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誕生的?
2019年01月18日15:56

原標題:新中國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誕生的?

新中國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誕生的?什麼樣的機緣巧合讓這一批人站在了時代的前沿?在恢復高考時,那時的教育體製培養出來的第一批博士生具有怎麼樣的特點?坐“冷板凳”的學術生產又應該如何影響社會?

《開山大師兄》是新中國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口述史,它把他們的學術生涯、求學研究都記錄、還原出來。1月12日,江蘇人民出版社的《開山大師兄》在南京首發。主持人王世嶽、此書的編著者許金晶和孫海彥,與新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莫礪鋒教授聊了聊新中國第一批博士的求學之路、當下學術生產體系的問題和專業學術研究與知識普及之間的張力。

“過了幾年我真的成了第一個文學博士,這完全是一個巧合”

“我們現在70歲上下這批人成了所謂的‘開山大師兄’,這可能跟現代中國所走過的坎坷路程有關。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一直都很坎坷。學位製是從西方發源的,民國政府在大概1933年、1934年前後,就已經製定了《學位法》,準備開展學位教育。假如後來沒有日本侵華,說不定我們的碩士、博士教育在那個時候就開始了。” 莫礪鋒認為,他之所以能成為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是因為中國坎坷的近代曆史。

在50年代院系調整之後,新中國的教育體製“一邊倒”學習蘇聯。所以在50年代,莫礪鋒的老師周勳初那一輩人讀的研究生叫副博士學位。後來因為中蘇交惡,周先生也沒有拿到這個學位。學位教育就一直延遲下來了。

《開山大師兄》,作者: 許金晶、孫海彥,版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所以,在莫礪鋒開始讀博士的時候,他和導師都不清楚博士論文要寫到什麼樣的水平。他的導師就查了一些其他地區的博士論文。“台灣大學第一個文學博士是在1960年,羅錦堂獲得的。他的博士學位的論文題目叫《元雜劇本事考》。他應該是現代中國第一個文學博士。大陸本來在那個時候也應該有文學博士的,可惜當時的形勢很不正常,這些東西都沒人提。到了文革,大學乾脆都不招生了,停辦了,一切都談不上了。”

“所以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們才開始生產中國大陸的第一批博士,這完全是一個時代的誤會。這個曆史任務就落在我們這代人的頭上。本來應該是比我們年長10多歲的人成為第一批博士的。” 莫礪鋒說。

在莫礪鋒那一屆研究生的開學典禮上,他的校長匡亞明致辭說,國家正在研究製定學位製度,並希望你們成為第一批碩士和博士。莫礪鋒回憶道:“當時我們在下面聽了懵懵的,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當然,過了幾年,我真的成了第一個文學博士,被匡校長說中了,這完全是一種巧合。”

這件事本身還是有意義的,莫礪鋒認為它標誌著中國教育製度走上正軌。在莫礪鋒年輕的時候,沒有文化的“大老粗”才是光榮的,“那時候的博士,都是洋博士,從海外歸來的。這是一個罪名,誰敢說自己是博士啊?”

“我們這一代人中間出不了大師,因為我們的教育過程是不完整的”

莫礪鋒出生於1949年,作為新中國的同齡人,新中國的風風雨雨他都碰到過。他上小學時曾去抓麻雀“除四害”,也被動員去煉過鋼鐵。在1966年,他畢業於蘇州中學

(那時候叫蘇州高級中學)

,他的人生理想是考清華大學,當一個工程師。但是文革開始了,高考被廢除了。

莫礪鋒曾下鄉當過十年知青。他下鄉時還帶著教科書想自學。但是他發現,在農村自學數學和物理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人指點,也沒有參考資料。所以在他下鄉的第三年,他把所有的理科圖書都賣掉了,只剩下一些文科的書。

“我之所以現在在大學裡面成為一名老師,主要是因為我一直沒輪上招工……我高中有幾個同班同學,他們比較早招工。等到1977年恢復高考時,他們早就結婚,有兩三個孩子了,就不想考了。” 莫礪鋒覺得,若是招工成家早一點的話,他的命運也許跟他的同學相似。

在當時,莫礪鋒因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戴著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也沒有前途,連赤腳醫生也當不上,也使得生產隊里的“小芳”都看不上他。等到1977年恢復高考時,他想離開農村,就去高考了,糊裡糊塗考到外語系。“假如再晚個五年恢復高考,我肯定不考了。”因此,他特別感謝武大化學系的查全性院士,“因為這個老先生就是當年鄧小平召開的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首先提議恢復高考的人。本來還要晚一點的,他提議馬上恢復高考,鄧小平聽了當場拍板,當年就恢復高考了。”

莫礪鋒教授

在1979年,莫礪鋒在安徽大學外語系英文專業讀到大二上學期,他為了想把每個月18塊的助學金變成35塊,就提前考研了。他當時準備考南京大學外語系的英美語言文學,但是一查資料,南京大學的英美語言文學的考試科目有第二外語,他沒法考。“我想,我們班的同學都知道我要去考研了,要是名都沒報上就打退堂鼓,就太丟人了。所以我就翻閱南大的招生目錄,看看其他的專業能不能考。一翻翻到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程千帆先生招唐宋文學方面的研究生。我想,我當知青的時候,唐宋文學的作品倒是讀了不少,是不是可以報這個。後來一考就考上,從此就鑽進故紙堆了。”

