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待弱勢群體,會造成新的不公平嗎?
2019年01月15日14:25

原標題:優待弱勢群體,會造成新的不公平嗎?

正是由於馬丁·路德·金在半個世紀前持續不懈的努力,種族平等的觀念才能在今天深入人心。近日,“DNA之父”、諾貝爾獎得主詹姆斯·沃森

(James Watson)

被剝奪了榮譽稱號和多個職務,並非由於學術原因,而是因為這位基因研究的先驅對於黑人的智商多次發表了歧視言論。他認為先天的基因差異導致了白人和黑人在智商測試中的高低。現代人已經無法容忍這樣的種族言論,沒人首先從科學角度看待這樣的觀點,即使它出自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家。

這些觀念的演進,多多少少要歸功於馬丁·路德·金在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的領袖作用。甚至在許多人心中,馬丁·路德·金的名字就等同於整個民權運動。上世紀60年代,美國黑人與白人雖未隔離卻不平等,馬丁·路德·金帶領黑人開展非暴力抗爭運動,以和平的方式抵製社會的普遍歧視。他的一場場激情澎湃的演講,仍然鼓舞著很多今天的美國人。

民權運動倒逼出的一項政策成果,就是美國的“平權法案”。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的平權運動

(平權法案)

始終處於輿論的焦點,在政府的推行過程中,糾紛與爭議不斷。等到如今的特朗普時代,非議達到了巔峰。白人工薪階層發出了怒吼,黑人與女性依舊處境艱難,受歧視的亞裔還處在話語的邊緣。平權運動是對先天不義的矯正,還是虛假的政治正確?

1963年8月28日,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演講。

平權法案,民權運動催生的偏向性優待政策

馬丁·路德·金推動了美國民權運動的發展,其中一項重大的成果就是催生了美國的“平權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隨著黑人運動興起的一項用來照顧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的優惠政策。

這個專有名詞首次出現要追溯到1961年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簽署的行政命令。四年之後,林登·約翰遜總統頒布行政令,要求國防工程承包商僱用工人時,不得考慮種族、宗教信仰和籍貫,標誌著“平權法案”的正式出台。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美國女權運動如火如荼,性別歧視也在1967年納入了“平權法案”的範疇。

這項政策的核心,就是主張在學校錄取學生、公司招收或晉陞僱員、政府招標時,應當優先照顧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設立平權法案的初衷,目的是矯正美國曆史上對黑人和女性的歧視,補償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把他們在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現實的利益。平權法案是聯邦政府受到黑人和女權運動衝擊下的被動改革,以製度化的方式捍衛民權運動的果實。

約翰遜總統簽署《1964年平權法案》,規定美國境內不得採取種族隔離,也認定對黑人、少數民族與婦女的歧視性作為是非法行為。圖中約翰遜總統身後站立者中有馬丁·路德·金。

平權法案實施以後,黑人和女性的升學錄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標率大大提高。高校錄取製度是平權運動的“主戰場”。為了獲得更多的政治資源和道德正當性,美國精英大學將種族多元化作為重要考慮因素。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不少常青藤大學明確地採取了給黑人、拉美裔學生的“加分”製度,更有甚者規定了給按照種族比例的配額。傳統精英大學中白人男性居於絕對主導的學生群體日漸多元,越來越多的少數族裔和女性進入名校。到九十年代中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一所幾乎“純白”的學校,變成了不同種族的大熔爐:39%的亞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時至今日,平權運動在全球範圍內的很多國家都有相應的呈現,在加拿大是“僱傭平等法”

(Employment Equity Act )

,在印度被叫做“保留政策”

(reservation)

,在中國則有“少數民族加分政策”。雖然名稱和具體內容並不一致,但這些類似的政策法令都有同樣的核心訴求:優待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補償由於曆史和文化原因造成的不公正待遇。

反映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南部種族隔離情況的紀錄片《自由乘車者》

(Freedom Riders)

,“自由乘車者”是指美國的平權活動家們從1961年開始,乘坐跨州巴士前往種族隔離現象嚴重的美國南部,以檢驗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針對波因頓訴維珍尼亞案、艾琳·摩爾根訴維珍尼亞案判決的落實情況。

逆向歧視,抑或是偽善的政治正確?

