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學傳薪︱郭永秉談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研究
2019年02月10日10:17

原標題:絕學傳薪︱郭永秉談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研究

郭永秉(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所謂“絕學”,指的是既面臨失傳危險、從事研究的學者人數較少,又事關文化積澱、民族記憶與曆史傳承的學問。如果這些瀕臨斷絕的學問真的失傳,將使我們丟失大量古代中國留下的寶貴曆史文化遺產,進而失去理解和解釋中國古代文明的能力。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不管是與國際接軌的深入程度,還是傳承絕學的資源、能力,中國學界都有了長足進步。《上海書評》推出“絕學傳薪”訪談系列,請四位在不同領域有深厚造詣的學者,呈現他們的學術理解和學術成果。相信通過中國學者的不懈努力,這些或將成為“絕學”的學問會煥發出新的生命和活力。

郭永秉生於1980年,學生時代就愛“坐冷板凳”“鑽故紙堆”,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古文字、古音韻、古史課,他學得津津有味。古文字學泰鬥裘錫圭先生來複旦,對郭永秉來說比天上掉下個林妹妹還要稱心如意,從此以後他就在“冷門絕學”的坑裡越鑽越深。對郭永秉來說,做學問最叫人歡喜的,就是那份與師友切磋的“窮開心”。

在甲骨文發現以前,傳統的金石學是怎樣的?古文字學成為一門現代學科,要對傳統的金石學進行哪些改造?哪些傳統的觀念遭到了摒棄?

郭永秉:因為我們很熟悉了,所以請允許我先說一句題外話。我想先說明的是,我做這個“絕學傳薪”的訪談人之一是很不夠格的,我在這個領域做的工作很微小,很多人也知道我在古文字學方面不是科班出身,並不具有代表性,說實話我的問學路數也與很多古文字學者不大一樣。所以我確實沒有資格代表古文字學這一個行當來發言,這決不是我謙虛。承蒙《上海書評》的美意,這裏也只能是談一些個人的體會而已,表述不妥的地方還是要請專家指正。

你的這第一個問題就不好回答。我感覺金石學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有沒有一個固定的傳統、同一的面貌我也不敢說,應該有它的一個發展流變過程。雖然曆史上對前代的金石文字(特別是金文)的研究在西漢甚至更早就有萌芽,但作為一個成規模有體系的“學”而言,大家都公認是從宋代開始的,因為需要有成批量的材料、成批量的學者和成批量的著錄研究著作的出現,宋代之前沒有這樣的規模。內藤湖南說,宋代史料研究最發達的是金石之學。很多人都把金石學看成是宋代史學的一個分支,但如從金石學本位的角度來看的話,它可能還有更廣一些的價值。朱劍心的《金石學》概括金石學有“考訂(證經、訂史、補佚、考字)”“文章(淵源、體製、工拙)”“藝術(書、畫、雕刻)”三個方面的價值,可能對此會有不同的看法和側重,但大致我覺得傳統金石學的意義不外乎這幾個方面。

朱劍心:《金石學》

宋代金石研究也有許多穿鑿附會的考證,但宋人在史學方面對金石文字作出嚴謹考證的例子太多了,譬如傅斯年先生就說過,讀了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以魏受禪碑對《後漢書》《三國誌》魏受禪記錄的考訂,就知道北宋人史學分析到了這個地步才能有《唐書》《通鑒》這類著作,王國維則特揭歐陽修、趙明誠、黃伯思、洪適的石刻考訂成績加以表彰。清人當然在這方面更加推而廣之,更加嚴密精深。史學和史料分析的進步,與金石學的展開、發達是互相促進的。但我們也不能說金石學只是史學的一個分支,因為從宋人開始的金石研究理念也有突破純史學、文獻研究框架的地方。宋初聶崇義的《三禮圖》的金石學,跟實用的關聯極為明顯,呂大臨的《考古圖》是另一個典型,不但著錄帶文字的青銅器,也著錄沒有文字的器物,器物在圖像、銘文摹刻本及釋文、考證之外,還附記得器地點、藏家,以及高、深、徑、容等器物校量信息。當然不敢說,呂氏編纂時就有了類似現代考古學的理念,也許這些信息在他看來更大程度上也是服務於當時實用的禮樂製度建設的,但客觀上他是注意到了這些信息的重要性。好像除了器物重量信息之外,能想到的常規著錄項,他基本上都想到了,他的理念是超前於同時代和很多後來的金石學家的。所以王國維說“後世著錄家當奉為準則”,是很恰切的評價。

