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學傳薪︱張湧泉談寫本文獻學
2019年01月20日09:14

原標題:絕學傳薪︱張湧泉談寫本文獻學

張湧泉(澎湃新聞 蔣立冬繪)

所謂“絕學”,指的是既面臨著失傳危險、從事研究的學者人數較少,又事關文化積澱、民族記憶與曆史傳承的學問。如果這些瀕臨斷絕的學問真的失傳,將使我們丟失大量古代中國留下的寶貴曆史文化遺產,並進而失去理解和解釋中國古代文明的能力。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不管是與國際接軌的深入程度,還是傳承絕學的資源、能力,中國學界都有了長足進步。《上海書評》推出“絕學傳薪”訪談系列,請四位在不同領域有深厚造詣的學者,呈現他們的學術理解和學術成果。相信通過中國學者的不懈努力,這些或將成為“絕學”的學問會煥發出新的生命和活力。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張湧泉現為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人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中國文字學會副會長。他在此次訪談之中,談到了寫本文獻學的定義、前景和他本人對此的理解。

訪談得到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李義敏老師的鼎力襄助,特此致謝!

您在國內較早地提出了設立寫本文獻學的建議,能否先請您談談何謂寫本文獻?

張湧泉:寫本文獻主要是指用毛筆及硬筆書寫在紙張上的古籍或文字資料。簡帛文獻也是寫本,但學術界通常稱為簡牘帛書或簡帛文獻,而以寫本文獻專屬於紙寫本文獻。

按通行的時間先後,傳世的文獻資料大概可以分為銘刻、簡帛、寫本、印本這樣四個序列。銘刻文獻是指用刀或硬筆刻寫在甲骨、銅器、陶器、碑石上的文字資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石刻文字等,主要流行於商周及秦漢時期(石刻文字)。簡帛文獻是指用毛筆或硬筆蘸墨或硃砂抄寫在竹、木、帛等材料上的文獻,流行於春秋以後至公元五世紀。印本是指刻寫或排版後通過批量印刷流通的文獻,發端於晚唐,宋代以後成為古代文獻傳佈的主流。

寫本文獻介於簡帛與印本之間,大約始行於漢代。東晉安帝元興元年(402),官方下令“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從此紙張取代其他文字載體,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於是書籍的流傳從簡帛時期邁向紙寫本時期,並一直行用到晚唐五代,其主要流通期約為七百年。其實即便宋代印本流行以後,寫本作為人們日常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仍發揮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寫本文獻與印本文獻的主要區別是什麼,或者說,作為一門學科的寫本文獻學的最大特質是什麼?

張湧泉:寫本即區別於印本而言。寫本文獻與印本文獻的主要區別在於——

與印本相比,寫本更多的是個人行為,抄手包括各色人等,抄寫的目的不是給人看,而是自己用,以個人使用為最大訴求;抄寫的內容往往帶有個人色彩,包括大量的實用圖書和私人文書,如往來的書信、收支的賬單、借貸的契約、官司的案卷、社邑的通知,等等,五花八門,無所不包,更多地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是我們研究當時各階層社會文化生活最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所抄文字大多沒有經過加工改造,語言粗糙,大眾化,原生態,有各式各樣的校讀符號,屬於非定本;抄寫格式千人千面,沒有定式,即便是傳抄古書,人們在傳抄過程中,也可以根據當時抄書的慣例和抄手自己的理解加以改造,從而使古書的內容、用詞、用字、抄寫格式等都會或多或少發生一些變化,都會帶上時代和抄者個人的烙印。而印本文獻大抵以社會上層人士為中心,有較為濃烈的官方色彩,印什麼不印什麼是根據市場或政治需要確定的,是商業行為甚至政治行為,所以流傳下來的往往是四部典籍及與政治、宗教有關的高文大典;刊印的內容往往是經過加工改造的,帶有定本性質,是為了給人看的;而且古書一經刊刻,隨即化身千百,既促進了書籍的普及,也使古書的內容、語言、格式逐漸被定型化。

傳世的寫本文獻主要有哪些?寫本文獻在中華文明傳承中的作用如何?

