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江南︱四十年一輪迴,三位溫州移民的出走與歸來
2018年12月31日14:40

原標題:流動的江南︱四十年一輪迴,三位溫州移民的出走與歸來

【編者按】

江南是中國最現代化、也最具獨特文化精神的地區。這片坐擁江河湖海的魚米之鄉,自宋代起工商繁盛,文教發達,中外交彙。

傳統與現代的漫長相遇,讓江南成為理解古老中國如何轉型的絕佳窗口。

澎湃新聞記者尋訪了蘇州、無錫、朱家角、湖州、餘杭、紹興、寧波、舟山、金華、蘭溪、衢州、溫州等地各色江南市鎮,用人文主義的目光,穿透俗世想像,凝視江南古今之變留在普通人命運中的真實軌跡。

位於浙江省東南部的溫州,曆史上便是一個移民社會。追溯溫州文化淵源,其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中原—吳越文化的攝入、閩南文化的融入和本土草根文化的生長。其中,作為主幹的本土草根文化是溫州文化呈現獨特性的本源,閩南文化是助推劑,中原—吳越文化的遲到恰好為草根文化保持相對強勢發展、形成獨特性預留了空間。溫州位於浙東南偏僻處,東瀕東海,北、西、南三面均為大山高地與外域隔離。溫州的這種地理位置無論相距吳越還是中原,都使其處在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外圍。加之社會經濟水平的低下、科學技術的不發達以及人力手工為主的交通,使其在客觀上無法與外部進行密切的和規模化的交往。不僅如此,溫州所處的空間差序格局還阻滯了主流的中原文化和吳越文化的進入與傳播,也使甌地政權中未出現強權政治或行政專製的加壓局面。即使在中原、吳越等地區稱大獨尊的儒家,在隨諸子百家流入甌地後,也只不過是諸子百家之平等一家。溫州長期以來就是一個意識形態自由、多元的地區, 受此熏陶的海內外溫州人則表現出經世致用和靈活變通的性格特徵。

而三面環山一面臨海的地理格局以及“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環境,更使得溫州人難以靠耕地為生,塑造了當地民眾向外闖蕩流動的性格。溫州人移居海外的曆史是十分久遠的。早在宋真宗鹹平元年(公元998年),就有溫州商人移民海外經商入仕的記錄。進入20世紀,出國謀生的溫州人漸增,並先後出現了三次移民潮。第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至1920年代初,瑞安、甌海兩地的山區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紛紛東渡日本做工行商,形成了溫州曆史上的第一場移民潮。第二波高潮發生在1930年代,由於自然災害、中日戰爭的陰影等原因,溫州部分地區的農民、手工業者和知識分子流向南洋群島和歐洲。

第三次則是在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國門的打開,數以百萬計的溫州人通過各種渠道移民海外。第一批溫州移民大多從所在國最底層的工作做起,用他們的辛勤和汗水在當地站穩了腳跟。和前兩批溫州移民一心想著賺夠了錢、衣錦還鄉購置田地不同。這批移民往往選擇在移民國生活並長期定居。與全世界做生意的溫州人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走出國門的華商群體之一,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標誌。今天的溫商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跨國界的中國海外經貿代理人角色,他們以費孝通先生所歸納的“小商品,大市場”和“家庭生產”為特徵的“溫州模式”,通過民間自發的、幾乎無孔不入的商品流通網絡,不斷在全球拓展著中國的商業版圖。據2016年溫州官方的統計數字,現有60多萬溫州人在世界五大洲131個國家和地區創業發展。然而,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今天,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綜合國力的增強,他們中的不少人又選擇了回到祖國。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了一批溫州移民,並從中挑選出了三位,他們的故事,既是溫州移民群體自強不息的一曲讚歌,也是改革開放四十週年這一宏大敘事下的細節呈現。

不惜一切出國去

黃玲今年29歲,兩年前回國,如今在一家外企做外貿。1997年,在她8歲那一年,父親偷渡去了意大利。而在九十年代初,她姑姑一家三口,就已經分批偷渡到了意大利,並在佛羅倫斯經營起了一家小型皮革廠。

