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澤平:如何解決民營和中小企業融資難貴?
2019年01月17日18:17

  來源: 澤平宏觀

  文:恒大研究院 任澤平 方思元 楊薛融

  導讀

  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家座談會上強調,要著力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中央經濟會議強調,“要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深化金融體製改革,發展民營銀行,推動城商行、農商行、農信社業務逐步回歸本源。”意味著未來金融體製改革將更加註重中小銀行發展,促進中小銀行更好的支持民營及小微企業融資需求,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製中關鍵一環。本文旨在系統梳理銀行監管指標,找出當前可能製約中小銀行信貸投放的指標,並針對如何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製提出政策建議。

  摘要

  中小銀行天然具有服務民營及中小企業的基因和優勢。一是由於商業銀行在過去快速發展的進程中,已經形成較為明顯的結構性特徵,大型銀行憑藉資源稟賦能夠獲得大量的央企、國企資源,而中小銀行受製於資源、規模及信貸投放能力,更加深耕地方,支持小微、民營企業。二是相比大型銀行,中小銀行更具有渠道下沉的優勢,尤其是區域性銀行,對當地企業瞭解更加深入,信貸人員能夠發揮人頭熟、地頭熟優勢。且中小銀行負債成本相對更高,為了獲得更高的息差,必須提高資產端風險偏好,加大對高風險、高收益的小微貸款投放。因此,支持民營及小微企業融資要更加關注中小銀行群體。

  我國的銀行基礎監管製度大致可分為資本監管製度、貸款撥備製度、流動性風險監管製度,分別應對非預期損失、預期損失以及流動性風險。2017年商業銀行金融監管加強之後,銀行業整體監管指標向好,大型銀行經營穩健,監管達標無憂,然而強監管下的中小銀行面臨更大的生存壓力,經營難度明顯加大,一定程度上製約中小銀行對民營及小微企業信貸投放。具體來看:

  1)資產端,中小銀行面臨資產質量及資本約束壓力。從“寬貨幣”到“寬信用”分三大步驟,一是資金供給,二是放貸意願,三是貨幣需求。2018年央行四次降準,資金供給充裕,然而第二步並不通暢,一大重要原因就是資產質量壓力,一方面,2018年以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民營、小微企業客戶面臨比以往更加惡劣的生存環境,新增不良貸款的壓力加大。另一方面,從2017年銀行業三三四檢查開始,銀行監管對於不良的核查明顯趨嚴,曾經通過各種監管套利隱匿的不良貸款需要真實暴露。2018年中小銀行不良率急劇上升,逼近監管紅線,使得中小銀行更加怕放貸、怕不良。資本方面,中小行資本基礎較弱,疊加表外回表消耗資本,銀保監會資本充足率和央行的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壓力均不斷加大。且2018年資本補充存在兩個明顯問題,一是資本補充越來越向大型銀行集中,核心一級資本補充難度較大,二是非上市中小銀行資本補充主要依賴的二級資本債,在2018年發行規模及數量顯著收縮,中小銀行資本補充難度加大。

  2)負債端,中小銀行面臨更大的負債壓力,製約信貸投放。首先,受金融嚴監管影響,貨幣創造受阻,存款整體增速自2016年起持續下行。在存款蛋糕整體變小的背景下,中小銀行由於客戶基礎、渠道、金融科技能力更加薄弱,吸收存款壓力顯著加大。其次,在主動負債渠道,一方面同業負債監管自2017年起明顯收緊,同業資金來源受限;另一方面,結構性存款曾短暫成為中小銀行的重要主動負債工具,然而理財新規出台後,不允許不具備衍生品投資資格的銀行發行結構性存款,將大量中小銀行排除在外,進一步削弱中小銀行主動負債能力。

