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推出經濟學新概念:政府與市場經濟學
2019年01月15日14:08

  李稻葵推出經濟學新概念:政府與市場經濟學(他說這是下一步中國經濟學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經濟學家圈

  我們經過9個多月的調研、深度訪談,以及文獻檔案分析,得出《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學的總結報告》,並於2018年12月9日對外發佈。《英國經濟學人》、《紐約時報》等都對報告做出過評論,非常高興有機會和國內的朋友分享。

  過去13年我們通過調閱中央和地方的曆史記錄,根據原始數據計算北宋、明朝以及清朝經濟活動的總量,發現中國經濟以北宋為起點,占全球經濟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公元1600年明末的時候達到最高峰,占全球GDP的34.6%,此後逐步下降。中國人均GDP則從公元985年開始,基本沒有大幅度提升,1700年後穩步下降。

  1820年西方國家第二次工業革命全部展開時,中國占全球經濟活動總量呈斷崖式下降。到改革開放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占全球總量4.9%;改革開放後,中國GDP增長遠超全球平均速度,目前占全球GDP達18.2%。

  回顧曆史可以看到,改革開放40年,是過去400多年來,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影響力第一次抬頭向上。

  對比人類曆史上的各個時期,也可以發現,改革開放40年,代表了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增長,這個國際意義應該不言而喻。從經濟學角度總結改革開放40年,有以下幾條基本理念。

  第一,任何經濟思想的發展,必須源於經濟實踐。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經濟實踐產生了亞當•斯密的思想和馬克思關於經濟週期的思想;後來德國經濟崛起,產生了德國曆史學派,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實踐應該能夠在經濟思想層面產生自己的貢獻。

  第二,改革開放40年,不僅增長快,更重要的是極具獨特性,改革開放的起點是政府高度控製的經濟體。

  關於改革開放四十年,除了學理層面的總結,還必須研究如何推動深化改革。之前更多的總結在哲學層面,如解放思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二個是常識層面,比如產權要明確、民營經濟要發展、比較優勢要發揮、人力資源要提高、受教育水平要提高等。

  我們要從實踐出發提煉出新的知識和通用的經濟學原理,擴充現有教科書的基本常識,以及一些可複製和執行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美國等也可以借鑒的基本政策層面的經驗。我們從現實和文獻原始資料出發,總結了五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本經驗。

  新企業的創立和發展

  第一是新企業的創立和發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來自新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沒有新企業的建立,光改老企業是很難成功的。

  地方政府對新企業進駐具有極強的興趣,有極大的激勵幫助建立和壯大新企業。2012年之前,主要是建工業園區和經濟開發區,2012年之後主要是改善經營環境。

  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激勵和約束非常重要。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總體上非常有興趣,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政治激勵,因為幹部提拔很多看經濟指標;二是經濟激勵,因為過去很多地方稅收來自企業。當然不僅要有激勵,而且要有約束,如果只有激勵,地方政府就可能搞地方貿易保護主義。

  我們認為深化改革要加強和改善地方政府的約束和激勵。激勵方面我們強調經濟激勵還要加強,現在是政治激勵更多,地方政府要能夠從發展經濟中獲益,比如給地方政府更多留稅,現在中央政府收很多稅到財政部,地方政府留得比較少。此外還要強調加強統一司法,地方政府不能幹擾跨地區的司法執行。

  土地使用權的轉讓

  第二是土地使用權的轉讓。過去40年,中國在土地轉讓問題上發展得比較快,今天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是全球第一,製造業也是,規模大概在3.5萬億美元左右,美國是2萬億多一點。製造業依靠土地轉讓和工業園區的建立,房地產開發也必須依靠土地,這是中國的特點。

  中國居民住房消費已得到根本提升,改革開放時人均住宅建築面積是6.7平米,現在是36.9平米,質量和數量都有大幅度提升,這主要是因為房地產的發展。

  但目前存在高房價和住房資源分配不均,根據測算中國是世界上第二高的房價,房價收入比達27倍,北京比上海還要高一點,是44倍多,而巴黎才10倍,東京才12倍,我們比紐約還高。

  現代經濟學應當更加關注土地使用權的轉換,所有的經濟運行都離不開土地使用權的轉讓,這一條被當代經濟學人極大忽略。

  地方政府可以在土地使用權轉讓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中央應該做一個基本規劃。如果沒有基本規劃,城市沒法發展,發展起來也是問題一大堆。而且地方政府可以出面幫助改善和加快土地使用權的轉換,這個方面做得並不完善,有很多問題需要改進,效率和公平性還要提高。

  一線城市房價高,政府行為是關鍵。直到2014年,一線城市用於房地產開發的土地不到20%,到2015年左右,才上升到30%,大部分土地是辦公用地而非住宅,所以房價高漲。地方政府有自己的考慮,一線城市相比起通過出讓土地掙錢,需要的是提升本地的GDP和科技發展,但這忽視了民生。

  土地使用權轉讓方面,我們建議改變地方政府的激勵,從單純追求GDP逐步轉為民生改善、生態建設、可持續發展等,鼓勵地方政府從賣地套現轉變為經營長期資產,只租不賣,長期持有物業,借鑒德國和新加坡等經驗,土地供給向民生傾斜,增加住宅用地供給。

  金融深化與金融穩定

  第三是金融深化與金融穩定。改革開放過程中,老百姓所持的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增速遠超GDP,金融資產與GDP的比重不斷上升。其中包括銀行存款、國庫券、股權,以及各種債券和保險產品,現在比重達到接近400倍,而改革開放之初只有0.6倍。金融資產的重要性遠超房地產。金融深化可以把老百姓的儲蓄吸引到金融體系,金融體系把老百姓的儲蓄再配置給企業,這是一個儲蓄轉換成投資的必要過程,中國經濟有一半的投資是這麼來的。

