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週書記:重返政治與自由的……對話
2019年02月07日14:24

原標題:李公明︱一週書記:重返政治與自由的……對話

《導讀阿倫特》,西蒙·斯威夫特著,陳高華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224頁,38.00元

己亥大年初一,在溫煦的陽光下晴窗展讀,讀的是關於漢娜·阿倫特的“導讀”,英國學者西蒙·斯威夫特(Simon Swift)的《導讀阿倫特》(陳高華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這是“勞特利奇批判思想家”(Routledge Critical Thinkers)系列中的一本,這套叢書的“編者前言”說,該叢書致力於把那些重要思想家和他們的觀念放回原本的語境中論述,從而引導讀者閱讀思想家的原著。或許在專業研究者看來,這類“導讀”面向初學者和學生,往往不具有學術上的深度和作者的獨創性思維。但是,當我和一位青年學生討論這類“導讀”書的時候,他卻提出了一些反證,例如那套“牛津通識讀本”中的《維特根斯坦與哲學》(作者為A.C.格雷林)不僅對概述性的導讀持有高度謹慎的態度,同時對維特根斯坦在晚近哲學中的地位和影響也提出了不乏獨創性和爭議性的見解,這說明不可否認的是有些“導讀”的學術目標並不滿足於概述與介紹;當然他也認為過於充滿個人性和爭議性的“導讀”難以符合這類讀物的初衷。

讀完這本《導讀阿倫特》之後,我的感覺是作者在介紹、概述之外仍有一些獨到的分析,例如不斷把阿倫特放在西方政治思想系譜和富有政治意味的文學作品中的聯繫分析方法,又如把阿倫特的重要觀念與人類今天所面臨的政治困境相聯繫,均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啟發性。另外,該書還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傾向是,特別關注阿倫特對文學研究的重要性,在論述中時常運用阿倫特在自己著作中對文學作品的引用作為例子,思考阿倫特的思想與文學寫作的內在關聯。不足的地方是該書的論述結構與阿倫特的思想結構之間似乎未能很好地連結起來,以致有些重要的思想觀念未能集中在一起詳細論述;另外,在書後附錄中提到的那些研究阿倫特的著作的某些重要觀點(如Margaret Canovan、Seyla Benhabib等阿倫特研究專家的重要觀點,阿倫特生前就曾經認可Margaret Canovan對她已發表著作中的觀點的詮釋)也沒有在論述中有選擇地予以介紹和分析,而在我看來這本來也是“導讀”的任務之一。

這裏必須提到另一部更專業、篇幅也大得多的阿倫特“導讀”,由沃爾夫岡·霍爾、貝恩德·海特爾、斯特凡妮·羅森穆勒共同主編的《阿倫特手冊:生平·著作·影響》(王旭、寇瑛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月)。這部七百多頁的“手冊”的內容當然遠比《導讀》要豐富得多,實際上它更主要的篇幅是眾多研究者關於阿倫特思想和著作的研究論文,“足以體現各類阿倫特研究者的豐富視角及其廣泛的代表性”(“序言”),因而在性質上不能相併論。

對我們而言,首先應該思考的是在今天不斷閱讀阿倫特的真實理由。斯威夫特以“為什麼是阿倫特?”作為該書導言的題目,並且指出:“漢娜·阿倫特是我們急需的批判思想家。在她晚期有關美國政治和文化的許多文章中,阿倫特論及了許多在今天仍與我們相關的問題,比如公民自由的性質、國家支持的暴力問題,以及自‘越戰’以來政治中的謊言和犯罪文化。”(11頁)他在全書的最後繼續回應“為什麼是阿倫特?”的問題:“我們當前的政治危機乃是我們正在經曆的新黑暗時代,全球各地的赤裸生命正以各種日益令人不安又陌生詫異的公開方式遭到殘酷對待,面對這些現象,阿倫特仍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思想人物。她的這種對新政治的呼喚,從未像今天這般迫切。”(176頁)——說得很對,難道還有比這更重要、更充分的不斷閱讀阿倫特的理由嗎?

毫無疑問,“政治”是阿倫特全部著作中最核心的主題,而她對政治的關注當然與她的生命經驗緊密相關,這種經驗帶給她的首先是“震驚”。在納粹時期,最讓她感到震驚的不是希特勒上台掌權這一“政治”事實,而是德國知識分子怎麼能夠與這個新政權合作,而且其中許多還是她的朋友和熟人;“讓阿倫特感到震驚的是,在1930年代早期那段熱火朝天、激動人心的日子裡,那些致力於心靈生活的知識分子怎麼就沒能看穿納粹政權的本性呢。對於阿倫特而言,意識到知識分子在事涉公共世界之際的幼稚,乃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洞見。”(19頁)正是這種震驚的生命體驗使阿倫特的政治思考始終離不開極權主義問題,她的重要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不僅講述了二十世紀中葉極權主義運動為何發生、如何發生以及如何理解極權主義運動的新穎性和史無前例性,而且講述如何避免極權主義的再次發生,她在1967年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序言中說,理解意味著關注現實和抵抗現實,無論現實可能是什麼或曾經是什麼。

