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青年”文化偶像流變:從孔子到曾國藩到馬雲
2019年01月01日10:35

原標題:“小鎮青年”文化偶像流變:從孔子到曾國藩到馬雲

“小鎮青年”與文化偶像

2018年伊始,羅振宇在他的跨年演講中,特別提到了兩個不容忽略的群體:一個是從時間上劃分的00後,他們這一代從2018年開始,已經步入成人世界;一個是從空間上劃分的“小鎮青年”。

我國地方行政區,一般分為四個層次,省級、地級、縣級、鄉鎮級。到村一級,則不是國家公務員。鄉鎮屬最基層行政機構。全國四萬多個鄉鎮機構,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下延的根莖末端。其中鎮數量最多,重要的鎮,一般也是縣政府駐地。小鎮,可以看做文化的樹根,而城市,則是文化的花果,兩者血脈相連,卻又差異明顯。

除49個一二線大城市外,大抵生活在三四線城市及以下行政區的青年們,都可被視為“小鎮青年”。不同於上世紀的一代還有種地的經曆,互聯網時代的“小鎮青年”,大都告別了農業,有的在鎮里謀事,有的到省會大城市打工。由於文化資源的分佈不均衡,他們更敏感於看到差異的部分,在這個過程中建立著屬於自己的審美標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偶像。2003年,國內有媒體票選二十世紀中國十大文化偶像,入選者是魯迅、金庸、錢鍾書、巴金、老舍、錢學森、張國榮、雷鋒、梅蘭芳、王菲。當年這份看上去有點不倫不類的名單,可見那時候的社會文化風氣和投票者的精神世界格局。十五年過去了,若再次票選,二十世紀留下來的這十個名字,也許會換掉一半以上。

如果上溯幾百年甚至一兩千年呢?票選清朝文化偶像,身為臣子的曾國藩,恐怕要排到主子陣營的小玄子康熙爺前面去。而四阿哥雍正帝,靠著穿越劇的男主光環和故宮淘寶的魔性賣萌,或許要比他的祖宗後代更得新時代青年喜歡。但三十年前還不是這樣,1991年,鄭少秋、趙雅芝主演的《戲說乾隆》熱播的時候,大家都矚目乾隆皇帝這個風流倜儻的“大豬蹄子”。文化偶像是隨著時代的精神需要而不斷變化著的。

“小鎮青年”這個崛起的群體,有著屬於自己的獨特偶像體系,他們人口眾多,奮鬥力驚人,也就更容易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他們學習偶像,直到自己成為偶像。在潛移默化中,文化的河流不斷為他們的成功而改變著自己的進向,他們心中的偶像人物,也逐漸成為社會全體成員共同追慕的文化偶像。

孔子:“小鎮青年”成為所有人的文化偶像

上古三代的“偶像”,更多體現在宗教意義上,那時候,天帝在天上不響,人間由天子打理,各種學問都在官府,民眾只管種地織布。天帝、天命、天子,是人所崇拜的對像,是神秘而應該恐懼的存在。即便豔羨,也絕不允許效仿,那是僭越,是死罪。

文化偶像,則是允許被效仿,甚至可以被超越、被取代的。這是文化的積澱性、演化性決定的。到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春秋戰國時代,普通人有受教育,被文化影響的機會,才有了文化偶像的需求。創造文化偶像的祖師爺,大概是孔子。孔子是“小鎮青年”奮鬥成功的典範。他早年喪父,家境衰敗,自承“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管理過倉庫,當過放牛郞。為了學而優則仕,他好學不厭,被公認“博學”。這樣的奮鬥者,才需要偶像的激勵和召喚。他的文化偶像,是周公。

孔子為何選擇了周公?因為周公是周代禮樂製度的建立者,而孔子是禮樂製度堅定的擁護者、學習者、傳承者。韓愈《師說》里講,孔子師從郯子、萇弘、師襄、老聃。萇弘、師襄精通音樂,郯子、老聃懂得古今之禮。孔子絕不是去向老聃學“道可道,非常道”雙押RAP的,而是“問禮”。他學習禮樂,就是向偶像周公不斷邁進的節奏。雖然孔子從政是失敗了,但他在模仿文化偶像的道路上學到的禮樂知識,成了他轉型搞“知識付費”的文化資本。於是,他成了一個新興行業(就當時而言)——民間教育業的導師。

