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軒:現在有的長篇小說是漏風的,只有骨架沒有血肉
2019年01月18日18:48

原標題:曹文軒:現在有的長篇小說是漏風的,只有骨架沒有血肉

十一歲那年,徐則臣上初一。校門口是江蘇最大的運河石安運河。冬天,自來水管凍住,沒有水刷牙洗臉,徐則臣就和同學們端起臉盆往校門口跑,因為運河冬天不結冰,水面還冒著熱氣。這是作家徐則臣對運河記憶中很小的一方面。關於運河,他有太多的記憶,有太多的情感,因此,就有了潛心四年的最新長篇《北上》。徐則臣最早的小說“花街”系列寫的就是運河邊的一條街。但在《北上》里,京杭運河不再成為小說的背景,而是主角。

2014年6月22日,在多哈召開的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大運河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徐則臣捕捉到了這個特別的時刻,喚醒古老運河的時候到了。為了寫《北上》,徐則臣看了六七十本關於運河的專業書、不計其數的史料,他還看了很多相關的繪畫、攝影,還有《長江圖》、《蘇州河》等電影,甚至蒐集的照片中,至少就有2000多張船的照片。他還從南到北把運河斷斷續續走了一遍。1797公里,徐則臣清楚地記得運河的里程。四年下來,他幾乎成了一個運河專家。

徐則臣,1978年生於江蘇東海,現擔任《人民文學》副主編,著有《耶路撒冷》《跑步穿過中關村》《王城如海》等作品,獲得過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等諸多獎項。《北上》從1900年寫到1940年,從運河折射百年的中國變遷。小說里,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洋人的北京使館被包圍。第二年,意大利人馬福德的哥哥為了尋找弟弟以文化考察的名義沿運河北上。那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漕運,兩千多年的運河真的衰落了。2014年,中國各界重新展開了對於運河功能與價值的文化討論。與徐則臣之前的“北漂一族”主人公不同的是,《北上》主要圍繞一個意大利人的視角展開,其間三教九流的人物依次出場,紛繁複雜的人物命運一次次與這條運河交織在一起。這個群像小說里,除了外國人、翻譯官等社會顯達之外,也有船伕、義和拳拳民等販夫走卒的人物。

在1月17日晚的新書分享會上,徐則臣與他的恩師曹文軒、同門石一楓以及作家寧肯一起共話《北上》,他們談到京杭大運河的曆史和現實以及長篇小說的創作。

《北上》, 作者:徐則臣,版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12月。

曹文軒:現在有一些長篇小說是“漏風”的

在分享會上,曹文軒從《北上》出發談了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關於小說和曆史的關係。儘管寫的是運河的曆史,但徐則臣不是曆史學家,他用文學家的方式去處理曆史。在受過嚴格學科訓練的曆史學家看來,徐則臣關注到的地方可能是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或認為無足輕重。比如《北上》里反複寫到的來自域外的羅盤,這個物件述說曆史的功能無比強大,是曆史的核心意象,能反映曆史的航道和走向。

曹文軒談到,文學有一個功能是幫助我們記憶和認識曆史。文學作品里的曆史只是虛構,不能被嚴肅對待嗎?恰恰相反,在曹文軒看來,有些虛構性的作品甚至比史學作品更真實準確。這方面最突出的作品就是曹雪芹的《紅樓夢》。“因為有《紅樓夢》,我們有超越認知以往曆史的深度和實感,《紅樓夢》在曆史方面是那個時代的文章典籍無法相比的。小說的使命當然不應當定位在反映曆史上,但小說因為留下了具體的形狀,從而在客觀上起到了讓我們可感曆史的作用。”在曹文軒看來,《北上》以一部可聞可看可觸摸的運河史折射出來一段中國史,這部虛構作品里呈現出了堅不可摧的曆史真實。