  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2019年的貨幣政策、金融政策一定要是對衝性的,然而政策的力度、節奏均要精準考量,對衝力度過大,易形成新一輪的金融風險,但對衝力度不足、對衝不及時同樣無法有效托底經濟,關鍵在於找準發力點。近期貨幣政策開始轉向偏鬆的大方向明確,我們建議監管政策積極配合,做好“寬貨幣”向“寬信用”的傳導。一是在推動中小銀行回歸本源的背景下,加強貨幣政策對中小型銀行支持力度,近期全面降準、放鬆普惠金融認定標準已擴大降準覆蓋面、提高降準力度,囊括更多中小銀行。二是探索差異化監管政策,提高對商業銀行小微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落實盡職免責,提高放貸意願。三是繼續創新商業銀行資本補充工具。四是恢復合法合規的非標融資功能,緩解融資斷層。五是激活資本市場,恢復股市融資功能,推動科創板和註冊製落地。

  風險提示:融資收縮超預期,政策推動不及預期等

  目錄

  1 融資結構問題顯著,解決民營及小微企業融資難需找準發力點

  1.1 融資結構性問題突出,民營及小微企業融資首當其衝

  1.2 支持民營及小微企業融資要更加關注中小銀行群體

  2 我國商業銀行主要監管指標

  2.1 鳥瞰:銀行主要監管指標一覽

  2.2 商業銀行主要監管指標達標情況

  3 資產端:資產質量及資本約束是中小銀行面臨的主要壓力

  3.1 要求不良貸款真實暴露,中小銀行資產質量壓力陡增

  3.2 資本逐漸成為限製中小銀行授信的重要原因

  4 負債端:中小銀行面臨更大的負債壓力

  4.1 為什麼存款增速降了那麼多?

  4.2 一般性存款爭奪日益激烈,央行再貼現及再貸款效果有限

  4.3 中小銀行主動負債難度加大:同業負債監管加碼

  4.4 中小銀行主動負債難度加大:結構性存款監管趨嚴,進一步加大中小銀行主動負債難度

  4.5 新增流動性匹配率對銀行總體約束大

  5 政策建議

  正文

  1 融資結構問題顯著,解決民營及小微企業融資難貴需找準發力點

  1.1 融資結構性問題突出,民營及小微企業融資首當其衝

  2018年新增貸款幾乎佔據了新增社融的全部空間。全年社融共計新增19.3萬億,人民幣貸款新增15.7萬億,占比高達81%。銀行作為貨幣政策傳導的“引水渠”,貸款增速實現不斷上升,成為每月社融中市場關注的焦點,基本形成了“貸款強,社融強;貸款弱,社融弱”的特徵。

  然而從結構來看,銀行貸款支持實體的力度並不充足,結構性失衡。首先,在貸款投放部門方面,居民貸款占比逐步超過企業,成為新增貸款的主要投向。其次,在貸款投放類別方面,短期衝量的票據融資,以及居民部門舉借的經營性貸款增速提升,企業短期及中長期貸款增速均顯著下降。也就是說,即便是作為社融中支持實體企業的最重要力量,貸款對於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也是不足的。

  在此背景下,疊加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銀行業對於小微及民企的信貸支持可想而知。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貸款餘額增速從2017年末以來逐步下滑,截至2018年三季末,小微企業貸款增速降至9.83%,而同期金融機構各項貸款餘額增速達到13.2%。2018年企業債券違約金額超1000億,超前三年債券違約金額總和,且其中民營企業債務違約占比接近90%,達到近年以來最高點。

  1.2 支持民營及小微企業融資要更加關注中小銀行群體

  近期貨幣金融政策加大對民營及小微企業支持力度,各方合力緩解民營及小微企業融資困境,支持民營企業融資的信貸、債券、股權“三支箭”陸續落地。而我國長期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真正實現對民營及小微企業的有效支持,需要更加關注中小銀行群體。

