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的地球”:科技巨頭是如何監視全世界的?
2018年12月29日14:28

  編者按:我們已經知道,連接是有代價的——我們的數據就是代價。但我們不在乎。結果是,Google的主要客戶包括了軍方和情報機構。本文節選自Yasha Levine所著《矽穀監控:互聯網的秘密軍事史》(Surveillance Valley: The Secret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Internet)。原文標題Google’s Earth: how the tech giant is helping the state spy on us。

製圖:Alamy/《衛報》設計部
製圖:Alamy/《衛報》設計部

  我們身處互聯網之中。它影響著現代生活,像一個巨大的、看不見的、吞噬現代世界的一團東西。我們無處可逃。正如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在1998年推出Google時的敏銳理解:人們使用互聯網所做的每件事都會留下一串數據。如果這些痕跡被正確地保存、使用,它們會構成一座信息寶庫,其中充滿了對個體的觀察,以及對更大範圍文化、經濟和政治趨勢的寶貴解讀。

  充分利用這些觀察、基於用戶留下的數據建立起龐大的業務,Google是第一家這麼做的互聯網公司。但Google並沒有“孤軍奮戰”太久。這種模式廣泛應用於哪怕是最小的應用程序,普遍存在於最龐大的平台。

  Uber、Amazon、Facebook、eBay、Tinder、Apple、Lyft、Foursquare、Airbnb、Spotify、Instagram、Twitter、Angry Birds……縮小這個世界,看看互聯網的全景——你可以看到,總的來說,我們的電腦、手機已經變成這些公司龐大的監控網絡的插件,已經變成我們的漏洞。無論我們去了哪裡、做了什麼、說了什麼、對什麼人說、見到什麼人……所有的一切都被記錄下來,某種程度上都被用來衡量價值。如果一位女性去了墮胎診所,即使她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但Google、Apple和Facebook總會知道:手機上的GPS坐標可不會說謊。一夜情、婚外情很容易就能判斷出來:之前從未“相遇”過的兩台手機在酒吧“邂逅”,他們穿過街道進入鎮上的公寓,在一起過夜,第二天早上分開。

  他們非常瞭解我們,甚至是我們對最親近的人所隱瞞的事情,他們也瞭解。在當代互聯網生態系統中,這種秘密監控已經是常態。它就像我們呼吸的空氣一樣不引人注目。但就規模和普及度而言,即使在這個先進的、需要大量數據的環境中,Google的地位依然至高無上。

  Google的發展伴隨著互聯網的擴張。不管它部署了什麼服務、進入了哪些市場,監視、預測和其業務如影相隨。流經Google的數據量十分驚人:截至2016年底,搭載安卓系統的手機佔據全球新智能手機銷量的82%,到2017年中,全球安卓用戶超過20億。

  Google要處理每天數十億次搜索、數十億次YouTube播放,其Gmail擁有10億活躍用戶,這意味著它幾乎可以連接全球幾乎所有的email。一些分析師估計,北美約25%的互聯網流量流經Google的服務器。這家公司不僅僅與互聯網相連,它就是互聯網。

  Google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人們不再以金錢的形式為Google的服務付費,而是用他們自己的數據付費。它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只是一種“誘餌”,誘惑人們,抓取他們的數據,掌控他們的注意力——這些注意力外包給廣告商。Google用數據壯大自己的帝國。截至2018年初,其母公司Alphabet在全球擁有85050名員工,在50個國家和地區有70多個辦事處。截至2017年末,該公司市值高達7270億美元,是全球市值第二高的上市公司,僅次於另一家矽穀巨頭Apple。2018年第一季度,該公司的利潤為94億美元。

 2004年,Google的兩位聯合創始人合影,Larry Page(左),Sergey Brin(右)。攝影:Ben Margot/美聯社
2004年,Google的兩位聯合創始人合影,Larry Page(左),Sergey Brin(右)。攝影:Ben Margot/美聯社

  與此同時,其他一些互聯網公司則依附於Google生存。Snapchat、Twitter、Facebook、Lyft和Uber都在Google無處不在的移動操作系統上建立了數十億美元的業務。作為把關者,Google也從他們的成功中獲益。使用移動設備的用戶越多,Google從中獲取的數據也就越多。

