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讀品小組圓桌談:技術進步能給人類帶來更多自由嗎
2019年01月16日15:39

原標題:講座|讀品小組圓桌談:技術進步能給人類帶來更多自由嗎

2008年至2011年間,在上海活躍著一群擁有不同學科背景的青年學者,他們自發創立了一本公益性電子刊物《讀品》,內容主要是以書評為主,旨在推進日常生活中的“閱讀-記錄-分享”。《讀品》存在的時間雖然短暫,但曾在知識界產生過一定影響,許多人都還記得這份電子刊物及其同仁。

1月13日晚,《讀品》小組解散多年後,藉著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楊小剛的新書《薔薇花與十字架》出版之機,複旦大學曆史系副教授仇鹿鳴、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梁捷、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酈菁、《讀品》雜誌主編周鳴之聚首建投書局,展開了一次“讀品小組圓桌談”。

講座現場

技術對日常生活的滲透

楊小剛博士畢業於德國圖賓根大學,受過良好的西方哲學專業訓練。他早年是《讀品》的撰稿人之一,這次由三輝圖書出版的《薔薇花與十字架》就是他多年來寫作思想隨筆、社會觀察的結集,一方面記錄了他自己的心路曆程,另一方面也能折射出整個社會在這些年發生的各種變化。

《薔薇花與十字架》

楊小剛首先發言,他認為自己近些年來感受到的一個基本經驗變化是,從智能手機普及以來,技術對於人類生活的滲透越來越強烈,科幻小說里講述的內容似乎都正在變為現實。

科學技術的進步帶來了信息的爆炸式增長,我們每天都要閱讀大量的、甚至消化不了的文章,表面上似乎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知識,但自己曾經相信的東西又好像發生了動搖。楊小剛用自己的哲學專業舉例說,哲學史上關於人類心靈與身體的關係有過很多討論,比如傳統上認為,人是有心靈和靈魂的,這也是人之為人的獨特性。但這二三十年來,隨著神經科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哲學家認為,心靈根本不是人最重要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身體的變化,是神經元的變化,人類只需要對身體和心靈的關係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即可。

對此,強硬的物理主義者認為,人類所有的心靈現象都可以被還原到身體現象上,心靈的所有活動都是被身體的神經元活動所決定的。另外一派反對者們的聲音較弱,他們早先認為,意識是不能夠完全被物理現象解釋的,但近些年又發展出新的解釋路徑,認為意識不但不能被物理現象還原,而且就是所謂的物理現象,廣泛存在於宇宙和自然界之中,這種主張被稱為“泛心論”。

在不同哲學家激烈的爭論背後,楊小剛越來越懷疑自己的信念和立場,因為他覺得在每一派那裡都能找到自己認同的部分論述,但又不能讓他完全信服。那麼,技術的變革與進步,到底給我們時代的思想學術和日常生活帶來了怎樣的變化?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這種變化?

技術進步導向更多的自由?

曆史學專業出身的仇鹿鳴,從曆史進步論的視角反思了這個問題。仇鹿鳴認為,中國的中學曆史課本受進步史觀或線性史觀的影響很大,然而在具體的曆史研究中,曆史學者卻要警惕這種進步史觀。例如,仇鹿鳴記得他在大二的史學導論課上,就被老師告誡說,在論文中千萬不要出現諸如“曆史的進步”這樣的字眼,於是他就“狡猾”地使用“演進”代替,這樣就能避免使用“進步”這個詞語,從而帶來輕率的價值判斷。作為專業的曆史研究者,毫無疑問應該具備這樣的自知之明。每個時代的曆史都是由那個時代的人書寫的,因此都有各自的局限性。生活在當今時代的人們,越來越難形成對於曆史的某種共識。

過去很多人認為,技術應該是推動人類進步的一種手段,比如互聯網方便了人與人、人與世界之間的溝通,方便了人獲取更多的信息,最終人類可以因此獲得更大的自由。但如今從時代和個人的狀況來看,這種觀點都值得懷疑。