漢娜·阿倫特

在日常生活中,“政治”的存在顯而易見和無處不在,只是很多人常常熟視無睹。當然有各種原因,但說到底無非就是過去那句老話:不關心政治。在今天,為什麼人們要關心政治?政治到底是什麼?政治仍然是有意義的、是必要的、是可能的嗎?如果說,政治在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困難,是否同時也說明更有關心的必要?這些問題無疑正是閱讀阿倫特與思考當今世界政治的關鍵聯繫。關於“什麼是政治”,阿倫特有自己非常獨特的看法和堅定的論述。她的基本看法是把“政治”理解為以“人的多元性事實”為基礎的公共性行動和言論,是在這種公共行動中形成的權力,是具有自發性、創新性的自由狀態,在她被後人收入《政治的承諾》(蔡佩君譯,左岸文化出版,2010年12月)一書的文獻中對此多有論述。據傑若米·柯恩在該書“導言”中介紹,這本《政治的承諾》主要來自於1950年代阿倫特計劃撰寫的兩本書,一本是對馬克思思想與政治及哲學思想傳統的研究,是對《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補缺;另一本是對進入政治經驗與行動的研究,原題為《導入政治》。但都是未完成的手稿、計劃大綱,編者根據這些材料以及其他先前未出版的素材編輯而成本書。

現該書前五章分別論述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馬克思西方政治思想的傳統,第六章“導‘入’政治”是一篇在篇幅上幾乎與前五章相等的長文,討論關於政治的偏見和政治的意義問題。關於“政治的意義為何?”的問題,她的回答是:“關於政治之意義的問題,答案非常簡單、非常明確,會覺得所有其它答案都完全沒有切中要害。答案:政治的意義是自由。其簡潔與說服力不是因為這個答案和問題一樣古老—— 提出這問題當然是出於不確定性,由不信任感所激發;而答案的說服力則在於政治的存在本身。”(141-142頁)在這裏要明白的是,阿倫特深刻地區分了政治上的目的、目標和意義,認為意義不同於目的,就在於意義總是包含在事物之內,就如一項活動的意義在活動進行的時候就能存在(225頁)。因此當她說“政治的意義是自由”的時候,她認為政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為了達到外在目的的手段,而傳統的政治理論則往往把政治行動看作是手段。

德國政治家艾爾哈特·艾普勒(Erhard Eppler)認為阿倫特關於政治的理想論述如果作為理解政治的導論是不恰當的,但是用作政治的糾正卻很重要,比如阿倫特關於“政治的意義在自由”、“哪裡有命令和服從哪裡就沒有了政治”等觀點,傳達的信息是“政治與自由有關”。他也同意阿倫特關於權力與暴力的觀點:權力與暴力是對立,只有在權力不穩的時候,暴力才能上場;他進而闡發說:“無論哪個政府,如果它堅持使用暴力,那麼它的權力也就吹彈可破了。”(艾爾哈特·艾普勒《重返政治》,33頁,孫善豪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10月)在這裏會很自然想起了艾普勒對“政治”所持有的堅定信念:“政治不會被根除、不會被取消、不會永遠聲名狼藉。……如果它和一種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密不可分,它就和人類生存下去的意誌密不可分。這時候,它就回來了。”(341-342頁)在他看來,沒有政治是因為存在錯誤的政治,對政治的拒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脫離政治的後果只能由政治來承擔,凡是有選項的地方就有政治—— 說到底,“政治所負責的,是讓人在自由中活下去,而且活得有尊嚴”(42頁)。這位偏向左翼的社民黨政治家極力強調政治與自由的價值聯繫,這也正是阿倫特的政治與自由論述的核心:政治的意義和承諾是自由。還有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應該關心在今天政治是否有意義的問題?在阿倫特看來是因為極權主義和原子彈所帶來的經驗點燃當前時代政治的意義問題。此二者為這個年代的根本經驗,如果無視這些經驗,就會像從來不曾“活在這個世界一般”(143頁)。對政治生活的經驗在她看來就如同對生活經驗一樣重要,是一個人是否“活在這個世界”的重要判定標準。我們的經驗當然也是這樣:在我們的所有關於社會公共事物的深入討論中,在所有對任何個體生存經驗的追問中,政治意義的問題和自由的問題必然出現。那麼,重返關於政治與自由的對話,就是要重返“活在這個世界”的真實經驗,就是要重新獲得真實的自我與真實的生命。

