聯毅夫妻,每年都要參加一場“三線聚會”,偶爾和當初要好的幾位同事單獨約見,相約吃個火鍋,敘敘舊。“以前在重慶不怎麼吃辣;現在回了上海,反而心裡唸著辣椒。”現在,袁聯毅一家人偶爾下館子,專挑熱辣的重慶火鍋,嫋嫋熱氣中回憶著三線往事。

  又是一年春節,對於這些回流到原籍的“三線人”來說,更多的困惑湧上心頭:在重慶呆了幾十年,回到上海已是外鄉人。

  或許,重慶也是故鄉。

  三線痕跡正在消失

  去年徹底退休後,李年風有了更多的時間,在廠里組織的上海返鄉老員工的回廠聚會上,李年風自願做講解員。

  儘管家和躍進廠僅一街之隔,但他很少回廠走動了,“怕打擾年輕人工作”;偶爾,李年風會前往離家不遠的廠里的老年活動室,去看看報,遇到老同事聊聊天,聊聊廠里近況。

工廠發的印有“光榮退休”字樣的杯子,李年風一直在使用。視頻截圖
工廠發的印有“光榮退休”字樣的杯子,李年風一直在使用。視頻截圖

  實際上,老廠房拆除已進入倒計時。近幾年,占地1000多畝的三線廠房正被逐一拆除,躍進廠被兼併到永川的另一同類三線工廠內,幾百名員工也將搬到別處工作。

  此前,重慶的二十餘家船舶類三線工廠中,已有多家被兼併重組。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工廠逐漸衰落,曾經的工廠福利部門甚至成為累贅,只得轉交給地方政府。唐治君提起曾經的工廠醫院,交由地方政府接收時,工廠還拿出一筆幾十萬的“轉讓費”,“因為接納醫院里的職工,對地方政府來說是很大的人力負擔。”當年的三線子弟小學也改為地方小學,曾經的老教師從企業身份改為事業單位身份,學校改名換姓,看不出來當年的三線痕跡。

  臨近年關,廠里安靜,1980年代曾花費1000多萬購買的機械設備看起來顯得笨重,年輕的工人都在新引進的數控設備上忙活。唐治君回憶,許多年前,廠里的年輕人也在這幹著同樣的活兒,甚至連穿的廠服都是一樣的藍色,胸口用紅線繡上自己的名字,不過現在,心境大不相同。

  現在,一線工人大都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技校畢業來廠里尋求生計,月薪2800元左右。就算在這座小城里,也顯得有些微薄。

  只是,對“老職工”們來說,三線記憶還會不經意間湧入心頭。

  看著街上花花綠綠的廣場舞隊伍,李長祿還會想起廠里的那間小舞廳。

  上世紀80年代流行迪斯科,躍進廠騰出一個15平方米的小禮堂,擱一台收音機,音樂響起,一群滿身熱血的年輕人跳起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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