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丸爺爺的艱苦戰爭
2019年01月16日05:36

原標題:糖丸爺爺的艱苦戰爭

顧方舟在看文件。視覺中國供圖

敵人消失18年後,顧方舟才徹底停止進攻。

他從31歲開始,努力在中國消滅導致小兒麻痹症的脊髓灰質炎病毒,為此花了40餘年時間。他在中國研製出首批脊灰活疫苗,並把疫苗包裹進糖丸中,以便送到農村和偏遠地區。

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宣佈中國消滅脊髓灰質炎病毒時,顧方舟曾作為代表在證實報告上籤字,但他從來沒因此放棄警惕。

他研製的糖丸已經被證明可以明顯降低小兒麻痹症發病率,去當時的衛生部開會時,顧方舟依然擔心活疫苗的有效性,建議引入一針死疫苗。

糖丸生產出來17年後,他還專門發表論文指出糖丸疫苗應注意的保存條件,並指出“文革”期間個別人不嚴格管理使用疫苗,導致小兒麻痹症仍未能消除。

在一次訪談中,年近八旬的顧方舟說:“中國為了維持目前狀態,孩子還得要服用疫苗,進行普遍免疫,要在全世界消滅這個病談何容易,路還很長。”

他也準備好了要走很長的路。即使身體已經越來越虛弱,他依然每年堅持查詢各地疫苗使用後的情況。直到2019年1月2日淩晨,病床前的多參數監護儀上,顧方舟的心跳減緩,最後趨向直線。家人放棄了具有傷害性的搶救手術,這位老人在昏睡中辭世。

他被人們稱為“糖丸爺爺”。他說:“為了消滅脊髓灰質炎,我們奉獻了祖孫三代人。”

在上世紀50年代,脊髓灰質炎疫情帶來的恐懼是肉眼可見的。1955年,江蘇南通爆發大規模疫情,1680人感染,其中466人死亡。為躲避病毒,7月的暑天,廣西南寧家家戶戶緊閉著門窗,不讓孩子出門玩耍。

從蘇聯考察歸來的顧方舟,就是在這時開始著手研製疫苗。第一批疫苗試生產出來後,顧方舟拿自己做了試驗,確保安全。但要找7週歲以下的兒童試服並不容易,他把疫苗給未滿1週歲的大兒子服下,因為“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讓別人吃去,這不大仗義”。

第一批試驗成功後,1960年,當時的醫學科學院決定在雲南設立猿猴生物站和醫學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生物所”)。為表明決心,顧方舟舉家南遷,帶著母親和妻兒去昆明。

輸送病毒,溫度不能超過4攝氏度。培養病毒,溫度必須在35攝氏度以上。有人回憶,雖然昆明四季如春,但生物所“一天有四季”。來了一批做組織培養的血清,全所工作人員必須加班加點把工作做完。顧方舟還在生物所製訂出了嚴苛的規章製度,規定只要疫苗生產檢定過程中出現問題,不管是主觀原因還是客觀原因,相關人員都要記過和受懲罰。

在工作之外,這個所長沒有太多“脾氣”。“文革”期間被打倒,去打掃猴舍,顧方舟像平常一樣套著白大褂,腳上換了工人常穿的厚底筒靴,里裡外外,該打掃的不該打掃的地方都整理一遍。在大兒子顧烈東看來,那時的父親看著比平時更高興,在他心裡猴子珍貴,“覺得養猴子比跟人鬥有意義”。

大多數時候,他都是溫和的。只有涉及疫苗時,他才會繃緊起一根弦。在學生唐七義的記憶里,顧方舟最常掛在嘴邊的話是,“做研究就要做得有意義,不然就不做。不能拿著高昂的經費,去研究毫無關聯的東西。”

1964年,脊灰活疫苗在全國進行流行病學調查期間,生物所的工作人員被安排到全國進行流行病學的調查。他們聯合當地的檢疫站工作人員,對幾萬戶人家的兒童進行糞便和血液的採集、調查。顧方舟會經常打電話詢問他們遇到了什麼難題,試服者的血樣、糞便需要採集4次,沒有按規範採集的數據,只得重來一遍。

