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雙年展:人類自然書寫的演化曆程
2019年01月04日22:13

原標題:台北雙年展:人類自然書寫的演化曆程

2018台北雙年展的主題為“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由長期耕耘環境實踐的藝術家吳瑪悧與意大利籍現任V-A-C基金會藝術總監範切斯科·馬納克達共同策展。此次雙年展關注與人類切身相關的環境與生存議題,探究自然生態系統持續演變的特質,以及這項特質如何被反映在藝術與機構的運作機製中。

本屆雙年展參與者除藝術家外,還有科學家、社會學者、都市規劃者、社會運動人士、作家、建築師、紀錄片導演、非政府組織成員等,借由多元形式的實踐與創作,重新觀照人類在自然中的角色。

2018台北雙年展宣傳海報。

契合台北雙年展“後自然”、“跨領域”的策展理念,以自然書寫聞名的中國台灣作家吳明益也在受邀之列,參展作品是他6篇短篇小說的摘錄與插畫。6篇小說均選自他即將問世的小說集《苦雨之地》。插畫同樣由他本人操刀,採用18世紀科學繪圖的風格繪製。《苦雨之地》一名,化用自美國自然作家瑪麗·奧斯汀(Mary Austin,1868-1934)的《少雨之地》(大陸譯名“少雨的土地”)。吳明益自述,“苦”可以因為雨少,也可以因為雨多。

  

《苦雨之地》展場一景。圖片來源:台北雙年展官網

吳明益藉故事設想人與環境關係的異動、人與物種之間的聯繫,進而描寫人作為一種生物的精神演化:《黑夜、黑土與黑色的山》有關一位軟骨發育不全的蚯蚓科學家;《人如何學會語言》講述一個自閉症孩子決心鑽研形容鳥聲的手語;《冰盾之森》主人公的情人是攀樹科學家,常常進入一個南極探險的夢境;《雲在兩千米》講述了一場追尋雲豹、成為雲豹的旅程;《灰面鳥、孟加拉虎以及七個少年》是一篇關於灰面鳥與孟加拉虎的成長故事;《恒久受孕的雌性》寫的則是一趟追尋滅絕藍鰭鮪的旅程,與吳明益過去的長篇小說《複眼人》有關。小說中共同的環境是台灣的野地,出現的都是台灣物種。這些故事兩兩相關,彼處的峰巒是此間的海溝,在靜謐的美術館彼此共振。

   

吳明益《人如何學會語言》插圖。圖片來源:台北雙年展官網

   

在漫長的曆史中,自然書寫是如何發展的?演變至今,現代自然書寫的共同特質為何?在自身的創作實踐中,書寫自然又遭遇了何種困境?2018年12月16日,吳明益來到台北市立美術館,在雙年展國際論壇上發表了有關自然書寫的演講。他以作家和學者的雙重身份,爬梳自然書寫史,暢談自己的寫作理念,也寄寓對自然書寫發展的期待。

   

人類書寫自然的演化曆程:起源與“神奇寶貝”具有同質性?吳明益認為,人類書寫自然的曆程很值得關注。他借助英國作家Richard Mabey在《The Oxford Book of Nature Writing》一書的分類方法,將西方視域中的自然書寫史分為幾個階段。

《The Oxford Book of Nature Writing》英文版封面

現代生態學思想誕生:科學觀察與哲學論辯融合

所謂“黑暗時代”,即無科學論證的矇昧時代。在那時,無法解決“人何以為人”的問題,人們對自然的認知相當模糊,只能訴諸於神。

很久以前,哲學家對此就有一些洞見。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對科學認識分類進行了初次嚐試。他提出,宇宙萬物不被神以及幻術控製,而是遵循著某種規律的動態。因此,自然研究是必要且有價值的。他的《動物誌》中認為,四種元素(火、水、土、空氣)是組成世界的要件。他所提出的分類學,建立在“熱與冷”、“潮濕與乾燥”的尺度上,成為第一個具有系統性的分類法。吳明益戲稱:“有的時候我跟學生講,亞里士多德的分類,就是《神奇寶貝》(日本動畫)裡面的技能。”

