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人看顧|老齡化社會為什麼需要監護登記製度
2019年01月16日16:53

原標題:誰人看顧|老齡化社會為什麼需要監護登記製度

【編者按】

現代成年監護製度作為民法一項重要的製度,對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適用,已不再是以往傳統民法上僅僅對那些不幸罹患精神障礙、心智障礙者和老齡(失智)者予以保護的製度。現代文明的成年監護製度,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今天,經曆70年的連續改革,顛覆了傳統民法基礎理論,並不斷創設了新的規則,讓現代的成年監護製度從里到外煥然一新,以應對人口老化少子化的社會,並將殘障者的權利訴求上升為成年監護製度的另一個平行製度——協助決定製度。

本欄目從即日起將陸續介紹成年監護製度的相關知識,每個成年人都可能從中受益。該系列由我國著名婚姻家庭法學者、國際家庭法執委、《老年法》第26條的初始設計者、華東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李霞教授主持。

我國當前已處於老齡化社會的進程中,並逐漸逼近老齡、超老齡社會 。(按照聯合國標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7%時被視為“老齡化社會”,超過14%時為“老齡社會”,超過20%時則為“超老齡社會”。)國務院2017年2月28日發佈的《“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指出:“預計到2020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增加到2.55億人左右,占總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為了減輕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國相繼在多部法律中對包含老年人在內的成年人的監護問題作出了規定,但在實踐中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這其中,欠缺監護登記是最容易被忽視的環節。

一、我國成年監護製度的現狀

成年監護製度是指對某些特殊成年人(如精神障礙患者 、老弱群體等)的合法權益進行監督和保護的一項法律製度。我國相繼通過《民法通則》(1986年)、《老年人權益保障法》(2015年)和《民法總則》(2017年)三部法律將成年監護製度正式建立起來。具體而言,《民法通則》對監護製度作出了初步規定,《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則率先對老年人的意定監護問題做出首次規定,《民法總則》對監護製度從整體上進行了重申性的規定,最終在我國形成了包含法定監護、意定監護、協議監護、指定監護、委託監護、遺囑監護等在內的監護製度體系。這其中,尤以《民法總則》代表了最新的立法理念和動向,它對監護製度的修改完善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擴充了成年監護的適用範圍;

(二)設立了意定監護製度,體現了對被監護人自我決定能力的尊重,避免了法定監護的僵化。尤其適合老年人依據自身健康情況對監護事項提前作出安排和規劃,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

然而,與域外部分國家和地區立法相比,我國的監護製度仍有較多不足之處,其中就包括登記製度的欠缺。下文將介紹日本的相關製度並為我國立法完善提出建議。

二、成年監護與監護登記製度

所謂登記製度,是一種對信息的記錄、管理和公示手段。就成年監護的登記而言,是指為了保障交易安全,將成年監護的相關信息記錄到電子檔案中存儲管理,有條件、有限度地公佈給他人的製度。我國當前的立法沒有對監護的登記問題作出規定,僅有行為能力欠缺的宣告製度。實務中,法院一般採取公開審理的方式對當事人欠缺行為能力作出判決,並且包含當事人真實姓名在內的裁判文書可以通過相關網站任意查閱。此舉固然能通過將被監護人信息“廣而告之”的方式維護交易安全,但缺陷在於也同時將個人隱私暴露給不相關人員,甚至被不法分子利用。另外,宣告製度還有“簡單”和“一次性”的弊端:判決書通常僅有宣告某人欠缺行為能力的內容,除此以外並不明示監護人以及其監護權限。在法院宣判以後,也沒有明確的機關對監護信息進行記錄和後續的管理。

因此,考慮到被監護人隱私保護和對監護信息進行專門化管理的現實需要,通過設立登記製度來代替法院判決式宣告是未來應予考慮的改革方向之一。通過考察各國的立法情況可以看到,域外發達國家幾乎都建立了監護登記的相關製度。比如,日本在1999年修訂監護法時即製定了專門的監護登記製度,通過在監護登記簿上記載相關監護信息,巧妙地協調了保護交易安全和保護隱私權的關係問題。同為亞洲國家的韓國,是通過將監護信息登記在戶籍中進行公示的。

