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往事:一個沉重的時代話題
2019年01月21日23:56

  中國人口往事:一個沉重的時代話題

  來源: 港股那點事

  作者 | 三個火槍手

  數據支持 | 勾股大數據

  1月21日,國家統計局發佈了2018全年出生人口數據:1523萬人。在放開二胎的背景下,出生人口數仍義無反顧地“跳水”,創下了自1961年以來的新低。

  看著斷崖的人口出生數,心裡不免感到迷惘,甚至惶恐,用“2018年中國人口保持正增長,勞動年齡人口仍有約9億人”來佐證“中國的人口紅利仍然存在”,顯得那麼蒼白無力。

  在我國這樣一個經濟資源被高度集中、板結、固化的環境中,在家國、時代潮流的裹挾之下,於任何個體而言,能動的空間是微乎其微的。回顧中國過往69年的經濟史,土改、公私合營、人民公社、包產到戶、國企分流、供給側改革……永遠是一場又一場沒有盡頭的試驗,一次又一次的試錯,多少次經濟改革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且賭注巨大。即使這樣,我們今日仍懷揣著信心、希望和勇氣在探索中前行,在實踐中檢驗所謂的真理。

  “身處瞬息萬變的21世紀,我們還能有多少試錯的機會?”

  ————《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

  計劃生育這場重大“試驗”,現在終於也到了驗證結果的時候。

  1

  當代“中國人口學第一人”馬寅初

  1882年(清光緒八年)的一天,在浙江嵊州,一個嬰兒呱呱墜地,任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嬰兒將影響了中國大半世紀的人口走向,甚至是整個國運。他就是民國四大經濟學家之首的馬寅初。

  馬寅初的父親善於釀酒,自設酒坊,營業頗盛。出身富貴人家的馬寅初,自小就在家鄉私塾接受教育,十三歲進入紹興縣學堂,十七歲到上海中西書院求學,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天津北洋大學攻讀冶礦專業。因學校內部爭鬥,馬寅初陰差陽錯地被派赴美留學,到美國後進入了耶魯大學,又因無機械設備專業,改學了經濟學。

  1915年初,馬寅初婉辭在美任教之聘,踏上了回國之路。回國後,馬寅初先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邀,任北大經濟學教授,後隨蔡元培離京到杭州參加浙江省政府工作。

  1949年8月,馬寅初被任命為浙江大學校長,9月出席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51年5月,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曆任一二屆人大代表和一至五屆政協委員,為新中國的財政收支平衡,物價穩定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做出了巨大貢獻。

  1953年6月,我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數據發佈,數據顯示我國人口已有解放前的4億7千萬發展到6億多,人口逐年增長態勢十分明顯,引起馬寅初的高度重視,1954年-1955年他多次走訪農村,掌握大量基層資料,並在1955年第一屆人代會浙江小組會上提出控製人口的問題。

  1957年6月,在第一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他將人口材料整理成一項正式提案,7月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新人口論》,指出“我國人口增長過速,將影響生產建設、資金積累、勞動就業、人民物質文化水平和科學技術提高,必須加以控製,實施計劃生育”。

  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並轉為反右,有人擬將其劃為右派。1958年《光明日報》發表兩篇大字報,揭開了批判馬寅初的序幕,其新人口也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截至1958年11月份,各報刊公開發表批判馬寅初的文章合計67篇。1960年1月,對馬寅初的批判進入了高潮,3月馬寅初被免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1964年底到1965年初,兩會召開,馬寅初卸任全國人大常委,改任全國政協常委。

  1978年,改革開放,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獲得再評價。1979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李貴來到馬寅初家中稱“今天我受黨的委託通知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後這兩次對您的批判是錯誤的。實踐證明,您的節製生育的新人口論是正確的,組織上要為你徹底平反,恢復名譽。1979年9月,馬寅初再次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名譽校長。1981年2月,中國人口學會成立,馬寅初被推舉為名譽會長。1982年5月10日,馬寅初在北京市病逝。