  一是由於在銀行業過去快速發展的進程中,已經形成較為明顯的結構性特徵,中小銀行更加聚焦於民營及小微企業。五大行憑藉資源稟賦能夠獲得大量優質的央企、國企、大型企業資源,股份行憑藉市場化的機製,在零售客戶、中型企業客戶方面具有領先優勢,城商行多背靠地方政府,能夠獲得部分地方國企資源,然而受製於規模以及信貸投放能力,無法滿足大型企業融資需求,進而深耕地方,對小微、民營企業支持力度也較大,農商行與城商行相近,且更加貼近地方。從上市銀行2018年半年度前十大客戶戶均貸款規模可以看出,五大行前十大客戶戶均貸款規模超過1500億,而上市農商行僅為15億,不同類型的銀行支持的客戶存在明顯差異。

  二是由於相比大型銀行,中小銀行更加具有渠道下沉的優勢,更加具有支持民營企業的動力。一方面,中小銀行,尤其是區域性銀行,深耕地方,對於當地企業的瞭解更加深入,信貸人員能夠更加發揮人頭熟、地頭熟的優勢,有效控製風險,更好的進行風險定價。另一方面,從銀行盈利的角度來看,負債成本決定資產風險偏好,大中型銀行負債端成本相對較低,所以在資產配置時,更傾向配置低風險低收益資產,保持良好的資產質量。而相比大中型銀行,中小銀行缺乏客戶渠道優勢,難以獲得廣泛的低成本存款資金,同時大量中小銀行非央行貨幣政策操作一級交易商,資金成本相對更高。為了追逐更高的息差,必須提高資產端風險偏好,加大高風險、高收益的小微貸款投放。

  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會議指出,“要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深化金融體製改革,發展民營銀行,推動城商行、農商行、農信社業務逐步回歸本源。”正是印證了中小銀行在支持民營經濟、支持小微企業、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製方面的重要性,未來金融體製改革有望將更加註重中小銀行發展,促進中小銀行更好的支持民營及小微企業融資需求。

  而2017年商業銀行金融監管加強之後,中小銀行面臨顯著的生存壓力,經營難度明顯加大,這是否成為了製約中小銀行支持民營及小微企業信貸投放的原因?如何更好的疏通中小銀行的信貸投放機製?首先,我們在第二部分對商業銀行監管體系做出整體梳理,其次在第三部分找出對於中小銀行信貸投放製約最大的幾項監管指標,並在第四部分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2 我國商業銀行主要監管指標

  2.1 鳥瞰:銀行主要監管指標一覽

  2003年銀監會成立之前,人民銀行代行銀行業監管職責,期間明確了包括資本監管製度、貸款風險分類以及貸款損失撥備管理的三大基礎製度。隨著我國銀行業不斷髮展,銀行業監管製度不斷完善,與國際接軌。截至目前,我國的銀行基礎監管製度大致可分為資本監管製度、貸款撥備製度、流動性風險監管製度,分別應對非預期損失、預期損失以及流動性風險。此外,還存在額度管理、市場及操作風險管理、以及部分效益性監管指標。

  1)資本監管製度:應對非預期損失。資本監管作為商業銀行監管的核心,根植於長期以來銀行的經營實踐。商業銀行是經營風險的機構,在資本監管製度之前,私有商業銀行頻繁倒閉,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商業銀行過度投放貸款、過度擴張,在風險不斷增長的同時沒有足夠的資本應對損失。我國資本監管製度於1994年開始起步,央行發佈的《關於對商業銀行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通知》確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製度的核心,而後根據2004年巴塞爾協議Ⅱ以及2010年的巴塞爾協議Ⅲ,銀監會不斷完善資本監管要求,並於2012年推出《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全面提升風險覆蓋範圍,提高資本充足率標準。

  2)貸款撥備製度:應對預期損失。商業銀行基於審慎經營的原則,可以將信用風險產生的損失分為兩大類,分別為非預期損失和預期損失。資本可以應對非預期損失,而商業銀行基於曆史經驗、計算出的預期損失,可以通過計提風險準備金衝抵。即在資本金之前,設立損失緩衝墊,吸收信用風險損失帶來的衝擊,避免影響商業銀行經營的根基--資本金。

