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在面臨史上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海外書情
2019年01月02日12:08

原標題:美國正在面臨史上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海外書情

本期推薦的四本圖書以不同的題材關注身邊的現實問題:從歐洲大陸的詭譎政治到美國的公共衛生危機,以及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的挑戰。

《藥癮:讓美國上癮的經銷商、醫生和製藥公司》

(Dopesick:Dealers, Doctors, and the Drug Company that Addicted America)

作者:貝絲·梅西

(Beth Macy)

記者貝絲·梅西(Beth Macy)通過這本書帶我們走進了美國公共衛生領域這二十年來面臨的最大危機:阿片類藥物成癮。從阿巴拉契亞中部的貧困小社區到富裕的郊區,從不同的城市到曾經田園詩般的農場小鎮,作者沿著這條軌跡,用大量的案例和細節描繪出一個個被阿片類藥物毀滅的家庭,告訴我們這場國家性的危機為什麼可以如此根深蒂固。

阿片類藥物是從阿片(罌粟)中提取的生物堿及衍生物,能緩解疼痛,但長期服用可上癮。美國人以前常用阿司匹林和布洛芬之類的止痛藥,這些止痛藥不具有成癮性,但藥效較弱。1995年,一家製藥公司看到商機,把研發目標鎖定在羥考酮,一種在化學結構上接近海洛因的半合成阿片類藥物,同時還開發出了對羥考酮的緩釋技術,這種新式止痛藥取名為奧施康定。

自1996年開始,阿片類藥物在美國處方量呈幾何倍數增長,製藥公司賺得缽滿盆滿,與此同時濫用和服用過量造成的死亡人數也在不斷上升。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的統計報告顯示,近10年內,美國死於藥物過量的人數增加了75%;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死亡是阿片類藥物過量造成。2017年,特朗普總統宣佈美國進入“衛生緊急狀態”,並稱美國面臨著“史上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

作者的故事從維珍尼亞的小村莊開始,刻畫了美國社會尤其是製藥產業鏈的眾生相:悲痛欲絕的喪子母親、貪婪無度的製藥公司高管、冷漠無情的立法者以及堅定的抗議人士。二十多年來,止痛藥的過度使用逐步成為了美國的醫療文化,阿片類藥物的研發和推廣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這場危機中,受害最深的仍然是社會底層,作者在她的另一本暢銷書《工廠工人》(Factory Man)中寫道,失業的藍領工人靠大量服藥緩解生活的窘迫,麻痹精神上的痛苦。青少年則在死胡同里交易藥丸,不少人在高中時期就因此成為了賣淫、監禁和死亡的犧牲品。

事情的另一面則有些弔詭。作者在調查中驚訝地發現,在這個政治支離破碎的時代,阿片類藥物濫用竟成了美國人跨越地理和階層的界線,聯合起來一起抗爭的唯一凝聚力。這些不同膚色、不同族群的抗議者是作者眼中美國未來的希望。

美國“阿片危機”不能僅僅歸咎於貪婪的企業家和合謀勾結的立法者,這背後呈現出的是醫保體系的失序乃至整個社會體製的失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指出,“阿片危機”的根源在於美國經濟體製未能讓藍領階層適應全球化進程與自動化浪潮。四十年來,美國的中產階級薪水停滯,藍領階層萎縮,勞動參與率降低都是這場大型公共衛生危機的背後誘因。在現今的體製下,想要立刻改變四十年來的頑疾實是難上加難。

《受教》

(Educated:A Memoir)

作者:塔拉·維斯托弗

(Tara Westover)

這本自傳講述了一位年輕女孩不尋常的成長經曆:作者塔拉·維斯托弗在十七歲的時候才第一次踏入教室,她最終選擇與自己的家庭決裂,來換取求知的機會,並最終取得了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

出生在美國的摩門教家庭中,塔拉擁有常人難以想像的童年記憶。虔誠信教的父母每天期待著末日降臨,根本不信任政府和社會。塔拉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因為她的父親拒絕為她辦理出生證明。塔拉和其他六個兄弟姐妹從小沒有去過學校上學,只能依靠家中的幾本教科書自學。在夏天,塔拉要幫助沒有從業執照的助產士母親熬製草藥;在冬天,塔拉在父親的命令下在垃圾場里撿廢棄金屬。一位哥哥還有虐待傾向,會反綁她的雙手,把她的頭浸在馬桶里,父母卻對此不管不問。