呂大臨:《考古圖》

過去的古文字學,自然是包含在金石學範疇內的,比如與《考古圖》相配還有《考古圖釋文》,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編,有點類似於現在有些古文字著錄著作後附的文字編。近代以來在西方學術思想、學術方法傳入的背景下,古文字學逐漸地從當中脫離出來,王國維《國朝金文著錄表序》已經有所謂“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的說法,把器物本身的研究跟文字研究分開來了。從大的趨勢來說,古文字學成為現代學科,自然跟現代考古學的形成發達及語言學對傳統古文字研究的改造有關,不過我認為還是要充分估計一些關鍵性人物的出現對古文字學的建立與轉型的重要性。沒有這些人,古文字學的成立或許還要摸索很長的時間,比如孫詒讓、王國維、唐蘭這些學者,他們都是非常關鍵性的人物。從他們開始,一方面“穿鑿紕謬”逐漸注意到應被避免,講求研究的科學嚴密性和審慎性,另一方面,研究的視野開始放大,注重探索規律性、理論性的東西,這一點無論在古文字本身的考釋方面還是利用古文字談文史領域的其他問題方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跳脫傳統金石學傳統面貌方面,應該認識到他們這些人所作的巨大貢獻。比如舉王國維的例子的話,關於古文的性質、時代的認定,應該承認他是在清人吳大澂等研究基礎上做的進一步研究,但他基於此而對東周時代東西方文字系統的劃分和籀文、古文分屬不同系統的看法,卻是清代金石學家看不出來或者說不清楚的,這深刻地影響到後來對戰國文字區系劃分和文化、曆史的認知模式。這個“東西土之別”的模式倒不是說它無懈可擊、一定符合當時實際,但確實是一個框架性的解釋和構建,對後來很多其他領域的認識和研究都是有影響的,就好比古代曆史研究中的很多著名命題一樣的,你可以讚同或質疑它,但是繞不開它。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傅斯年講的“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東西”本身的重要性。曆史上金元統治者占領了多出銅器的中原、關中地區之後,金石學就開始走向衰落,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學者沒了研究的資料,必然走向衰竭,當然這種衰落也許還有其他的原因,這裏不多說。我記得仇鹿鳴前幾年寫過一篇文章談中古石刻研究如何超越傳統金石學,他提到為什麼石刻資料沒有被王國維等人列入所謂的“四大發現”,他認為主要是石刻不像甲骨、漢簡這些材料那麼重要、填補空白,用中古石刻文字做出的成果也沒有甲骨、漢簡研究那麼突出而令人矚目。古文字學能跳出傳統金石研究的範式,拜材料所賜的因素應該講確實是比較大的,清後期以來逐漸受到重視或者新出土的戰國璽印陶文、商代甲骨、西陲漢簡,一波波地推動了古文字學的革命性升級。而與這些領域關係最為密切的人,恐怕還得數羅振玉、王國維,而以王氏貢獻尤巨。重要的人和重要的物的際遇,加上學術理念的變革,使得古文字學在晚清以來面貌一新。

