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峰:東方的“禹跡”與羅得島上的“人跡”
2019年01月02日15:11

原標題:唐曉峰:東方的“禹跡”與羅得島上的“人跡”

12月5日,在北京外研書店咖啡廳,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邀請北京大學城環學院教授唐曉峰,與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馬保春、北京大學建築景觀學院副教授李溪做了一場沙龍活動,主題為“東方的‘禹跡’與羅得島上的‘人跡’——地理學中的思想世界”,沙龍主持是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副院長張翔。本文系唐教授在沙龍的主旨發言。文字經演講人審定。

唐曉峰教授

在中國古代地理學文獻當中,有一個很大的詞——“禹跡”。古希臘人講地理問題的時候,提到一個關鍵詞“人的痕跡”。我現在把這兩個概念湊在一起,作為一個對照比較的線索,來聊一聊地理學中的思想世界。地理在地面上,而地理學在人的腦子裡,談這個問題,我愛舉《三國演義》失街亭斬馬謖的例子。同樣一個地方,街亭,馬謖用兵的謀略和諸葛亮想的不一樣,這是軍事地理。面對一個地方,面對一片大地,想的不一樣,就是地理學發展史中的一個核心議題。這種“不一樣”經常發生,街亭這件事不大,雖然也出了人命,但比起文明地理觀來說,是很小的。文明體現大群體思維,不同的文明群體面對這個世界,各想各的,所以得到不同的認知世界。美國地理學史家詹姆斯用一個英文詞表達這些不同,就是all possible worlds,注意後面這個“世界”是複數,中文譯作“所有可能的世界”,這些可能是思想中的可能。講思想問題的人愛提兩個概念:一個叫做應然世界,一個叫做實然世界。實然世界,就是這個世界實際的樣子,它是我們所有人做事情、想問題的一個基礎;應然世界,是人類的解釋世界,解釋之中含有價值觀。中國古代地理文獻,《禹貢》可以對應應然世界,《水經注》可以對應實然世界。可能有人說《水經注》裡面也有價值觀,沒有書沒有價值觀。沒錯。我們這裏只是相對而言。談中國的“禹跡”,我們從“九州”說起。“九州”是一個思想性的產物,在不同的中國古代文獻中,“九州”的名單並不相同。《尚書·禹貢》里所記的“九州”有: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和雍州,這是最經典的一個“九州”。《爾雅》則是另外一套:冀州、豫州、雍州、荊州、揚州、兗州、徐州、幽州和營州。幽州,就是今天北京這一帶,營州在幽州的東邊。而《周禮》所記的“九州”則是:冀州、幽州、並州、兗州、青州、揚州、荊州、豫州、雍州;到《呂氏春秋》又不一樣。看起來,《禹貢》的時候沒有幽州,後來出現了幽州、營州等。有人認為這是因為最初定名單的時候,北方還沒有得到像樣的開發,所以沒有幽州。過了一段時間,北方發達起來了,要找出一些州來,就找出一個幽州,又找出一個營州,還找出一個並州。總之,北方的地位一下子就上來了,這是曆史地理在州的體繫上的一個大變化。有古人對此做了一種“可能”的安排,將這幾個不同方案分別代表三個不同的時代——《禹貢》是夏代,《爾雅》是商代,《周禮》就是周代。為什麼反複用“九州”來表現不同時代的地理格局,這就是一個曆史地理思想問題。