而現代意義上的生態學思想,產生於工業革命初期。唐納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自然的經濟體系》中提到,生態學思想自18世紀以來,就一直貫穿著兩種對立的自然觀:一種是“阿卡狄亞式”的田園牧歌生態學(Arcadian ecology),以生命為中心,不硬性規定自然物的位置,倡導人們恢復到與其他有機體和平共存的狀態;一種是帝國式的生態學(Imperial ecology),以人類為中心,期望通過理性的實踐和艱苦的勞動建立人對自然的統治,世間萬物的分類秩序由人類宰製。

前者的代表人物為英國牧師、博物學家吉爾伯特·懷特,其名作《塞爾伯恩博物誌》(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被譽為“生態界的聖經”;後者的代表人物為瑞典植物學家卡爾·馮·林奈,他創設出一種定義生物屬種的新原則。

   

英國牧師、博物學家吉爾伯特·懷特(Gilbert White,1720-1793)。

瑞典植物學家卡爾·馮·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

這個時期,漸漸湧現出一些對世界進行細緻觀察的傑出人才,他們的自然書寫可謂“融入博物學的田園誌與牧歌”。吉爾伯特·懷特的著作《塞爾伯恩博物誌》,以書信體描繪家鄉的自然風物,觀察並記錄塞爾伯恩的鳥獸蟲魚。這本書深深影響了達爾文、梭羅等人,周作人也曾寫長篇文字對其高度讚揚,刊登在1934年6月的《青年界》上。它的價值不止於見證生物思想發展的瞬間,更在於它“宛如圖畫”,“生動、逼真地描繪了生活的某一時期”。

另一個例子,是描繪梭羅兩年多獨居生活的《瓦爾登湖》。梭羅曾說,“你腳下踏著這點土,如果你不覺得它比世界上(或任何世界上)任何別的土地更甜潤,那我就認為你這人毫無希望了。”

這類自然書寫者的科學觀察,是他們哲學論辯的基礎。吳明益說,當代文學課堂中通常認為,《瓦爾登湖》寫的是梭羅“隱世”的哲學觀,這其實是一個嚴重的誤解。

   

《塞爾伯恩博物誌》 作者: [英] 吉爾伯特·懷特 ,譯者: 梅靜,版本: 九州出版社2016-7

從博物學到現代科學:發現野性的美感與價值

人們在認真地觀察週遭事物後,會非常驚訝。像人體器官這麼精細的物件,沒有創造者,而是由隨機自然演化而成,有這種可能性嗎?對創造的驚異,闡發出了對生物起源更深刻的論證。這是一段漫長的曆程。

在這段曆程中,18世紀法國博物學家布封(George-Louis Lecere Buffon, 1707-1788)發現,大象化石不只出現在熱帶,也出現在寒帶,可是寒帶已經不存在大象。這意味著上帝奪走了原本的創造物,還是地球氣候發生了變動?當他這樣思考時,已經在接近生物創造的奧秘。果然,他在其36冊巨著《自然史》中,根據大量的實物標本作推論,將上帝從宇宙的解釋中驅逐出去,對自然界作出了唯物主義的解釋。

1831年,剛從劍橋大學畢業的達爾文隨英國海軍艦艇貝格爾號出航,展開環球科學考察。他沿途考察地質、植物和動物,採集了無數標本,將旅行中所見的奇特動植物、火山、海嘯、化石、熱帶雨林等,寫成了攝人心魄的遊記《貝格爾號航海誌》(Voyage of the Beagle,1839)。途中的觀察與思考,讓達爾文從一名正統的基督徒變成了無神論者,也使他思考起生物的起源問題,為其日後進化論學說的誕生奠基。

