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週書記:在被遮蔽的天空下……敗退與堅守
2019年01月17日15:05

原標題:李公明︱一週書記:在被遮蔽的天空下……敗退與堅守

《遮蔽的天空》,保羅·鮑爾斯著,陽曦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392頁,49.00元

在今天讀保羅·鮑爾斯(Paul Bowles,1910-1999年)的這本早在1949年就出版的長篇小說《遮蔽的天空》(原作書名: The Sheltering Sky,陽曦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8月),似乎有一種感受時光倒流與前瞻未來兼而有之的錯置拚接之感,似乎是70年前的那捧塵沙在指縫間一直滑落到今天——在作品面前,時間消失了,這幾乎是所有堪稱偉大的經典作品的標配。據說在美國文學史上,像《遮蔽的天空》這樣能同時入選蘭登書屋現代文庫20世紀 100部偉大英語小說和《時代週刊》1923年以來100部偉大英語小說這兩大文學榜單的經典作品是很少見的——而且在文學史上,關於旅行、婚姻、愛情、慾望、死亡的故事太多了,為什麼是保羅·鮑爾斯?而且在我看來,關於人生意義、存在價值、人生的虛無與真實等等思考與哲理的寫作也太多了,為什麼是保羅·鮑爾斯?答案漂浮在“遮蔽的天空”中,同時也埋藏在無邊無際的大地上。

《遮蔽的天空》講述的故事並不複雜。二戰結束後,結婚12年的波特和姬特和他們的朋友特納一起前往非洲撒哈拉旅行,故事的焦點是這對夫妻的情感困惑與慾望的誘惑及衝動。波特和姬特的行為各有乖張,但是都不能說是瘋狂的、盲目的,相反的是,他和她都過分地沉溺在自我審視、自我懷疑之中,由此而產生的是無法擺脫的疏離感與恐懼感,生命的樂趣與意誌在這種狀態中不斷潰散。在極端的自我追問中,情感的意義、生命的意義變得越來越脆弱與幻化,迷惘、痛苦、疏離、背叛、逃避、虛無、死亡如影隨形,人只能在其中迷失、麻木,直至在生命的最後瞬間才發現生命原來極為寶貴和脆弱。更為殘酷的是,夫妻倆在內心都曾經對這次漫遊存有一種修復幾近破裂的關係的願望,但是事與願違。尤其是波特,他有更強烈的修復夫妻關係的渴望,但他同時對必將隨之而來的情感負擔感到恐懼,甚至需要通過對這與世隔絕的偏遠沙漠的感覺來掩蓋這種恐懼。“一路上她一直陪伴著他,並且儘量克製著抱怨的頻率和刻薄的程度。”(第8頁)這是書中關於這對夫妻關係的第一次描寫,它從一開始就顯得殘酷而精準,而且與在大地上的遊蕩緊密相連。它似乎要警告那些輕易地把“詩與遠方”和浪漫愛情掛在嘴邊的文青們:正是在漫漫長路中,種種貧乏、誤解、賭氣、偏見、固執、疏離、怨恨乃至背叛,都有可能因為天邊的一片無辜的雲彩、酒吧中鄰桌投射過來的一道目光、因一件小事錯失一輛班車等等事情而接二連三地演繹與發展。可以說,既希望隨時取悅對方但又隨時準備反擊對方以維護自尊心,大家都希望對方先多邁出幾步之後自己才體面地做出回應,一旦遭受挫折就會口不擇言地傷害對方,負載著這些極其脆弱、敏感和痛苦的關係而長途旅行無疑是錯誤的選擇。

在平常的日子裡,愛一個人已經很不容易,平庸與無聊是很容易就出現的敵人。鮑爾斯關於慾望、迷惘和情感困惑的描寫像刀鋒一樣劃破意識的表層,夾持著寒意的鋒利與精準使人心悸,兩個人的世界無論如何看起來情投意合,終究是一個異質的、危險的世界,是無窮盡地相互搏鬥的黑夜。而在漫無目的而且充滿艱難、危險的旅途中,與環境及他人的關係而產生的意見衝突、意誌較量、情感硬化都是更為危險的爆炸品,危機一旦降臨就很難阻止它的爆發。在這時,逃避衝突、互相欺瞞、直至期待在一次不期而至並且可以不負責任的外遇中紓解憤懣之心就成了生活中殘酷而真實的橋段。在各種生活情景中,“儘管他們常有同樣的反應,同樣的感觸,但最終卻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因為他們看待生命的角度幾乎截然相反,意識到這一點讓她感到悲傷”。(109頁)儘管姬特知道波特真的愛她,儘管她也想變成他所期待的樣子,但是她就是做不到,因為深植於她內心深處的恐懼總會佔據上風,任何偽裝都是徒勞。因此“事到如今,愛湮滅已久,也看不到任何重燃的希望”。(109頁)波特也是一樣,直到生命垂危才發現敢確定原來自己一直為妻子而活著,但是已經無法延續了,因為生命已走到盡頭。當姬特經受不住(其實也是由於她潛意識中的默許)特納的誘惑而終於出軌之後,她相當確定在波特的內心深處已經感知到了真相,很想知道他是怎麼發現的。但是她不敢問,因為知道會更加激怒他,會使“他們之間暗流湧動的一點兒溫柔必將蕩然無存,也許永遠無法修復。儘管兩人之間的聯繫已經如此纖細脆弱,但她仍無法承受失去它的痛楚”。(112頁)於是只能聽任懷疑與背叛繼續在原來的軌道上飛速滑行,這幕愛情悲劇的最後結局極為殘酷,在波特處於生命垂危之時,姬特以麻木的冷靜選擇了離開與拋棄,轉而投入了另一個男人的懷抱。但是在鮑爾斯的筆下完全沒有流露出任何道德的譴責,一切都只是冰冷而堅硬的事實而已。像許多其備受矚目的作品被認為是作者某種程度的自傳一樣,《遮蔽的天空》也被認為是保羅·鮑爾斯的個人經曆與心理的產物。但是他自己試圖澄清這個問題,當被問到“姬特的性格在多大程度上像你的妻子簡·鮑爾斯?”的時候,他承認這本書和她的經曆有關,但這個故事完全是虛構的。他堅持說姬特不是簡,波特也不是保羅·鮑爾斯。