  過去四十年我們沒有發生金融危機,這是第一個事實,第二個事實是金融深化,老百姓排隊賣國庫券和股票。第三個基本事實是基本投資的收益率高度波動。1991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的股票回報率能夠達到32%,遠超其他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日本和韓國。但是接下來的2018年回報率只有1.3%,還不到通貨膨脹率,當年的通脹率是4%-5%。

  維護金融穩定,促進金融深化是經濟發展和經濟穩定運行所必須的,只有金融穩定,老百姓才願意買股票、投資債券,所以金融穩定是生死攸關的問題。中國監管者做得不錯,衝擊銀行和國債券交易的很多案子都判了死刑,但股票沒有一個判刑的。

  深化改革開放,要建設債券法製。首先要建設債券市場,債券相對於股票更好經營。要先把地方債剝離出去,現在地方債佔用銀行資源,很多地方政府發隱形債來投資基建,擠出了企業貸款規模。所以我們建議所有的地方政府舉債都歸攏到債券市場,不要影響銀行。

  而且股市的法治基礎必須大大加強,目前證監會沒有執法能力,證監會頂格罰款是60萬,力度不夠。證券相關的改革,必須牢牢夯實司法基礎,現在已經成立了金融法院,還要成立金融檢察院,證券檢察院,更重要的是公安部要成立金融偵察局。這一條必須向美國學習,美國華爾街80年代開始反複整治違規事件。

  還有一個建議是加快金融服務的開放,但是資本賬戶的開放要非常謹慎。

  以學習為導向的對外開放

  第四是以學習為導向的對外開放。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已經融入了全球經濟,現在是全球第一大的進出口貿易國,也有全球最大的價值鏈和部門最齊全的生產體系,是全球第一大國際貿易參與者。這個過程大大提升和改善了國外消費者的福利,也為跨國公司產生了重多利潤。

  過去40年開放過程中,我們積極應對開放帶來的衝擊,瀋陽曾經有60萬工人下崗,中央和瀋陽政府想方設法應對,今天瀋陽整個經濟精神面貌遠遠比底特律好,現在財政收入20%-30%來自寶馬,一年有將近200個億的財政收入。經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積極努力,我們沒有產生底特律,這一條要告訴美國朋友們,不能把自己的問題推給全球化,你們自己也有問題。

  由於利益相關的一些因素,2008年到2017年一些領域的開放放緩了,比如金融和汽車領域,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在中央領導的強力幹預下,又重新加快了汽車行業和金融行業的開放。

  開放最根本的作用是強迫我們去學習,這個比發揮比較優勢還要重要。我們的企業家要學習,工人要學習,政府官員要學習,通過學習促進創新,和產業升級,從生產鞋帽到生產汽車,到生產高新科技產品,到醫療機械設備。

  八十年代初,我們就開始意識到搞國際貿易最重要的是學習,當時絕對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也得到了重視,比如說電子行業、汽車行業,就開始開放。1984年中國政府跟大眾汽車簽訂合資協議,要求逐步增加國內零配件的配比,帶動江南一帶汽車零配件工廠發展,很多產業都是這個時候發展起來的。今天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國和生產國,得益於當時通過開放強迫企業去學習,這一條絕不能忽略。

  下一步改革開放的方向,應該是以更加努力的開放和學習,來應對貿易保護主義。今天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美國對中國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封鎖,不給中國科學家簽證,懷疑搞高科技的人,去美國是偷技術。但越封鎖,我們越要學習,重點是請進來,擴大交流和開放,促進人員的交流。重點領域是科技、社會治理、金融法製化建設、對外投資、國際經濟治理等。用更加積極的學習來應對美國的壁壘是紀念改革開放和弘揚改革開放的精神最好的方式。

  審慎的宏觀調控

  第五是審慎的宏觀調控。中國GDP的波動很小,把GDP除以GDP增長速度,我們是最低的,比OCED國家以及歐洲國家和美國都低。我們還成功抑製了通貨膨脹,1986年到2017年,通貨膨脹率大概在5%左右,這是很低的。除美國之外,我們比日本、俄羅斯、韓國、波蘭和巴西都好。但宏觀調控的手段往往過於簡單,很多時候傷害了民營經濟,包括鐵本事件。

  宏觀調控是必須的,因為微觀主體在經濟上行和下行過程中,有自己獨特的產業組織上的博弈。經濟上升時期都要投資,希望能夠變成老大,比如ofo和摩拜競爭;經濟下行,像前兩年產能過剩的時候,都不願意退出,都希望扛到最後。這些微觀博弈導致了宏觀的波動,政府必須出面調整。

  政府可以用市場、改革、行政命令等綜合手段去穩定宏觀經濟,市場手段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改革比如高校擴張、住房體製改革、培育房地產市場。行政手段如停止新建投資項目、強製虧損企業退出,這些加快了市場出清。

  下一個改革方向是市場化和法製化。很多手段要更加法製化,而不是靠某一位領導的臨時動機。另外也要市場化,比如對環保的問題,要給出一個市場化的機製,而不是靠行政命令。

  從新企業的進入與發展,到土地轉讓,到金融深化,到以學習為核心的對外開放,到宏觀調控,以上五條總結起來就是,改革開放這四十年中國在不斷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不斷試錯,這方面中國是最有心得的。

  現代經濟學應該仔細研究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從而摸索出新的認知領域,既政府與市場經濟學,而不是簡單地發揮比較優勢等。政府與市場經濟學是下一步中國經濟學人共同努力的方向,我們應該有信心對世界經濟學的知識體系做出我們的貢獻。

  (本文作者介紹: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金融系主任,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原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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