  我國貸款撥備製度同樣起源於央行代行銀行監管時期,和貸款撥備製度最相關的是貸款風險分類製度,1998年央行發佈《貸款風險分類指導原則》,將貸款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類,其中後三類為不良貸款。在此基礎上,2002年印發《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指引》,按照三個層級計提貸款損失準備。2011年銀監會發佈《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管理辦法》,首次提出撥備覆蓋率最低150%、撥貸比最低2.5%的要求,作為宏觀審慎監管的逆週期工具,在經濟上行期和利潤較好的情況下多計提撥備,應對未來經濟下行壓力。

  3)流動性監管指標:應對流動性風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國際社會逐步意識到,單純的資本監管製度已無法保護銀行應對來自不同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風險衝擊。2008年巴塞爾委員會進一步製定了以資本和流動性監管為核心的改革方案。

  我國商業銀行流動性監管指標從2005年開始起步,《商業銀行風險監管核心指標(試行)》首次提出了流動性比例、核心負債率和流動性缺口監管項目。2008年金融危機後,銀監會持續深化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體系,在流動性比例、核心負債率、流動性缺口、同業負債比例、存款集中度等指標的基礎上增加流動性覆蓋率等流動性管理要求。2014年初,銀監會頒布《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2018年銀監會正式發佈《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引入了淨穩定資金比例、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和流動性匹配等三個流動性風險量化指標。

  2.2 商業銀行主要監管指標達標情況

  2018年商業銀行主要監管指標呈現企穩向好態勢:

  資產充足率方面,截至2018年三季末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達13.81%,高於2017年末16BP,一級資本及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與2017年末基本持平,分別為11.33%及10.8%,較2017年末下降2BP及上升5BP,三類資本充足率遠高於監管紅線7.5%、8.5%、10.5%。

  資產質量及撥備方面,由於監管加強對不良貸款的認定力度,2018年三季末行業不良貸款率上升至1.87%,較2017年末提升13BP,撥備覆蓋率達180.73%,較2017年末下降69BP。但總的來看,資產質量表現波動不大,整體平穩。

  流動性風險方面,商業銀行流動性比例持續上升,遠高於25%的監管要求。2017年以來商業銀行流動性覆蓋率水平同樣持續提升,到2018年三季末達到127.77%,較二季度末有所下行,但整體仍處於較高水平。

  從三大類指標來看,商業銀行數據整體向好,監管達標壓力不大,然而不同類型的銀行實際面臨的監管壓力明顯分化:大中型銀行整體達標無憂,中小型銀行面臨著更大的監管壓力。我們分別從商業銀行經營的資產端及負債端整理出五類中小銀行面臨較大監管壓力的指標,而這些或許也是正在製約信貸投放的重要因素。

  近兩年商業銀行監管力度明顯加強,各類監管指標體系不斷更新完善。然而細究現今商業銀行監管指標,從監管力度以及監管要求來看,更加匹配經濟上行時期的風險管控。在當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寬貨幣”難以向“寬信用”傳導、民營及中小企業融資難度較大的背景下,或許應該重新審視相關指標的監管力度,在治理規範的基調下,探索差異化監管,調整節奏,促進部分監管指標回歸中性。

  3 資產端:資產質量及資本約束是中小銀行面臨的主要壓力

  3.1 要求不良貸款真實暴露,中小銀行資產質量壓力陡增

  製約當下中小銀行信貸投放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資產質量壓力。一方面,中小銀行新增不良的壓力加大。在金字塔型的銀企結構中,大銀行對大型企業有絕對的優勢,而中小銀行是支持民企、小微企業融資的主要機構。2018年以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民企、小微企業面臨了比以往更加惡劣的生存環境,而金融緊縮的環境使得貸款、債券、股票形成多米諾骨牌的連鎖效應:一旦企業經營壓力增大,企業債務到期難以再融資,資金鏈斷裂,相繼債券違約,銀行抽貸壓貸,傳導至股票市場股價下跌,股票質押面臨平倉風險,企業經營所有權面臨轉移風險,形成“債務違約-信貸融資難度加大”的負向循環,加大企業融資壓力。