對政治的關注還使阿倫特對整個西方的哲學傳統產生獨特的看法,在她的《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1958)中有詳細討論。她認為自柏拉圖以來的整個西方理論傳統缺少對“真正的政治思考”的思考,雖然哲學家談論了政治,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構造了政治國家藍圖,但是阿倫特認為柏拉圖的哲學根本上拒斥政治實踐,“他們未能考慮到政治領域的尊嚴和重要性。他們把政治看作需要應付的問題,而不是具有自身正當性的事物。在阿倫特看來,政治涉及對話、勸說,還要承認他人的訴求,因此對絕大多數哲學家和理論家而言,顯然過於混亂、晦暗,充滿人性的弱點”(第8頁)。

阿倫特並非柏拉圖研究或古希臘政治史研究專家,觀點當然多有偏頗,法國著名的古希臘研究專家雅克琳娜·德·羅米伊(Jacqueline de Romilly)在專著《希臘民主問題》(Problèmes de la dèmocratie grecque,高煜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4月)中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與雅典民主政治實踐的關係有豐富論述,可以糾正阿倫特的部分論述。但是在另一方面,漢娜·阿倫特對古希臘的民主政治實踐有深入思考和高度的評價,她以古希臘城邦的共同體生活為例,澄清了對亞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動物”的誤解,指出“‘政治’在希臘文的意思是以自由為中心,而這自由,用否定的方式來理解,是不被統治或統治他人,用正面的方式理解則是一個可以由人創造出來的空間,而在這空間中每個人都與其他人平起平坐。沒有與我平等的人,就沒有自由……”她接著特別指出僅把平等與正義相聯繫是一種偏差,在希臘城邦中所謂“自由建製”是指所有人對政治活動擁有相等的權利;本質上就是相同的發言的權利。“在此,政治的意義不同於其目的,而是在於人能在自由之中彼此互動,沒有強迫,沒有武力,並且以平等身份彼此統治,只有在緊急狀況,也就是戰時,才彼此發號施令並服從命令,否則的話就藉由彼此發言和說服來管理一切事務”(見《政治的承諾》,151頁)。

這是對“政治的意義是自由”的詮釋,其意義有兩方面,一是對政治的真實意義充分展現,並作為其他世代的標準,二是說明真正體現自由之意義的政治並非總是存在的,因為對民眾物質生活而言,開明的專製君主可能會帶來某些實惠利益,但是政治與自由都不複存在了(同上,152頁)。 因此,政治與自由是等同的,政治的意義和承諾的確就是自由。

與政治和自由相聯繫的是重視“講故事”(story-telling),這也是阿倫特的重要思想特質,她始終認為人類經驗的獨特性與多樣性難以在傳統的哲學表述方式中得到表現,只有在“講故事”的文學資源中得以實現;“她堅信,世界之中發生的每一個事件都是新穎獨特的,我們若試圖把它納入一個無所不包的世界觀,或者強行給它一個既定的理論解釋,那就總是有損害其新穎性和獨特性的危險。” 她特別指出,試圖用“專製”這一古典政治概念來理解極權主義將不可避免地有扭曲這一現象的極端新穎性的危險,從現存的理論和哲學體系出發來對它們加以說明變得極為困難。(《導讀》,第4頁)應該說,阿倫特對“講故事”的重視與她所要處理的念茲在茲的核心論題緊密相關,那就是揭示曆史創傷和抵抗現實政治的罪惡。

作者以意大利作家普萊默·萊維(Primo Levi)在回憶錄中講述自己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與一位同屋囚犯的談話為例,作為對阿倫特的“講故事”的“導讀”。在集中營的環境肮髒中,萊維很快就不再保持自身清潔,他的室友斯坦洛夫對他說:我們必須要活下去,同時要竭盡力量來維護我們的尊嚴;因此哪怕用髒水也要把臉洗乾淨、把鞋擦亮。保持個人清潔就是一種意義深遠的抵抗行動,為的是保持自己的人性,反抗的是納粹集中營的期望:囚犯將失去人性。作者認為,若對萊維的故事進行充分抽像,就難以想像所獲得的意義還具有同樣的力度,甚至做任何簡單的解讀都會損害故事的複雜性和微妙之處。另外,“這一段話也描述了講故事與倖存之間的關聯。斯坦洛夫認為,‘必須要活下去,去講述這裏的情形,去作見證’。因此,在奧斯維辛生存下去,就與講述發生在那裡的故事、對發生在那裡的恐怖情形作見證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第6頁)。這是阿倫特“講故事”的真諦,你無法把談論政治的阿倫特與講故事的阿倫特分隔開來。面對史無前例的殘暴、新穎、獨特和複雜的納粹極權主義,她不相信概念、定義、推理的法則,即便是在對納粹分子的審判中,她也不相信司法體系的合法性與智性,而寧願相信記者、詩人和曆史學家——曆史學的古老語義正是“講故事”,阿倫特是在面向生命體驗、政治與真理、曆史與創傷的層面上肯定文學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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