直到有一天,這個第一代“小鎮青年”的名字和他夢寐以求的偶像永遠地在一起了。他們被後世合稱為“周孔”,成了兩千年名教的代名詞。

孔子的成功,激勵了後世更多“小鎮青年”奮鬥者。“國民老周公”,是貴族出身,背後畢竟有爹可拚,有家族可靠,但孔子一沒拚爹,二低起點,比周公更具效仿價值。他本人因此取代了自己樹立的偶像周公,成為後世“小鎮青年”的文化偶像。出身貧賤、私淑孔子的孟子,就是學習標兵一枚,最終得以配享孔廟,與孔子相提並論為“孔孟”。這與當下的粉絲期待與偶像合影留念上熱搜,心情是一樣的。

《四書章句集注》,朱熹撰,中華書局,2011年1月

諸葛亮、關羽:帝國時代製造的文化偶像

孔子作為“小鎮青年”奮鬥神話的第一代文化偶像,其影響力之大,貫穿了整個中華帝國史。即便到“打倒孔家店”百年之後,也未見完全消亡。不過孔子的好學,使他晉身知識分子精英階層。那些讀書做官的成功“小鎮青年”,參加考試需要代聖賢立言,熟讀孔子,是必修課。而廣大未能“學而優則仕”的“小鎮青年”,文化活動就是在茶館聽個說書講史,這些人,需要新的價值體系讓他們有個念想,於是增加了從民間知識系統發酵而來的文化偶像:文有諸葛亮,武有關羽。

對於大一統的帝國來說,孔孟的“原罪”,是不忠。孔子周遊列國,干七十餘君。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朱元璋聽了氣得要罷免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孔孟畢竟身處思想相對自由的軸心時代,有與帝國價值觀不相符之處。帝王更希望廣大民眾愚忠愚孝,方便其思想管理。同樣身處亂世的諸葛亮、關羽,其忠義就是帝國時代普通人的品行標本。

作為文臣的諸葛亮,得到了史學家陳壽的褒獎,稱其與管仲、蕭何相當。然而應變將略,陳壽認為非其所長。孔明如何變身後世“多智而近妖”的諸葛神算?民間自有民間神話偶像的方式。一個成功的人物,世人往往將其成功講得更容易、更輕鬆,以此凸顯其高人一等,天命所歸。例如武林高手可以寸鐵殺人,一招斃命,厲害是厲害了,但眾人無從學起,沒有模仿的空間,反而成不了偶像。一個失敗的人物,世人若要推崇,則只能將其失敗講得更加艱難,更加曲折,更加無辜,因此智慧在這個曲折過程中反而得以淋漓盡致地展現。事業的失敗,反而成就了民間流傳的三國故事中諸葛亮之智慧的成功。

諸葛亮成了民間集體智慧的“箭垛式人物”,這些謀略術數在《三國演義》中得以全面展現。據說清兵入關,便是拿《三國演義》當兵書用。古今鄉鎮,少不了熟讀《三國》的人物,他們也許考不上科舉,或無意出仕,但智商不低,身為塾師,心懷天下,時時以臥龍自喻,外號一般也與諸葛亮沾沾邊,如“加亮先生”“今亮”,《白鹿原》中那位神奇的朱先生,也屬此類。

同樣,關羽也非三國最武勇的將領,但因為忠義項上拿了滿分,成了曆朝曆代推崇的“武聖”。明朝清朝,警察黑幫,都拜關公,真正黑白兩道通吃。空有肌肉沒啥文化的鄉鎮小混混們,更崇拜關二哥,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當上大哥的。日本學者渡邊義浩在《關羽:神化的〈三國誌〉英雄》中分析,因為中國曆史上晉商的崛起,關羽還被人們作為商業之神來崇拜。這位敗走麥城的失敗英雄,以“父憑子貴”的方式,靠著後代鄉黨爭氣,竟萬古流芳。作為財神的關羽,現在還在全球華人各商業街小店的壁上掛著,承受人間無數的電子香火。