  另一方面,曾經通過各種監管套利隱匿的不良需要真實暴露。從2017年銀行業三三四檢查起,銀行監管對於不良的核查明顯趨嚴。2018年2月銀監會發佈《關於調整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的通知》,對不良貸款確認和處置更為主動的銀行適當下調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2018年8月銀保監會在《關於進一步做好信貸工作 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效的通知》中提出,嚴禁隱匿隱瞞不良貸款,嚴查不良資產虛假出表、虛假轉讓等違規行為。對於過去長期嚴格認定不良貸款的大型銀行來說,不良確認要求的趨嚴並不會帶來增量壓力。然而中小銀行過去在監管套利活動中更加激進,一方面通過代持、抽屜協議、回購擔保等虛假出表方式隱匿不良,另一方面將本該歸為不良的貸款劃分為“正常”或“關注”類,掩蓋不良貸款。

  截至2018年11月,已有7個省的13家中小銀行遭主體評級下調,為曆年同期最高,其中8家的評級展望被下調為負面,主要由於其不良貸款和逾期貸款數量陡增。中小銀行惡化的資產質量水平已不是個體情況,從2017年初到2018年三季度,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股份製銀行不良率基本保持穩定,而城商行不良率已由1.48%上升至1.67%,農商行整體不良率由2.49%上升到4.23%,甚至接近5%的不良率監管紅線。不良率急劇上升逼近監管紅線,使得中小銀行更加怕放貸、怕不良,影響放貸意願。

  3.2 資本逐漸成為限製中小銀行授信的重要原因

  資本是銀行經營的本錢,在資本充足率的監管下,有足夠的資本才能進行規模擴張,提升發展潛力。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受兩大指標限製,一是銀保監會資本充足率,二是央行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

  3.2.1 銀保監會資本充足率:中小銀行壓力逐步加大

  銀保監會的資本充足率要求由來已久,是商業銀行必須達到的紅線,極少數銀行出現過資本充足率不達標的情況。然而從資本充足率相對值來說,中小銀行明顯低於五大行,且呈現下滑趨勢。從銀保監會公佈的行業數據來看,近三年除五大行資本充足率持續提升外,股份製銀行資本充足率仍然處於四類銀行中最低水平12.48%,僅高於監管紅線2個百分點。城商行及農商行資本充足率則在2018年出現明顯下滑,城商行資本充足率降至12.7%,較2017年末下降5BP,農商行資本充足率降至13.01%,較2017年末大幅下降29BP。中小行資本基礎較弱,疊加表外回表加速消耗資本,資本補充壓力加大,資產擴張受到掣肘,後續所能支撐的信貸投放空間更加有限。

  3.2.2 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是製約信貸擴張的更主要因素

  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是MPA考核中的核心指標。MPA考核從2016年開始試運行,2017年正式開始考核,通過七大方面對商業銀行進行“綜合體檢”,其中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與廣義信貸增速掛鉤,要求銀行保持與經濟增長和自身業務發展相適應的廣義信貸增速。我們以A股上市公司為例,測算不同類型銀行在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上面臨的壓力情況,以及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能夠支持的廣義信貸增速。

資本充足率空間=實際的資本充足率-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

廣義信貸增速空間=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所能支撐的廣義信貸增速-實際廣義信貸增速

  與大行相比,中小行,尤其是城商行和農商行,在宏觀審慎考核體系下,面臨更大的信貸投放限製。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方面,近年五大行在密集補充資本的背景下,資本充足率空間在各類銀行中處於最高水平,達標壓力不大;而與2017年末相比,2018年半年末股份行、城商行、農商行則達標壓力均不同程度加大。與此同時,各類型銀行對應的廣義信貸增速空間也出現明顯的趨勢分化,五大行資本充足率能夠支持的廣義信貸增速提升,而股份行、城商行、農商行均出現明顯下降,在此帶動下,上市銀行平均廣義信貸增速空間由2017年末4.05%降至2018年中3.32%。