張湧泉:相對於寫本,印本的優勢地位是決定性的。因此進入印刷時代後,寫本書籍幾乎全被廢棄了。我國傳世的古書,主要是以宋以後刻本的面貌呈現的。所以以前人們談論古籍,主要依靠刻本,而尤以宋版元版為珍貴。而刻本之前寫本的情況如何,則往往不甚瞭然。

清末以來,寫本文獻大發現,包括吐魯番文書、敦煌文獻、黑水城文獻、宋元以來契約文書、明清檔案,等等,數量巨大,震動世界,寫本文獻才又重新回到世人的視域之中。於是,寫本文獻開始和刻本文獻比肩而立,共同組成了中華民族寶貴文化遺產的兩翼,互相補充。

寫本文獻是古代文獻傳承中的重要一環。唐代以前的古籍流傳到今天,必然要經過宋代以前一次又一次手抄相傳的過程,寫本是古代文獻傳承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以前由於傳世的寫本太少,古書傳寫的情況不明。現在隨著大批寫本古籍的出現,使我們對寫本階段的情況有了較多的瞭解;原先的許多疑難,也因寫本的發現而得以解決。如《老子》的成書一直是學者關注的重點。上個世紀先後發現了馬王堆漢墓帛書甲、乙本,郭店楚簡本,這些古本《老子》與今本差別很大。如今本前為《道經》、後為《德經》,全書分八十一章,但帛書本則《德經》在前,《道經》在後,基本不分章,所以論者或以為從帛書本到今本之間似乎存在“文本遞嬗變化上的斷裂”,“其間當有一段文本演變的曆程需要走過”。而敦煌文獻中有《老子》寫本凡76號(其中白文本53號,註疏本23號,可綴合為五十件),大多按《道經》《德經》的順序分篇,並以空格或另段提行書寫的形式區分章節,已具備今傳通行本八十一章的分章體系,只是未標明章名章次。通過敦煌寫本,古本《老子》和今本《老子》之間就架起了一座橋樑,原來“斷裂”的一環便失而複得了。

寫本文獻保存了大批世無傳本的佚典。寫本文獻中既有傳世古籍較早的抄本,也有大批世無傳本的佚典。不少以往僅在書目或傳說中有記載的古書我們在寫本文獻中找到了傳本。如西晉道士王浮撰《老子化胡經》,是反映當時道教與佛教鬥爭的重要資料,唐高宗、唐中宗都曾下令禁止,後又列元世祖下令焚燬的《道藏》偽經之首,從此亡佚,而敦煌文獻中卻有該書的六個寫卷,我們可藉以窺知原書的基本面貌。又如晚唐韋莊《秦婦吟》詩,為現存唐詩第一巨製,借一個少婦之口,描繪了黃巢農民起義驚心動魄的曆史畫面,結構恢宏,描寫生動,是當時家喻戶曉、風靡一時的名篇,韋莊也因此被稱為“《秦婦吟》秀才”,但不久以後該詩卻突然失傳了;值得慶幸的是,人們在敦煌文獻中發現了九個《秦婦吟》寫本,其中唐天複五年(905)敦煌金光明寺學仕郎張龜寫本,距韋莊創作此詩的中和癸卯(883)僅隔二十二年。諸如此類,不少久已失傳的古書在敦煌寫本文獻中得到了保存,一線孤懸,殊可寶貴。

敦煌寫本伯3381號《秦婦吟》(局部)