  Google都瞭解些什麼?它可以預測什麼?看上去答案是:一切事情。2010年,Google前CEOEric Schmidt坦率地表示:“最終會發生的是……我們根本不需要你打字。因為我們知道你當前所在的位置,曾經去過哪裡,我們或多或少能猜到你正在想什麼。”他隨後補充道:“有一天開會,我們認為可以試著預測股市。後來因為我們認為這是非法的,所以沒有這麼做。”

  這是個可怕的想法,考慮到Google不再是一家幼小的初創公司,而是一家有著自己政治議程和股東利潤最大化使命的強大跨國公司。想像一下,如果Philip Morris(全球最大的菸草公司)、Goldman Sachs(全球著名投行)或Lockheed Martin(世界第一武器生產商)擁有這種渠道會發生什麼。

  Google地圖的前世今生

  在Brin和Page創建Google不久後,他們開始從更大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使命。他們不只是在建立一個搜索引擎或是一種定向廣告業務,他們所做的是組織世界上的信息,讓這些信息能被所有人所訪問、使用。這個願景甚至覆蓋了五角大樓。

  就在Google逐漸成為消費者端互聯網主導者的同時,該公司甚少引人注目的第二方面也出現了:作為政府承包商的Google。事實證明,Google用於監控人們生活、獲取用戶數據的平台和服務可以為美國政府龐大的部門所用,包括軍隊、間諜機構、警察局和學校。這個轉變的關鍵是一個小的創業公司,現在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Google地球(Google Earth).

  2003年,舊金山,一家名為Keyhole的股份有限公司陷入困境。這家公司的名字讓人想起上世紀60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秘密項目——Keyhole間諜衛星項目。兩年前,該公司從一家電子遊戲公司拆分出來。公司的CEO John Hanke告訴記者,公司靈感來自於Neal Stephenson的著名科幻小說《雪崩》(Snow Crash)。《雪崩》一書中,男主利用了“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Corporation)研發的“行星地球”(Planet Earth)程序,該程序是虛擬現實設計,目的是“追蹤其擁有的每一比特空間信息——所有地圖、天氣數據、建築平面圖和衛星監控等內容”。

  Keyhole起源於遊戲,但它創建了一個程序將之運用於現實世界。該程序將衛星圖像和航空照片無縫拚接成3D地球模型,人們可以像在遊戲世界里一樣探索這個模型。這是一款突破性產品,它讓聯網的任何人都能夠虛擬地飛往世界各地。唯一的問題是Keyhole推出的時機選錯了:彼時,互聯網泡沫剛剛破滅。Keyhole資金枯竭,難以生存。幸運的是,這家公司被及時拯救了,而拯救它的,恰好是Hanke口中公司的靈感來源——CIA。

  1999年,互聯網處於發展頂峰,CIA推出了矽穀風險投資基金In-Q-Tel,該風投的使命是投資符合CIA需求的初創企業。Keyhole似乎非常適合。

  CIA向Keyhole投入了數目不詳的資金。這筆投資於2003年初由CIA與美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NGA,是一家大型情報機構,擁有1.45萬名僱員,預算50億美元,其任務是向CIA和五角大樓提供基於衛星的情報)合作完成。NGA的格言是:“認識地球 指明道路 瞭解世界。”

  CIA和NGA不只是投資人,他們還是客戶,他們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參與了Keyhole虛擬地圖產品的定製。In-Q-Tel投資幾個月後,Keyhole軟件已集成到伊拉克戰爭的作戰服務中,並在旨在推翻薩達姆(Saddam Hussein)的伊拉克自由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中為美軍提供支持。情報官員對虛擬地圖“電子遊戲般地簡單”印象深刻,他們還欣賞將視覺信息置於其他情報之上的能力。唯一限製其可能性的,就是能夠輸入和接入到地圖上的場景數據了:軍隊調動、武器貯藏處、實時天氣和海洋狀況、截獲的電子郵件和電話情報,以及手機定位。

  Keyhole為情報分析人員、野戰指揮官、空軍飛行員和其他人員提供了一種功能,這種功能我們如今習以為常:在電腦和手機上用數字地圖服務查找餐廳、咖啡館、博物館、交通狀況或地鐵線路。

  軍事指揮官並不是唯一喜歡Keyhole的人,Sergey Brin也喜歡,喜歡到他堅持親自為Google高管演示了這款應用。根據《連線》(Wired)的一篇報導,Brin闖入一場公司會議,輸入了在場每個人的地址,然後用這款程序虛擬地飛過了每個人的家。