  通過比較兩個監管口徑的資本充足率空間,我們發現,對比銀保監會資本充足率要求,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這一考核指標對商業銀行的約束效力更強,是製約銀行信貸擴張更為重要的因素。為應對MPA考核對中小銀行帶來的達標壓力,央行已經通過調整宏觀審慎評估參數來支持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貸款,有望緩解中小銀行信貸擴張的壓力。

  3.2.3 資本補充渠道:核心資本補充難度大、資本補充家數減少

  面對2018年初以來的資本補充壓力,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整體加速,規模較2017年顯著增加。截止2018年末,我國商業銀行通過IPO、定增、優先股、可轉債及二級資本工具共計劃及募集資金8816億元,較2017年同期增加2728億元。其中定向增發、優先股及可轉債發行規模均獲得顯著提升。

  然而資本補充存在兩個明顯問題:

  一是資本補充越來越向大型銀行集中,核心一級資本補充難度較大。定增是上市銀行補充核心一級資本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2017年2月再融資新規落地後,定增受到規模、定價、間隔期限等多方面限製,規模大幅縮減。2018年雖定增規模達到1324億元,較2017年268億顯著提高,但僅農行一家發行規模就達1000億元。此外南京銀行140億定增方案被否,進一步體現通過定增補充資本的難度加大。

  二是中小銀行,尤其是非上市城商行及農商行二級資本債發行規模及數量均明顯減少。大量中小銀行為非上市銀行,無法利用定增、優先股、可轉債等資本補充工具,僅能通過利潤留存、發行二級資本債等方式補充資本。然而2018年中小銀行二級資本債發行明顯減少,全年發行量為717億元,較2017年減少707億元,發行家數55家,較2017年減少59家,中小銀行資本補充壓力較大。

  4 負債端:中小銀行面臨更大的負債壓力

  4.1 為什麼存款增速降了那麼多?

  存款是商業銀行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占比在60%左右。然而自2016年以來,企業存款增速明顯下滑,帶動整體存款增速持續下行。2018年11月企業存款增速降至3.7%,較2016年高點已經下降了15.5個百分點,各項存款增速也由13%下降至7.6%。

  為什麼存款增速降了那麼多?根據貨幣創造理論,目前中國貨幣創造完整渠道包括三個層次:1)央行投放基礎貨幣、2)商業銀行傳統表內貸款/外彙/債券貨幣創造、3)影子銀行貨幣創造。央行通過投放基礎貨幣,形成貨幣創造的基礎;商業銀行通過表內發放貸款、購買外彙、購買債券等擴表行為進行貨幣創造,是唯一的貨幣創造部門;影子銀行則是通過將銀行表內資產出表,或是轉變為資本消耗較低的資產,為銀行表內擴張騰挪空間,實現貨幣創造。

  就各類貨幣創造渠道貢獻的增量來看,2018年貸款和債券是貨幣創造僅剩的渠道,影子銀行貨幣創造顯著收縮。發放貸款是2018年唯一實現增量提升的渠道,新增約15萬億。購買債券是第二大貢獻渠道,外彙占款保持零增長,貢獻可忽略不計。然而影子銀行貨幣創造受各項金融嚴監管影響,規模自2016年起不斷下滑,2018年已為負增長,拖累貨幣創造,表現為非標大幅萎縮、同業資產持續壓降。