寫本文獻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學術史。二十世紀初葉以來,大量寫本文獻的發現,對中國學術文化研究的影響是空前的,中國古代的學術史不得不因之而重新改寫。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胡適在談到敦煌的俗文學時曾經這樣說過:“在敦煌的書洞里,有許多唐、五代、北宋的俗文學作品。從那些僧寺的‘五更轉’‘十二時’,我們可以知道‘填詞’的來源。從那些‘季布’、‘秋胡’的故事,我們可以知道小說的來源;從那些‘《維摩詰》唱文’,我們可以知道彈詞的來源。”其實胡適當年所見僅僅是敦煌寫本的一小部分,他涉及的也僅僅是其中的“五更轉”“十二時”“變文”等俗文學寫本一類,然而對文學史的研究,這小小的一部分影響就有如此之大,那麼,所有敦煌寫本乃至其他寫本文獻的學術價值之巨,恐怕我們無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分。

寫本文獻推動了一批新學問的誕生。王國維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寫本文獻的發現和刊布,同樣催生了一批新的學問。諸如吐魯番學、敦煌學、徽學等等,都是在相關文獻資料發現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又如吐魯番文書,敦煌文獻中的變文、曲子詞、王梵誌詩,以及願文、契約等社會經濟文書,宋元契約文書,大抵以當時當地的口語方言為主體,包含著大量的方俗語詞,是近代漢語語料的淵藪,為漢語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孕育並推動了中古漢語、近代漢語、俗語詞研究等一些新興學科的誕生和發展。

您的著作《敦煌俗字研究》也屬於寫本文獻學的範圍,我們知道中國有訓詁、音韻等小學研究,以及西方文獻的語文學研究,這些研究似乎有些共通之處,您能談談嗎?

張湧泉:我國傳統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古代統稱之為小學,它們作為經學的附庸,主要是為秦漢古書尤其是儒家經典的離章斷句、解字釋詞服務的。西方的語文學研究,同樣偏重於文獻的校讀和註釋。寫本文獻主要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抄手大多是處於社會底層的“下裡巴人”,筆下文字千人千面,語言粗糙,文詞鄙俗,口語俗字,盈紙滿目,堪稱魏晉以來各種字體積存的大寶庫,是異體俗字、方俗口語的淵藪。因此,對寫本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來說,文本校錄、字詞釋讀的任務就比印本文獻更為迫切而繁重。我的老師蔣禮鴻先生的名著《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主要是解釋敦煌變文寫本里的口語詞的,學術界評價很高,稱為“研究中國通俗文學的指路明燈”。我的著作《敦煌俗字研究》則主要是為了掃除敦煌寫本俗字的障礙。週一良先生稱許我的書和蔣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堪稱“雙璧”,恐怕主要就是從解決寫本文獻校錄的兩大難點著眼的。

《敦煌俗字研究》書影

您能舉例談談什麼是俗字嗎?

張湧泉:所謂俗字是指與正字相對而言的主要流行於民間的通俗字體。俗字是一種不規範的字形。比如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稱當時有一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的字,“不可不治”,其中舉的第一個例子是“亂旁為舌”,即指“亂”的俗字“亂”而言。這個字應該是受“辭”的俗字“辭”的影響類推產生的。先秦古字有“辭”字,又有“辤”字,漢代字書《說文解字》以為二字,其實本一字之分化,故二字古多混用無別;“辤”異體作“辝”,後者漢代前後俗書訛變作“辭”,故“辭”亦或徑被視作“辭”之簡體俗字,這樣的用例魏晉以後的出土文獻舉不勝舉。元李文仲《字鑒》卷一之韻云:“辭,俗作辭。”是這樣的用法最早在辭書上得到記載。“辭”既簡省作“辭”,據之類推,則“亂”字亦簡省作“亂”矣。“亂”字魏晉碑刻已見用例,大約是稍晚於“辭”產生的俗字。建國後推行簡化漢字,俗字“辭”“亂”則搖身一變,成為國家正式承認的規範漢字了。

