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果仁口述中國|生了三個孩子,這位瑞士醫生又收養了一女兒
2019年01月15日16:38

原標題:歪果仁口述中國|生了三個孩子,這位瑞士醫生又收養了一女兒

【口述人簡介】

鞠瑞欣(來自瑞士)

1969年出生於瑞士,蘇黎世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婦產科醫生。曾在瑞士工作七年,在南非工作兩年,1997年與丈夫一起首次到訪中國。2005年來到中國天津,在一家國際診所工作,2007年至今在西寧的青海紅十字醫院從事臨床工作。育有三個孩子,並在中國收養了一個女兒。

我在一個擁有許多葡萄園的美麗的瑞士村莊里長大。我家有四個孩子,我是老三。我父親擁有一家葡萄酒公司並且還製造瑞士知名的起泡葡萄汁。我們家與中國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989年,當時青島市科學技術協會正在尋找我父親專業領域的專家,他們請我的父親去那裡教授優質葡萄汁釀酒工藝。1990年夏天,父親與母親一起在青島進行了為期兩週的訪問, 並在不同的國有葡萄酒公司講學。那時候,中國許多工作還依靠人工勞動。街上騎自行車的人很多穿著工作製服。我父母對中國人的熱情款待印象深刻,他們甚至被邀請與青島副市長鄭先生共進晚餐。實在是太榮幸了!

1989年,鞠瑞欣的父親(中)在青島。

我父母去中國時,我剛開始上蘇黎世大學醫學院。我對其他國家的文化非常感興趣,於是加入了一個為國際學生組織活動的學生團體。在大學的自助餐廳,我們有時會遇到來自中國的研究生。儘管他們在研究領域非常聰明厲害, 但卻敗給了刀叉,也不習慣西方食物的奇怪味道。我們很容易就成了朋友, 我也在阿爾卑斯山的年度滑雪營中教許多中國學生如何滑雪。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有了很好的職業發展,有些人已經以教授的身份回到了中國。

1997年,我的丈夫喬納森和我作為年輕醫生首次來到中國,一方面是為了去北京、廣州和桂林等地旅遊,另一方面是為了拜訪在中國讀研究生的瑞士朋友。所以行程也把我們帶到了天津和哈爾濱。我記得我們和我們的東道主在北京的街道上騎車、參觀天壇。當我四面環繞著數十個騎手時,我恐慌到不知如何右轉,最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右轉成功的。街上幾乎沒有私家車,大多是自行車和公共汽車,當然還有天津的黃色“麵包”出租車。多年來我們一直關注著交通的變化:現在街道上都是私家車,但公共交通也很好,而且在很多城市都有地鐵可以避開地面擁堵的交通。多年來,自行車在許多城市幾乎消失了,但在過去的幾年中,共享單車冒了出來,“綠色自行車道”已經回歸了。

在瑞士完成專業領域的培訓後,我到了婦產科工作,丈夫在普通外科和創傷科工作,我們在南非度過了兩年。南非在很多方面和中國類似:城市發達,但許多鄉村地區仍處於發展中狀態。我們先是在南非農村地區的一家三級醫院工作,在那裡我們從經驗豐富的顧問那裡學到了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製作好藥。就像在青海這裏一樣,我們的許多病人只有在病得很嚴重時才來到醫院。即使在南非農村,我們也有機會與中國醫生合作。在南非的第二年,我們在開普敦的一所大學醫院工作,在那裡我和我的丈夫分別接受了新生兒科和小兒外科手術的培訓,以增加我們在原有培訓領域之外的經驗。在開普敦的最後一個月,我們的龍鳳胎降生了!