  4.2 一般性存款爭奪日益激烈,央行再貼現及再貸款效果有限

  在存款蛋糕整體變小的背景下,中小銀行吸收存款壓力顯著加大,新增存款規模與大型銀行差距更加明顯。大行具備良好的客戶基礎、遍佈全國的網點分佈,雖同樣面臨存款壓力,但降幅相對而言更加平緩。而中小銀行吸收存款阻力重重,一是網點渠道相對有限,客戶拓展難度大,二是貨幣基金、銀行理財等資管產品對存款的替代性較強,儲戶存款減少,三是面對各大銀行紛紛上線金融科技系統,競爭線上客戶,中小銀行無論是系統建設還是更新能力均相對較弱,人力財力等方面難以匹敵,難以在線上渠道開展競爭。

  為應對中小銀行負債壓力,加大中小銀行對民營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2018年以來,央行陸續擴大再貼現及再貸款額度,共3次新增4000億。然而從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來看,2018年中小銀行對央行負債規模未出現顯著增加。一是由於再貸款及再貼現期限短,難以形成穩定負債資金;二是央行對再貸款及再貼現用途把控較嚴,中小銀行考慮信用風險以及資產質量,需求難以出現顯著增加。

  4.3 中小銀行主動負債難度加大:同業負債監管加碼

  同業負債作為中小銀行主動負債的重要方式,也是資金來源的重要渠道之一,可實現資金在大行與中小行之間的再分配。2017年起,同業存款監管明顯收緊,央行在2017年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宣佈,擬於2018年一季度將規模5000億元以上的金融機構發行的同業存單納入MPA同業負債占比考核。此外在2018年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提出,2019年第一季度擬將全部金融機構納入考核。由於大型銀行過去發行同業存單規模非常有限,這一政策出台後,部分前期過於激進的中小行需調整主動負債模式,同業負債來源明顯收緊。2018年,除國有銀行新發行同業存單規模同比增長外,股份行、城商行、以及農商行新發同業存單規模均同比下降,顯示同業資金來源受限。

  4.4 中小銀行主動負債難度加大:結構性存款監管趨嚴,進一步加大中小銀行主動負債難度

  結構性存款曾短暫成為中小銀行攬儲工具。在資管新規禁止銀行表內開展理財業務後,且在我國利率市場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結構性存款實際成為代替表內保本理財、突破銀行存款利率上限的重要方式。從2018年起,我國中小銀行結構性存款規模快速上升,占中小銀行總存款比重也從2017年末6.4%上升至2018年高點8.8%,中小銀行對於結構性存款的依賴程度明顯高於大型銀行。

  監管加強後大量中小銀行喪失發行結構性存款資質。過去監管要求,不具備衍生品交易資格的商業銀行可以委託具備資格的境內管理人進行衍生品投資,即中小銀行結構性存款通過委託的方式可以運作。然而2018年9月28日出台的理財新規正式要求,“商業銀行發行結構性存款應當具備相應的衍生產品交易業務資格”,而我國目前大量中小銀行不具備開展衍生品投資資格,且短期難以達到要求,這一監管正式將大量中小銀行排除在外,中小銀行通過結構性存款主動負債的能力進一步被削弱。

  4.5 新增流動性匹配率對銀行總體約束大

  此外,2018年新增的流動性匹配率監管指標,進一步加大對於中小銀行資產負債配置期限的約束。流動性匹配率為2018年《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中新增的流動性指標,適用於所有商業銀行,監管設置的達標期限為2019年底之前,目的是引導商業銀行合理配置長期穩定負債,避免過度依賴短期資金支持長期業務發展,提高流動性風險抵禦能力。簡單來說,即有足夠的長期限的資金來源,才能配置長期限的資產。

  以A股上市銀行數據測算,中小銀行面臨較大的期限結構調整壓力。在整體銀行負債端承壓,存款壓力加大,且各類主動負債工具受到嚴監管的情況下,中小銀行面臨較大的達標壓力。由於缺少行業公佈數據,我們以A股上市銀行2018年半年度數據測算顯示,僅五大行及上市農商行能夠滿足匹配要求,股份行及城商行雖然指標較2017年末改善,距離達標仍有距離。負債端壓力同樣製約資產端信貸投放決策。

