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司法權威?蘋果在中國“禁令”或被強製執行
2019年01月12日07:04

  原標題:挑戰司法權威?蘋果在中國“禁令”或被強製執行

  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福州中院”)授予高通公司針對蘋果公司四家中國子公司的“訴中臨時禁令”(以下簡稱“禁令”),目前在執行層面陷入僵局。

  “我們於2018年12月12日由北京向福州中院郵寄送達了強製執行申請書,2018年12月17日法官確認已經收到申請書。此外由於幾個被告接收到裁定書之後仍然在銷售被禁售型號的iPhone手機,所以我們也進行了購買和公證,之後我們也向法院補交了購買和公證的產品。至於法院將怎樣處理,我們目前還沒有接到通知書。”該案高通公司委託訴訟代理人蔣洪義律師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

  蘋果公司首席訴訟律師、副總裁Noreen Krall則表示,蘋果公司於2019年1月3日向福州中院提交新的合規性證據,“我們深信我方向法院提交的證據將消除所有疑慮”,進而希望福州中院能夠撤銷“禁令”。

  福州中院的“禁令”應如何被對待?近日,在10多位國內知名法學專家參與的相關研討會上,中國法學界較為統一的看法是,“一旦臨時禁令發佈,蘋果四家中國公司就必須自動履行”。北大法學院教授、中國民事訴訟法研究會副會長傅鬱林指出:“蘋果公司(對禁令)可以複議和質疑,但這無法成為拒絕履行的理由。”

  “法院的禁令,不管是訴前、訴中還是最終裁定,代表的都是國家強製力,相關市場主體一定要執行,否則我們的司法真的沒有權威了。”中國社科院知識產權中心主任、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李明德表示。

  北大法學院教授、國際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易繼明認為:“目前,這個案子已經不是單純的專利是否侵權的問題了,實際上蘋果公司已經開始挑戰中國的司法權威。”

  公開資料顯示,高通公司2017年在福州中院提起訴訟,認為蘋果公司四家中國子公司侵犯自己專利號為ZL201310491586.1和ZL200480042119.X的兩項專利。兩項專利均不屬於標準必要專利。該案件於2017年11月15日被福州中院正式立案。

  記者獲取的資料顯示,蘋果方面在案件答辯期內曾經提出了管轄權異議,還曾經向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複審委員會提出對涉案兩項專利的無效宣告請求。但福州中院於2018年4月3日、福州高院於2018年5月30日分別裁定了福州中院對案件的管轄權。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複審委員會在2018年7月13日和15日也作出了維持涉案專利全部有效的審查決定。

  該案件於2018年8月27日至31日進行了第一次開庭審理,2018年10月29日進行了補充開庭審理。至此,該案件的正常庭審工作結束,進入到等待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的階段。

  據蔣洪義介紹,高通方面在第一次開庭審理之前的2018年7月10日就向法院提出訴中禁令申請,但法院直到11月30日才簽發禁令。“法院在處理我們提出的禁令申請時是非常慎重的,在對我們的申請進行審查期間,法院對兩個案件先後進行了兩次開庭,針對是否構成侵權、侵權行為給原告造成的損害、在侵權成立的情況下應否給予禁令救濟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審理,雙方當事人也充分發表了意見。而且在這期間專利複審委員會也作出了維持涉案專利全部有效的審查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法院發出禁令已經具備紮實的事實基礎。”

  在2018年11月30日簽發的“(2018)閩01民初1208號”“(2018)閩01民初1209號”案件“民事裁定書”上,記者看到福州中院基於審查事實,認定“高通公司向本院提交的現有證據能夠證明上海蘋果電腦公司、北京蘋果公司、上海蘋果公司、北京蘋果福州公司涉嫌未經專利權人許可,為生產經營目的實施涉案專利”。

  正基於此,福州中院授予高通公司針對蘋果公司四家中國子公司的“禁令”,要求蘋果公司四家中國子公司立即停止進口、銷售、許諾銷售侵害涉案專利的iPhone 6S、iPhone 6S Plus、iPhone 7、iPhone 7 Plus、iPhone 8、iPhone 8 Plus和iPhone X。

  據瞭解,“禁令”作出並且公佈以後,針對在程序上發出“禁令”之前是否應該進行前置聽證,成為蘋果方面及輿論的爭議焦點。

  在相關研討會上,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蔣舸就提出:“我注意到蘋果公司申請複議的第二項理由,就是發出訴中禁令之前沒有給予蘋果聽證和反駁機會,認為其違反了程序法上的相關原則,這是事實嗎?”