在瑞士短暫停留後,我們於2005年2月搬到天津,那時雙胞胎只有3個月大。我們很快就學會了如何避開二三十人圍觀我們的“洋娃娃”。

相比南非鬱鬱蔥蔥的大自然,天津是一個沒有太多綠色或顏色的城市。然而,在為2008年奧運會做準備時,這個城市實施了一個“美容計劃”:樹木和花卉種植隊從一條街到另一條街綠化城市,整個城市都得到了“整容”。新的現代建築物和美麗的新住宅區是在創紀錄的短時間內建成的。每天騎自行車到語言學校的路上, 我們都可以看到水滴足球場建設的進展, 以確保“咱們的”體育場成功舉辦第一場國際足球比賽。

我們在天津學習了兩年半中文。這是一段令人羞愧的經曆,因為在一開始時,我感覺自己完全是文盲。我首先得學會中國小孩水平的中文,當時我在一家國際診所的婦科門診工作,每週一次都要用到中文。

我的丈夫也結識了當地的一些醫生,其中一位是葉博士,他是天津骨科醫院的高級顧問。他表達了自己對物理治療教學的渴望。在傳統的中國思維中,患者需要在手術後休息。然而, 在外科手術後,最重要的是儘可能早地動員患者快速恢復功能,否則關節會迅速變硬並縮減活動範圍。在葉博士的邀請下,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幾位物理治療師來到這裏,舉辦了一個為期兩週的物理治療研討會,邀請了天津各大醫院的骨科和康複科醫生。雖然有些人非常急切地想要學習新的理念,但也有一些人有別的看法,認為不需要學習。

我的丈夫也有機會在天津市腫瘤醫院協助做肝臟手術。雖然他覺得自己以前曾在瑞士與優秀的肝臟專家合作過,但他很快就意識到,這位天津教授擁有大量的中國病例,因此獲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操作技能,並且他本身就出類拔萃,看他操作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精度高、操作時間短、出血量少。

在天津待了兩年後,我們的第三個孩子提蒙出生在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在中國,傳統上女人生孩子後一個月內不可以外出。在此期間,也不能洗澡或洗頭髮,要保溫、避風。因此,在剖宮產兩天后,我渴望逃離這個環境,回家享受淋浴。儘管是在寒冷的冬天,我還是很快就和我的孩子們在一起,在產後一週拜訪了朋友,兩週後騎自行車去了語言學校。中國的鄰居和朋友都搖頭,但後來得出結論——西方人肯定有不同的體質。

2007年10月,我們認為我們的普通話水平已經適合在中文環境中工作了。曾在天津語言學校學習的朋友介紹我們到西寧的青海紅十字醫院工作。我感覺張建青院長非常開明, 他組織了外國專家的教學訪問,渴望與西方醫生交流學習。他也同意聘請兩名外國人,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醫院里一直以來開展的業務。張院長立即為我們提供了就業、住房等方面的全力支持,醫院對我們的行醫許可和簽證文書等事情也給予了大力幫助, 並且給我們公平的工資待遇。

在2005年,我們第一次去青海紅十字醫院時,醫院有大約400張病床。在2007年我們搬到西寧前不久,醫院新增了一棟高層建築,變成了有1200張病床的醫院,並且擁有大量的現代化設備,其中一些工作人員仍在學習如何在日常工作中運用它們。隨著這樣的擴展,培訓年輕醫生以滿足快速增長的患者數量的需求也很緊迫,所以這裏似乎有足夠多的工作要做。

儘管我們受到了非常友好的歡迎,但我們的同事仍需要時間來確定他們是否可以信任我們的建議和技能。我們非常感謝領導層所給予的支持:醫院副院長高博士定期與我們會面,詢問我們的觀察結果以及需要做出的一些改進。之後,我們與領導層一起討論我們的建議,如果大家認為我們的建議會帶來改進,那麼他們就會落實執行。

醫學的發展與臨床研究、研究成果的國際交流密切相關。在中國,這種交流在曾經的幾十年間幾乎完全被切斷,當中國在四十年前再次開放時,他們不得不彌合缺失知識的巨大差距。語言障礙是額外的挑戰,傳統的學習方式鼓勵年輕醫生尊重和信任他們的老師做醫療決策(而不是搜索醫學文獻),不論他們的老師懂還是不懂。結果,剛來這裏我們發現在同一個部門,一些事情完全按照最新標準完成,同時我們也會發現一些看似完全過時的做法。這在最近幾年中發生了很大變化。越來越多的醫學會議召開,年輕醫生被派往大城市甚至海外接受培訓,國際標準書籍已被翻譯成中文,互聯網和微信每天都會提供學習模塊。所以現在我發現自己有時會被年輕的同事糾正,他們會告訴我剛剛發佈的最新指南, 與我剛剛作為國際標準提出的指南略有不同。這種精神太棒了!