  5 政策建議

  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2019年的貨幣政策、金融政策都一定要是對衝性的,然而政策的力度、節奏均要精準考量,對衝力度過大,易形成新一輪的金融風險,但對衝力度不足、對衝不及時同樣無法有效托底經濟,關鍵在於找準發力點。

  近期貨幣政策大方向明確,易綱行長表示,“當前經濟處於下行期,需要一個相對寬鬆的貨幣條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定調“宏觀政策要強化逆週期調節”,“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強調“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製,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解決好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貨幣政策開始轉向偏鬆,我們建議監管政策積極配合,做好“寬貨幣”向“寬信用”的傳導。

  一是在推動中小銀行回歸本源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貨幣政策對中小型銀行支持力度。在我國商業銀行信貸呈現一定結構化的背景下,中小銀行從自然屬性、優勢以及經驗來看,都是支持民營及小微企業的重要力量。前期貨幣政策支持力度偏重大中型銀行,對於中小銀行主要通過再貼現及再貸款方式。2019年1月4月央行宣佈“全面降準”,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此外宣佈將普惠金融定向降準中,小型和微型企業貸款考核標準由“單戶授信小於500萬元”調整為“單戶授信小於1000萬元”,擴大降準覆蓋面,囊括更多中小銀行。

  二是擴大對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容忍度,落實盡職免責。從“寬貨幣”到“寬信用”分三大步驟,一是資金供給,二是放貸意願,三是貨幣需求。2018年央行四次降準,釋放2.15萬億資金,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寬鬆。然而第二步並不通暢,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影響,民營及小微企業信用風險積聚,商業銀行風險偏好降低。疊加金融嚴監管影響,中小銀行不良貸款真實暴露,不良貸款率激增,逼近監管紅線,商業銀行更多精力放在排風險、處置不良上,更加惜貸、慎貸。未來金融政策可探索差異化監管政策,適當提高對小微企業貸款的不良率容忍度。同時對於基層信貸人員落實盡職免責,改革不良貸款考核機製,提高業務積極性。

  三是繼續創新商業銀行資本補充工具。不同於上市銀行可以選擇優先股、定增、可轉債等方式補充資本金,資本補充債券是非上市中小銀行最重要選擇。2018年以來,監管陸續發文,支持增加資本補充工具、便利發行方式、擴大投資者群體,近期金融委召開專題會議,研究多渠道支持商業銀行補充資本有關問題,盡快啟動永續債發行。未來需進一步落實相關政策,擴充中小銀行核心資本補充渠道,擴大投資者群體,實質性提高中小銀行資本補充能力。

  四是恢復合法合規的非標融資功能,緩解融資斷層。2018年以來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大幅收縮的主因就是非標融資的斷崖式下滑。非標融資雖然增加了融資鏈條,但在我國間接融資體系風險偏好低、直接融資發展緩慢的情況下,非標融資作為重要過渡,客觀上緩解了民企融資壓力。近期易綱行長在講話中提到,“規範的影子銀行是金融市場的一個必要補充”,未來需盡快出台相關政策明確非標融資範圍,支持合法合規的非標恢復融資功能。

  五是激活資本市場,恢復股市融資功能,推動科創板和註冊製落地。A股持續下跌及前期的股權質押風險削弱了股市融資功能,不利於直接融資比重的提高以及高風險創新型企業的融資。2018年10月31日的政治局會議強調“圍繞資本市場改革,加強製度建設,激發市場活力,促進資本市場長期健康發展。”未來要激活資本市場,推動科創板和註冊製落地,促進更多的小微企業、創新型企業通過創業板、新三板、科創板融資,加強製度設計:一是要建立起市場化的股票發行製度,註冊製要建立市場化的退市機製,建立起嚴格的信息披露製度,提高監管力度和事中事後監管水平;二是改善投資者結構,提高機構投資者比重;三是完善交易製度設計,進一步規範公司停牌行為,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稅;四是完善法律體系,提升監管震懾力,顯著提高違法犯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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