  對此,蔣洪義在相關研討會上強調:“法院在發出禁令之前已經完成了案件的審理工作,充分聽取了雙方關於侵權是否成立、侵權行為給原告造成了何種損害、應否給予禁令救濟等問題的意見。法院只是沒有專門針對應否發放訴中禁令單獨舉行過聽證,但當時適用的法律並不要求法院在發出禁令前必須進行聽證,所以不存在所謂違反程序法原則問題。蘋果方面申請複議的第二項理由,系依據禁令作出後最高人民法院才公佈的行為保全司法解釋中的新規定提出的,違反了‘法不溯及既往’這項基本的法律適用原則,完全屬於對法院的無理指責。”高通方面另一位林姓委託訴訟代理人說:“需要補充的是,禁令是我們訴訟請求的一個主要部分,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已經被作為庭辯的一個焦點問題來進行,雙方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非常充分的闡述。”

  傅鬱林在研討會上提醒,在中國現行製度中,“裁定可用於臨時性地解決實體問題,但在程序安排上(包括要不要進行辯論性的聽證)沒有明確的規定,所以作出裁定並不以聽證為前提。”因此,福州中院作出的“禁令”儘管在程序上存在一些爭議,但不影響“禁令”的法律效力。

  另外,傅鬱林在研討會上還提出:“既然開庭審理階段實體問題都抗辯結束了,而且禁令也是訴訟請求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什麼不一步到位作出判決,而是花費5個月時間只作出一個訴中保全的裁定?”對此,蔣洪義回應:“一審判決是不生效的,侵權者上訴後可以繼續實施侵權行為,在侵權損害難以準確計算,或者侵權產品銷售範圍很廣、擴散環節很多導致權利人難以全面維權等情況下,僅僅作出一審判決並不足以對權利人進行及時有效的救濟,只有發出可以立即執行的訴中禁令,才能有效地避免侵權者利用上訴機製繼續實施侵權行為,從而給權利人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或者其他實質性損害。”

  福州中院2018年11月30日簽發“民事裁定書”後,高通公司2018年12月10日在其官方網站公開了“禁令”的主要內容,並引發了全球媒體的關注。

  《中國經營報》記者獲悉,北京蘋果福州公司於2018年12月7日接收裁定書,並於2018年12月10日向福州中院提出複議申請,還於2018年12月13日向福州中院提交了補充意見。上海蘋果電腦公司、北京蘋果公司、上海蘋果公司的代理機構在第一次收到福州中院郵寄的裁定書時拒絕簽收,導致函件於2018年12月11日被退回。福州中院於2018年12月12日重新郵寄,並打電話給蘋果代理人要求籤收裁定書,上述三公司才於2018年12月14日簽收了福州中院的裁定書。上海蘋果電腦公司、北京蘋果公司、上海蘋果公司2018年12月14日也向福州中院提出了複議申請。

  記者獲悉,蘋果方面申請複議的主要理由有6個方面:一是禁令裁定超出了原告的起訴範圍和申請範圍;二是發放禁令前沒有給予被告聽證、反駁機會,違反了程序法上的相關原則;三是本案不滿足簽發臨時禁令要求的“申請人將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前提條件;四是被控侵權產品已經獲得了明示許可和默示許可;五是本案簽發禁令違反利益平衡原則;六是高通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擔保不滿足法律規定。

  蘋果公司相關部門人士2019年1月11日回覆《中國經營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該公司自2018年12月10日以來多次對外發表公開聲明,這些聲明體現了蘋果公司對“禁令”的看法。

  記者注意到,蘋果公司曾經於2018年12月10日對媒體公開表示:“高通公司就他們之前從未提到過的三項專利提起訴訟,其中一項已經過期。蘋果公司非常重視專利保護,願意尋求所有的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同時也會向中國政府請求撤回禁令。”在中國法院作出“禁令”的情況下,蘋果公司單方面聲稱“所有在售型號的iPhone仍然可以購買”。

  在2018年12月14日的公開聲明中,蘋果公司先聲稱“我們尊重福州中院及其裁定”,又表示“我們相信我們的合規性”,“下週初我們會為中國的iPhone用戶發佈一個軟件更新”,以解決合規性擔憂的問題。此次聲明中,蘋果公司單方面認為,升級iOS操作系統即可避免侵權行為。

  2019年1月3日,Noreen Krall又對外表示,蘋果公司向福州中院提交了新的合規性證據,“我們深信我方向法院提交的證據將消除所有疑慮”,並希望福州中院撤銷“禁令”。

  在福州中院的“禁令”發出之後,iPhone真的“仍然可以購買”、升級iOS操作系統真的可以避免侵權嗎?