九十年代意大利的經濟比現在有活力得多,只要夠拚、肯幹,基本都能賺到錢。黃玲的姑姑在幾年間就賺了幾十萬歐元,那時歐元兌換人民幣的彙率也高。黃玲的父母在國內也是做服裝的,但那幾年生意特別不好做。“聽說姑姑在那邊賺了那麼多錢,我父親決定,無論如何也要出國去。”

那會兒要出國,基本只能是偷渡,然而世界那麼大,該去哪呢。

最後黃玲的父親還是決定去意大利,一來是價格相對便宜,偷渡到意大利,蛇頭的要價是14萬元,而德國是20萬,美國是30萬;二來是姑姑一家已經在那邊站穩了腳跟,去的話有個照應。

但那是90年代,14萬人民幣對普通老百姓來說依舊是一個天文數字。為了籌集這筆錢,父親把親戚鄰居借了個遍。

今天的我們可能會覺得這是個悲情的故事:黃玲的父親挨家挨戶借錢,四處碰壁。但事實上,在當時的溫州人看來,出國才有出路,能發大財,因此人們很願意把錢借給黃玲的父親。不過有兩個條件:第一是借出去的錢要有回報,跟貸款利率一樣;第二,她的父親只能一個人出去,老婆孩子要留下來,作為抵押。等把這14萬都還清了,才能把黃玲一起帶出國去。

“我後來回想一下,這不就是最早的‘P2P借貸’麼!”

有了錢,下一步就是怎麼去了。黃玲說,父親這麼多年來從未跟她提過當年偷渡的細節,偶爾聊到,甚至還是忍不住掉眼淚。

根據目前可考的資料,當時的溫州人偷渡進入歐洲,主要有兩種途徑,第一是乘火車,從東北出關,穿越蘇聯,一直坐到黑海沿岸,再乘船經過土耳其海峽,抵達前南斯拉夫地區,最終從北面翻越阿爾卑斯山登陸意大利;另一種是沿著現在的海上絲綢之路,經過馬六甲海峽、印度洋、亞丁灣,穿越蘇伊士運河抵達地中海,最後也在意大利北部上岸。而在登陸的時候,他們會拿出蛇頭為他們準備好的日本護照,在海關外的咖啡廳和餐廳潛伏,等待日本遊客的前來。

當年的日本旅行團就好似今天的中國旅行團,是世界各國旅遊業的支柱。當年沒有電子信息系統,意大利海關人員一般只抽查前幾位入關遊客的護照,後面的只需要亮一下日本護照即可。偷渡客們抓住這個機會,尾隨其後,成功闖關。

到了2002年,彼時的意大利政府認識到自己缺乏青壯年的廉價勞動力,於是向移民們開放了“家庭團聚簽”,黃玲和母親得以正大光明地拿著自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出境,與父親團聚。在溫州,這種“親戚帶親戚,朋友帶朋友,鄉親帶鄉親”的移民方式尤為突出,每一個已出國的溫州人,都可能是一條移民鏈的起點。溫州人就這樣“傳幫帶”,首先把自己的妻兒遷到國外,再發展近親,如此不斷延展,溫州農村地區自然形成了以親屬關係為紐帶的“移民網絡”。

王榮弟,2016年回國,現任麗嶴街道僑聯主席。在此之前,他是法國一家知名服裝品牌的生產和經銷商,在法國打拚近30年,已在歐洲各國開設了500多家服裝門店,下屬員工超過3000人。

麗嶴是溫州著名的僑鄉,多山地,耕地稀少,因此曆史上外出闖蕩的移民極多。麗嶴常住人口1.5萬左右,而旅居海外27個國家和地區的華僑則有近3.2萬人。麗嶴的街頭有著號稱全溫州最純正的咖啡店,記者在麗嶴僑聯的辦公室坐下,與中國其他地方常見的沏茶待客不同,當地僑聯的工作人員,會端上了一杯剛磨好的意式濃縮。顯然,僑民們把他們在海外多年的生活習慣也帶回了這裏。

1961年,王榮弟出生在麗嶴的一個農村家庭,高中畢業後進入當地林業系統工作。1984年,不安於現狀的王榮弟選擇“下海”創業——做一個電器銷售員。憑藉著自己的辛勤勞動,僅1986年一年,王榮弟的收入就超過50萬元。

