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人離不開的那粒米,靜悄悄地生長了幾千年
2019年01月14日16:20

原標題:廣州人離不開的那粒米,靜悄悄地生長了幾千年

任何一種農作物,都是大自然賜予人類的恩物。當然,也是人類靈性閃光的結果。

中國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分界,可分為稻區和麥區,體現在餐桌上就是米和麵。關於米面的“南北差異”,段子太多,就不一一說了。我們知道的是,廣東是米的主力區,從主糧到釀酒都離不開米,吃法多種多樣,人和米感情深厚得不一般。我們要說的是,廣東其實是稻米的起源地之一。而且廣州本地的科學家,為了證明這一點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人和水稻是生物界協同進化的典範

著名水稻專家丁穎教授

水稻的起源過去也有不同的說法,包括印度和中國等。就中國說而言,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遺址中就發現有稻種,距今約1萬年的湖南玉蟾岩遺址中也發現了人工栽培稻種遺物,所以水稻起源於中國,或者說中國是起源地之一的說法,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著名水稻專家、華南農業大學教授丁穎認為,中國的普通栽培稻,是由中國的普通野生稻演化而來。從喜馬拉雅山麓的栽培稻發源地向南傳播,經馬來半島、加里曼丹、菲律賓等島嶼,演化為秈稻;北路進入中國黃河流域,演化為粳稻,約在公元前300年傳到日本。

野生稻

近年,研究人員利用水稻基因的分子鐘推斷,水稻的起源約為1.35萬年前至8200年前,這也與考古學上對水稻起源時間的結果相符。尤為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中國各地考古遺址中,發現了不少水稻種植的遺蹟,從而為實驗室里的測定提供了可靠的實證資料。

除了被視為世界水稻起源地的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的意義也非常大。根據廣州誌書的記載,1917年、1926年和1980年,先後有墨里爾、丁穎等人在犀牛尾(今廣州區莊附近)及郊縣等多處陸續發現野生稻。另外,粵北地方如曲江石峽遺址、馬壩坭嶺、翁源縣壩仔區下角壟、龍川縣坪頭嶺等山崗遺址都發現廣東耕鋤農業和人工栽培稻的痕跡。在距今4500年的石峽遺址中出土了人工栽培稻的品種,以秈稻為主,也有粳稻。現代科學已經弄清楚了秈稻、粳稻是經過長期自然選擇和人工栽培而形成的兩個亞種。石峽遺址的稻種分化,表明在此之前應該經曆了漫長的種質演變過程,時間可能達數千年以上。

英德牛欄洞遺址

這種推斷得到了考古學的有力支撐。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英德獅石山牛欄洞內發現了非秈非粳水稻矽質體,首次將嶺南地區稻作遺存年代前推至距今1.4萬年至1.2萬年。這一發現為探討嶺南地區原始稻作農業的相互關係提供了實物和資料。這說明,牛欄洞是人類稻耕文明的原始地。

還有一些旁證可以表明當時的農業發展水平,比如用作農具的石鏟,加工穀物的工具石磨盤、石磨棒等。由於珠三角地區地處熱帶、亞熱帶,常年多雨,氣候溫暖濕潤,野生稻資源豐富。專家推測,在採集經濟的基礎上發展到人工栽培稻,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有學者指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大面積種植秈粳兩個亞種的國家,尤其是秈粳雜交分化出的親和基因,對我國稻作發展有著長遠影響。人類進化、東方文明的誕生與水稻的進化息息相關。人類改良了水稻為人類服務,水稻也得到了優化,更適合人類生存需要,人與稻是生物界協同發展進化的典範。

從“稻種立城”到“米業大興”

廣州的城市起源傳說,可以說就是建立在“稻米”的基礎上的。相傳周時有五仙驅五羊,各拿一莖九穗禾送給廣州先民,反映當時已經有了稻穀的栽培。惠福路上的五仙觀,越秀山上的五羊雕像,都是有關這個故事的名勝。不過,中國雖然很早就出現了水稻,但仍然不斷地在本土之外尋求更加優良的水稻品種。原產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在唐末傳入我國後,經宋朝政府的大力推廣,迅速掀起了一次農業革命,令廣州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稻米交易市場。