在這場愛情悲劇中,姬特的內心世界遠比波特更為複雜和更讓人震驚。一個最突出的問題,也是鮑爾斯這部作品中極為關鍵的議題,是她的逃避責任。在她與特納的曖昧關係發展中,她既不想與特納發展下去,同時又知道自己遲早會屈服於他的誘惑——不是因為他本身真的有那麼大的誘惑力,而是因為只要她順從這種誘惑,就能清晰地感覺到自己得到瞭解脫,她無法抗拒這種可以解脫的誘惑——“多快樂啊,不必負責任——不必為即將發生的事情作決定!要知道,即使沒有希望,即使做或不做任何事都無法改變必將到來的結果——你也不可能為此負責,自然也不可能後侮,最重要的是,你絕不可能產生愧疚。事到如今她仍希望自己永遠處於這樣一種狀態,她深知其中的荒謬,卻無法放棄這一縷希望。”(259頁)關於這個問題,收入本書的托拜厄斯·沃爾夫撰寫的“導讀”有極為深刻的論述。他認為關鍵的問題是在絕對的臣服中,姬特找到了無須思考的滿足狀態,就像吸毒一樣再也離不開這種狀態。“姬特的墮落是創傷所致,但最令人不安的是,她拒絕承擔意識和責任的重負。‘為什麼不乾脆放棄呢?’……這部小說的力量恰恰在於,它迫使我們直面現實——每個人內心深處都藏著一個充滿誘惑力的聲音,告訴你拒絕責任、拒絕選擇的勞苦將帶來莫大的自由,哪怕正是那些選擇造就了今日的你。渴求隨波逐流的‘無須思考的滿足’並不新鮮,但要滿足這種慾望,我們現代人有無數種方法: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極權主義宗教、毒品、權威崇拜、大眾市場廣告、電視成癮、色情作品……”;“這些東西毫不留情地侵蝕著個人的價值感,我們節節敗退的抵抗是我們這個時代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齣戲劇。《遮蔽的天空》以堅定不移的目光觀察這樣的掙紮,冷靜而中立地描繪了走向投降的每一步。……那不是塵封的曆史,而是屬於我們的時刻。”到這裏為止,我們終於爬上了山頂,看到了在“遮蔽的天空”背後最可怕的圖景,那幅屬於我們自己的圖景。在被遮蔽的天空下,沒有什麼比意誌的緩慢潰散更真實、更令人無奈。我們還能或者還有資格責備姬特的逃避責任嗎?在被遮蔽的天空下,我們的敗退難道還不能使我們感到羞恥嗎?而我們最後殘存的堅守又有什麼理由可以動搖呢?應該相信在冥冥之中會有人說:雖然你的意誌不得不節節敗退,雖然你一再嚐試放棄,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相信你仍然在堅守。這是你過去的所有選擇、所有經曆所決定的,堅守與等待是你的本能與宿命。

對於鮑爾斯的作品,包括這本他最重要的小說,評論家的各種解讀多有啟發性,但是應該看到也有不少評論只是出於某種流行的文化觀念,如“鄉愁”、“詩”、“遠方”、“生命價值”等,更有甚者馬上就可以轉到心靈雞湯頻道,什麼生命的意義就在每一天的努力之中、應該從容淡定地面對死亡之類,都是試圖在鮑爾斯的小說和他的沙塵與天空之間綴飾上軟性的勵誌文化花邊,其實可能與鮑爾斯的世界關係並不大。比如,關於他自己和他書中主人公的旅遊與漂泊的動機,可能並非如人們通常解釋的那樣富於精神性、社會性的因素,而如他自己所說的,只是很自然就去旅行,就像他住在丹吉爾一樣,是自然發生的事;在追問下去,他會說喜歡四處漂泊只是因為總想遠離他出生的地方,因為那裡的生活使他感到無聊。而所謂無聊,在他看來就是在那中間沒有他想要的東西。而且人生短暫,一個人應該看看這個世界的更多的地方。就是這樣,他的目光堅定而冰冷,並沒有太多我們所想像的那種總是溫熱的鄉愁。他更注重的是真實生活中的真實質地,即便是在最容易誘發浪漫想像的地方,黃沙就是黃沙,岩石冰冷就是冰冷。喝茶,黑夜,駱駝隊,手與天空……還有更多,都是鮑爾斯面對的真實世界。但是他並沒有刻意地把原來所熟悉的文明生活與異鄉、異文明的生活作比較,也沒有要在自然人與文明人之間作文章的意思。他曾經說,其他民族真的有非常不同的生活形態,但我並不以為自然人和文明人有什麼不同,我也不會將兩者並列在一塊,而且自然人總想成為一個文明人,我從來也沒希望成為其他民族部落的一員。