禹貢九州山川之圖其實,在夏、商時期應該還沒有“九州”這個概念,是到周代才開始出現的,但是人們在回溯曆史的時候,為了要推崇一種模式,為了要鼓吹一種思想,他可以篡改早期的曆史,把“九州”塞到夏代,塞到商代去。“九州”就是在華夏大地上分的九個區。一般的《禹貢九州圖》好像都畫得比較現實,各個州大小不一,由山川分隔,其實骨子裡是一幅類似九宮格的原則:四正、四維和中央。它不是八分,也不是十分。九分模式是一種重要的空間格局理念,在許多方面都有影響。它是人腦中浮現出來的。接下來的問題是:“九州”從何而來?《左傳》上有一句話“芒芒禹跡,畫為九州”。原來九州的後台是禹跡,是把禹跡分為了九份。那麼,“禹跡”是什麼?從字面上看,“禹跡”,就是大禹走過留下痕跡的地方,或者是他做過事情的地方。禹是何等人,是上古聖賢,那麼用禹的名字、禹的身份來命名一大片土地,有什麼意義?我們知道,中國古代儒家不推崇神仙,而是推崇聖賢,聖賢是道德楷模。用禹的名字來命名的一片遼闊的土地,就是宣告這是一個道德世界。這是用大禹的身份給華夏世界,也就是文明世界定了性。這就是禹跡作為一個地理區域的內涵。我們今天用“九州”表示全國,而“禹跡”這個名稱基本被忘記了。但是在先秦時代,它的名氣非常大。在先秦時代的國君們看來,自己的國家若不在禹跡的範圍內,就不算華夏正統國家,而是蠻夷團夥,這是丟人的事情。禹跡,成為當時政治文化認同的地理指標,一種通過地理位置所表達的社會價值觀。當這個價值觀隨著“禹跡”這個詞被樹立起來以後,人人都在意這件事情。它是夷夏之辨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春秋時代,西方秦國的銅器《秦公簋》的銘文中提到“禹跡”,東方齊國的銅器《叔夷鎛鍾》銘文中也提到“處禹之堵”(也是禹跡的意思)。王國維說,東西二大國無不推崇禹。在那個時代,“禹跡”是華夏世界普遍使用的地理關鍵詞。在有些古書里,禹被描繪成一個具有神性的人物,但後來隨著社會思想的發展,禹的性質逐漸定型,最後落實在道德品質上。這件事情發生的到底有多早?禹的名氣、身份性質什麼時候確定下來的?燹公盨的銘文證明,至少在西周中後期的時候,禹的道德高尚的聖賢身份已經定下來了。在這篇不長的銘文中,一口氣講出六個德字。既然禹是道德品質的化身,那麼,禹所經營的地方,當然就是一個道德世界。“禹跡”就是從這麼一個思路來的,這完全是思想中的運作,結果華夏世界就有了含有高尚意義的“禹跡”和“九州”的稱謂。華夏世界是一個道德世界,這裡面,山是德山,水是德水,天有天德,地更不用說,厚德載物。這個“德”字用遍全世界,“德”成為一個世界製高點。這是華夏文明非常重要的一個地理構建。因為是聖人開創的,這個道德世界當然是“可能”的。《禹貢》最後說:“聲教訖於四海” “五服”也是《禹貢》里講到的,“五服”是“九州”世界的另外一個結構,它不是一個平行的九分,而是從中心向外擴張的五個層次。這五個層次,我們都知道中央一定是都城所在,它不但是政治的製高點,也是道德的製高點,是一切的製高點。然後從中心開始向周圍四面延展,每過500里文明層次降一個等級,推了五次以後不再推了,再以外的世界不值得理會了,那是連蠻夷都不如的地方。“聖王之治,不在荒遠”。
燹公盨從各個方面看,“蠻夷”在古代都是被文明人嫌棄的,處於鄙視鏈的最底層,這不但對人,也對地,蠻夷呆的地方,窮天極地,鳥不生蛋。而華夏這裏,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在地理上應該居天下之中。所以說著說著,這個結構裡面又推出一個重要概念,就是“中”。所謂“中國”,就是居於中央的國,天下之中的國。在目前所知的文字記載中,西周“何尊”銘文出現的“中國”二字是最早的,考古學家講至少在這個時候“中國”已經有了。當然,彼時“中國”的所指和今天又不一樣,這是一個曆史的演化過程。這樣,從禹跡到“九州”、“五服”,現在“中國”又出來了。華夏世界就是這麼建設完整起來,這個建設不是地上的工程,是人們頭腦中的工程,這個大工程叫華夏文明。從此,華夏世界就“應該”是這個樣子了,而蠻夷世界就“不可能”是這個樣子了。由禹跡、九州、五服、中國構成的華夏地理,就是一個思想世界。在古代中國,略有文化的人心中都會裝著一個東西,就是地理中國,這也是一種“中國心”。這顆中國心是撲在一個地理結構上的,它含有一個價值觀、價值等級,這個等級排列在大地上,它控製著典型中國人的方位意識。中國人的身體、目光、行動都是朝向中央的,至少有誌氣的人都會這樣。