占城稻最初的引入地是東南沿海,由於品質優良,特別是耐旱、耐貧瘠,“仰高地而種,不擇地而生”。宋代時期我國氣候處在逐漸變乾旱的一個大趨勢中,中國原有的粳稻“非膏腴之田不可種”,種植的難度增加。占城稻對於南方廣大的丘陵地區和北方旱地有著極強的針對性,這些優點使過去“稍旱即水田不登”的稻田,可獲得更好的收成,大大提高了糧食可耕作面積和產量。它的廣泛種植,促使南方長江流域出現了稻麥兩熟的稻麥輪耕製——這是我國農業生產史上的一次大的進步,對以後農業發展的影響不可小視,並促進了雙季稻在我國南方的發展,大大緩解了我國糧食供應的緊張局面。

北宋初鄭熊的《番禺雜記》里寫到:“稻,水禾也,有早稻,有晚稻。”可見當時稻米生產的情況。同時隨著產量的提高,農民手中的餘糧也有所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宋代的商品發展。糧食盈餘導致商品交流規模擴大,讓宋代巨大的經濟擴張和更具商業化的經濟體系的出現成為可能。

到明代中後期,廣州及近鄰的佛山的手工業和商業進一步大發展,大批稻田改種手工業原料作物以及產值更高的油料作物,如桑樹、甘蔗、花生等,水稻面積大為減少。隨後清朝政府開始重視農業,招民複業,獎勵墾荒,興修水利,水稻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增城縣水稻耕作出現一年多熟,並生產優質稻穀,著名的有鼠牙尖、絲苗等品種。

廣州沙田:

觀察傳統稻作農業的珍貴遺存

多年的工業化發展,令廣州周邊的種稻景觀少了很多,不過還是有不少有特點的地點留存下來,比如南沙的萬頃沙。

萬頃沙沙田現位於廣州市南沙區萬頃沙鎮,位於珠江口虎門外的西南側。由於地理環境的因素,這裏潮汐落差不大,近海岸處海底平澆,易於淤積,久而久之,便出現一片片沙洲。明末清初時,萬頃沙北端之大澳沙已經浮露,之後不斷淤積,清末時萬頃沙已包括有“正江沙、執丁沙、沙角、沙灣、四排沙、大灣、泥湧”等地方,增加了很多土地資源。當地居民利用宋代以來便已成熟的圍堤成田技術,大大加快了陸地的形成速度。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用樁石圈築堤壩,周圍廣3000餘丈,約60餘頃”。築圍後可以防潮防洪,所以立即“俱種水稻”。研究者指出,當時的萬頃沙的農業生產,除了以水稻為主的種植業,漁業也很重要。到了20世紀,萬頃沙沙田地區在以水稻種植為主的基礎上,也開始引進如甘蔗、香蕉等經濟作物。這裏不但是觀察廣州沿海地區成陸的模式地,也是欣賞珠三角稻作農業體系的好地點。

稻作農業的發展在廣州曆史上雖然起源很早,但也不是純粹線性發展的。考古學者們發現,距今7000~3500年間,海岸線從廣州以北逐步後撤,其時濕地面積有限,不利於稻作農業發展,古人的食物來源於豐富的海洋資源;約公元前500年之後,海岸線退至番禺一帶,珠三角濕地面積擴大,為稻作農業的發展提供了自然條件。

那麼在廣州人離不開的稻米出現之前,這片土地上的先民們吃啥呢?各地的考古遺址告訴了我們答案:橡子、橄欖、葫蘆、小葫蘆、栝蔞、南酸棗等各種野生植物資源是人類採集的對象。距今5000年前的台山新村沙丘遺址,大量的棕櫚澱粉以及蓮藕、荸薺、慈姑、蕨根等水生陸生的塊根塊莖類植物被人類利用。新村遺址鑒定出來的幾種棕櫚,至今仍然是生產西米的主要種類。新村遺址可能代表了人類社會這種生計模式的源頭。

(文、圖/廣報全媒體記者卜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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