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來自民間的叛逆》再版,講述美國音樂“刺兒頭”往事
2019年01月13日10:58

原標題:袁越《來自民間的叛逆》再版,講述美國音樂“刺兒頭”往事

對很多樂迷來說,袁越的《來自民間的叛逆》是一本重要的啟蒙讀物,它是第一本系統梳理了美國民歌史以及鮑勃·迪倫創作生涯的中文書籍,台灣著名樂評人馬世芳稱其為“中文世界里關於迪倫最好的原創著作”。從研究者約翰·洛馬克斯到鉛肚皮,從民權鬥士喬·希爾到流浪民謠歌手伍迪·格思里,從左派民歌手彼特·西格到民謠之王鮑勃·迪倫……它以通俗淺近的語言,記錄了上百個民歌手的經曆,書寫了美國的民歌曆史,更是從另一個角度書寫了“二戰”後的美國曆史。

《來自民間的叛逆》首次出版於2003年,此後雖有再版,但亦已絕跡江湖多時。2018年11月,讀庫對此書進行重新修訂,升級再版。1月6日,作者袁越攜此書來到上海,以“抗議還是抒情?民歌到底唱什麼”為主題,與馬世芳進行了一場對談。活動開始前,袁越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聊了聊他當年寫作《來自民間的叛逆》的往事,以及他這些年對音樂的感受與思考。

袁越

出版15年經久不衰,一代樂迷的啟蒙讀物

回憶當年自己決定動筆寫作《來自民間的叛逆》的原因,袁越提到了兩點。其一是受鮑勃·迪倫的影響。與很多人一樣,袁越在中學時代就聽到了鮑勃·迪倫流傳最廣的名作《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風中飄)並且非常喜歡,後來在美國讀書期間,他依然反複在聽這一首歌。然而他的室友卻認為這首歌不好聽,總是轉去聽迪倫的其他歌曲。“這件事直接刺激了我的世界觀。在那之前,我總覺得很多事情應該有絕對真理,但其實在判斷一個東西的好壞時,不能局限於自己的世界觀,要放開,才能避免遺漏很多新奇有趣的事物,”袁越說,“由此,我也更全面地瞭解了迪倫,慢慢去聽他的更多作品,並逐漸喜歡上他做音樂的方式。於是,我就想到把這些收穫帶回祖國、介紹給同齡人。”

而另一件事發生在袁越在複旦大學讀書期間,在大二的校會演出上,一支名為“太陽同伴”的上海樂隊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並在機緣巧合下結識了這支樂隊的主唱張廣天。他說:“張廣天是一個非常願意表達自己的人,他對我影響很深,讓我開始對音樂背後的東西感興趣,比如音樂是否要表達政治傾向或者對世界的看法。”像張廣天這樣的音樂人不在少數,他們的思考與表達激勵了袁越,讓他更為關注歌曲背後音樂人的內心世界與時代背景,於是產生了梳理音樂人故事的念頭。

袁越開始寫作《來自民間的叛逆》是在1995年,那時互聯網方興未艾,身處國內的樂迷很難找到瞭解音樂史的渠道。袁越利用自己身在美國的優勢,讀了大量的書,聽了很多唱片,一點點摸索出美國民歌發展的曆史脈絡。有些唱片很難在市面上找到,袁越就專程開車去了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圖書館,在浩如煙海的老唱片中一點點吸收養分。這項工作非常複雜和艱難,從開始撰寫的1995年到2001年完稿,袁越花費了長達7年的時間。

然而今天,面對自己15年前出版的作品,袁越並不滿意。“當年沒有互聯網,很多事難以查證,所以書中有大量的錯誤,而且我當時的寫作能力很差,有很多語句不通順的地方。”袁越坦言道。借助此次再版的機會,袁越將全書仔細地修訂了一遍,至少改了100處,才終於將書稿交予讀庫出版。而讀庫也一一聯繫了書中插圖的拍攝者,解決了新版的版權問題。