逃離家庭的唯一辦法就是求學。17歲那年,塔拉通過自學,成功地考上了教會學校楊明翰大學。也是在那裡,她感受到了巨大的文化衝擊。作為猶太人,她驚訝於自己對二戰時期的屠殺史毫不知情,甚至連大屠殺(holocaust)這個詞都不認識。她也第一次聽說馬丁·路德·金的事蹟。全新的世界為她敞開了大門,英國的交換生經曆為她後來返回英國攻讀劍橋大學的曆史學博士學位鋪平了道路。

不同於一般的勵誌自傳,作者在書中不斷地回憶自己的成長經曆,反思家庭帶給她的愛與傷害,這期間有對自我的重新認知,也有迷茫和自我懷疑,以及家庭的衝突和撕扯。塔拉並不想與家庭撕裂,她意識到過往的經曆也是自己的一部分,因此最終不得不選擇的決裂也就更加讓人揪心。塔拉最後還在嚐試與自我和解,但心裡深處的傷痕並不容易撫平。

這本自傳從出版以來就成為了現象級的存在,不僅長時間霸占暢銷書榜單,也成為了《經濟學人》、《紐約時報》、《衛報》等多家媒體評選的年度好書。塔拉堅持不懈的個人奮鬥史鼓舞人心,給予了更多的人對抗環境的勇氣。

普通人未必遭遇過如此極端的成長環境,但大多數人或多或少地面對過與個人理想相違背的家庭期望。從小到大受教育的過程也是逐漸脫離家庭影響的社會化過程,但受教育並不一定意味著反叛。實際上塔拉家的七個兄弟姐妹中有三位獲得了博士學位,他們也能接受父母的價值觀。塔拉的心路曆程不僅刻畫了她的痛苦選擇,也呈現了一個個體從懵懂不知到自我意識覺醒的過程,這也是教育的根本涵義。

《間諜與叛徒》

(The Spy and the Traitor)

作者:本·麥金太爾

(Ben macintyre)

間諜戰一直是冷戰史中扣人心弦的話題,這些隱藏在大國交鋒背後,冷峻驚險的真實曆史事件往往比巧心編織的驚悚小說還要引人入勝。麥金太爾的這本非虛構的曆史作品就在試圖講述一個冷戰時期著名間諜的故事。

奧列格·戈迪維斯基(Oleg Gordievsky)是活躍在英國和蘇聯之間的雙重間諜,他個人的情報活動不經意間推動了冷戰的結束。戈迪維斯基的父母皆是克格勃(KGB)特工,所以他一出生就被蘇聯情報機關認作是最好的接班人。成熟冷靜的性格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幫助他很快地取得了蘇聯高層的信任,1963年首次在蘇聯情報部門任職,並最終成為蘇聯安插在倫敦的頭號間諜。

然而,在工作期間,戈迪維斯基逐漸對克格勃和蘇聯政權的信仰產生了動搖,尤其是在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經過丹麥情報機構的多年努力,英國情報機構軍情六處終於和戈迪維斯基取得了聯繫,並想收納他為己所用。當1982年被克格勃指派前往倫敦負責英國的情報的時候,戈迪維斯基站到了自己的曆史高點,以一己之力微妙地左右著全球曆史的走向。

當冷戰進入尾聲時期,戈迪維斯基幫助西方國家對克格勃提起訴訟,揭露俄羅斯間諜並幫助挫敗了無數情報陰謀。戈迪維斯基對於推進冷戰結束有兩個重大貢獻:其一是扭轉了蘇聯當局對於局勢的判斷,避免了冷戰走向全面戰爭的可能。當時蘇聯誤把1983年北約組織的“Able Archer 83”演習當作是首次核打擊,核戰爭和第三次世界大戰幾乎一觸即發。其二,戈迪維斯基在多年之前就認為蘇聯的未來大權會落到戈爾巴喬夫的手中,他的敏銳判斷幫助了北約組織更有針對性地製定計劃。

在戈迪維斯基的情報工作風生水起之時,克格勃也極力想弄清這位明顯獲得頂級來源的英國間諜的身份,最終他們把目標鎖定在了戈迪維斯基的身上。1985年,戈迪維斯基在接到命令後回國,並立刻被關進莫斯科郊外的小屋進行長期的審訊,出賣他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探員奧爾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他是戈迪維斯基的美國同行,在冷戰時期長期給蘇聯提供情報。埃姆斯被北約組織視為叛徒和內奸,他的故事也被多次改編成小說和電影。