第一年里,我們的主要關注點很快集中到兒童護理上,尤其是對早產兒和需要手術的兒童的護理。這些領域的經驗在青海仍然非常有限。對於新生兒的許多情況,如腹壁缺損伴腸突出、肛門閉鎖、膈疝、畸形足等,青海沒有醫院能進行手術治療,因此,除非家人準備帶孩子到中國東部去,否則他們的孩子將無法接受治療,並且在許多情況下會死亡。許多早產兒也沒有得到治療,因為治療費用昂貴,而且手術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太大。我們想為這些家庭帶來一些改變。以下是過去幾年的幾個例子。

一天,一個農夫的妻子來到我的診所。她肚子裡的寶寶被診斷出臀部有大腫瘤,這是一種叫作畸胎瘤的良性腫瘤。她已經去過兩家醫院,醫生建議她終止妊娠,那時孩子已6個月大了。“醫生,你能幫助我的寶寶嗎?”這是她提出的絕望的問題。我很高興地告訴她我們可以。在懷孕期間需要進行超聲波監測,以確保胎兒的心臟能夠控製由於大約10釐米的大腫瘤引起的血流增加。寶寶堅持到了妊娠期滿。

由於胎兒的大腫瘤,媽媽需要剖宮產。我記得同事問我:“醫生,你確定你是對這名病人做了件好事嗎,為一個有這些問題的孩子傷了她的子宮,讓她為此手術,還要加上孩子的治療費用?”我回答說:“這是患者要求我做的事情。知道在孩子手術後的幾天內她能夠帶著一個沒有其他問題的孩子回家,拯救這個孩子寶貴的生命,我覺得我做得對。”最初幾天內, 孩子的情況就有所好轉了。我的助理目睹了孩子的整個治療過程,她開始改變了原先的看法。這位母親和我一直保持著聯繫,後來給我們看了她女兒在幼兒園跳舞的照片。最近她還生下了第二個孩子。她常帶著女兒去檢查,女孩也總是想牽著我的手。

另一個令人難忘的案例是一個來自農村的回族女人。她在懷孕32周(7個月多)時因胎膜早破而來到醫院。在超聲檢查中,我們發現嬰兒腹壁有缺陷,大部分腸突出,即所謂的“腹裂”。我們向孩子的父母解釋說,嬰兒需要接受手術治療,但之後會過正常的生活。

我們的藥物不能成功地抑製分娩,所以母親第二天就分娩了。他們對他們的寶寶很好,出生後知道是個男孩更是好得不行。所有的手續都已辦妥,孩子準備好接受手術了,但當嬰兒的爺爺到達醫院時,他不同意孩子的手術。他覺得父母過於情緒化,作為一個有豐富生活經曆的一家之長,他覺得這個孩子很虛弱,不應該接受治療。即使父母真的想幫助他們的孩子,他們也不敢違背爺爺的意願,他們只好帶著男嬰回家。他們的家鄉離西寧有三個小時的車程。在那裡,爺爺的兄弟過來了,當他看著那個粉嫩的踢著腿的早產小男孩時,他說服了這個爺爺。他覺得這個孩子根本不脆弱,並鼓勵家人帶孩子回去做手術。

回家十二個小時後,全家人都回到了醫院,外科醫生隨時待命,確保孩子快速接受手術,以防再有人改變主意。父母真的很感激他們的兒子可以活下去!

起初,都是由我的丈夫完成大部分的兒科手術,但很快他訓練的醫生就獲得了經驗,並且自信地做了越來越多的事情,這顯然有利於老師的休息。

2013年,我的丈夫被青海省人才工作領導小組授予“外國專家榮譽證書”,以表彰他對青海的貢獻。我們很樂意為中國付出努力,為中國人民服務。

在產科,我看到醫生致力於提高醫療質量,這也令我備感欣慰。

我們每週舉行兩次繼續教育,實施延長的產前診斷,甚至是宮內治療。舉個例子,如果胎兒是Rh陽性血型,其母親有Rh抗體,這就會導致胎兒宮內溶血,在嚴重的情況下,嬰兒會貧血,甚至會死亡。