“但我們麗嶴這個地方的人,想法跟別的地方不一樣,就是覺得要出國,出國比什麼都好。那時候剛改革開放,有好多老華僑回來探親,我們一看他們帶回來的東西,還有穿著談吐,再就是許多回到家鄉的華僑享受華僑券這些福利,那真是(讓人)羨慕啊,於是我就決定,自己也要出國去闖一闖。”

1989年,王榮弟拿著波蘭的簽證,輾轉入境了法國。

王榮弟,圖片由受訪者本人提供

包愛通,生於1962年,2000年出國,2013年回國,現任溫州永嘉縣七都島樟里村黨支部書記。

七都島四面環江,一遇颱風或是洪水,基本全島都難逃被淹的厄運。島上居民有著出去謀生的傳統,又由於水路發達,還有許多外國海輪從甌江進入,隨洋船“出走”的人也不在少數。現全島常住人口九千人,旅居港澳台及海外的人數則有一萬五千人,是常住人口的1.5倍多。

很長時間以來,七都島是全溫州最窮最落後的地區之一。改革開放以前,整個七都島沒有通水和電。一直到1984年,七都地區才通電,在此之前,當地居民只能靠挑水和煤油燈度日。

回想起當年,包愛通直言“太苦了”。為了生計,他12歲就去湖北給人彈棉花,14歲的時候改做了木工,這一幹就是九年。在這之後他還出海做過漁民,當過客車司機。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他買下了幾條挖沙船,“還挺賺錢,少的話一年五六萬,多的話一年二三十萬”。

包愛通有兩個女兒,對她們疼愛有加。兩個女兒都讀到了大學畢業,這在當地並不常見。七都人過去不是很重視教育,尤其覺得女孩子沒必要讀這麼多書。當地人最佩服那些能出國的人,也都想著法子移民。包愛通的鄰居奚落他,認為他的女兒讀了那麼多書,最後不是找個普通的工作,也沒見賺著錢當老闆。他氣不過,決定也出國去算了,“一是不想跟他們做鄰居了,二是覺得憑什麼他們都能賺著錢,就我賺不到?”

2000年,包愛通賣掉了自己的挖沙船,他花了一百多萬元給全家人辦齊了勞務簽證,舉家移民意大利。

人在他鄉

初到意大利,走在羅馬的大街上,望著那些動輒幾百上千年的建築,包愛通的第一反應是:這地方怎麼搞基建嘛?搞不了基建,怎麼賺的了錢?

羅馬那厚重的曆史感,帶給遊客的是震撼與美感,而帶給包愛通的,是深深的沮喪。

但既然來了,也就沒有回頭路。

包愛通在當地的中文報紙上看到了一則招工廣告:一家餐館招洗碗工,月薪800歐。2000年的時候,800歐差不多是一萬塊人民幣了,當時在國內洗碗,一個月的收入也不過幾百塊錢。他瞬間覺得,這地方還是能賺到錢的。

包愛通在那家餐館洗了7個月的碗,從中午工作到淩晨一兩點,這之後他從配菜做起,用了三年的時間,做上了大廚,之後便一直做著廚師。這在溫州移民群體中頗有些另類,溫州裔移民普遍對“當老闆”深有執念,他們初到他鄉,通常做苦力、打工,省吃儉用積累第一桶金,之後便開店當老闆。即使當上老闆,大多數仍和工人一起起早貪黑,甚至比打工者更艱苦,租地下室或者車庫席地而睡,成為名符其實的“睡地板的老闆”。

自己做髒活累活的同時,包愛通卻堅決地把兩個女兒送進了語言學校,囑咐她們一定要學好意大利語,跟當地社會融入。

“我自己的意大利語只能基本交流,基本上出門坐個公交地鐵買個菜還是可以的,其他就不行了。也沒辦法,我在意大利從早到都晚待在廚房裡。我兩個女兒的意大利語都很好,現在在羅馬開服裝店。”

王榮弟初到巴黎,舉目無親,在一家中國人開的超市里打工。

那時的王榮弟,天天下班回家都忍不住地掉眼淚,覺得自己可憐。那時候的法國還少有中國人的身影,初來乍到,語言不通,王榮弟想說話也無處傾訴。但溫州人敢於闖蕩,渴望財富的精神支撐著他。“我覺得既然別人來法國都能賺到錢,我為什麼不能,於是我就拚命地幹。我當時有三個願望,一是讓自己身份合法化,二是有自己的房子,三是有自己的車子。”