平權運動有著看似美好的初衷。我們都察覺到人並不是“生而平等的”,出生在少數族群、有色人種的家庭中,往往意味著還沒開始起步就落後別人一大截了。這對他們來說一點都不公平。對於抽到人生下下籤的人,我們總想為他們做些什麼,讓他們的生活至少過得好一些。對於從小無法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我們總想彌補上天的不公,讓他們和普通人一樣有機會進入頂尖的大學。

《美國平權運動史》,

特里·H.安德森 著,

啟蒙編譯所 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1月)

然而,好心未必就能辦好事。美國的平權運動自一開始就受到各種爭議,高校的種族配額錄取更是眾矢之的。反對人士認為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只會引起“反向歧視”,是另一種形式的種族不平等。1978年的巴基案更是將“種族配額”的爭論推到頂點。身為白人的巴基

(Allan Bakke)

品學兼優,但在連續兩年申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中被拒。他發現醫學院規定黑人的錄取比例需要達到16%,而得以錄取的黑人學生成績遠不如自己。巴基向法院提起訴訟,聲稱自己是“反向歧視”的受害者。聯邦最高法院最終給出了一個模棱兩可的判決:首先,法院認定大學的多元化招生政策在原則上是正確的,符合憲法精神;但是大學以種族為根據的配額製違憲,因此加州大學必須錄取巴基。

部分學生質疑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

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往往是美國政策走向的風向標,在平權運動的議題上,最高法院這幾十年間的判決基本延續了巴基案的原則,一方面維護平權運動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反對明確量化的“種族配額”製。這樣的判決顯然無法讓民眾滿意,近二十年來,美國對於平權運動的質疑和爭論愈演愈烈,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後,反平權運動的力量來到了頂峰。

特朗普背後的選民,常被稱為“憤怒的白人男性”。這些生活在中下階層的白人感到自己被整個社會遺棄,平權運動完全不顧白人的感受,這種偏向性的優待政策剝奪了白人的教育資源,搶占了白人的工作機會。在奧巴馬執政時期,司法部和教育部曾聯合頒布指導性文件,認定大學招生時為了促進校園“多元化”目的,應把學生種族身份列入考慮因素。奧巴馬政府的立場無疑招致白人的憤怒。去年7月,特朗普宣佈廢除24項奧巴馬政府頒布的指導性政策文件,其中7份涉及大學招生的平權行動。被特朗普提名任命的大法官卡瓦諾更豪言:平權法案再次進入最高法院之時,就是平權運動徹底廢止之日。在半個世紀後,平權運動竟然面臨著全盤否定的潛在危機。

《經濟學人》雜誌在去年組織了一次辯論,反對平權運動的辯方提出了不少有說服力的理由。首先,最關心平權運動的人也往往是特權階層。他們關心的並非弱勢群體的需求,而是減輕自己的負罪感,因為他們享受的特權太多了。呼籲平權最終也不過是特權階層的自我救贖的一種方式而已。

平權運動似乎也在暗示,我們需要別人的命令,才會友善待人。平權運動的支持者認為不但少數族裔需要幫助,其他人也需要在別人幫助下去克服內心潛在的種族主義。如果沒有政策在溫和約束,整個國家的每個人都會抱有偏見。平權運動的背後是對社會的不信任,這不僅在傷害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的品質與才能,也是在侮辱控訴其他人。

亞裔是否適用平權法案?

在這場持續幾十年的平權運動的爭論中,亞裔美國人這個群體顯得尤其尷尬。上世紀平權運動興起之時,亞裔只是旁觀者。如今亞裔在美國的人口已不容小覷,根據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2011年公佈的調研數據,美國亞裔群體共有1800萬左右,占總人口的5.6%,是美國人口增長最快、平均收入最高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裔群體。中國留學生成為了美國海外生的主力軍,Google、微軟等矽穀巨頭也都遍佈亞裔的面孔。

亞裔究竟算不算是少數族裔或弱勢群體?亞裔是否適用平權法案?這樣的問題困擾著很多在美國求學工作的亞裔。一方面,平權運動是依照黑白種族的二元模式建構的,亞裔處於被忽視的邊緣。但另一方面,亞裔在美國仍然遭受著嚴重的歧視。

美國高等教育的錄取對亞裔的雙重標準早就是公開的秘密。2009年,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托馬斯·埃斯彭沙德

(Thomas Espenshade)

出版了《不再隔離,但仍未平等》一書,通過對12000餘名大學申請者的數據進行分析之後得出結論,進入精英大學的亞裔學生的SAT平均分數比白人學生高140分,比拉丁裔高270分,比黑人高450分。曾獲普利策獎的《華爾街日報》記者丹尼爾·戈爾登也著書認為,美國名牌大學錄取中存在針對白人、黑人和拉丁裔以及亞裔的“三重標準”,亞裔學生面對的是最嚴苛的錄取標準。

《不再隔離,但仍未平等》

(No Longer Separate, Not Yet Equal),

Thomas J. Espenshade 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 著,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年11月

