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心理變態者,都有一個出錯的大腦
2019年01月04日09:58

  來源:環球科學ScientificAmerican

  我們通常認為,那些令人髮指的變態兇手都是因為心理極度扭曲,才會做出種種對他人造成巨大傷害的暴力行為。但本文中的研究發現,這類人大都有著嚴重的生理缺陷:一個大腦區域明顯變薄,導致他們無法理解他人情感,一旦覺得受到冒犯,就會作出強烈回應,訴諸暴力。對這些傳統看法下無法治療的心理變態者,新的療法帶來了希望。

  提起“心理變態者”(psychopath)這個詞,我們就會想起電影中那些殘忍、不可理喻的暴力鏡頭:在電影《閃靈》(The Shining)中,傑克·尼科爾森(Jack Nicholson)手提斧頭追砍自己的家人;天才精神病醫生漢尼拔·萊克特(Hannibal Lecter)臉戴上鎖的盔甲面具,以防自己會咬死別人。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能看到殺手們“美好”的一面:泰德·邦迪(Ted Bundy)不僅是法律系學生,而且是美國華盛頓州政府助理;約翰·維恩·蓋西(John Wayne Gacy,他和邦迪都是連環殺人犯)則是美國青年商會的“年度傑出青年”。

  我們採訪過數百名正在服刑的牢犯,評估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在應對心理變態者方面,我們曾接受過不少訓練,但即便如此,真正與這些人面對面時,我們仍然感到興奮和緊張,甚至還有些不安。心理變態者最大的一個特質是缺乏移情能力(empathy, 一個人感受到他人的情感、知覺和思想的心理現象),對本應承擔的、最普通的社會責任都置之不理。他們謊話連篇、詭計多端,心裡卻不會有一絲內疚或後悔——事實上,他們根本不會對任何事情上心。

  本文作者之一基爾,曾讓一些沒有經驗的研究生去採訪一個特別有魅力的罪犯,但沒有提前告知這個罪犯的犯罪史。結果,這些涉世未深的“心理學家”堅信,這樣一個談吐優雅、值得信賴的人一定是被誤判入獄。直到這些研究生看完他的檔案——裡面充斥著拉皮條、販毒、詐騙、搶劫等諸多犯罪事實,再去重新採訪時,他才會不假思索地回應:“喔,是的,我沒打算告訴你們那些事情,那隻是曾經的我。”

  這種若無其事的表現(即所謂的“精神面具”),是科學家研究心理變態者的一大障礙。儘管他們的行為難以捉摸、不負責任,有時甚至具有破壞性和暴力傾向,但並沒有表現出任何典型的精神疾病症狀:沒有幻覺、幻聽,不會感到迷惑、焦慮,沒有受到強烈衝動的驅使,在社交場合也不會顯得笨拙靦腆。他們的智商通常還高於平均水平。而且,他們不會有發自內心的自責,也不會產生改變自己的意願。他們到底是瘋了還是只有點壞?

  由於當今技術能實時捕捉大腦活動,科學家的研究已不再局限於心理變態者的行為。我們可以研究他們在思考、做決定以及對周圍環境作出反應時的內在生理過程。我們的發現也令人吃驚:心理變態者遠不是自私這麼簡單,而是具有非常嚴重的生理缺陷,有一種學習障礙,影響了他們的情感發育。

  心理變態者一度讓所有精神病學家都束手無策,認為現有醫療手段根本無法為這些患者提供幫助。但現在,科學正在揭開心理變態背後的生理機製,我們對待這種疾病的態度也該有所改變了。如果是特定生理缺陷使得心理變態者無法對他人產生移情作用,難以從失敗中汲取教訓,那麼弄清楚這種缺陷是怎麼產生的,也許就能找到新療法:可能是新藥物,也可能是目標明確的行為治療策略。

  在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NIMH)、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NIDA)和約翰及凱瑟琳·麥克阿瑟基金會的資助下,基爾雄心勃勃地啟動了一項研究經費達數百萬美元的研究項目,致力於收集1 000個心理變態者的基因信息、大腦成像圖以及他們的過往病史,然後把這些信息分門別類,彙編成一個可查詢的數據庫。