在這個時期,由英國科學家威廉·惠威爾提出的“博物學”(natural history)概念,開始被“科學”(science)所取代。

貝格爾號。

這個階段的自然書寫中,人類重新發現了野性的價值,不僅是科學價值,更涵蓋生活、精神、美感方面。“美國自然文學之父”約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便是這樣一位自然書寫者。他傾心於體驗自然、書寫自然,作品通常既符合自然史的事實,又帶有林地生活的詩情畫意,代表作有鳥類學散文集《醒來的森林》(Wake-Robin)等。他的一生及其著作,似乎都在做著簡單的一件事情:把人們送往大自然。

談起人類置身野地的美感經驗,吳明益表示,他最近在為一部人類登山史作序。人們在美術館觀賞那些大地美學、環境保護的藝術作品,正如這次“後自然”的雙年展,這種審美路徑很好理解。那些登山家曆經艱險、命懸一線之時,美感又在何處呢?吳明益說,“冒險的目的,永遠在於拓展自己的生存領域。你替整個族群的拓荒走近一步,作為肉體的存在,你為整個生物群體做了一個無與倫比的貢獻。你看見的壯麗風景,在你的靈魂里起到震撼效果,這也是此階段的自然書寫者想要表達的。”

美國自然文學之父”約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

《醒來的森林》作者: [美] 約翰·巴勒斯,譯者: 繆弋,版本: 雅眾文化/新星出版社2016年1月

新時代的博物學:思考生物、土地與人的倫理關係

20世紀出現的博物學家,不再滿足於只談純粹的博物學,而開始思考:人為什麼會有利他行為?人的愛情為什麼會這麼特別?人類為什麼擁有抑製攻擊性的本能?順理成章地,他們又跨到倫理領域。在《沙郡年記》(A Sand County Almanac)一書中,美國著名生態學家阿爾多·李奧帕德(Aldo Leopold)首次倡導土地倫理(land ethics)。他寫道,需要一種“新的倫理”,“一種處理人與土地,以及人與在土地上生長的動物和植物之間的倫理觀”。

這一階段的代表作家,有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Rachel L.Carson,1907-1964)。她曾說,“我們關注宇宙中自然奇觀和客觀事物的焦點越清晰,我們破壞它們的嚐試就越少。”她所著科普讀物《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以著名化學農藥DDT為例,討論了人造化學品對人類健康和地球環境的潛在危害,啟迪全球民眾的環境覺醒,並催生現代環保運動與土地關懷。紐約大學新聞學院將《寂靜的春天》評為世紀最佳新聞作品之一,她本人則被譽為環保運動的先驅。

   

《沙郡年記》 作者: [美] 奧爾多·利奧波德 ,譯者: 王鐵銘,版本: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6

到這個階段,自然寫作者開始思考土地、生物與人之間的關係。

蘇格蘭裔加拿大作家西頓(Ernest Thompson Seton, 1860–1946)對野生動物有著深刻愛好,其動人、細膩、充滿生命尊嚴的書寫,開啟了動物文學的書寫傳統,被後世譽為“動物文學之父”。獨特的是,在他的短篇動物小說集《西頓動物記》(Wild Animals I Have Known)里,動物並非寓言式的擬人角色,好比兔子都是善良的、狼都是殘暴的、狐狸都是狡猾的之類,而是回到生物本身的習性。直到現在,這本書還是全世界孩子的科普讀物。為《西頓動物記》寫推薦語時,吳明益寫道:“我希望人類一代又一代都仍將受動物的教養、啟發,並擁有作為一種生物,與生命搏鬥時所展現的光華──雖然微弱,卻如斯久遠、古老。”