王國維

古文字學在二十世紀以來,有很大的發展和轉型,名家輩出,這個不用我多講。我這裏想特別提到的是,朱德熙先生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是把古文字考釋研究的邏輯性、科學性提升了一個境界,他的文章從不隨隨便便興致所至,也不東拉西扯上天入地、洋洋灑灑離題萬里,完全揚棄了文人氣和書袋感,他強調要考釋關鍵性的文字,所以從這一點上我總感到他好像是徹底把古文字學跟傳統金石學脫鉤的一個人。有一個細節,以前金石古文字學家,多喜舞文弄墨、吟詩刻字,蒐集拓片、施以題跋,但自朱先生、李學勤先生、裘錫圭先生以下,這種風氣除了嶺南之外的古文字學者似乎就慢慢淡漠了(大概個別例外也有,如何琳儀先生),古文字學人收藏金石文物的風氣也漸漸稀少、至少不上檯面了;甚至你可以注意,像唐蘭先生、張政烺先生這種古書底子那麼好的人,他們後來連文言寫作也都主動放棄了,朱先生更是從四十年代進入學界便以典範精確的白話寫作,絕不沾染文言舊習,李先生、裘先生他們有沒有文言寫作的經驗我都不知道。這當然有近代尤其是建國以來文人傳統逐漸斷裂的大背景,但是就古文字這個行業本身來講,我個人覺得跟傑出學者引領的導向可能是有關係的,比如於省吾先生晚年曾像小學生那樣專門去學習白話寫作,因為他本來確實不寫白話文。學術語言的變革對現代古文字研究的重塑,好像是一個頗有意思的話題,我覺得不排除當中可能促發了學術研究思維和範式的內在變化。而且你很難簡單斷定這種變化是好還是不好,但是這是一個客觀的趨向,一種劇烈的變革大概必然對舊傳統帶來全面滌蕩,但也許以後有些有價值的東西還會漸漸回來,這都不好說。我最近注意到,陳尚君先生從他的角度概括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面貌有:四部之學、繁體字的運用、文言文的寫作、中國傳統學說的種種表達手段和方法、學說的氣象和通融以及傳統學說所應該具有的當代科學精神等。所以新舊之間,現代與傳統之間的界限及優劣,有的時候真不是那麼容易說清的,都還可以在學術發展過程當中調整的。

朱德熙

裘錫圭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受朱先生的影響最大,並且在戰國文字及戰國文字之外的領域作出很重要的發展和推進。朱先生、裘先生他們是語言學家,說他們從語言文字學的角度改造了古文字考釋、型範了現代古文字學研究,大概是不為過的。李學勤先生則曾從他甲骨文分期、青銅器研究的得失,反複強調重視考古學的方法和成果是不同於以往金石學的關鍵所在,這也是切身的經驗之談。吸收相關學術方法來促進古文字研究進步的這些事實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人們常說建國後地不愛寶,郭店、馬王堆、銀雀山等地出土大量簡帛文獻,還有上博簡、清華簡等文物市場出現的文獻,它們對既知的古代書寫系統產生了何種程度的衝擊?

郭永秉:從書寫系統來講的話,是提供了很多新知的。比如說,我們真正看到了秦簡,也就是秦人的毛筆文字,上次裘先生在接受中央電視台的採訪裡面提到了他跟張政烺先生在睡虎地秦簡出土後,打賭到底是秦簡還是漢簡的趣事,說的就是這段曆史。今天當然有數以千計甚至萬計的秦簡,不稀奇了,但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確實是令人興奮的一個大發現,而且它印證了文字學家對早期隸書的一些判斷。

裘錫圭

第二是大量的戰國時代楚地簡冊文字出現,徹底更新了對戰國文字面貌的認識。早期的戰國文字研究,對象無非是青銅器銘文、璽印貨幣陶器文字之類的特殊載體的文字,雖然研究成果很多,有的也很重要,但是跟楚簡大量出土發表以後的戰國文字研究,是完全不同的,這也是新材料出現對於古文字研究的重要推動。在這個過程當中,需要特別提到的是,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等先生對望山楚簡、曾侯乙墓竹簡和銅器銘文等材料的考釋工作,是在郭店簡等書籍類簡冊問世之前完成的,這些高水平、嚴謹準確的工作為後來簡冊書籍的考釋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和基本的知識結構(九十年代包山簡的考釋研究當然也可包含在裡面)。而且這些實用性的文字資料通常與傳世文獻不太能對讀,所以能做到這樣高的水平,今天回過去看仍然值得歎服。因此,在九十年代末,郭店簡材料經由裘錫圭先生審定公佈,戰國書籍的閱讀和研究進入了學術視域,好像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雖然後來學者對郭店簡的整理工作也有不少商補,但這個工作可以說自晉代汲塚竹書整理之後,也是“千七百年來未有”的,這次大規模整理戰國書籍的起點確實是相當之高的。楚地簡冊出土地域廣泛,時代涵蓋也比較寬,能讓我們看到戰國楚地文字書寫系統的比較成體系的面貌,所以今天的戰國文字研究者,如果不掌握戰國簡,可以說是不能想像的一件事情。