去年夏天,紐約市長白思豪

(Bill de Blasio)

提出了一項改變頂尖公立學校招生標準的建議,引發了不小的爭議。由於頂尖學校的亞裔過多,而黑人和拉丁裔學生不足,所以白思豪希望將名額按比例平均分配給全市所有中學的頂尖學生,不再把統一考試成績作為入學的唯一指標,這很可能攔住了不少本可以通過考試入學的亞裔學生。

亞裔群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平權運動抱有同情,然而最近幾年內整體的支持率發生了小幅的下降,作為美國最大的亞裔族群的華裔是背後的主因。在2012年的AAPI數據調查中,接近80%的華裔受訪者表示,他們支持為黑人學生和其他少數族裔提供更好的高等教育機會的政策;到2016年,這個數字已經降到了2012年的一半。

2015年5月,在美國亞裔教育聯盟的組織下,64個包括華裔、印度裔、韓裔和巴基斯坦裔在內的亞裔團體宣佈向聯邦教育部平權司和司法部遞交申訴,要求對哈佛大學在招生錄取中由“種族限額”而帶來的亞裔歧視展開調查。“亞裔歧視”的提出,旨在打破半個世紀前民權運動的二元框架,但是亞裔在美國社會輿論場中的尷尬地位,短時間內恐怕不會有太大的改觀。

程序正義與補償正義,孰輕孰重?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馬丁·路德·金本人是否支持平權運動?你可能想不到,如今,馬丁·路德·金的語錄常被反平權運動人士拿來作為諷刺平權運動的理論武器。在他的經典演說《我有一個夢想》中,馬丁·路德·金曾說:“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在一個不是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他們的品格優劣來評價他們的國度里生活。”反平權運動的人士以此為據,指出平權運動以膚色為衡量標準區別對待,恰恰違背了民權運動領袖的初衷。

《馬丁·路德·金》,

【美】馬歇爾·弗拉迪 著,

李陽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4月)

另一些較真的人士則翻閱史料,指出這種說法是對馬丁·路德·金的誤讀。雖然馬丁·路德·金的時代,“平權運動”這個詞還沒有流行,但馬丁·路德·金在其他多處的演講中表示,在一個正義的社會,受到壓迫的黑人應該受到補償性的待遇,甚至,正義的社會還需要對曾經的奴隸製度給黑人造成的曆史傷害做出補償。

馬丁·路德·金本人究竟更偏向哪種觀點,可能誰也沒法確切斷言。無論出身和膚色,劃定一條絕對的起跑線,還是應為不同出身背景的人設置不一樣的起跑線?這兩種觀點在平權運動的爭議中水火不容;然而單獨放在演講稿中又都有著打動人心之處。也許這兩種觀點背後都有著各自的理據。主張“同一條起跑線”是追求“程序正義”,強調一個中立的程序施用於任何社會群體。主張“不同的起跑線”是追求“補償正義”,強調應該根據曆史、文化和經濟因素有偏向地製定政策,在起跑前矯正先天的不公平。平權運動的爭議核心,是“程序正義”和“補償正義”的衝突。

兩種正義都是社會應有之要素,不在於區分主次輕重,而在於如何實踐操作。“補償正義”的問題在於,“補償”多少才是公平的?為什麼少數族裔在高等教育入學時可以加20分,而不是40分,或者5分?量化的困難造成了平權運動的持久爭議。

美國一位哲學家羅爾斯曾在上世紀70年代平權運動風起雲湧之時寫了一部大作《正義論》,其中探討了他對如何實現社會平等的看法。他認為,一方面要遵循“公平機會平等原則”:各項職位及地位,必須在公平的平等機會下,對所有人開放。另一方面,也要兼顧“差異原則”:使社會中處境最不利的成員獲得最大的利益。羅爾斯在原則上指出了一個大概方向:一個正義的社會應當追求機會均等的遴選程序,但同時要顧及曆史、經濟等條件的先天製約。至於如何判斷“處境最不利”的社會成員,怎樣才算獲得“最大的利益”,這些具體的操作性問題,羅爾斯也給不出答案。回顧聯邦最高法院這些年模棱兩可的判決,其實也符合這樣的邏輯:從原則上肯定了對於弱勢群體的補償是有必要的,但具體怎麼補償法院不能規定,也不準你們自己劃線定量。

在特朗普執政的當下,美國的民權運動正遭受前所未有的質疑和非議。白人工薪階層壓抑不住怒火,黑人和女性的處境依舊艱難,受歧視的亞裔還處在話語的邊緣。馬丁·路德·金當初盼望的理想國度,是否仍是今天美國人的夢?

作者 新京報記者 李永博

編輯 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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