  易繼明認為:“無論中國法院發佈的禁令有沒有問題,在目前的司法體製下,一旦禁令發佈,蘋果公司四家中國子公司都要立即執行。執行的同時,蘋果公司可以申請複議,如果複議成功最終贏得官司,高通向法院提供了擔保,可以彌補蘋果公司的損失。總之,立即執行禁令是應當遵守的。”至於更新iOS操作系統能否規避侵權,易繼明認為,這應該由法院來裁決,而不是蘋果公司單方面可以認定的。

  “跨國公司的態度有時候是自相矛盾的,需要的時候就表態中國應該加強法治,不需要的時候就找別的藉口。”李明德表示,“為什麼蘋果在德國的禁令得到執行,在中國的禁令沒有被執行?我認為如果在中國司法健全的情況下,蘋果不應該是這樣的表現。”

  李明德表示:“在美國,只要法院下達禁令,聯邦執法機構就會強製執行,沒有任何藉口和理由。中國的法院是要自己去執行的,所以感覺還是牙齒不夠健全。”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民事訴訟法研究會副會長肖建國表示:“在我國現有的《民事訴訟法》和強製執行司法解釋中,除了少量間接執行措施外,很少涉及停止侵權或者責令被告停止銷售、停止進口的裁判文書如何強製執行的規定,立法供給不足非常明顯;實踐中,不作為請求權的實現,更多依賴於被申請人自覺地去履行。中國的執行難問題一直存在,禁令裁定只是其中一部分,每年全國800多萬件民事執行案件中,當事人不履行生效裁判甚至暴力抗法的情況並不罕見。”

  另據蔣洪義介紹,儘管蘋果公司在對外公開聲明中稱,升級iOS操作系統可以規避侵權,但到目前為止,蘋果方面提交的複議申請及補充意見中,“從來沒有提及iOS12不侵權的說法”。

  那麼,中國現有的司法體系對蘋果公司的拒不執行真的沒有辦法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易繼明指出:“蘋果公司拒不執行中國法院禁令,如果能確定為主觀故意,根據《中國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可以追訴其‘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

  北大法學院教授梁根林分析,我國《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明確規定:“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梁根林介紹,相關立法解釋還具體闡釋了什麼叫“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且情節嚴重”,並列舉了五種情況。其中前四種情況,“從目前進展情況看,蘋果公司還不涉及,但法院依法作出有執行內容的生效裁定,蘋果公司尋找各種理由、各種藉口拒不執行,不排除將之解釋為立法解釋規定的第五種情況——即‘其他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情形’——的可能”。

  “蘋果公司尊重其他國家的判決裁定,到中國就開始玩雙重標準,嚴重貶損中國司法權威。”梁根林表示。

  但梁根林同時指出,在“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立法解釋頒布以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將“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且情節嚴重”細化為八種具體類型。“這也就意味著,除了八種具體的拒不執行行為類型以外,其他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行為,根據司法解釋的規定並不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根據司法解釋規定的八種拒執行為類型以及案件目前的進展情況,對蘋果公司藐視法院禁令的行為尚難以進行刑法規製。但是,如果案件進入強製執行階段,蘋果公司仍然拒不執行,並符合司法解釋規定的拒不執行八種情形之一的,則完全可能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依法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

  據蔣洪義介紹,正是基於強製執行的考慮,高通方面已經對蘋果公司四家中國子公司在收到“禁令”之後繼續銷售被禁售型號iPhone的行為進行了公證取證:其中,2018年12月11日在福州蘋果店公證購買了iPhone 7、iPhone 8、iPhone 8 Plus各一台;2018年12月17日在北京和上海的蘋果店公證購買了iPhone 7、iPhone 7 Plus、iPhone 8、iPhone 8 Plus各兩台。

  在研討會上,蔣洪義還介紹道:“我們已經於2018年12月12日由北京向福州中院郵寄了強製執行申請書,2018年12月17日法官也確認已收到我們的申請書。此後,由於幾個被告接收裁定書之後仍然銷售被禁售型號的iPhone手機,所以我們進行了公證購買,之後我們也向法院補交了這些公證購買證據。至於法院將怎樣處理,我們還沒有接到通知書。”

  基於此,肖建國指出:“禁令裁定針對被申請人持續性、反複性侵權行為,面向未來發生效力。裁定作出後,唯有權利人提供對方違反禁令的證據(如繼續銷售禁令載明的產品等行為的證據),該行為保全裁定才具強製執行力,此時權利人有權申請強製執行。就本案而言,由於保全裁定的執行尚未立案,司法強製執行程序尚未啟動,因此目前還談不上後續的強製執行措施之適用問題。”

  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知識產權與競爭法研究院院長孔祥俊認為:“既然福州中院依法作出了禁令裁定,相信一定能夠確保裁定的執行。”

  記者向福州中院一位法官求證案件最新進展,但該法官表示:“按照相關規定,媒體採訪應該聯繫宣傳部門。”隨後,記者致電福州中院宣傳部,相關人士表示,此案還在審理過程中,按照相關規定不能接受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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