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國優先”政策導致經濟逆全球化趨勢愈演愈烈
2019年01月14日17:22

  經濟逆全球化的原因和影響

  原創: 林采宜

林采宜 王耀輝 / 文
林采宜 王耀輝 / 文

  一.2016年以來各國政治傾向普遍右轉

  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拉開逆全球化序幕;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其名言“美國優先”,上台後力推保護貿易主義,經濟逆全球化趨勢進一步明朗。進而德國、法國、意大利和巴西等國的政治局勢都不同程度轉向保守與民粹,“意大利優先”、“巴西高於一切”等民族主義抬頭。在印度,有效政黨數為5.0,碎片化式的政壇將趨向迎合特定選民利益。

  在中東,沙特2016年與伊朗斷交,2017年與卡塔爾斷交。外部利益、民族衝突、宗教矛盾,加之阿拉伯之春後的民粹力量,相互裹挾後甚至演變出極端勢力ISIS。在土耳其,公投通過修憲,將在2019年正式實施總統製,結束1923年來的共和國議會製。埃爾多安宣稱,“他們有美元,我們有阿拉”。穆斯林極端主義者在政治舞台上擴散,而穆斯林的極端主張和極端行為又進一步加劇了西方社會對移民和難民的排斥,強化政治右傾趨勢。

  二.經濟逆全球化的原因

  全球經濟一體化最早始於二戰以後,從1944年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到1947年在日內瓦簽署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1992年改組成世界貿易組織),從1946年開始運作的世界銀行,到1999年誕生的歐元區,各種多邊合作協議在貿易、經濟和金融等不同層面促進全球的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

  到了20世紀80年代,里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進一步開啟全球經濟一體化,生產要素的流動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從實業資本流動來看,1980年,全球FDI流量為543.96億美元,2017年增加為1.43萬億美元;從人力資本流動來看,1980年,全球移民1.02億人,2015年為2.44億,增幅超過100%。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使得生產分工從國內擴大到全球,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

  生產要素的流動也直接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從1980年到2016年,全球貿易對GDP的貢獻率從18.8%增長到的28.5%。

  1. 經濟全球化成為資本的盛宴,導致發達國家收入差距擴大

  從全球產業鏈的利益分配機製來看,經濟全球化架構下,居於產業鏈頂端的國家獲得大部分的產業利潤。GVC地位指數顯示,中國2000年為-0.0409,2014年升至-0.0231,但仍然為負。美國2000年為0.0355,2014年為0.0067,呈下降趨勢但一直為正。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也是資本的盛宴。1980年到2015年,美國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比從10.7%上升到20.2%,50%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占比從19.5%下降到12.5%;從存量財富占有來看,最富有的1%人群占有37.2%的社會財富,比1980年上升了15個百分點,低收入50%群體的存量財富由1.2%變為淨負債(-0.1%)。在美國財富差距擴大的同時,代際流動性在下降,美國夢在現實中變得越來越遙遠。

  全球收入增長數據也呈現類似的變化趨勢,1980至2016年,歐美前1%的富有群體收入增長約200%;新興國家勞動者收入增長約100%,與此同時,歐美後90%收入的群體平均收入只增長50%。勞動回報不足給發達國家“沉默的大多數”帶來不平等感,資本為了降低勞動報酬率,把大量本可由他們從事的工作崗位,轉移到了勞動力更便宜的中國、印度和越南等新興國家,資本和新興國家勞動力客觀上瓜分了本來可以由他們賺取的收入,從而導致了他們的相對貧困,這些發達國家的中產和底層勞動者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態度趨於保守並逐漸演變成治上的本國優先主義。

2. 中國崛起改變世界經濟格局
2. 中國崛起改變世界經濟格局

  2. 中國崛起改變世界經濟格局  

  以中國為主的新興經濟體崛起分享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福利。隨著經濟的逐漸開放,中國、印度等國家加入全球製造的產業鏈,並以勞動力成本優勢擠壓了歐美製造業工人的收入增長。在開放的市場交易模式下,中國於自下而上的經濟改革找到了一條內生增長道路(主要體現為勞動產出效率的增長)。從勞動產出效率年化增長來看,1991年至2018年,中國、印度、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的年化增長率分別為8.90%、5.05%、1.54%、0.91%、1.05%、1.26%、0.96%、0.63%。200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467.78億美元,2017年增長到1310.15億美元;同期,中國GDP從1.34萬億美元增長到12.24萬億美元。

  中國勞動產出效率的增長一方面靠改革(1991-2001年改革紅利階段),另一方面靠開放(2001-2008開放紅利階段)。其中1991-2001年為改革紅利階段,勞動產出年化9.02%增長率;2001-2008年為開放紅利階段,FDI與外來先進技術、管理等帶來勞動產出年化10.24%增長水平;2008-2018年放水修復階段,勞動產出年化增長為7.86%。

  3. 歐盟尤其是歐元區在經濟一體化的演變過程中問題重重

  作為高階版的一體化系統,歐盟的經濟一體化除了在貿易與投資領域的自由開放外,還突破了主權國家的權力架構走向政策協同等更深層次的跨國融合。但歐元區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一體化”過程中的不一致導致各成員國政策失衡。