《太一生水》竹簡局部,湖北省博物館藏。

第三像漢初、漢武帝前後、東漢的簡冊文字,也是在1970年代以來逐漸豐富認識的,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的形成發展,結合其他的文字資料,我們現在能談得更加清楚了。漢字形成發展過程當中的一種書體與結構不同步發展的現象,似乎是值得留意的,現在看起來漢字往往是書體外觀容易變而字形結構比較頑固,比如八分的筆法、體勢,從一些出土資料看,在西漢前期可能就已比較成熟,可是結構上還是得到昭帝宣帝以後才完成從古隸甚至小篆的蛻變。我們對字體的劃分判斷,到底是用前者還是以後者作為主要標準,有的時候是比較困難的選擇。漢代文字資料與中古以下的寫本文字關係至為密切,我看中古段的一些學者談中古文字的論著,往往好講某某是俗字俗寫,但其實如熟悉漢代文字,就會知道這不是什麼俗字,就是本來寫法的延續,有些字形也不需要那麼繁瑣的論證,揭源頭即明。我很期望寫本學研究不要人為地將簡帛研究排斥在外、自設學科壁壘,無論從外在形製格式還是從內容文字而言,它們從學理上本來就應該合在一起的。

馬王堆帛書

整理研究簡帛材料中有什麼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分享嗎?

郭永秉:也許沒有太多可以跟一般讀者引起共鳴的有意思的故事分享,我們做的就是“窮開心”的事情。以前讀裘先生回憶朱德熙先生的文章和自述文章,都提到他跟朱先生合寫文章中的一些細節,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合著文章考釋戰國文字的“官”,裘先生說是他們當時各自注意到了一些對方沒有注意到的情況,是可以互相發明印證的例子,所以最後合起來成文。人的閱讀、認識總有盲區,獨學無友就很難避免個人的局限性,所以學術上有諍友、畏友非常重要。這幾年跟我的同事討論學術問題、合寫文章,好像就有類似的體會。尤其是前年鄔可晶跟我合寫考釋戰國璽印及楚簡“原”字的那篇文章,從問題的發現到解決,就是兩人各自注意到一些現象和文字形體,在微信討論中直接撞出來的。我記得當時他提示給我三晉印中一個關鍵字形證據,說楚簡裡面的那些字是不是直接可以聯繫起來,我立刻就感到一個懸疑的問題解決了,所有資料都讀通了,當時實在是興奮,類似的經驗其實還有不少。這種學術切磋討論到發明過程中的樂趣,外人可能很難體會。我個人覺得,我們現在從事的這些決不起眼但還算認真的微小工作,除了裘先生當年對朱先生講的“窮開心”之外,確實並沒有什麼其他的意義。

上博簡

出土文獻和古文字研究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郭永秉:如果要從大的方面來說,我感到在整理研究出土文獻方面,裘錫圭先生在古典學重建中提出的傳世和出土文獻之間趨同、立異尺度的把握,還是需要再三體會。我們往往會被簡單的相似誤導,也往往會被表面性的差異誤導,怎樣努力把閱讀初始那種直覺的興奮、瞬間的聯想沉澱下來,理性分析思考、多方設想可能性之後,再做合理結論,這可能是避免古文字和古典學研究單線思維、一元論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們這個訪談系列是叫“絕學傳薪”,不過事實上現在從事古文字和出土文獻研究的人數,如果加上研究生在內的話,已經相當不少,尤其是比起滿文、中亞死語言那些研究而言。若仔細分析一下的話,我們的認識水平、研究水準與研究人數相比,好像並不是正相關的,如果允許我直言不諱,我想大概要思考如何努力避免古文字和出土文獻研究過快進入泡沫化、內卷化,真正提高古文字和出土文獻的核心研究能力與水平,這可能才是這門學問真正避免“學絕”的關鍵,比起是不是要引入一些時尚的技術、新名詞而言,這一點可能重要而切實得多。