但就在這時,王榮弟突然大病一場。他在法國最好的醫院住了38天,由於法國的人道主義救援是先看病後交錢,等身體恢復出院時才發現,他的醫療費共需要80多萬法郎。那時候,王榮弟全部的身家不超過100塊,在當地朋友的建議下,他向醫院寫了一封信,說明了自己的情況,這家醫院竟然免去了他全部的醫療費,只是象徵性地收了600塊其他費用。“連38天的飯錢都給我省了,那時候我就在想,是法國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為這個國家做點什麼。”

為了償還醫院的欠款,他向老闆借了500元,但這位華人老闆瞭解他的苦衷後直接給了1000元,對於這一份份愛心,王榮弟也用實際行動回報了他們。那時候他總是第一個到超市,最後一個離開;在幹好本職工作的同時,他還通過各種渠道,向當地的華人推銷老闆的商品,薪水也隨著工作年限增加而不斷增長。在這家華人超市工作的3年里,王榮弟不僅初步瞭解了國外的經營模式,華人老闆也把他當做好友,傳授了很多經商之道,為王榮弟在法國的創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當然,除了自身的意願,當老闆還需要投入較大數量的資金,少則要幾十萬法郎,甚至上百萬,而大多數溫州人不可能一下子拿出這麼多,他們主要借助於“會”這樣一種民間融資方式來解決當老闆所需的資金問題。

在巴黎的溫州人中間,盛行兩種 “會”,分別是 “干會”和 “活會”。 “干會”的組織方式是:如果你急需一筆錢,就告訴朋友:“我要呈個會”,比較好的朋友都會參加,每個人一般拿出1萬法郎入會,然後大家參加抓鬮,確定歸還順序和日期。如果你今天呈會、並抓了鬮,三個月後開始依次每月償清所借一位入會朋友的錢,直到還清所有入會朋友的錢。“活會”與 “干會”有所不同,一是償還方式不同,二是入會後入會者除能拿回入會款外,還能獲得一定的利息。

一般來說,溫州人傾向於採用 “活會”這種形式,因為從經濟上看對每個會員來說有一定的相當於利息的補償。

即使是朋友,也不是隨便入會的,這裏還取決於其他一些因素:一是會主的呈會目的是為了投資經營。二是會主還應是個敬業、勤儉持家的人。三是會主還要善於經營。以前做生意如果一直虧本的話,想呈會就相當困難。溫州人對入會是相當謹慎的,不是朋友不行,甚至不是要好、可靠的朋友也不行。但是,即使這樣,也有“倒會”現象發生。所謂倒會,就是會主不還錢。發生這種情況,極少數是由於會主不講信用、捲款逃走,大多數倒會是因為經營不善、虧損造成的。對於這種情況,入會的朋友一般都會給予諒解和支持。雖然這種私人借貸的拖欠、賴賬不受法律約束,但在朋友之間,違規者破壞的是人際關係網絡和鄉親間的誠信。一旦失去信用,以後再做生意就很難了。

1994年,王榮弟和朋友一起開了服裝批發加工店,開始創業。當時中國女性服裝、內衣等既便宜又有特色,法國人特別喜歡,在批發市場上銷量很大。1995年,王榮弟在溫州的瑞安商城23塊錢一套進價的內衣,回到法國可以賣100法郎,並且首筆訂單就下了5000個。銷量最好時一天達近20萬件,後來他們將貨源的加工、生產定在廣州,1995年至2013年之間,每週都有幾個集裝箱運往法國。“最忙的時候,我週五從法國飛廣州,週日又飛回法國,一年最多達到30多趟。”

費孝通先生在八十年代考察溫州的商品經濟時,指出“溫州模式”的重要意義不在於它發展了家庭工業,而在於它創造了一個民間自發的遍及全國的小商品大市場,在生產者和消費者建立起一個無孔不入的流通網絡。王榮弟們的商業模式,將“溫州模式”的商業網絡擴展到了全世界。