  由於歐盟統一的貿易、投資和貨幣政策難以兼顧每一個成員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導致不同的成員國加入歐盟的收益和成本差異較大。從收益看,歐盟成立以來,小國如愛爾蘭、匈牙利等國收益較大,其GDP年化增速分別為7.59%、5.48%,同期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GDP年化增速分別為2.65%、3.25%、2.77%、1.72%;歐盟國家收益分化自2008年以後擴大,2008年至2017年,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的GDP年化增速分別為-0.22%、 -1.08%、 -1.35%、 -2.32%,而希臘的GDP年化增速為-6.15%,截至2017年,希臘的GDP總量僅為其2008年的56.5%。從成本看,成員國行使歐盟統一政策的成本差異也相當大。歐盟貨幣政策是統一的,而財政政策卻由各國自行控製。歐盟貨幣政策關注點是核心通貨膨脹率HCPI維持在2%左右,但各國失業率分化卻異常明顯,2018年11月,德國、法國、意大利、希臘的失業率分別為3.3%、9.1%、10.6%、18.6%。在採用統一貨幣政策的情況下,各國只能通過財政政策來實現刺激需求,維持經濟增長,降低失業率,因此導致部分國家的財政赤字失控,債台高築。

  2014年以來,難民問題衝突給歐盟的一體化政策帶來面臨新的危機和挑戰,按歐盟難民處理架構,各國接收難民人數受歐盟強製分攤。2014年3月之前,各國按照歐盟的難民問題處理架構接受來自歐盟以外的難民。2014年3月以後,湧入歐盟的難民人數大幅上升,以匈牙利為例,該國人口981萬,2015年7、8、9月分別接收3.13萬、4.71萬、3.08萬難民,一個季度接收難民人數簡單合計就占總人口的1.1%。加之匈牙利內部財政赤字率2.2%(2017年數據),大量難民湧入給匈牙利帶來很多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導致匈牙利民族主義抬頭,2015年8月31日匈牙利開始修築邊界牆,控製難民湧入。與此同時,德國、法國都面臨各種不同的難民衝突和社會困擾,成員國民族主義抬頭,經濟傾向普遍右轉並拒絕歐盟強製性分攤政策。

  三、“本國優先”政策導致經濟逆全球化趨勢愈演愈烈

  從政治右轉的趨勢來看,逆全球化趨勢將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繼續演繹,與此同時,中國、印度、東亞經濟體的高速增長使得全球經濟重心呈現東移趨勢。從GDP占比來看,1990年中國在全球GDP中占1.90%,至2017年時已占全球GDP的15.17%。從預期增長速度來看,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影響力將持續擴大,美國仍然保持超級強國地位但影響力相對減弱。

  1. 中國在全球貿易體系和資本市場的影響力都將進一步提高

  從進口數據和資本市場權重看,中國經濟的全球影響力將繼續擴大。中國進口量占全球進口量的比重從2004年5%上升到2018年10%。若維持當前進口增長速度,五年之內,中國進口量占全球比重為12%,經濟影響力將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從GDP占比與MSCI全球基準指數的占比看,中國對全球資本市場的影響正待釋放。2018年,中國占全球GDP比值為15.17%,中國A股在MSCI全球指數的比例僅5%,中國對全球資本市場的影響大幅小於其實體經濟和外貿體量。2019年,國際知名指數公司MSCI(明晟)可能將中國內地股票在全球基準指數中的權重由5%提高到20%。中國資本市場在全球的影響力將大為提高。

  2. 美國的貨幣霸權和軍事霸權都將遇到挑戰

  從美元的貨幣地位來看,2015年美聯儲加息前美元在全球支付中的比例為44.6%,到了2018年11月,該比例降至38.6%。由於美國製裁伊朗、要求其他國家不允許與伊朗交易原油,2018年12月,德國、法國等歐盟國家帶頭,聯合28個國家另建一個獨立於SWIFT體系以外的跨境支付系統——SPV支付系統,試圖繞過美國掌控的SWIFT資金清算體系,進行石油交易的清算。至於軍事霸權遇到的挑戰,主要來自其龐大的支出預算。2017年,美國國防支出為6095億美元,1982-2017年國防支出的年化增速為3.30%,按照這樣的增速,2020年、2050年國防支出將達到6600億和1.76萬億美元。2017年美國國債餘額20.49萬億美元,2018年預計達到21.97萬億美元,同樣以1982-2017年國債餘額的年化增速8.68%為依據,假設平均收益率為2.5%,2020年國債利息支出將接近於國防支出。龐大的利息支出將擠壓國防支出,預算約束將使美國的軍事霸權受到製約。

  儘管如此,從近百年來積累的絕對優勢來看,美國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然為超級經濟強國。一方面,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實力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只要矽穀的優勢仍存,美國經濟的動力就不會式微;另一方面,美國2017年GDP為19.39萬億美元(世界銀行數據),IMF預測美國2018年GDP為20.51萬億美元,GDP實際增速為2.9%。如此龐大的存量優勢決定了它在全球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地位短時間內不會發生巨大改變。

  3. 歐盟右翼政治力量抬頭將導致“本國優先”的傾向越來越普遍

  就歐盟而言,債務危機雖然已經緩解,但貨幣政策“一條腿走路”的不平衡依然存在。從歐洲穩定機製看,各國表決權取決於對歐洲穩定機製資金的出資比例。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對歐洲穩定機製的出資比例分別為27.15%、20.39%、17.91%、11.90%,德國、法國、或意大利綁上西班牙均有一票否決權(80%投票同意才能通過議案)。目前德國默克爾時代結束,法國馬卡龍的民意支持率已降至25%以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經濟表現都相對疲弱,且國內右翼力量較大,歐洲穩定機製或將難以發揮出其設計時的使命。

  此外,穆斯林難民問題又引發了民粹和右傾政治。從目前的人口增長趨勢來看,即使歐盟不再接收任何穆斯林難民和移民,僅僅是自然出生率也能不斷提高穆斯林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根據皮爾研究中心測算,如果歐盟繼續接收移民,到了2050年,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分別為19.7%、18.0%、17.2%、14.1%;如果歐盟從此停止接收穆斯林移民,到2050年,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的穆斯林人口占比仍將達到8.7%、12.7%、9.7%和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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