“現在一些長篇是漏風的,風可以隨意穿過這些沒有血肉的骨架。”在談到第二個問題——構架與豐盈時,曹文軒吐槽說。在他看來,短篇小說的構架種類基本已經定型,已經無法玩出什麼別的構架,因此需要費心思的是充滿智慧的構思、寓意、充滿韻味的語言和一個意味深長的結尾。而長篇小說的構架具有無限可能性的,不少人寫不好長篇,就是因為沒有長篇的構架能力。

曹文軒以《北上》為例,談到怎樣的構架是別出心裁的。小說寫的是一條蜿蜒中國南北的大河,很容易按河流的流淌方式順流而下地寫,但《北上》顛覆了讀者這種順理成章的預期。小說從1901年跳到2012年、2014年,又跳回到1901年,甚至逆流而上到了1900年,最後又寫到了2014年。徐則臣彷彿騎在馬上,並非一路向前,而是不時調轉馬頭,在從前與現在兩個時間里來回奔馳,這種安排構成了一種閱讀魅力。

曹文軒

在寧肯看來,《北上》在形式上實際上是一個關於空間的小說,就像英國的巨石陣。徐則臣是按照關於一條河的曆史和現實的巨大裝置的寫法來寫的,就像一個美術裝置,而這樣的寫法除了考驗讀者的耐心,還要考驗讀者的閱讀習慣,要求讀者有空間的概念。

除了構架之外,曹文軒還有一個感性的表達:豐盈。在他看來,《靜靜的頓河》《巴黎聖母院》《紅樓夢》這樣的長篇不止有一副骨架,還有豐盈的軀體。而當下很多長篇空有骨架,豐盈不足,也就是他說的,是漏風的小說,因為沒有血肉。而《北上》做到了該簡敘的簡敘,該留白則留白,該細描則細描,很有耐心,這種精雕細琢的做法與當下小說創作的求快之風背道而馳,是過去的經典小說家的敘事態度。

曹文軒談到的第三個問題是說事與說理。小說是說事的藝術,哲學是說理的藝術。如果說事的小說去說理,說理的哲學如果去說事,會怎麼樣呢?比如托爾斯泰在小說里說理,一直為批評家詬病。但曹文軒認為,小說未必不能說理,比如米蘭·昆德拉的說理就開創了小說寫作的別樣風景:小說可以說理,關鍵不在於說,而在於怎麼說。對於徐則臣這類具有較強思辨能力的作家來說,他們對存在、人生、生活、生命、人性都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問題是採取何種形式來表達自己的判斷。在曹文軒看來,徐則臣發現了形像話語蘊含的巨大的思辨內容。曹文軒堅持形象化語詞背後的理性力量,他認為這個世界的道理不一定非得以抽像性的語詞表達。從某種程度上說,小說就是一門說理的藝術,因為這個世界上有許多重大而深刻的道理是被哲學忽視和遺忘的,於是這個任務落到了小說家的肩上。

“這個世界上有一些道理是那些抽像語詞無法痛快淋漓表達的,恰恰是一些形象化的語詞反而能夠將一個道理說到透徹見底的程度。其實一些大哲如黑格爾,他們也知道這些奧妙,因此才會有這樣的句子:你想知道阿拉伯人嗎?那麼你就要首先瞭解阿拉伯的天空、沙漠和駱駝。”曹文軒說。

寧肯也認為,曆史的敘述再詳備,如果沒有文學的敘述都會存在著某種巨大的不真實。“小說的記憶,天然帶著曆史,但是它的曆史和曆史學家敘述的曆史是非常不一樣的。小說家某種意義就是要恢復被曆史所遮蔽的東西,這個民族的記憶這點是曆史學家無法代替的。”

徐則臣:運河不僅承載運輸的功能,還有文化功能

儘管這場分享會的標題叫“我們的曆史寫在這條河流上”,但徐則臣希望大家不要把《北上》看成一個曆史小說。《北上》不是一個曆史小說,只涉及了從1900年到1934年的曆史,大部分還是當下的生活。為什麼要把它放在當下?這牽涉到一個問題,運河與寫作者有什麼關係。運河在徐則臣的生活中占了很大的地位,在很長時間里,運河一直是他認識這個世界一個非常重要的路徑。多年前,在《耶路撒冷》里,徐則臣就寫過,運河在河邊生長的人心中就是一個指南針:你能感受的運河有多長,這個世界可能就有多大。