萬里封侯,江湖之遠,都不可忘懷京師宮闕。這種價值觀對人文空間的選擇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在上述背景下,中國人形成自己獨特的一套具有文明特色的地理思想。比如邊疆(frontier)這個概念,在中國曆史中和在美國的曆史中意義很不一樣。在中國講到邊疆去,是到一個沒有發展、落後、沒有前途的地方去,但在美國說到邊疆去,你可以一夜致富,那裡充滿發展機會。兩個文明當中的“邊疆”概念不一樣,因為對曆史產生的感受不一樣。我們剛才講的只是禹跡、九州、中國、五服這幾個概念,要把凡是和中華文明地理有關的詞找出來,還有一大堆。這些是我們中華世界獨有的一些概念和價值觀,它們構成了我們中國人獨特的地理世界。再舉個例子,自然界里有山、河流、湖泊,但是中國人利用這些東西創造意境,形成“江山”、“山水”、“江湖”幾個不同的概念。老外學這幾個詞的時候,會有一定困難。就是山和水兩樣東西,用字詞做不同組合,意思完全不同。皇帝只能坐“江山”,不能坐“山水”,更不能坐“江湖”。這些詞兒,代表不同的地理空間意境。通過一系列政治、文化地理概念,世界變成了一個文化的、活生生的東西,人們穿行在這些概念裡面,實際上就是穿行在一個文明之中,穿行在一個思想世界里。這是古代中國的地理學思想世界。
沙龍現場在古代希臘,有另外一種地理學思想世界。一個關鍵詞是“人類的痕跡”。它來自一個故事。說蘇格拉底派哲學家亞里士提普斯的船隻在海中失事,一夥人爬到羅得島上,亞里士提普斯突然看到海岸上畫有幾何圖案,於是向同伴高叫起來,“讓我們慶賀吧,因為我們看到了人類的痕跡”。美國地理思想史家格拉肯認為這個“人類的痕跡”有代表性,所以用這個故事的畫面做自己著作的封面。什麼是人類的痕跡?就是幾何圖形。幾何圖形怎麼等於人類的痕跡?為什麼不用人的足跡?這在希臘世界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把幾何學作為人跡,說明古希臘的思想家們強調了人的一種理性品質。我們用禹跡強調道德品質,也是人的精神品質,但他們強調的是幾何。幾何是什麼?理性,抽像思維的理性,遵循非常嚴密的邏輯關係。古希臘人推崇這種素質,主張用這種能力面對世界,世界要用這種方法解釋,因為世界也“應該”是由理性建構的。幾何圖形只有人能畫得出來,因為只有人有理性,所以人的痕跡,不在腳丫,而在頭腦。幾何學與地理是有緣分的,有一種說法,“幾何”是Geo的音譯,也有說是“多少”的意譯。不管怎樣,幾何學的發展,最初是與土地測量有關的。當然,到純粹空間的地步,可以離開大地。我們都知道柏拉圖辦了一個學院,學院門口寫著“不懂幾何學者不得入內”,實際上就是強調“理性”。他認為具體的事物都是短暫的,一瞬間就過去了,而理念是永恒的,他們要追尋那個永恒的理念。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古希臘這些大思想家都是強調理性的,他們也談地理位置的問題,但是人不稱他們為地理學家。埃拉托色尼則像個地理學家,他是西方世界第一個提出“地理學”這個詞彙的人。中國“地理”一詞最早見於《周易·繫辭》,“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當然,這個“地理”和我們今天說的不太一樣,但是這個詞是從這裏來的。《漢書·地理誌》是第一冊用“地理”做題目的書。埃拉托色尼是亞曆山大圖書館的館長,他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地理研究,就是測量地球的周長。那麼,問題就來了,他怎麼知道地球是圓的?從柏拉圖開始,甚至從畢達哥拉斯開始,他們就推論地球是圓的,認為球體的力量均勻,最完美。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善於觀察。他說日食的時候,月亮上出現一個圓形的陰影,從月面劃過去,這就是地球的影子。