以前聽我一個做骨科的醫生朋友說,醫學院校大量地培養了對於外科理論瞭如指掌的學生,但這些人去醫院實習,一旦送來一個開放性損傷的病人需要做最簡單的清創縫合,這些學生往往都會笨手笨腳甚至束手無策。聽起來有點不可想像,但我當時就非常有同感,我們現在培養的古文字學或古典文獻學的博士,做了一本本厚厚的十幾甚至幾十萬字的論文,但“說得一口好菜”是沒用的,真正能實際做文本釋讀整理工作的人,會占多少比例?如果在基本的釋讀整理材料的能力和基本戒律上不注意對學生的培養訓練,一定會製約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術研究整體水準的提升。古文字研究的基礎工作是認字,但認字不是最終目的,而是要讀懂文本、利用資料。這幾十年來,隨著資料電子化程度、檢索能力的提升,隨著認出的字越來越多,從業人員閱讀出土文本乃至傳世古籍的整體能力,究竟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我覺得是可以反思的一個問題。閱讀整理文本,最終是要靠人而不是機器來完成的,因為文本是寫給人看的,不是寫給機器看的,我們面臨的主要不是科技手段的問題,而是如何去與古人真切對話的問題,恐怕不能因為趨趕時尚而忽視了對綜合語文能力本身的培育。我感到近年這方面的弊端開始逐漸顯現了,這跟我們培養學生、做研究、設立項目的導向是有關係的。很多情況下,我們確實被材料、項目牽著鼻子走,技術化套路化的傾向太過於嚴重。

還有就是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及成果,似乎還沒有很認真地與其他學科對接共享,導致比如史學、哲學等領域研究者沒有辦法充分利用或者索性不用,這可能也是需要改變的現狀。另外,出土文獻整理研究中的態度問題,也需要提及。出土文獻和古文字研究不可避免與生俱來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比如剛剛提到的過於以出土資料為本位,某種程度上傳統的根底比較差,易走極端、偏離事實真相,眼界狹窄等等,這是需要反思、批評的。但是矯枉過正也容易偏失,比如特意擺出“預流”對立面的姿態,而非出於追求事實的態度來質疑、批駁和研究,這就往往導致失去對話的基礎,這也是可悲的。

跟古文字研究的碩果纍纍相比,上古音的研究好像進展十分有限,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郭永秉:這可能是一種普遍的誤解,上古音的研究在近幾十年來的進展是很大的,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重要的研究成果迭出,無論在聲母還是韻母方面,現在的很多認識早已與王力先生為代表的音韻學家的古音系統有了很大不同,這已經是古文字研究者不應不認真面對的事實。這方面的情況不能縷述,而且我也不是專業從事者,沒有資格多談。我推薦感興趣的人讀一下最近張富海先生在《嶺南學報》複刊第十期上發表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題目是“諧聲假借的原則及複雜性”,此文對聲母韻母音近相諧的原則有明確的概括,也對不合原則的例外有解釋,指出應當徹底摒棄雙聲假借、“一聲之轉”這類缺乏科學性的說法。複旦中文系的碩士生施瑞峰有一篇文章,好像也剛剛在《出土文獻》上正式發表,他對古文字釋讀中錯誤使用非同時性諧聲假借資料的問題進行了討論。他們提到的這些原則和前提,我認為都是比較重要的。