在超聲檢查中,我們可以檢測到胎兒貧血,為了挽救寶寶的生命,我們在超聲引導下做臍帶穿刺並給胎兒輸血。第一個這樣的孩子在母親體內30周時血紅蛋白為60g/L(正常>130g/L),5周後(兩次宮內輸血後),我們的團隊非常興奮地看到,血紅蛋白達到了100g/L。

張建青院長繼續帶領我院成長壯大,令我們印象深刻。在我們建立第二幢醫院大樓的短時間內,我們取得了三甲醫院的資格。接著,他要求所有員工接受國際患者護理標準JCI(國際醫療衛生機構認證聯合委員會)培訓,該標準著重於保障患者的安全。經過全體員工幾個月的努力,我們通過了認證。在第一幢高層建築落成僅僅七年之後又增加了另一幢,這使我們的醫院變成了一家擁有2000多張病床的醫院。

在張院長退休後,山東的一位技術嫻熟的心臟病專家甘立軍博士被選為他的接班人,他曾在我院參與過東海岸(East Coast)博士團的專家交流項目。他希望醫院開設一個心臟外科部門,特別關注兒童,因為青海省沒有為兩歲以下兒童提供心臟手術的醫院。同事們不願意邁出第一步,因為他們覺得壓力太大,無法設立這樣一個高風險的部門。最後,我丈夫的部門同意參與,我的丈夫和他的同事去做培訓。

除了我們醫院的發展,我們還可以看到城市的發展。當我們2005年第一次來到西寧時,市中心只有少數高層建築,現在它是一座幾乎只有高層建築的城市。2008年,我們買了公寓。那時,北山還一覽無餘,而現在,我們只能看到高層建築背後的山峰。我們剛來時非常貧瘠的山脈,經過植樹隊多年的努力,現在已經很綠了。

我們喜歡在中國旅行。我們經常駕駛我們的汽車做短途旅行,乘坐火車和飛機去長途旅行。將西寧連接到高鐵網絡是令人興奮的一件事。除了快速前往蘭州旅行之外,我們也非常享受2017年1月在新疆的滑雪假期,很高興能夠乘坐高速列車僅用九個多小時就從烏魯木齊回到西寧。現在連到西安都只有四個多小時的火車車程。

青海的旅遊業發展十分迅速。儘管我們很高興當地居民能夠獲得這筆旅遊業帶來的收入, 而且遊客們可以享受青海的美麗自然,但我們還是有點難過,因為要和廣大遊客“分享”我們以前幾乎私密的美麗景點。現在遊客太多了。但幸運的是,青海有很多山脈,所以我們仍然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一個獨自享受旅行時光的地方。

中國給我們的最大禮物是我們的第四個孩子Sina(鞠樂菡)。看到在西寧的一些美國朋友收養了當地的孩子,我們覺得我們公寓和心裡都有足夠的空間接待當地孤兒院的孩子進入我們的家庭。但是,由於瑞士沒有與中國簽訂有關收養的協議,因此收養孩子似乎不可能。

我們嚐試了許多渠道,希望作為中國的長期居民,獲得特別許可領養孩子。兩年前,當CCCWA(中國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同意我們收養孩子時,我們很高興這扇門向我們開放。Sina在她七歲生日前不久來到我們家。作為一個嬰兒被遺棄後,她在這次被收養之前曾在四個不同的家庭中生活過,所以她小小的心靈受過很多傷害。很高興看到她心靈的傷痛慢慢癒合,以及她的快樂天性得到釋放。我們享受她帶給我們家的快樂。展翅飛翔吧,小鳥! 對我們的三個孩子來說,中國也是家。他們在當地學校一直上到五年級,說一口像當地人一樣流利的中文,對中國文化比我們做父母的還瞭解得更深。

鞠瑞欣一家人。

這些年來中國的發展令人驚歎,許多滿腔熱血的人為此做出了貢獻。

我們非常感謝中國給了我們第二個家,讓我們有機會與同事們一起工作,他們已經成為我們的朋友。感謝中國給予我的孩子受教育的機會以及多年來的美味中餐!

(張士晨/翻譯)

(原題:一名瑞士醫生的中國故事,本文出自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的“我的四十年”叢書之《親曆中國四十年》,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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