《關羽:神化的〈三國誌〉英雄》,[日]渡邊義浩著,李曉倩譯,後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8月

王陽明、曾國藩:轉型時代成功典範的文化偶像

民國後,孔子等人的影響自然還在,但科舉已廢,冷兵器戰爭結束,賺錢也不再依賴關公保佑而是重在運營管理。孔子、諸葛亮、關羽,雖然各有讓人敬仰的素質,但都屬於“失敗的英雄”。這些理想主義者,在世間往往很難有“完滿無缺”的幸運,如果時代沒有發生劇變,偶像的失敗也是撫平廣大失敗者的安慰。但晚清民國的巨劫奇變,中國人對文化偶像提出了新要求,在救亡圖存的壓力下,能生存、能發展、能挽救、能成功,是更重要的考量標準。

兩千年的時間積累,總會誕生一兩個“天不時地不利”但仍能成功的幸運兒,雖然苦其心誌、勞其筋骨,但終能修成正果,垂為衰亡時代的成功學典範。例如“明朝一哥王陽明”。

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一直被熱讀,作者極力推崇王陽明為大明第一人,這大概是如今“王陽明熱”的助因之一。王陽明的成就,的確有其不得不被承認之處。“此心光明”的立德,平寧王亂的立功,創心學《傳習錄》的立言,件件符合三不朽的傳統,活著的時候,比在陳絕糧的孔子風光。

王陽明的地位,就是在孔子被不斷趕下神壇的晚清民國建立起來的。甲午戰爭,中國敗給同樣曾被列強入侵的日本。日本維新的成功,恰恰成了中國翻身的啟示,有誌之士紛紛赴日,考察自強之道。陽明學在日本的維新中,曾發揮過強大的精神作用。晚晴的啟蒙思想家章太炎、梁啟超一致認為,日本的維新,王陽明的學說是其先導。晚清的革命黨人,如陳天華、孫中山、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都曾研習過陽明學。這股風氣,至今不衰,王陽明的傳記及其《傳習錄》,給期待翻身的“小鎮青年”帶去“在世界中心呼喚愛”的精神動力。

《明朝那些事兒》,當年明月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5月

與此同時,另一個文化偶像也被豎立起來,曾國藩。正如詩壇有李白必有杜甫,棋壇有範西屏必有施定庵。一個如神龍莫測;一個如老驥馳騁。“小鎮青年”選擇的模仿對象,會由自身的偏好決定。與王陽明出身顯赫、頭腦靈活、能說會道、擅長提煉“金句”不同的是,曾國藩本身就是個“小鎮青年”,踏實認真,老老實實,一心做事,雖然寫了百萬字家書,就沒寫出過幾句讓人拍案叫絕的漂亮話,全都是——可操作,可操作,可操作。

張宏傑在《曾國藩傳》中,勾勒了曾國藩老實得如火腿一般的人生。他沒有顯赫的家世,天賦堪稱晚清同時代大人物當中最差,考了七次,才中秀才。這麼個笨拙的人,最後卻一步步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在複雜的時代變局中,超越眾人,成就最大,被譽為大清“中興第一名臣”,死後諡號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複加”的最大榮耀。

王陽明善於發現自己的“良知”,曾國藩則善於發現自己的缺點。他初至北京做官,面對全國精英,不斷反躬自省,批評自己的浮躁、傲慢、虛偽。對抗太平天國之時,屢戰屢敗,兩次投江自盡,多次深陷絕境,還被領導杯葛,於是他蟄居老家反思,大徹大悟,脫胎換骨。面對與洋人的差距,他率先拒絕自卑與自傲雜糅的觀念,倡導洋務運動,以誠信為外交原則,贏得了後世有識之士的尊重。