  我們認為,心理變態和其他精神疾病一樣都需要治療,但你不能出於同情才去幫助這些患者。美國的牢犯中,15%~35%是心理變態者。相對於其他罪犯,這些患者的犯罪年齡更小、頻率更高、更暴力,他們獲釋後再犯罪的幾率也是其他罪犯的4~8倍。基爾估算了一下,美國每年起訴、關押心理變態者的花費,再加上破壞他人生活造成的損失,總計高達2 500億~4 000億美元。心理變態這樣的精神健康問題竟然一直被固執地忽略,你絕對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例子。

  儘管缺乏移情能力,心理變態者卻似乎一切正常,從情感上看不出任何破綻,常讓人覺得他們風度翩翩,甚至充滿魅力。他們學著彌補自身情感上的缺陷,就像是斷肢的人竭力在沒有四肢的情況下生活。

  掩蓋在魅力下的缺陷

  由於體會不到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心理變態者完全是情感的“音盲”(不能理解言語所代表的情感含義)。想像一下,如果一個人沒有憂傷,從來不後悔、不自卑,對任何事、任何人都漠不關心,他會是什麼樣子?心理變態者的情感世界很簡單:無法隨心所欲時便會煩躁和惱怒。於是乎,一個小小的刺激和衝動就可能使他們去欺騙、剽竊、強姦甚至謀殺。

  幾十項研究都表明,心理變態者體驗世界的方式與常人完全不同。他們很難作出適當的道德價值判斷來克製犯罪的衝動。他們也不能對情感、話語作出適當的反應,注意力也很容易分散——這些問題有時最早會在5歲小孩身上出現。

  奇怪的是,心理變態者幾乎對情感線索毫無察覺。2002年,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的詹姆斯·布萊爾(James Blair)研究表明,心理變態者很難通過別人的聲音來感知情緒,尤其是恐懼情緒。他們也不能辨別哪些面部表情帶有恐懼情緒。1991年,這個領域的先驅者、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家羅伯特·哈雷等人的研究表明,心理變態者會注意不到言語中情感的細微差別。

  當我們向受試者展示一些真實的和亂寫的單詞,並讓他們加以區分時,大多數人都能更快認出“血”(blood)這樣有意義並帶有一定感情色彩的單詞。然而在心理變態者眼裡,“血”和“房屋”這樣的中性詞似乎並無區別,他們對兩種單詞的反應都一樣。不僅如此,無論他們看到了什麼詞,他們腦電波的波形都幾乎一樣。而當其他人看到一個有感情色彩的單詞時,他們的腦電波波形會發生明顯改變。另外,無論心理變態者看到了什麼詞,他們都產生波形不同尋常的腦電波。這些發現暗示,心理變態者的大腦活動與其他人是不一樣的。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語言還會以其他方式為難心理變態者:他們很難理解隱喻的含義。相對於其他人,他們更可能將“知識是恐懼的解毒劑”這個句子判斷為是貶義的。另外,基爾在1999年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心理變態者在識別抽像單詞(如“愛”、“欺騙”、“信任”、“奉獻”和“好奇”)時會犯更多錯誤。

  心理變態者的另一個缺陷與他們注意週遭事件的方式有關。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約瑟夫·P·紐曼(Joseph P。 Newman)和本文作者之一巴克霍爾茲的實驗表明,即使當前的方法無助於心理變態者達成目標,他們也不知道改變策略。

  紐曼認為,心理變態者的那種冷酷其實是由注意力扭曲導致的:當他們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事物上時,便不會接收新的信息。此前的研究顯示,心理變態者的反應很遲鈍:即使為惡臭氣味所包圍,或者看到遭到嚴重創傷的面孔的圖片,他們的手心都不會出汗。不過,紐曼和同事最近證實,心理變態者對電擊之類的難受刺激其實也有正常的生理反應——只要他的注意力沒有剛好放在其他事物上。一旦集中注意到某個目標,心理變態者就會一直“追蹤”下去。這種高度專注、全速前進的趨勢,再加上心理變態者的衝動,就可能導致電影《冷血殺手》(In Cold Blood)中描述的恐怖場景:徹夜進行的嚴刑拷打幾乎毫無目的;兩個罪犯的暴力行為一旦開始,就會對可能終止這場罪行的信息(如受害者的懇求)不管不顧,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異常的大腦