因為教育過程不連續,基礎不好,莫礪鋒認為,他們這些“開山大師兄”的學術水平遠遜於他們的導師那一輩,“基本上可以斷定,我們這一代人中間出不了大師,因為我們的教育過程是不完整的,斷斷續續的,而且很多人是改變方向的,學的是非你所長的東西。我們只是作為教育製度恢復過程中的代表人物,恰逢其時而已。”

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業化生產”出來的研究者是不行的

在《開山大師兄》的推薦序里,陳洪捷教授對書裡面的十位第一批文科博士的特點做了總結:第一是基礎不好,他們幾乎都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基礎教育;第二是年齡偏大,有的博士在進入到博士學習後已經四五十歲了,明顯已經過了學習的黃金時間;第三是外語水平不高,這十位博士里,除了莫礪鋒是學英文出身,其他人外語水平可能都比較弱,也很難接觸到第一手的外國資料;第四是當時的培養製度非常不完善,每個人幾乎都不知道怎麼就成為了一個博士,博士生導師似乎也沒有明確的培養方法;第五是他們的選題都非常的寬泛,比如說教育人類學這個題目,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

莫礪鋒認為這些概括大部分是對的。他考研究生的時候,他對他的導師程千帆一無所知。他到南京大學之後,程千帆就跟他說,基礎實在太差,中文系的課一天也沒上過。所以,他讀研究生的經曆是很苦的。在莫礪鋒讀博的時候,還沒有副導師製度,程先生就請了三個教授當他的助手,四個導師管他一個博士生。此外,年齡偏大這一條莫礪鋒也讚同,在1977年高考的時候他已經29週歲了,但他在 1984年10月份已經拿到了博士學位。

莫礪鋒的導師程千帆教授

因為當時南京大學文學院只有莫礪鋒一位博士生,所以他們就沒有上課,傳授知識就是到老師家裡聊天。莫礪鋒認為這是非常好的,很像西方大學里的研討班。學生在讀書過程中發現了什麼疑難,就拿出來跟導師討論。現在的博士生教育都規範化體系化了,對於人文社會科學來說,學術研究是需要有個性的。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業化生產”出來的研究者並不是最理想的。“我們需要有學術個性……可能最好的師生傳授方式是一對一,有點像以前的老藝人培養學徒那樣……開一系列的學位課程、讀一系列的教科書,結果反而不理想。” 莫礪鋒覺得,如果說他對他的博士生有所幫助的話,主要方式就是每兩週一次的聊天,而不是開課。

“學術工作也可以走向社會,也許這樣更有意義”

莫礪鋒認為,有些比較成功的學者不太願意花太多時間做普及工作,因為專業的學術研究需要集中時間和精力。而他與《百家講壇》的緣分,開始於一個偶然的機遇。當時南京大學百年校慶,校慶辦想稍微宣傳一下,就主動請央視百家講壇欄目來南京大學錄節目,莫礪鋒被選上了。

當時莫礪鋒講的內容還是比較學術的,題目是“杜甫的文化意義”,聽的人主要是文學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師。過了幾年,《百家講壇》又跟他聯絡,要他去講唐詩,他一開始是拒絕的。因為他覺得電視節目上講故事效果才好,講唐詩肯定不好。不過編導說先不管收視率如何,就想請他講唐詩,他就只好勉強接受了。節目走紅之後,莫礪鋒根據現場錄音對所講的內容進行整理,出了一本書,叫《莫礪鋒說唐詩》。

莫礪鋒感慨道,“以前我們千辛萬苦寫的學術著作,印個5000冊就不得了了,我的博士論文只印了2000冊,因為沒人看……但是那本書出來以後,一印就印了10萬冊。還收到很多朋友的來信,天南海北的。當然也有人來跟我商榷,特別是我普通話不好,聽眾說你發音不對。當然也有很多人肯定我講的內容,說聽了很有意思。我就覺得學術工作也可以走向社會,也許這樣更有意義。”

從那時起,莫礪鋒在普及工作上花的時間越來越多,經常去各地圖書館和其他高校做講座。“我覺得人文社科的研究,本身是必須要鑽故紙堆,坐象牙塔的。這是一個很冷靜、很理性的工作,只能由少數人在學術圈子裡進行研究。但是如果追問一句,你們的學術研究的終極目的是什麼?終極價值在哪裡?比如我們寫了一千篇論文來論證唐詩怎麼好、宋詞怎麼好,假如絲毫沒有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那麼這些研究的價值在哪裡?”

莫礪鋒認為他年齡大了,現在南京大學也不對他進行工作量的考核了,他可以放心地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人文社科類的研究,最終還需要把你的研究成果普及化,推向全社會,讓大家都瞭解你們的研究對象到底有什麼價值。”

作者:徐悅東

編輯:風小楊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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