另一種生長於自然的哲學體悟也漸漸出現。吳明益此次參展作品 “苦雨之地”,扉頁便摘錄美國作家瑪麗·奧斯汀《少雨之地》中的一段話:“你需要在這片土地上經冬曆夏,等待時機。鬆樹的果實需要兩三個季節才能成熟,有些植物的根會在沙裡休眠達七年之久,直到遇上一次降雨才又重新開始生長,而杉樹50年才開一次花。”吳明益稱,諸如此類的自然書寫,並非科學研究的結果,而是人之為人生存的體悟。

   

自然書寫已經來到“撕去標準”的時刻

吳明益表示,自然書寫發展至今,已經到了“撕去標準”的時刻。原先,自然書寫的第一要義是“非虛構”,如今“虛構”已被容許,自然書寫者甚至能在作品中談建築物、談農產品,跨到專業領域之外。本屆台北雙年展主題為“後自然”(post nature),各式各樣研究生態書寫的“後學”角度也層出不窮,如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自然書寫逐漸變成了一個複雜的文類。

吳明益指出,自然書寫的作品與評論,花了漫長的時間呈現一件事:人描寫自然,也在描寫自己。反過來看,人描寫人,也必然在描寫自然。某些寫作走進絕路,主要原因是科學已經代替文學詮釋了一些東西。自然書寫必須跨出自身領域,才會重新拾回影響力。

談到現代自然書寫,吳明益總結出幾個共同特質:“自然”不再是描寫的背景,而成為主位;文本中常運用自然知識符碼,並對自然現像有相當程度的知性理解;對人與自然關係進行重新思考;現代自然書寫開始具有文學性。

   

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吳明益也在嚐試為自然書寫“撕去標準”。暌違三年半,他的新作《苦雨之地》在美術館率先面世。以自然書寫成名的他,上一部自然書寫還要追溯至2007年的《家離水邊那麼近》。彼時他的作品,還在強調非虛構的自然經驗、環境倫理的思辨,以及作者自身情感與環境的互動。在這之後,他開始跨越自然書寫“較依附於資料與非虛構經驗”的特質:“畢竟人類文明無論是哪一個環節(包括虛構能力與想像力)都和自然環境及我們自身的生物本質脫不了干係。”

2014年,吳明益投身到《單車失竊記》的寫作。那是一次結合自身經驗和曆史研究的虛構書寫,後來該書入選布克國際文學獎。吳明益說:“寫作者該是定義的改寫者,而不是衛星。”他認為,自然書寫的“非虛構”、“科學書寫”、“紀實本質”,使得寫作在一段時間後會陷入套路。而以生態之眼去觀看人類文明的一切,也會有“用同一把刀”去拆解不同靈魂的困境。而小說這個自由的文體,或許能帶他經曆一段“無視於自然書寫、生態批評”的寫作嚐試。

 

吳明益,作家、環境活動家、台灣東華大學華文學系教授。

演化這件事,從來沒有人預言準確過

兼具文學創作者與研究者的身份,吳明益提出了對自然文學的幾點願景。

他提出,想讓文學重回博物學的行列。吳明益稱,這裏的博物學不是“science”,而是“natural history”。其次,文學經曆過一段不短的內向時期,他希望自然的相關書寫面對的是未來。第三,他認為應當強化文學與其他藝術的交流,這也是他應邀參加台北雙年展的原因。

“當我的小說變成畫在美術館展出;當路邊一個年輕藝術家願意用畫筆畫出我的小說,我的小說才算是活在當代——它不應該只是印在書本上。”吳明益說。

他呼籲,應該把寫作當成是生命投入的過程,而不是把生命過程變成寫作的材料:“如果你要寫一個攀樹的小說,你就去攀樹吧。如果你要寫一個流浪的小說,你就去流浪吧。”

而作為文學理論研究者,吳明益反對定義小說:“定義小說這件事請交給小說作者來做,以寫作小說來定義小說。過去的文學理論研究者不斷告訴我們,小說應該怎麼寫。可是演化這件事,從來沒有人預言準確過。”

新京報記者:蕭軼 實習記者:談心怡 發自台北

編輯:徐偉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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