顧方舟在生物所的同事龔春梅回憶,一次,一個裝有疫苗的大鐵罐指示劑不見了,裡面大約有幾萬人份的疫苗,這個標有pH值等指標的指示劑,可以證明疫苗的合格狀況。有人推測是指示劑掉進了罐子裡。平時一向和和氣氣的顧方舟十分嚴肅,下令將這罐疫苗立即銷毀,重新生產裝罐。

疫苗保存有著嚴格的標準,沒有冷鏈保存技術,顧方舟和同事想方法,將略微帶些苦澀的液體疫苗裝進糖丸,在廣口暖瓶里能保存一個星期,方便赤腳醫生上山下鄉為村民送藥。

免疫,在顧方舟眼中,是一場戰役。“光有武器,有槍、有炮,怎麼打?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一樣,戰略就不一樣。”脊灰活疫苗使用的策略,就是在7~10天內讓一個縣的適齡兒童口服率達到95%,建立強大的免疫屏障。

他曾見識過病毒肆虐的後果。幼年時,顧方舟在海關工作的父親檢查輪船貨物時感染黑熱病去世。母親為拉扯4個子女長大,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女助產士。

1944年進入北大醫學院讀書後,18歲的他聽著同學考察礦工衛生狀況的講述,決定從臨床醫學轉到公共衛生領域:“當醫生一年只能救有限的病人,我們國家這麼苦,正缺少公共衛生行業人員,我做這個,一年能拯救成千上萬的人呢。”

除了研製脊灰活疫苗,顧方舟還和其他專家一起,將乙型肝炎計劃免疫推進到嬰幼兒計劃免疫中。

他參與過創立中國免疫學會,也擔任過北京市科協主席。80歲時,他還挑起了阿爾茨海默病防治協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代表大會的主持工作。

他工作很忙,女兒顧曉曼童年時對父親的印像是每天睡覺時都看到他在昏黃的燈光下伏案寫材料。因為沒有太多時間管孩子,他每隔大約一週時間會就給3個孩子開會,每個孩子犯了什麼錯都要在大圓桌上解釋清楚,別的孩子一起聽著,有時妻子也會參加。

在生活中,顧方舟不計較,吃飯、穿衣都歸妻子管。只有書房必須由他親自打理,不許晚輩亂碰。書桌上每樣東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就像實驗室里的儀器一樣整齊”。

在他過世後,兒子發現家裡堆放著幾大本厚厚的實驗報告,都是顧方舟生前用鋼筆一筆一畫記錄下來的。

北京大學醫學部免疫學系副主任王月丹聽聞顧方舟去世的消息後,專門把他之前發表所有論文都翻了出來。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論文,是關於兩種不同疫苗方案的免疫效果對比。顧方舟分析了100多個孩子抗體的變化、效價的變化,前後追蹤了好幾年的時間。

“這些事現在一般都會讓研究生、博士生做,因為要耗費很大的精力。但他到上世紀80年代還在認真地進行這種數據的評價。”王月丹說。他欣賞老一輩學者那種“講真問題,有一說一,有二說二”的態度,“不像我們今天有些論文,你看著寫了三五千字,其實有用的就300個字。”

1971年,顧方舟被調回北京,其後擔任過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儘管行政工作很多,顧方舟每週都要聽博士生彙報工作進展。有一次唐七義在做實驗,耽擱了去向他彙報工作,顧方舟專門從自己的辦公樓跑到唐七義做實驗的樓,站在無菌實驗室外等他出來。

“當今的社會很多人們去做加法,無窮在做加法。而我們應當明白,應從顧先生身上看到,凡事貴在專,貴在堅持不懈。真正的人生應當是做減法,甚至是除法。”1月6日的顧方舟追思會上,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王辰院士評價道。

在顧方舟生命的最後時光,生物所現任所長李琦涵去看望他,臨走前,顧方舟還伸出極度瘦削的手臂,抓住李琦涵的手,叮囑他:“這是為了千百萬兒童健康的事,你們要用心去做,用一輩子的精力去做。”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江山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9年01月16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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