同樣是“小鎮青年”的毛澤東,對曾國藩就曾有極高的評價:“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獨服”二字,可見份量。後來,毛澤東接受階級論,稱曾國藩是“地主階級中最厲害的人物”,雖換了一個角度,隱隱然仍是佩服的意味。

張宏傑認為,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後一個偶像:“就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潰的前夜,曾國藩這個最後的精神偶像出現了,好像是儒學這位長壽老人臨死前的一次迴光返照。傳統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國藩身上,在風雨飄搖的末世做一次告別演出式的呈現,絢爛而又淒婉。”

所以,對自忖起點較低、前期積累遜於城市青年的“小鎮青年”來說,以曾國藩為偶像,似乎又比以王陽明為偶像,更顯踏實、沉厚。例如同樣的戡亂,王陽明只是平定一場皇族內部矛盾而已,曾國藩卻另有文化救亡的意味。曾國藩的一生,是在大的時代失敗中盡全力挽救的夸父追日、精衛填海、女媧補天。這種情緒,籠罩了中國近百年。後人畢竟也要在這樣的時代,生老病死,度過一生。所以曾國藩的無望的努力,恰恰印證了,在人類精神的征途上,意誌力可以到達的高度。

《曾國藩傳》張宏傑著,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1月

杜月笙、馬云:新時代商業社會的文化偶像

傳承兩千多年的傳統文化,因為西方文明的入侵而半被動半主動地走向衰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社會”階層興起。對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以耕讀為基礎的“過家家”遊戲,升級為以資本為手段的“大富翁”遊戲。所謂廟堂,所謂江湖,也不過是放大的庭院,而現代中國,不再是那個以一戶戶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家庭疊加而成的農業國家,而是如同馬克思所說的商品生產、交換中形成的社會。這是現代化的過程,一個商業社會形成的過程。在這個以經濟為中心的新時代,有著重新發現文化偶像的需求。

早期,從混亂無序的亂世建立起商業順序,不可缺少“教父”式的人物。而賣水果出身的“小鎮青年”杜月笙,成為民國時期上海灘的“教父”,這樣的故事,自然吸引奮鬥者的眼光。他從一個青幫底層,廣結善緣,混到上海大亨,致使章太炎那樣的文化泰鬥,章士釗、楊度等社會名流,都對其表示欣賞。他“急公尚義,有求必應,有諾必踐,有德不矝,有功不伐”,抗日期間,更是不顧一切毀家紓難。中國人吃夠了政治流氓的虧,也吃夠了道德高標的虧,杜月笙是當時極少數擁有現代雙贏思維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成功人士,他允許社會灰度的存在,但本人行事力求磊落,所以成為“江湖兒女”的新偶像。

電影《乘風破浪》劇照

韓寒電影《乘風破浪》中,那個90年代江南“小鎮青年”徐正太,就是以杜月笙為偶像。他的夢想,是“歌舞廳里只唱歌,桑拿館里就洗澡”。說得正式一點,就是維護一個社會的公序良俗。90年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又一次劇烈轉型,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預示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徐正太如果永遠活在上個世紀,也許真能成就一番事業。正太有這樣一句台詞:“我就像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然而,世界的改變,絕不以某一個人的意誌為轉移。電影中,另一個“小鎮青年”馬化藤的離開,帶出的是下一個時代的故事和英雄,那是GAFA的時代,是BAT的時代。這個時代,“為愛情赴湯蹈火,為兄弟兩肋插刀”的“教父”退場,“金主爸爸”乘“雲”而來。

在南方週末、拍拍貸等發起的《相信不起眼的改變:2018中國小鎮青年發展現狀白皮書》中,調查數據顯示,“小鎮青年”心中,成功者是馬雲、李嘉誠、馬化騰這樣的企業家,而不是明星小鮮肉。其中馬雲占比64.4%,以超出第二名近10倍的票數,獲得壓倒性勝利。對比馬化騰的“高科技”,馬雲“明明只想做點小生意”卻不小心做大的成功,是“小鎮青年”們更容易模仿的道路。於是,馬雲代替了關羽,走馬上任新一代財神,承受著商業時代廣大創業者的香火與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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