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於敏院士:他永遠是那個臨門一腳的人
2019年01月22日09:51
1998年4月,杜祥琬和於敏(左)在“863”計劃激光專家組會議上討論問題。杜祥琬供圖
1998年4月,杜祥琬和於敏(左)在“863”計劃激光專家組會議上討論問題。杜祥琬供圖

  來源:中國科學報

  “憶昔崢嶸歲月稠,朋輩同心方案求,親曆新舊兩時代,願將一生獻宏謀;身為一葉無輕重,眾誌成城鎮賊酋,喜看中華振興日,百家爭鳴競風流。”73歲那年,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元勳於敏以《抒懷》為題的一首詩,總結了自己沉默而又轟烈的一生。

  如果不是獲得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如果不是獲得“改革先鋒”獎章,多數國人不會把於敏這個名字和中國氫彈研製聯繫起來。

  作為我國自主培養的傑出核物理學家,於敏28年隱姓埋名,為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根據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消息,1月22日上午10時,在八寶山殯儀館大禮堂向於敏遺體送別。

  略去一個力學方程 讓研究柳暗花明

  1967年6月17日8時,羅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雲升騰而起,一聲驚天“雷鳴”向全世界宣告,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美國用了7年零3個月,中國用了兩年8個月,速度世界第一。這巨大的成功背後,“輕核理論組”功不可沒。

  核武器是國之重器,當時國際上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指的就是氫彈。

  1961 年1 月,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簡稱二機部)副部長的錢三強找於敏談話。

  錢三強告訴他,我國在突破原子彈之後,將要開展氫彈研究,氫彈雖以原子彈為基礎,但其理論基礎和材料結構等必定比原子彈複雜得多,“現在調你參加,增強力量”。

  時年34歲的於敏,在原子核理論有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關鍵時刻,毅然決然“轉行”,擔任輕核理論組副組長,開展氫彈理論預先研究。

  於敏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說:“這次變化,改變、決定了我的一生。30年中,我一直深入實際,晝夜思慮,全力以赴。”

  從1961 年到1964 年,於敏和黃祖洽、何祚庥一起,做了關於氫彈作用原理和可能結構等方面的探索。

  在此期間,於敏“善於抓主要矛盾”去解決問題的特點得到發揮,在一些複雜紛亂的現象中,總能理出頭緒,找出物理上的原因,從複雜的計算中找出其中的物理內容,使認識有所前進。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至今都記得與於敏一起合作的點點滴滴。

  “研究氫彈機製的時候存在一個鏈式反應,如果把它編成計算機程式計算,工作量極大,而且當時的計算機條件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於敏想了個辦法,他建議完全略去介質的運動,而首先構造一個靜態無限大的中子增殖模型,專門計算中子的增殖速度,同時也就給出了升溫速度。”何祚庥對《中國科學報》說。

  通過於敏的辦法,氫彈機理研究略去了求解輻射流體力學方程帶來的巨大麻煩,大大節省了計算工作量。

  談到對於於敏在氫彈研製中的貢獻,何祚庥以“足球隊”作比喻。

  他說:“球隊在場上踢球,起關鍵作用的人員往往是場外教練和舉足射門的前鋒,於敏正是這支足球隊的教練兼前鋒。關鍵時刻,臨門一腳、應聲入網的總是他。”

  識別一個可疑數據 揭示硬件錯誤

  “除了核聚變的概念以外,當時我們最有經驗的物理學家也不知道氫彈的原理和結構,所以首要任務是弄清楚氫彈的原理。在二機部九院(現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論部,讓我印象很深的是學術民主。無論年長年輕的,無論職位高低,大家在一個大教室里,誰有想法就上台說。”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回憶說。

  在那個時候,於敏擔任理論部副主任。為了突破氫彈原理,鄧稼先、周光召、於敏、黃祖洽等部主任分別帶領一支研究隊伍從不同途徑進行探索。

  為了提高科研人員的業務水平,活躍學術思想,理論部經常舉辦等離子體物理、二維計算方法等各種問題研討班,組織專題學術報告會。

  那時,大家的學術思想非常活躍,幾乎每週都要召開的學術討論會被戲稱為“鳴放會”。在會上,無論是已經成名的科學家,還是年輕科研人員,人人都有發言權。

  有一次,於敏和周光召分別帶領攻關小組進行交流研討,吸引了眾多同誌。整個會議室座無虛席,牆邊也擠滿了人,許多人不得不站到了門外。

  會議的氣氛十分熱烈,雙方對問題的討論越來越深入,不時激發出新的思路火花。

  杜祥琬說:“在討論中,氫彈最後被歸納了4種構型。但是哪一種能夠做成?這個要到計算機上做數值模擬。1965年的下半年,由於北京的計算機不夠用,於敏就帶隊到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去算題。”

  在杜祥琬的記憶中,計算機是把每個時刻的計算結果打印在一張紙帶上,於敏和幾位搞物理的同事,盯著紙帶上打印出來的隨時間變化的物理量。

  突然,於敏指著一個物理量說:“不對,這個物理量錯了!”。

  於是,大家開始查找錯誤的根源,最後發現執行這個物理量計算的晶體管壞了。“於敏由物理量的概念,能找出計算機一個硬件的錯誤,著實令人佩服!”杜祥琬說。

  在這3個多月裡,於敏以其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嚴謹踏實的工作作風,帶領科研隊伍實現了氫彈原理的偉大突破——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會戰”。

  中國工程院原院長朱光亞曾這樣評價他:“於敏組織領導的小組率先發現了實現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的完整物理方案。於敏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一個“和衣而臥”的場景成就偉大事業

  “我們這個單位不習慣稱呼頭銜和職務,而是以‘老、小’相稱。50多年來,我們一直稱呼他‘老於’。我感到,這不僅是一種稱呼,也是一種溫度,是這個集體的一種凝聚力吧。”杜祥琬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

  在這種凝聚力的感召下,“老於”憑著滿腔忠誠的熱血,踐行了一位科學家對國家的忠誠。於敏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兼核武器理論研究所所長後,他領導和組織科研隊伍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突破,把我國核武器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在上世紀70年代隨於敏加入實驗工作隊,在他的記憶中,於敏十分注重實驗設計和裝置細節。為了更好地觀察實驗情況,他堅持在現場作分析,甚至徹夜守在實驗場地,累了就披上一件皮大衣,倒臥在地板上。

  這是於敏留給他的戰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恰恰是這“和衣而臥”的熟悉場景,繪就了我國“兩彈一星”事業的壯麗藍圖。

  “那時候,老於健康狀況很差。每天吃得很少,從車間到宿舍,經常是步行來回,走著走著,就想要嘔吐。就這樣,在他的帶領下,大家實事求是,加強分析,尊重實踐,終於澄清了技術問題,最後順利完成了核試驗的考核。”胡思得說。

  於敏家的客廳高懸一幅字:“淡泊以明誌,寧靜以致遠”。

  於敏嚴於律己、淡泊名利,對國家、民族的事業總是滿懷熱忱,有極高的責任感,他的治學方法與治學精神對周圍的科研隊伍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在於敏老師指導下學習工作了這麼多年,從來沒有看到於敏老師對人對事使用激烈言辭,從來沒有聽到於敏老師高聲表達他的學術觀點。”於敏的學生藍可說。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於敏曾一句句教孫兒《滿江紅》這首詞。

  回顧他的一生,於敏的身上有諸多標籤,但在同事和學生心中,他永遠是那個獨一無二的“老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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