現在雖然人們在互聯網上獲取信息的數量增加了很多,但某種程度上都是每個人自己願意看到的信息,即和自己擁有相同觀點和立場的信息,這樣就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極化”,持有不同觀點和立場的人會越來越堅信自己的信念,缺乏對於他人的理解。

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使得人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與網絡連接,一方面,人們好像獲得了更多的自由,但這種自由嚴格來講,是一種虛妄的、幻想的自由。“例如,我們現在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要想知道哪家飯店好吃,只需要打開大眾點評網,就能夠立即得到答案。表面上看,我們好像有無數種選擇,但這種選擇其實已經被技術規範了,對於網絡的依賴使得我們失去了其他選擇的可能。”仇鹿鳴說。

年輕人的“二次元化”

梁捷從自身經驗出發,認為近些年技術帶來最大的變化就是,青年群體的“二次元化”。在他自己讀書的那個年代,哲學是“無用”的學科,但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只有哲學是“有用”的,其他學科似乎都沒有用。他在高校中接觸到很多天然生活在二次元世界里的年輕人,天然缺乏對周圍世界的認識。

“提籃橋和南京路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說,沒有差別,他們很多都是拉康的專家、齊澤克的專家,可以滔滔不絕給你講兩三個小時。”梁捷說。在梁捷讀書時,社會運動可能還是充滿吸引力的,但對二次元青年來說,最重要的社會運動就是發表情包而已,無論是被人打了還是房子被強拆,只要發一個表情包就結束了。

過去很多老師告誡學生,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要把理論知識和現實經驗結合起來,但二次元的最大特點就是把“行萬里路”平面化、抽像化。梁捷遇到的很多年輕人並不覺得出國留學有那麼重要,一切信息彷彿都可以在網絡上面獲取。整個世界平面化、抽像化之後,對人的行為也造成很大的影響。在二次元青年的世界中,政治學、經濟學等這些學科並不能很好地指導他們的行為,只有哲學才是最有用的。

梁捷隨後又介紹了日本人鬆本哉的事蹟。“鬆本哉最牛的地方在於,他一輩子沒有上過班,又沒有接受父母的資助,但他還活著,這是很了不起的。”鬆本哉在東京的根據地是高圓寺,那裡聚集了很多奇怪的、無所事事的年輕人,鬆本哉把這群“不願做資本主義奴隸”的人稱為“笨蛋”,還喊出了“全世界的大笨蛋聯合起來”的口號。

鬆本哉沒有參與過任何社會運動,但用活著本身構成了對於當今消費社會的一種抵抗。梁捷認為,鬆本哉的行為表面上很容易做到,但實際上很難實現,尤其是他一直堅持到了四五十歲,這背後就擁有了深刻的哲學含義,值得我們學習。

知識分子的職業化

談及公共空間的話題,酈菁介紹,中國知識界之前更多使用的是“市民社會”這樣一個概念。早在民國時期,就已經開始討論國家與社會、國家精英與社會精英之間的關係,直到上世紀90年代,英國學者J.C.亞曆山大與中國學者鄧正來合編的《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出版,達到一個高潮。總體來講,中國過去一百多年里,對“市民社會”或“公共空間”的討論都是相對精英主義的。

酈菁認為,最近十年間,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種職業化的趨向。她回顧當年《讀品》小組剛成立的時候,他們都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所有的思考和寫作都是要回應一些公共問題,而不是躲在學院的象牙塔中,成為一名職業化的學者。但從美國留學回國之後,酈菁發現,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已經走上了職業化的道路。

知識分子的職業化也許是現代社會的必經之路,但中國和美國發生這種轉變的時間點不一樣。在美國,學者的職業化並不意味著公共空間就缺少知識分子的發言,而在中國,學者一旦變得職業化之後,公共空間就面臨碎裂和萎縮的危機。

但酈菁對於未來並不悲觀,她不認同現在的年輕人都像梁捷說的那樣“二次元化”,因為確實有一些年輕人也在做新的嚐試。例如上海和廣州現在都有一些年輕的團體,他們在公共問題上並沒有延續以前的“左右之爭”,而是使用了許多新的話語方式與現行秩序進行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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