  回顧馬寅初的一生,令人唏噓不已,那是個對人不對事的時代,其人口論隨其的生命而浮沉。

  應當說,在限製人的能動性的時代背景下,人口多,負擔也多。馬寅初的觀點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無可厚非。在萬物皆可調控的思維下,當時物質匱乏,財政緊張的背景下,必然會有控製人口政策出台,或早或晚罷了。

  只是我們現在已無法知道,如果一開始接受了馬寅初的觀點,是不是不會出現後來的人口膨脹,進而不會出現激進的人口政策。

  曆史沒有如果,一步錯,後面,往往步步都錯了。

  2

  我國生育製度複盤

  1、人定勝天

  生育政策的第一階段在1949-1953年,鼓勵生育,限製節育及人工流產。在“人定勝天”的理念下,大家相信只要有了人,什麼奇蹟都可以造出來。1952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限製生育會滅亡中國》,同年《限製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發佈,1953年衛生部通知海關禁止進口避孕藥。1953年新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發現全國人口為6.02億、大幅超出政府預期。而此時的社會生產力未能匹配人口的高速增長,衣食住行、醫療、教育、就業等多方面均出現不足。

  2、反複無常

  生育政策的第二階段在1954-1977年,也是與馬寅初的個人史最為相關的一個階段,我國的生育政策反反複複,計劃生育走走停停,但整體寬鬆。1954年12月27日,中央第一次人口與計劃生育座談會召開,會議指出“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讚成節育的。”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重申了“提倡節製生育”方針。1957年2月,毛澤東提出:“人類要控製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這幾年是馬寅初的想法被中央認可的幾年。

  然而1958年全國進入“大躍進”,馬寅初建議控製人口的“新人口論”被批判,在“人多力量大“的口號下,節製人口的聲音被淹沒。大躍進失敗,加上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一大批人,節製生育再受重視,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計劃生育問題的批示》。但隨後進入了文革,計劃生育工作被停滯,直至1971年,國發〔1971〕51號文要求“在“四五”計劃期內,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降低,力爭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農村降到15‰以下”,同時提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彙報會提出“晚、稀、少”的政策。

  然而曆史的車輪卻並不由我們擺佈,54年-78年期間,根據統計局的數據,我國淨增了3.5億左右的人口,由於存在超生漏報等現象,真實的數據遠不止於此。

  十年動亂剛結束,急劇增加的人口讓高層驚訝不已,並反思,“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於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

  3、緊急刹車

  生育政策的第三階段在1978年-2013年,“獨生子女”政策階段。在人民公社體製下,農業生產效率常年低下,糧食供給不足,78年文革停止後想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但外彙儲備又非常少,有限的外彙在當時難以解決城鄉人民吃飯與引進先進裝備之間的矛盾。

  為應對這一問題,1978年10月,中央批轉《關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告》明確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然而政策並未在一時間得到很好的響應,1980年2月,新華社公佈有關人員的《中國人口百年預測報告》,稱如果生育趨勢不變,中國人口到2050年將達到40億,這一數字可嚇壞了政府,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控製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gong kai xin》,要求每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至此,“獨生子女政策”在全國全面啟動和實施。1982年9月,計劃生育國策被寫入中共十二大報告,並在12月落實到憲法。

  “獨生子女政策”在城鎮地區掀起了腥風血雨,尤其在公職人員隊伍被徹底的貫徹執行,但突入其來的計劃生育並未能打斷農村人民的生育熱情,《超生遊擊隊》或許是那個時候的農村最真實的寫照。由於阻力很大,國家決定適當給部分農村地區開小口堵大口,全國19個省農村生育政策逐漸調整為“一孩半政策”,即頭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個孩子。

  2001後政策相對放鬆、2002年9月施行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和雙方均為農村居民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可以再生一個子女。