《嶺南學報》複刊學術會議之五“出土文獻:語言·古史與思想”學術研討會,張富海作題為“諧聲假借的原則及複雜性”的報告。

我感到目前古文字和出土文獻研究領域對音韻學的新進展瞭解接受還很不夠,甚至有不少人對之尚有若明若暗的拒斥心態,這種態度導致的流弊,就是講諧聲假借失去基本的尺度——也許是形聲的錯誤分析認定,也許是一轉再轉、無所不通(比如某韻部的一個字可以被同時通轉成另外三個不同韻部的字之類),也許是分析過於保守、失去合理解釋的可能性。古文字學研究中的這種傲慢、封閉心態一定是會起到阻礙作用的。古文字研究的科學客觀性,應該敢於用古音研究的結論去檢證,而不是消極迴避,甚至視若無睹。

西方漢學界研究早期中國的學者對出土文獻性質的看法以及釋讀方法往往與中國學者大相逕庭,你怎麼看待這些差異?

郭永秉:西方學者可能也不能一概而論,也有一些比較切近或者認同中國學者的看法及方法的,但確實相當大一部分西方漢學家與中國學界在出土文獻研究領域有比較大的分歧。歧見完全是正常的,沒有不同才是不正常的,尤其是學術傳統那麼不同的中國和西方。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應該加強對話交流,在批評之前須認真瞭解對方的研究思路,知道對方要說的是什麼,為什麼這樣說,而不是出於站隊式的捍衛心理。

柯馬丁

舉個例子,柯馬丁先生從《詩經》異文的角度推測文本存在以記憶和口傳形式傳播的可能性,雖然我認為從他所舉的異文的現象不足以說明口傳的必然存在,但從《詩經》的詩歌形態本身來說,不能不承認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安大簡《詩經》雖然還沒有完全發表,但是從已有的研究文章和相關信息來看,《詩經》文本在戰國到漢代間確實發生相當嚴重的、特異的歧變,有些看起來好像並非轉抄複製中產生的問題,將對《詩經》文本的授受、傳寫過程提出許多新的課題,引發我們反思《詩經》授受中口傳的重要性如何估計。但是,我想說的是柯馬丁先生所設想的記憶和口傳形式傳播的可能性,能否推廣到早期中國所有的文獻的傳播模式當中,恐怕就值得懷疑了,比如《書》《禮》及史類文獻,恐怕與《詩》的情況會有很大的不同,異文絕不是口傳的一個靈丹妙藥式的解釋突破口。這些年古文字字詞關係的研究非常深入,音同音近包括聲旁相同的異文,很多隻是當時個人用字習慣不同的偶然現象,比如金文同一篇中往往就有用字不同的現象,簡帛中類似情況就更多了,在文本複製轉抄過程當中產生與底本不同的用字是完全正常且有規律可尋的,決不能一概解釋為是因為聽寫中發生的歧異。我們得承認抄手是有一定文化的(雖然可能有高低之別),在複製文本的過程中,應該允許因為默念謄抄而改變文字書寫的情況出現,如作為讀者身份所作的抄寫,這種改變那就更容易發生。此外,上博簡、清華簡中的一些儒家文獻、曆史文獻的文本,忠實、認真地進行複製的現象,確實是可以得到證明的,這個已有多位學者談過。現在看到的很多戰國文本,存在著保留底本地域和時代特色、與通常文字書寫有別的重要現象,這更加說明中國古代典籍抄寫複製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而不是通過口傳能夠解釋的。所以很多問題可能需要具體分析,用統一的模式、尤其是使用具有西方認識背景的理論去解釋中國的問題,大概會顯示出很多明顯的弊端。

很多西方漢學家強調早期文獻的跨文明比較研究,你對西方的早期寫本研究有沒有涉獵?其中有無可以借鑒之處?