  1848年,美國佛蒙特州。一個名叫菲尼斯·蓋奇(Phineas Gage)的男子在鐵路工地上清理岩石區域時,一場意外的爆炸炸飛了他的鐵釺。這根長度超過90釐米的鐵釺從他的左臉穿入,頭頂部穿出。按理說,如此嚴重的傷情應該會導致死亡,至少是癱瘓。但根據主治醫師回憶,儘管蓋奇漏了半茶杯的腦組織在地上,可他的意識始終保持清醒,恢復也很順利。然而,他的工友發現了他的變化。出事前,蓋奇機敏、平和、責任心強,現在卻變得粗暴、反複無常、行為非常情緒化。蓋奇的遭遇成為了神經科學上的經典案例,因為這一事件說明,個體行為看起來是由意願決定,但最根本的決定因素是生理機製。

  蓋奇喪失了腹內側前額葉皮層(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的功能。這個大腦區域位於眼睛後方,它的結構與鄰近的眶額皮層(orbitofrontal cortex)非常相似——很多科學家認為,很多心理變態者的眶額皮層都有功能障礙。眶額皮層會參與複雜的決策過程,繼而牽涉到人們對風險、獎賞與懲罰的敏感性。這部分腦區受損,會使病人在衝動抑製和對事件的理解上出現問題,覺得受到冒犯往往會強烈回應——就像蓋奇一樣。事實上,我們通常說這類病人患有“獲得性心理變態”。

  但是蓋奇的變化是由事故引起的,他並未表現出心理變態者的全部特徵,比如缺乏移情能力。這個事實說明,導致心理變態的幕後推手還有其他大腦結構。杏仁核(amygdala)是一個懷疑對象,它能產生諸如害怕之類的情緒反應。這個部位受損的猴子會徑直向人走來而不會害怕。心理變態者那種“毫無畏懼”的特質同樣很明顯:看到氣勢洶洶、瘋狂逼近的對手或是瞄準自己的武器時,他們連眼睛都不會眨一下。

  不過證據顯示,一兩個腦區的損傷不足以產生心理變態者擁有的那種嚴重缺陷。基爾最近提出,這種心理變態可能是由旁邊緣系統(paralimbic system)引起的。這個系統由一系列相互連接的大腦結構組成,與情緒加工、目標搜尋、動機產生及自我控製有關。這一假說得到了大腦成像的支援:基爾和同事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儀對心理變態者大腦進行掃瞄時發現,這類患者的旁邊緣組織明顯很薄,證明這部分大腦區域發育不充分,就像一塊軟弱無力的肌肉。

  除了眶額皮層和杏仁核之外,旁邊緣系統還包括前扣帶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和腦島,前者負責調節情緒狀態,幫助人們抑製衝動,監控自身行為,以免犯錯。而後者的一個重要作用則是,讓我們意識到哪些行為會違犯社會準則,體驗到憤怒、恐懼、移情和厭惡情緒。心理變態行為在定義上就與社會期望格格不入,正如前文提到的,心理變態者對厭惡情緒有異常高的忍受力,即使被令人作嘔的氣味所包圍,或者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圖片,他們也泰然自若。

  腦島還與痛覺有關。針對心理變態者的一些研究(包括一項對變態者進行電擊的試驗)發現,在特定情況下,這些患者竟能無視疼痛的威脅;同時,他們也很難認識到自身的錯誤,更別提改正相應的行為(這或許就是心理變態者一次次入獄,卻無法從過去的錯誤中汲取教訓的原因)。

  心理變態者到底是後天造成的還是生而如此?可能兩者都有。如果像研究人員認為的那樣,在一個人反社會特質形成的過程中,基因作用只占影響因素的50%,就意味著生活環境和生物遺傳同樣重要。一些心理變態者的童年充滿不幸,其他同齡人卻是美滿家庭的“小皇帝”。不論基因和環境哪個影響更大,早期干預(甚至早在學前階段)都是非常關鍵的。就像在幼兒階段,有個時間段是大腦學習語言的最佳時期(這個時期後,學習語言會變得更困難)一樣,我們推測在兒童發育早期,構成“良心”基礎的社交和認知能力的發展也有一個關鍵時間段。