《來自民間的叛逆》書影,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來自民間的叛逆》多次出版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袁越通俗易懂、風趣幽默的語言,非常符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能夠很快拉近讀者與遙遠的美國曆史文化之間的距離。對此袁越表示,他從小就愛聽評書,評書深刻地影響了他講故事的方式。而寫作《來自民間的叛逆》的初衷,是因為袁越想做一個關於美國民歌史的廣播節目,所以這本書一開始是以講稿的形式呈現的。直到牽涉的人物故事越來越多、背後的曆史事實越來越複雜,袁越才發現,廣播節目已經不夠承載這部作品的厚度了。最終,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本長達960頁篇幅的厚重讀物,其中還展示了100幅珍貴的曆史照片。

迪倫的魅力能夠超越時代,表達更普遍的意義

袁越對澎湃新聞記者解釋,書名之所以叫作《來自民間的叛逆》,是因為它講述了美國1920-1980年代的“音樂刺兒頭”的故事,他們用歌唱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社會的不滿、對體製的反抗,而他們也以音樂的形式參與到了社會曆史之中。在《來自民間的叛逆》中,袁越提到了伍迪·格斯里的一句話:“一個人不能寫自己”,在他看來,每個音樂人都身負著記錄曆史的使命。

而在這些民歌手之中,鮑勃·迪倫是最為重要的。“在美國民歌這個體系中,迪倫的地位毋庸置疑是第一,別人遠遠不如他,”袁越說,“美國(音樂)史上沒有人能與他相提並論。”在袁越看來,迪倫的歌曲不遵循某個工整的結構,很多歌甚至沒有副歌,不會重複唱。他的音樂讓袁越認識到,音樂,以及世間萬物,都不應該局限於某一固定的標準。他啟發了袁越對世界的思考,讓他的視野頓時變得開闊起來。

袁越認為,迪倫的歌之所以擁有持久的魅力,是因為他的作品儘管誕生於某一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卻能夠超越所處時代,擁有更普遍的意義。例如《答案在風中飄》一曲,自然是反映了當時美蘇“冷戰”下世界大戰一觸即發時人們的焦慮心境,以及當時的種種不公不義之事,但迪倫在歌詞中沒有寫出任何一個具體的人名,他只是模模糊糊地寫著“被禁絕的炮彈”、“安歇在沙灘上的白鴿”、“滑進大海的高山”、“希望重獲自由的人們”這些意象。而“答案在風中飄”這句話本身也意義不明,究竟是指答案就在茫茫的風裡一吹就散了,還是說答案就像風一樣不證自明,誰也不得而知。“他的歌詞可能語焉不詳,但恰恰因為這樣,才能推動一代又一代人反複琢磨,每當人們對世界感到迷茫的時候,答案便都在風中飄蕩著。”袁越說。

2016年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引發了文學界的普遍爭議,也激起了人們關於“歌詞是否算文學”的大討論。“如果你承認歌詞是文學,那諾貝爾文學獎給誰都不如給他好。”袁越說。身為迪倫歌迷的袁越,曾看過迪倫的三場演唱會。但他表示,現在的迪倫已經無法感動自己了。“他已經不再關注社會了,現在只是一個自娛自樂的老頭。”袁越直言道。不過年輕時追求自我、不介意條條框框、善於吸收營養的迪倫,仍然對袁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如今的袁越興趣已不再局限於音樂。在《三聯生活週刊》工作十多年的他,大部分時間都專注於科學和環境的報導,其餘時間則用來滿世界旅行。“我現在正在寫一個關於登陸火星的文章,與音樂風馬牛不相及。”他說。他也不再像過去那般深入理性地分析音樂,現在音樂在他的生活中主要是一種調節情緒的安慰劑。而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他相信他們擁有的世界也更為廣闊。“我相信現在年輕人不只需要音樂來表達思考,還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叛逆方式。我姑且認為音樂是不錯的選擇,而民歌是其中最好的表達。”袁越說。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