他還說,隨著人在地面上南北方向行走,恒星的高度和角度會發生變化,這應該是球體的一種現象。亞里士多德從日常現象上來證明我們腳下的大地是一個球。現在英文earth,又是大地,又是地球,在翻譯的時候特別麻煩,什麼時候翻譯為大地,什麼翻譯為地球,要從上下文猜。梅小侃在翻譯《羅得島海岸的痕跡》的時候,就碰到這個麻煩。在古希臘上層知識分子的圈子裡面有一個共識:大地是球形的。所以埃拉托色尼就說:我想辦法算一下這個大地球有多大個兒。怎麼去測量無比巨大的球體?幾何學來了。埃拉托色尼的測算,高明在這道幾何題目的設定方法,題目設立出來,現在的初中生都會推導。埃拉托色尼測算的地球周長,很接近今天的科學數據。
《羅得島海岸的痕跡》世界要用理性解釋,用理性表現。古希臘晚期還有一個人,叫喜帕恰斯,他解決了一個問題:既然大地是一個球的話,怎麼表達球體上的某一個(任何一個)位置?他想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套球面上的經緯網,用經緯數據描述任何一個球面位置。後來的托勒密寫了一本很有名的地理學的書,裡面大部分都是世界重要地點的經緯數據。這一套用經緯度的語言來敘述世界地理,在當時來講是最先進的、最高明的。今天看,托勒密所敘述的這些地點的經緯度數據基本都是錯的,但托勒密這部書依然偉大。西方學術史經常認可這樣的情況,某人的結論全是錯的,但方法是對頭的,依然價值很高。希臘人具有一種物格化的世界觀。這是方東美的話。他們喜歡把世界看成是東西,中國古人則對世界賦予各種品格。方東美說,古希臘是近代歐洲文化之母,傳下來一種重要的寶物是科學。科學精神是希臘人的根性,他們對於任何現象都要尋出一種理性的秩序。那麼人和自然界是怎樣一種關係?這是與上面問題有關聯的另一個地理學思想中的大問題。對自然界的不同定性,會引導出不同的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自然二元論,是西方很長時間的思想特點。格拉肯用了很大的氣力,考察總結了西方思想史中人與自然的關係史問題,寫出名著《羅得島海岸的痕跡》。中國古代講天人合一,合在什麼上,不是合在理性上,是合在品德上面。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方東美總結說,自然在後期希臘哲學中是沒有價值意義的中性世界,就西方近代科學主義而言,自然是指整個宇宙的機械秩序,這種秩序是遵從數學、物理定律支配的數量化世界。20世紀6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學界出現過一個計量高潮,就是要尋找純粹中性的規律,而不顧任何真善美或神聖價值的意義。方東美說,對於世界,中國哲學不執著於其自然層面而立論,不執著於其實然狀態,而要不斷地加以超化。對儒家而言,超化之,使它成為道德宇宙、道德天地、道德世界。對道家而言,超化之,成為藝術天地。從魏晉南北朝的時候開始,藝術感受甚至覆蓋整個自然界。對佛教而言,超化之,使其成為宗教世界。不過,古希臘思想家並非不重視人文,但沒有把人文道德合到自然界去。自然界是理性對象,是工具對象,希臘諸神裡面有工匠神,柏拉圖讚揚工匠精神。西方的地理思想世界,後來又經曆羅馬時代、基督教中世紀、文藝複興,又有多樣呈現。中國古代地理思想世界,傳承性很強,但也有時代變化,比如蒙元的內亞視野,還有不同流派,比如佛家一大套,道家一大套,風水家還有一小套。近代科學在西方誕生,試圖將全世界地理學統一起來,洪堡的地理學幾乎成為全球範例。但在對現代性研究的趨勢中,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加上空間轉向(spatial turn),地理思想(主要是人文地理思想)的多樣性重又被關注,世界正在被重新解釋。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