在美國、英國和蘇聯的三方外交角力的過程中,戈迪維斯基最終從莫斯科潛逃,在英國庇護下安度晚年。作者麥金太爾多次採訪了年近八十的戈迪維斯基和他曾經的同事,包括他的兩任前妻,獲得了大量的內部資料來勾勒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間諜的傳奇經曆。這本書展現了政治力量是如何塑造著近乎無情的人格,他只能欺騙身邊所有愛他的人,才能獲得一絲的生存空間,而他的個人選擇又是如何左右了曆史的進程。

《間諜與叛徒》也反映了冷戰時期的大國關係的一個側面,在當下閱讀仍然有很強的現實感。美國與俄羅斯,西方與東方的對峙並沒有因為冷戰的結束而終止。這些年來時有耳聞的間諜暗殺案也凸顯了大國政治從未擺脫冷戰的羈絆,戈迪維斯基也不例外。2007年,住在英國的戈迪維斯基被救護車送往醫院急救,經曆了37個小時的昏迷後得以生還。事後他聲稱俄羅斯當局試圖使用鉈元素對他下毒,只因自己在寫作書籍中披露了冷戰時期的蘇聯內部往事。

《埋葬在猴麵包樹下》

(Buried Beneath the Baobab Tree)

作者: 阿達奧比·恩沃巴尼

(Adaobi Nwaubani)

靜謐安詳的封面沒有揭示出這本書激烈又悲傷的主題。這本小說聚焦於西非的現實政治,根據對兩位被“博科聖地”武裝組織綁架的女孩的採訪,講述了一位非洲女孩從家中被綁架後所面臨的生存困境。

雅塔(Ya Ta)是小說的主人公,她是一個住在尼日利亞東北部鄉下的小女孩。在尼日利亞的許多鄉村,很多孩童得不到上學的機會,不少男孩和女孩連小學都沒有見過,或是在田里幫忙種地,或是早早結婚棄學。而雅塔則是村里第一個獲得寄宿製大學獎學金的學生,她對未來的美好憧憬被一次武裝襲擊徹底打破。

襲擊村莊的“博科聖地”武裝組織,它的名字含義是“禁止一切非伊斯蘭的西方教育”。在過去的十年里,“博科聖地”控製了尼日利亞、尼日爾和喀麥隆的部分地區,企圖通過恐怖襲擊、威脅和綁架平民,讓伊斯蘭教法成為當地唯一的法律。2014年,“博科聖地”一次綁架了276名少女,引起了全球的關注。這些少女多半被以極低的價格賣給武裝分子當奴隸或妻子,最後只有五十多人設法逃脫。

尼日利亞的人口有一半是穆斯林,還有超過四成的基督徒。在小說的描寫中,村落里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和睦相處,互相包容對方的價值觀,同時也尊重非洲土著的本地宗教儀式,直到恐怖組織的連番襲擊和掠奪摧毀了尼日利亞北部的安寧。

雅塔和她的朋友被武裝分子綁架後,被帶到了叢林深處的“博科聖地”的根據地。基地領袖聲稱不會傷害她們,只想讓她們成為優秀的穆斯林女性。這些信奉基督教的女孩被賦予新的名字,還被安排了自己的“丈夫”。雅塔的朋友為了保護自己未出生的孩子,接受了這樣的生活現狀。雅塔卻想著逃離自己的“丈夫”的辦法。她回憶自己的家庭,想像將來要去的大學,這些盼望和思唸給予了雅塔些許寄託和信念。

這些被綁架的女孩偶爾會聽聞政府軍近在咫尺的傳聞,但是食物匱乏,救援也遙遙無期,得救的信念不斷地受到考驗。饑餓促使雅塔和她的朋友在叢林中覓食,一棵猴麵包樹讓她們欣喜若狂,不僅解決了食物來源的問題,還勾起了遙遠的童年回憶。她們打算站在彼此的肩膀上採摘果實,卻發現了驚駭的事實:這棵巨樹的遮陰地竟是武裝分子埋葬俘虜的萬人坑。

雅塔和這代尼日利亞女孩的厄運不會隨著解救而終止。實際上,大多數被綁架的女孩都無法回到過去的生活,她們一輩子在人群中都抬不起頭,寧願永久地生活在罪惡的叢林深處。

阿達奧比·恩沃巴尼是繼“非洲現代文學之父”欽努阿·阿契貝之後的新一代尼日利亞作家。小說通過雅塔第一人稱的敘述,以數百個簡短的章節描繪了這些被綁架的孩童為了生存做出的堅持不懈的努力,向想要瞭解這塊地域的讀者描繪了並不傳統的西非印象。小說不僅有宗教與政治的現實關懷,各種形式的暴力、家庭責任、同伴壓力和賦權等青少年成長中的問題也值得深思。

編輯:宮子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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