2002年的八月,黃玲踏上了意大利的土地。面對幾乎是一座空城的佛羅倫斯,黃玲心裡犯起了嘀咕:這地方怎麼沒人?當時的她並不知道,八月是意大利人的渡假月。

在到達的第八天后,黃玲便拿到了意大利的居留證。九月,她進入了當地的一所中學,從初一開始讀起,當時班上只有她一個外國人。

黃玲說,學校的老師都很照顧她,學校也有專門為外國人開的語言班。第一年,因為完全不懂意大利語,只能上語言班。一年以後,黃玲的意大利語就已經能應付各種對話了,她這才回到原來的班級里上課。到第二年的時候,黃玲已經能做各種口譯和筆譯了。

因為語言障礙,黃玲的父母從來沒有去過家長會。平日裡,她的父母經營著一家服裝店,意大利語只會基本的對話,生活兩點一線。最開始的時候,還曾因為在週日營業,被當地的工商部門罰了款。

黃玲坦言,自己這代人跟父輩們的隔閡其實很大,她父母那一輩人的時代烙印很深,來了這邊以後往往也無法融入當地社會。然而,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開了巨變,這導致他們和現在的中國也是脫節的,每次回去都無所適從。黃玲父母一輩的中國記憶,還停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而黃玲這一代人卻是受意大利的教育長大的,在價值觀和其他很多方面上都認同的是西方的理念。黃玲還有一個97年出生的弟弟,離開中國的時候只有5歲。

“弟弟對中國的概唸完全是模糊的,他所有的觀念都是西化的。這個年紀又還比較叛逆,經常跟我父母有衝突。比如說吃飯,如果爸媽給他夾菜,爸媽是會覺得關心他。但是,他會覺得給他夾菜是要他吃這個要他吃那個,剝奪了他拿主意的權利。平常他都關著門在自己屋子裡,我媽媽要跟他說什麼事情,要發微信給我,然後讓我在微信上轉達給他。”

這樣的情況在溫州移民群體中並非特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王春光對巴黎地區溫州移民群體的長期跟蹤調查表明:“大部分溫州父母不知道孩子念什麼書,更不瞭解法國教育給他們的孩子灌輸了什麼觀念,孩子學校畢業後,父母要求他們與自己一道工作,他們又不願意,覺得父母一代的工作不符合他們在學校所接受的那套生活價值觀念,一些孩子還認為那不是人幹的活,形容他們的父母是‘雞那樣睡、牛樣地幹、豬般地吃’,根本不會享受生活和人生。”

黃玲性格開朗,有很多意大利的朋友。但在18歲的那一年,她卻突然開始自問:“我是誰?”很長時間里,她都陷入了身份認同的危機中。這樣的困惑一直持續了很多年,直到她交了一個“移三代”(第三代移民)的男朋友,並由此認識了一群來自東歐和北非的移民後裔,這樣的身份焦慮才有所緩解,“反正大家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歸來

2013年夏天,大廚包愛通和愛人帶著外孫和外孫女回樟里村登記戶口。原本只是多年勞碌後,打算回老家休個假,過幾個月再回意大利。沒想到卻碰上了當地大旱,旱情嚴重,晚稻種不下去,情況十分緊急。樟里村戶籍人口近2000人,常住人口500人,其中近七成的常住人口年齡在60歲以上。62年出生的包愛通,在當地算青壯年勞動力。他一邊聯絡上遊的水庫放水,一邊去聯絡插秧機插秧,終於讓村里種上了晚稻。

“本來我想著忙活完這事兒,我就回去了,但當時我們樟里村的前任書記因為貪汙被抓了,村支書的位置一直空著。村里人說,你這麼能幹,就你來幹吧。我想了很久,最後答應了。”包愛通的決定自然也有基於現實的考量,一方面是在意大利待了那麼多年,始終無法融入當地社會;另一方面,國內的飛速發展他自然也看在眼裡。包愛通仍舊是拿洗碗來做對比:當年意大利是800歐一個月,國內是一兩百一個月;現在意大利還是800歐一個月,但國內的洗碗工,月收入也漲到四五千了。

從2013年9月代理村支書至今,包愛通帶領村民鋪路、修路燈、疏通河道、搞綠化,幾年下來,樟里村已是面貌一新。最令包愛通自豪的,還是將樟里村原有的基督教堂,改造成了文化禮堂,供村民們開展文化活動、豐富精神生活。

“這是整個溫州地區唯一一個教堂改禮堂的案例,十字架變成了紅旗!”