三、日本對監護登記製度的規定

日本於1999年頒布四部法律創設了全新的成年監護製度,其中涵蓋了監護登記製度。日本的成年監護登記製度是一種通過專門機關對監護信息進行登記、管理和公示的製度。它取代了原先在戶口簿上記載的公示方式。在日本,無論是法定監護還是當事人間訂立的任意監護合同,都需要進行登記。在程序上,要先依據家事法院書記官或公證人的囑託,再通過法務大臣指定的法務局或者地方法務局(支分局、派出機構)將相關事項記載於被監護人的檔案中。為了保護被監護人的隱私權,兼顧代理權公示的需求,交易時相對人可以向本人、監護人、監護監督人、任意監護人、任意監護監督人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提出交付登記事項證明書的權利。

詳細而言,當法定監護或意定監護髮生後,根據法院書記官或公證人的囑託,法務局會將監護信息錄入到電子系統中,該信息並不對外開放。但被監護人或監護人可以向法務局申請為自己開具記載監護信息的證明書以證明自己的被監護人或監護人身份、監護權限,用來在交易時向相對人出示。甚至,精神、智力正常的當事人還可以向法務局申請出具自己未被登記為限製民事行為能力人的證明書用於在交易中出示。另外,對於監護信息的變更登記、終止登記、註銷登記、登記監督等一系列後續程序事項,在新的監護登記法里均有規定,可以說在公示程序上為本國監護製度的完滿運行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撐。成年監護登記製度是在權衡被監護人隱私權和公示性後採取的中間措施。既避免了法院對監護信息公開宣告並記載在戶籍上的“過激”方式,又賦予了交易相對人知悉對方精神狀況的手段和可能性,以防自己在交易中受損。

四、我國應完善監護登記製度

由於地緣關係,中日兩國在法律傳統、家族特徵上有很多相似性,當前我國亦處於高齡化進程中,亟待解決成年監護這一嚴峻課題,這與日本在上世紀末進行修法時有相似的社會背景,其監護登記製度對我國立法改革的指導意義不言而喻。除日本以外,其他域外國家亦相繼設立了監護登記製度。例如,英國通過設立名為Public Trust Office的專門機關對監護信息管理登記;法國是在出生證明上、瑞典是由選任監護人的法院進行登記等。

山東青島城陽區社會福利中心的老人們。

在維護交易安全和保障被監護人權利的雙重需求下,各國均謹慎、細緻地對監護公示(登記)問題作出相關規製。反觀我國,在立法上對監護公示問題的規定並不明確,對於成年監護的開始、變更和終止均缺乏公示程序的保障,這是不妥當的。 目前僅有《民事訴訟法》對認定公民無民事行為能力、限製民事行為能力案件作出了原則性的簡略規定,但對於後續的監護事宜則一概未涉及。

關於行為能力欠缺的宣告製度,前文中已對其缺陷作出指摘,參考域外各國經驗,其原本所承擔的公示功能應當考慮通過建構全新的成年監護登記製度代替之。即由登記機關對監護信息進行登記,並提供後續的查詢、出具證明、變更、註銷等操作。總體來看,我國已具備相關的法製條件和經驗,登記製度已廣泛應用在婚姻、收養、戶籍、營業資格與法人資格、不動產權利等領域,在此經驗基礎上增設監護登記應該不存在實務操作層面的難題。論及承擔登記職能的機關,筆者認為,鑒於登記行為的非訴性,就我國當前的體製環境而言,可以考慮由司法行政機關或者公證機關承擔此項職能。事實上,實踐中已出現通過公證機構對意定監護協定進行登記的指導性案例 ——司法部於2017年12月25日發佈了公證指導性案例1號“老年人意定監護協議公證”,案情概況如下:上海市某老年居民擔心自己重症昏迷後,子女就財產監護髮生衝突,欲通過意定監護委託小兒子為將來的監護人。上海市某公證處受理此業務,並將意定監護協議信息上傳至全國公正管理系統進行了備案——這開啟了公證機關探索監護登記製度的新模式。

目前來看,公正機關對於監護事件的業務範圍主要是集中在對意定監護協議的登記和提供相關諮詢、監督服務,長期效果尚待檢驗。可以預見,通過相關機關對我國監護登記製度的積極探索和嚐試,在未來幾年內能積累相對充足的經驗,指導我國摸索出一條符合國情的監護登記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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