  被忽略的危險

  人們對心理變態者有很多誤解。這個事實或許不足以觸動我們的心弦,但它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一些科學家估計,美國的監獄系統關押著50萬心理變態者,而且還有25萬多在社會上遊蕩——他們可能沒有犯下嚴重罪行,但仍會威脅到周圍人的利益。幫助他們控製自己的衝動,消除他們的侵略性,可以讓很多無辜的人免受傷害。但直到現在,人們幾乎沒有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數十億美元的資金已投入到抑鬱症研究中,而尋找心理變態療法得到的資助,可能連100萬美元都不到。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因為心理學家的熱情已被心理變態不可治療的證據澆滅。

  不過也不用太悲觀:一種針對具有心理變態傾向的頑固少年犯的新療法已經獲得極大成功。邁克爾·卡德威爾(Michael Caldwell)是美國威斯康星麥迪遜市門多塔青少年治療中心的心理學家,他用一種強化的“一對一療法”來治療少年犯。這種方法也叫做減壓療法,目的是把具有心理變態傾向的少年犯拉出下面這種惡性循環:因罪行受到的懲罰會使他們犯下更多罪行,而新的罪行又會使他們再次受到懲罰。隨著時間推移,經過卡德威爾治療的青少年做出的過激行為越來越少,可以逐漸參與到標準的恢復療法中。

  相對於在常規青少年行為校正中心接受治療的對照組,接受卡德威爾治療的150多個青少年後來參與暴力犯罪的幾率要低50%。而且在獲釋後的4年里,對照組青少年共殺了16個人,卡德威爾治療下的青少年卻沒有殺一個人。這種療法的經濟效益也很明顯:每花1萬美元的社會資金用於治療,我們就能節省7萬美元的牢犯看護費用。

  經過集體治療這樣的標準治療之後,心理變態者通常會變得更糟,而不是有所恢復。有機會瞭解他人弱點,會使他們更善於操控他人。

  正在進行的大腦和基因研究可能會進一步改善卡德威爾的療法:也許就像治療抑鬱症一樣,聯合使用幾種療法和藥物會展現強大的功效。但這種進展會被主流社會的態度拖慢,因為心理變態經常被忽略,這種疾病甚至沒有收錄到《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縮寫為DSM)。這是一本包含300多種已知精神疾病狀況的詳盡目錄,被奉為臨床醫生的“聖經”。DSM的編寫者只是建立了一種籠統的、針對犯罪傾向(反社會人格障礙)的診斷方法,然後就到此為止了。

  為什麼心理變態會被排除在外?DSM的創建者可能覺得,對於普通醫生來說,要對這種疾病做出精確診斷實在太難了:畢竟,心理變態者在接受詢問時肯定會編造精妙的謊言。

  不管怎樣,很多精神病醫生似乎都錯誤地認為:心理變態者和反社會人格障礙是一樣的。但兩者並不一樣。如果要問一個人有沒有可能犯罪,反社會人格障礙的診斷是很有用的,但這種方法不適用於區分罪犯。在有反社會人格障礙的人中,只有1/5是心理變態者。然而在一次次庭審中,專家總會在證詞中錯誤地指出,當一個被告具有反社會人格障礙,就說明他是心理變態者——換句話說,他很有可能再犯罪,不應該獲得假釋。

  隨著科學家對心理變態者大腦功能障礙的瞭解不斷深入,新發現不僅會給深受困擾的普通群眾帶來希望,還會讓我們的社會更加清醒。因為精神病患者已對我們的社會構成了如此大的威脅,而我們仍然選擇忽視,這顯然不合情理。只有當律師、監獄看守、精神病醫生及其他所有人都開始正確看待心理變態者——認識到他們不是魔鬼,只是由於情感缺陷而導致行為怪異的病人時,我們才會擁有更加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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