不少評論家從存在主義哲學的角度解讀他的作品,固然不無啟發,而且從他曾經把讓—保羅·薩特創作於1943年的哲理話劇《禁閉》翻譯為英語的寫作經曆來看,的確是與存在主義有扯不開的聯繫。但是鮑爾斯看起來不是那種可以簡單被某種主義歸納的人。據說他拒絕被稱為一個存在主義者,不願意給生命和世界貼上某種標籤,不管是“孤獨”還是“選擇”。在1991年《滾石雜誌》(The Rolling Stone)刊登的艾倫·金斯堡的私人照片中,有一張保羅·鮑爾斯坐在地上煮茶的照片。那是1961年7月,鮑爾斯在麥地那的老朋友家裡,正在燒一壺薄荷茶,艾倫·金斯堡在這裏和他待了一個星期。如果說“天空”是最大的隱喻,“沙漠”、“火車”、“茶”、“酒”等也是具有各自隱喻的事物,是深深地掩埋在滾滾塵沙之中的鏡子,隨時可以映照出在事物中被人們遺忘或被有意遮蔽的義蘊。關於他的創作源泉,鮑爾斯說他只能在寫完以後才找到。聽起來似乎有點矯情,但是他接著說,農場的主人責備一個睡著了的小孩,而小孩說“我一直到醒來了才知道我睡著了。”這話倒是挺真實的。或許創作對他來說,真的有點像進入睡眠狀態那樣的氛圍。在我看來,沒有什麼預設的觀念、寫作的源泉,這會使寫作者獲得更大的自由,就如鮑爾斯說當你在開始旅行的時候還不知道要去那裡,這是最自由的狀態。

保羅·鮑爾斯

說到旅行,我覺得鮑爾斯有一張黑白照片是非常精彩的詮釋。在照片中,他身旁是從大到小堆起來的幾隻旅行箱,在我看來那些箱子就像一隻隨時生火待發的輪船,我很能想像當鮑爾斯把它們壘起來的時候的那種心情。他覺得自己不是遊客,而是旅人。“遊客在外旅行幾週或者幾個月後總是歸心似箭,但旅人沒有歸途,此地和彼地對他們而言並無區別,所以旅人的腳步總是很慢。他們可能花費數年時間,從地球上的某個地方遊蕩到另一個地方。事實上,在待過的那麼多地方里,他覺得很難說清到底哪裡才最像家鄉。”(第8頁)鮑爾斯在1947年遷居丹吉爾,在這裏寫出了《遮蔽的天空》等小說作品。丹吉爾(Tangier)被稱為“非洲之角”,是摩洛哥北部古城、海港,直布羅陀海峽的丹吉爾灣口,早在公元前6世紀就是腓尼基人的重要貿易站,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國際共管區,具有特殊的國際化色彩,在鮑爾斯作品中不斷出現的咖啡館和薄荷茶也可以說是丹吉爾的形象特色之一。在20世紀50—60年代,艾倫·金斯堡、威廉·巴勒斯等一些西方知識分子都曾經彙集在這裏,成為今天的旅遊文化文本上的重要符號。據說當年傑克·凱魯亞克和金斯堡來丹吉爾找到巴勒斯的時候,發現他的《裸體午餐》手稿被從大窗戶吹進來的風颳得四處散落,巴勒斯竟然提議不必按原來的頁面次序整理,就這樣按被打亂的次序釘在一起交付印刷出版,這是文學創作中的編碼神話。在今天,丹吉爾是摩洛哥境內大多數移民和來自中東、西非的難民進入歐洲的中轉站,這種集種族、漂泊與異鄉文化於一身的文化象徵也正是鮑爾斯筆下的油彩版上的基本底色。在鮑爾斯勾畫的丹吉爾形象中,斜坡與台階往往通向大海,而房子總是連接著可以互相進出的房子,城牆與街道拐角構成立體主義的平面設計,所有的立面似乎共同拚接出一幅倒影在鏡像中的舞檯布景。保羅·鮑爾斯在上世紀70年代的一次訪談中說:“我找不到自己,真的,我沒有自我。” 正如意識到人生虛無的人比任何人都渴望真實地活著一樣,能夠清醒地意識到沒有自我的人,其實是比任何人都更知道何謂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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