  在一定時期內,“獨生子女”政策取得的成果獲得了認可。人口普查顯示,實施計劃生育以來,總和生育率(女性人均生孩子數)從1973年的4.54快速降至1990年的2.3、2000年的1.22。

  200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指出“我國實施計劃生育以來,全國少生四億多人,提前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曆史性轉變,有效地緩解了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4、過猶不及

  生育政策的第四階段就是2014年至今,放鬆計劃生育階段,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獨生子女政策”為我國的人口增速踩了一腳急刹車,但是這個刹車踩得時間有點久,直接導致了我國第四波嬰兒潮的消失。

  近年來,隨著我國人口出生率的逐年降低,對計劃生育的質疑聲越來越大,放開二胎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但是2012年20多位頂級人口學家在《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中預測,如果全面放開二孩,生育率將反彈到4.4,每年將出生4700萬人,峰值人口將達15.35億人;即便實行單獨二孩政策,生育率也將反彈到2.4。

  於是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2014年先啟動“單獨二孩”政策。可根據統計年鑒的數據看,15年,我國不但沒有多生200多萬人,反而少生了32萬人,政策效果不達預期。

  2015年國家衛計委組織專家組進行反複測算,預測2016年實行全面二孩政策後,2016年、2017年、2018年的生育率將達到1.63、1.97、2.09,2030年總人口將達14.50億。然而根據《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17》公佈的2016年的年度人口抽樣調查顯示,總和生育率只有1.24,遠遠未能達到國家衛計委預期。

  2017年是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但是根據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公佈的數據,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比16年減少了63萬。1月3日社科院發佈《人口與勞動綠皮書》稱人口負增長將提前至2027年出現。

  但真實情況卻更不樂觀,而根據國家衛健委的初步數據,2018年人口或出現負增長,總和生育率將降至1.5以下。人口紅利的消失帶動了經濟的全面下滑。

  5、第四波嬰兒潮的消失

  新中國成立至今,受政策影響,我國先後經曆了三波“嬰兒潮”。

第一波出現在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後鼓勵生育,1957年新出生嬰兒達到2138萬的高點。

第二波在1962-1973年,大躍進和文革貢獻了平均每年2700萬的嬰兒;

第三波在1982-1992年,雖然實施了計劃生育,但第二代“嬰兒潮”開始生娃,平均每年仍有2200萬左右新生兒。

  如果按照法定婚齡推算,第四波“嬰兒潮”應該出現在2004年以後的10年里出現,然而,時至今日第四波“嬰兒潮”卻未能如期“赴約”……

  在橫跨兩個世紀,經曆美蘇巨變、中國恢復高考、中國經濟騰飛、幾輪世界經濟危機,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大事,都刺激不了這根下滑的曲線,哪怕一點反彈,除了2016年放開二胎。

  3

  結語

  1978——2018這40年的經濟奇蹟,這其中演繹和遮蔽了多少普通個體的悲歡離合?

  我們太多人的思維被慣性錨定在了過去40年的“經濟奇蹟”中,想當然地以為未來也一定如此,極少有人想過40年在人類曆史長河裡是多麼的短暫,短暫到根本不足以呈作一個有參照意義的樣本。

  在人類曆史長河中,這種短期的輝煌案例比比皆是。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西班牙在1500至1649年間的崛起和擴張,絕不比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的迅速崛起和擴張遜色。

  而英國在1600至1780年間從歐洲的邊陲崛起,並作為近現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國屹立不倒長達三個世紀,就更是讓人生畏。

  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的崛起固然可以大書特書,但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過長達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的驕人業績。

  戰術問題不是問題,錯了也死不了人,但戰略錯了,則極可能一去不複回——於個人、於公司如是,於國家更如是。國家車輪滾滾向前,無論是站在個體生育權、還是經濟發展角度,都應該對人口戰略進行深刻的反思和糾偏了。

  願我們不再折騰,願我們永遠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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