又如“果”俗字增旁作“菓”(“果”本是“象果形在木之上”的象形字,但字形隸定以後,上部的果形表意功能大大弱化,於是俚俗便加上一個草頭以強化其為蔬果)。敦煌寫本伯2011號唐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哿韻》:“果,木實。加草者非。”唐顏元孫《干祿字書》:“菓果:果木字上俗下正。”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三《佛說睒子經》“果蓏”條音義:“果,經文從艸作菓,俗字也。”指稱蔬果之“菓”的可靠例子,2004年出土的湖南郴州蘇仙橋西晉簡中有用例,蓋魏晉俗字。從敦煌文獻中的用例來看,“菓”字一般只用於蔬果的“果”,其他結果、成果、果然、果敢、果斷、果報、果真、如果等表抽像義的“果”則不加草頭,可見俗字“菓”其實還有區別詞義的功能。

無論寫本文獻還是刻本文獻,都有俗字的存在。但寫本文獻主要為抄手自用,抄手書寫追求簡易方便,而不會刻意講求規範,於是俗字就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而刻本流行以後,以正楷為主的印刷體的地位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字體逐漸趨於一尊,人們的書寫有了可遵循的範本,就大大減少了俗字存在的機會和市場。像上面提到的“辭”“亂”“菓”,在魏晉以後的寫本文獻中使用都非常普遍;但在宋以後的官方及比較嚴謹的民間刻本中往往就難覓蹤跡。尤其是“菓”字,宋以後刻本中的使用在不斷減少,地位也不斷下降。及至到了1955年,國家頒布《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菓”便作為“果”的異體字被劃入“一律停止使用”之列了。

您的著作《敦煌寫本文獻學》構建了寫本文獻學的理論體系。作為一門新學科,你覺得寫本文獻學還有哪些需要亟待加強研究的地方?

張湧泉:2013年底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著作《敦煌寫本文獻學》,全書共分緒論、字詞、抄例、校例四編,凡二十章,試圖對敦煌寫本的語言特點和書寫特例進行系統全面的歸納和總結,建構敦煌寫本文獻學的理論體系。該書出版後,各方好評甚多,認為該書是“構建寫本文獻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基石”,“在構建敦煌乃至整個手寫紙本文獻學理論體系的過程中,本書又是一部發凡起例的開創之作”;“堪稱古代寫本學的奠基之作”。

然而,正如書名所揭示,《敦煌寫本文獻學》所論主要限於敦煌寫本及部分吐魯番文書,還有更多的寫本文獻如黑水城文獻、宋元以來契約文書、明清檔案等,該書僅做了初步的介紹,而未能作深入的討論。很有必要在該書的基礎上,把範圍拓展到所有寫本文獻,撰寫一部更為系統全面的“寫本文獻學”。另外,寫本的形製、紙張、筆墨、符號、辨偽,等等,也有必要在目驗原卷或原件的基礎上,作更深入的專題研究,推出有份量的專門著作。一些大宗寫本文獻,如吐魯番文書、黑水城文獻、宋元以來契約文書、明清檔案等,則可比照《敦煌寫本文獻學》撰寫單獨的通論性著作。

《敦煌寫本文獻》書影

前些年,我主持國家重大文化工程“中華字庫”子項目“手寫紙本文獻用字的蒐集與整理”,為此專門建立了“手寫紙本文獻資料中心”,後來又建立了“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率領一批年輕學人及博士、碩士研究生開展寫本文獻出版物及民間寫本文書的大規模的蒐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一批碩士生、博士生均圍繞寫本文獻撰寫學位論文。凡此種種,都為我準備著手進行的“寫本文獻學”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元代至民國遂昌縣大柘全氏家族契約文書(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藏)

大約十年前,方廣錩教授曾撰文熱情呼喚“寫本學”的誕生,他說:“敦煌遺書還將孕育一門新的學問——寫本學,這一學問的產生將對中國中古學術研究的進一步開拓作出貢獻。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學問。隨著敦煌遺書的逐次公佈,開創寫本學的條件也逐漸成熟。那麼,寫本學是否會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學問之一呢?”十年後的今天,一門嶄新的學問——寫本學已然誕生。讓我們張開雙臂擁抱寫本學時代的到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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