運河有什麼功能?首要功能是漕運,但在徐則臣看來,運河還有文化意義上的功能。他提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中國四大古典名著加上《金瓶梅》,每本小說都跟運河有關係。比如《紅樓夢》里,林黛玉進北京就是從通州的張家灣上的岸,寫《西遊記》的吳承恩就是淮安人,寫《水滸傳》的施耐庵是今天的江蘇興化人。

寫《北上》時,徐則臣讀到過一則史料:順治十二年進士蘇州人汪琬在北京時與同僚相聚,大家互相誇耀家鄉特產。輪到汪琬,他說蘇州特產絕少,但有一條,狀元。眾人一愣,結舌而散。從順治三年開科取試,一直到光緒三十七年,中國出了114個狀元,蘇州一地有26名,占了接近1/4。蘇州盛產文人,因為蘇州富庶,而這和京杭大運河關係頗大。

清末民初,無錫三里橋一帶的大運河碼頭,駁船貨輪往來密集,一派繁忙的景象。

“要想富,先修路,運河是那個時代的高速公路,”徐則臣說。運河沿岸的城市都因這條運河而興盛,北京也是如此。一個常見的說法是北京的母親河是永定河,但對這座城市來說,運河可能更重要。“如果打一個比喻,永定河只是北京的親娘,而它的奶媽其實是運河。僅有親娘把你生下來不管沒用,北京的成長壯大靠的是運河,吃的喝的用的,都是靠運河來運送物資。”

12月在廣州國際文學周上,徐則臣和批評家張檸聊。張檸談到,運河的走向是南北走向,而中國五大水系全是東西走向。黃河、長江把南北隔開之後,兩邊的物產、富裕程度都有差別,所以需要一個貫通的東西,因此隋煬帝才會想到要修一條大運河,包括皇帝下江南,並不單純為了遊山玩水,而是要把大一統、威權意識形態貫穿過去。

長期以來,長江和黃河被稱為中國人的母親河,但在徐則臣看來,我們現在很多思維、習慣可能都跟運河有關係。他用了一個比喻的說法:也許運河也算是一條母親河,起碼算是後娘。

徐則臣(右一)在通州北運河為寫作進行調查。

1980年,還是大二學生的寧肯去北京通州的同學家玩,同學帶他去看京杭大運河。看了之後,寧肯非常震驚:有一個船閘,那個船閘下面有一點點死水、臭水,基本上是枯水。京杭大運河到了北京怎麼是這個樣子?寧肯想起歐陽江河的一句詩:我把長城放在北方的山侖上,高高舉起一條鎖鏈,像托舉著一個剛剛死去的嬰兒,他還在抽搐。

看到乾枯的大運河,寧肯感受到,京杭大運河才是一個剛剛死去的嬰兒,一條鎖鏈,代表著非常漫長的中國曆史。在寧肯眼裡,大運河是一個死亡的意象。寧肯在《北上》里看到這種死亡意象。比如徐則臣一上來就寫1901年,清廷廢除漕運的那一年,因為它已經不適合現代,其漕運功能已經喪失。

大水湯湯,溯流北上。這是昔日的運河。而徐則臣今天看到的運河也像寧肯當年看到的,是死了一半的運河。徐則臣去山東德州,看到的都是臭水溝,當地人告訴他這是運河古道。漕運廢止後,黃河決口,泥沙往下堆積,河床一點一點被填埋淹沒,運河死了一半。徐則臣看著很痛心。

“我希望寫這部小說為運河做點什麼,一是表達我個人對這條河流的感情。第二,也是希望能夠從文化的意義上喚醒那個死掉一半或者真的已經垂垂老矣多年的運河。”徐則臣說。

作者:新京報記者 沈河西

編輯:風小楊;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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