樟里村今貌(本文圖片如無說明,則均由記者本人拍攝)

由教堂改造而成的文化禮堂

2016年3月,黃玲從博洛尼亞大學碩士畢業後回國。博洛尼亞大學始建立於1088年,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學。

“我父母常說,‘還好你出國了,不然肯定讀不到碩士畢業’。我想想是這樣的,之前在國內的時候,我們家的日子過得實在太苦了。那種環境下我可能高中一畢業就要幫著父母一起做生意了。”

黃玲介紹說,意大利的溫州二代移民群體中,回國的並不多。一方面是從小就去了意大利,在意大利長大,而溫州人日常都用溫州話交流,普通話早就忘得差不多了;另一方面,即便是二代移民,願意讀到碩士畢業的也是極少數,很多都是高中畢業就幫著父母做生意了,這樣的文憑回國很難找到工作。

談到回國的原因,黃玲表示最主要還是因為自己喜歡有挑戰的生活,以及對意大利經濟前景的不看好。“還有一點就是之前在求職過程中感受到的隱形歧視,之前在校園的時候你感覺不到,但是出了校園,在社會上,你會發現對移民的排斥還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的。”

被問到未來的規劃時,黃玲表示自己喜歡探索未知,“既然我既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中國人,那我就做個地球人唄,世界這麼大,哪待著舒服去哪。”

2016年底,麗嶴僑聯即將迎來換屆,老主席年事已高,臨卸任前,他推舉王榮弟接任。對此,王榮弟的內心很是矛盾。一方面,當年剛出國時舉目無親,求助無門的情形,讓他深知僑民的不易,從內心深處渴望為其他僑民們做些什麼;但另一方面,他已經在法國生活了三十年,事業也頗有成就,接任僑聯主席意味著必須告別自己生活了近三十年的法國,從未有從政經曆的他,又能否勝任這一職務呢?在家庭和公司內部,反對的聲音都不在少數。但最終,那個曾經想方設法離開的遊子,還是毅然決然地歸來。

王榮弟說,在巴黎,他見了太多世界各地的難民,巴勒斯坦、敘利亞、伊拉克……這些流離失所的難民讓他堅信:沒有國就沒有家。“有大家才有小家,於我而言,這是絕對的真理。”

王榮弟表示,自己當年出國的時候,吃了很多苦,是法國和中國這兩個偉大的國家共同養育了他。如今他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能幫助其他的僑民,拉近中法兩個國家間的距離,增進彼此的理解,而僑聯的任務恰恰就是服務僑胞,在政府與僑民之間搭建橋樑。

麗嶴僑聯,僑聯上的國旗代表著麗嶴僑民所生活的國家

在成為僑聯主席後,王榮弟前後捐資修建了數所學校,直接捐款400餘萬元,還和其他人一起投資1.5億元興建新的僑聯大廈。在談到對自己下一代的期望時,王榮弟表示自己有一個夢想:下一代一不要忘本,二是能去讀巴黎政治學院,進而從政,進入上流社會,既瞭解中國,也熟悉法國,進一步搭建起中法兩國之間的橋樑。

當年不惜一切代價離開的溫州人,如今正在以各種方式回歸。他們如同候鳥一般,敏感於氣候的變化,逐水草而居。他們的出走與歸來,不僅僅是一部僑民的奮鬥史,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國強民富的一個生動註解。

參考文獻:

費孝通:《小商品·大市場》,《浙江學刊》1986年第3期。

陳翰笙 主編《華工出國史料 》第5輯,中華書局1984年版。

曹南來,《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 基督教與城市現代性變遷》,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王春光、Jean Philippe Béja:《溫州人在巴黎:一種獨特的社會融入模式》,《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

曹南來:《流離與凝聚:巴黎溫州人的基督徒生活》,《開放時代》2016年第二期。

尤雲弟:《溫州市重點僑鄉玉壺、麗嶴、塘下三鎮移民比較研究》,八桂僑刊,2011年第二期。

趙小建:《從紐約到羅馬——海外溫州人經商理念、創業模式和運作特點探析》,《華僑華人曆史研究》,2016年3月。

徐華炳:《溫州海外移民形態及其演變》,《浙江社會科學》2010年第12期。

徐華炳:《區域文化與溫州海外移民》,《華僑華人曆史研究》,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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