郭永秉:很慚愧,這方面我瞭解不多,所知連皮毛都談不上。但有餘力的情況下,也讀一些相關的譯介論著,比如我們學校古籍所蘇傑先生在中西古典學特別是校勘學的溝通方面做了巨大貢獻,翻譯了大量的論著,他自己也有相關著述,我沒有全都讀過,但是就我讀過的部分而言受益很多。比如他翻譯的《抄工與學者》是一本很好的書,我覺得值得我們研究中國古典學的人看一看。我閱讀的總體印像是感到,西方古典學(包括後來的《聖經》研究)有非常強大的文本批判鑒別傳統,我們不要以為只有我們的古典學做這方面的工作,西方學者在這方面的貢獻其實可能遠超過我們。西方人對文本內容的真實性審核,研究其中的附益、偽竄,對文本的校勘,是一種出於理性傳統的前赴後繼的工作,發展出了一套理論,總結了很多規律,是很值得中國古典學去借鑒的。我們應該放棄因中國語言文字不曾斷裂而產生的盲目自大心態,其實西方的古典教養和語言本身也沒有完全斷裂,這種優越感沒有太大的意義,關鍵還在於做出多少實在的成果能夠與整個學界對話。

《抄工與學者:希臘、拉丁文獻傳播史》

與西方寫本鑒別傳統相比較,中國古典研究似乎在某些方面相對較弱。唐宋以前的古典學家對古典內容真偽的問題似乎主流是以“信”為主,司馬遷做《史記》時,對傳說時代的不經材料雖還略有審辨,但實際上還很不充分,一直到像歐陽修那樣,直陳稷、契為帝嚳高辛氏之子的說法在世繫上完全錯謬不可信的批判精神,可以說是我們古代傳統中的空穀足音;對文獻的性質、時代的判定,也往往體現出崇古、附會傾向,似乎講得越早越好,比較缺乏一種與文本歧變的自然潮流逆勢對抗的批判精神;校勘家的工作也是以經學家對經學文本的整理為主,罕見西方的獨立古典學者進行獨立的思考和校勘,校勘整理記錄的科學系統性也有待重估。同樣是經,甚至是宗教經典,讀過巴特·埃爾曼的《錯引耶穌》這本書就會知道,哪怕是《新約》這樣神聖的經典,哪怕作為教徒的學者也是可以提出認真質疑的。這本書往往會讓人聯想到中國古典學、中國寫本的情況,是很有啟發性的一部書。比如從文本錯訛方面來說,我印象很深的是,《新約》希臘文本抄寫過程中縮寫符號的誤讀,因同一個單位的字結尾的跳讀造成的錯誤,註記混入正文等,都與簡牘帛書及傳世古書里發生的那些錯訛十分近似。有些規律和討論可能也是有普遍意義和借鑒價值的,比如越能解釋其他異文為何存在的就越可能是原文的原則,對羅馬帝國和基督教會抄寫傳統的差異以及識字率的估計,關於經文抄寫受到口傳事蹟的影響的討論等,這些東西如果能有同時深入掌握東西方古代寫本的學者細加整理比較、總結歸納,闡發基於語言文字本身特性而引致的異同,一定是寫本學上很有意義的成果。

《錯引耶穌:〈聖經〉傳抄、更改的內幕》

埃爾曼此書,也曾引發我的一些思考,譬如說,文本更動的“意圖”是不是真的可以推測並坐實的?文本的無意更動和有意修改之間如果沒有截然可分的界限,我們究竟如何去評價與單純技術性錯誤有區別的誤讀,以及抄工、閱讀者對文本產生的影響?比如像《錯引耶穌》所舉的,KURIW(主)的縮寫形式KW(有上劃線)被抄寫者認為是KAIRW(時間)的縮寫,由“服事主”變成了“服事時間”,這顯然是有閱讀能力的抄寫者在工作中具有創造性的變化。在文本流傳確立的過程中,是這種並非出自學者的、卻又實實在在的漸變比較重要,還是從信仰及宗派觀點等立場出發的人為突變來得更重要呢?抄寫者的疏忽之訛,是否一定更容易將文本改得簡單易解而不是相反?……再結合我們自己的古典學文本,很多問題似乎就更值得思考了。我記得我們古籍所陳正宏先生曾經在一位法國的寫本學者的講座總結中提到,中國學者不應該以“中國古典文獻學”名目自限,文獻學不分中外,應該要對世界上所有文獻進行比較研究(大致意思如此,可能不是很精確),我非常讚同他的見解。但慚愧的是我沒有努力去學習補充自己的知識,今天也談不出多少有價值的東西來,十分抱歉耽誤你和讀者的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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