  2004年,Google上市的那一年,Brin和Page收購了這家公司,隨後他們將之併入Google日益壯大的互聯網應用平台:Keyhole重生為Google Earth。

  與CIA等軍事、情報機構的合作

  收購Keyhole是Google的一個裡程碑,標誌著這家公司不再是一家純粹面向消費者的互聯網公司,Google開始與美國政府整合。Google收購Keyhole時,也迎來了In-Q-Tel的一名高管,名為Rob Painter。Painter在情報、軍事合同領域有著深厚的關係,包括美國特種部隊、CIA和主要的軍工生產商(其中有Raytheon、Northrop Grumman和Lockheed Martin)。在Google,Painter去了一個全新的部門,該部門負責對口銷售和遊說,部門名為Google聯邦(Google Federal),位於維珍尼亞州的Reston,距離CIA在蘭利的總部不遠。他的工作是為Google從利潤豐厚的軍事情報外包市場分一杯羹。或者按照Painter用承包商官話所形容的那樣:“在情報和國防領域的大量用戶中推廣和使用Google企業解決方案”。

  Google此前已經與情報機構達成了一些交易。2003年,它獲得了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210萬美元的合同,為其定製搜索解決方案,可以掃瞄和識別24種語言的數百萬份文件,包括為防止差錯而要求的全時技術支持。2004年,Google和CIA簽訂了一份搜索合同。這筆交易的價值尚不清楚,但CIA確實要求Google許可其定製內部Google搜索界面,即把CIA的標識放在Google的一個“o”內。Google首位營銷和品牌管理總監Douglas Edwards在2011年出版的《我感到很幸運:Google第59位員工的自白》(I’m Feeling Lucky: The Confessions of Google Employee Number 59)一書中寫道:“我告訴我們的銷售代表,如果他們答應保密,就同意銷售。我不想它嚇到隱私擁護者。”在收購Keyhole後,此類交易加快了步伐,規模也有所擴大。

  2006年,Google Federal繼續大舉招聘,從陸軍、空軍、CIA、Raytheon和Lockheed Martin挖來經理和銷售人員。這加強了Google的遊說力量,形成了一個由民主黨和共和黨情報人員組成的團隊。

  儘管Google已經成為一家擁有數十億美元資產的跨國公司,但它依然成功地保持了其極客般天真的“不作惡”形象。因此,當Google的公關團隊盡最大的努力,讓公司籠罩在利他主義的虛假光環之下時,公司的高官們正在積極地採取策略,希望成為互聯網時代的Lockheed Martin。Painter在2008年表示:“我們團隊在功能上每年增長兩倍以上。”所言不假。隨著內部人士頻繁交易,Google開始向軍事和情報承包領域擴張。

  2007年,Google與Lockheed Martin為NGA合作設計了一個可視化情報系統,該系統能夠顯示美軍在伊拉克的軍事基地,能夠標註出巴格達地區遜尼派和什葉派居民區——這對一個經曆過血腥的宗教叛亂和宗教清洗的地區來說是重要信息。2008年,Google贏得了為CIA情報百科全書提供服務器和搜索技術的合同。這是一個以維基百科(Wikipedia)為模型的情報數據庫,由NSA、CIA、FBI和其他聯邦機構合作編輯。此後不久,Google和美國陸軍簽訂合同,為5萬名士兵提供一整套定製的移動Google服務。

  2010年,作為Google與美國情報機構深度融合的一個標誌,它獲得了一份排他的、無需競標的合同,價值2700萬美元,為NGA提供“地理空間可視化服務”,這有效地使該公司成為美國國防部門和情報機構的“眼睛”。競爭對手批評NGA合同競標的慣例流程不開放,但該機構為其決定辯護,稱其別無選擇:NGA已經與Google就秘密、絕密的程序進行了數年的合作,根據其需求嵌入Google Earth技術,無法和其他任何公司繼續該合作。

  Google對其承保業務的細節和範圍守口如瓶,它既沒有在向投資者發佈的季度盈利報告中單獨列出這些收入,又沒有響記者提供這些收入的總額。但結合一份對聯邦合同信息庫(該信息庫由美國政府維護)的分析,以及《信息自由法》要求披露和已出版的公司軍事工作報告中能夠仔細分析出的信息,這些顯示出Google一直生意興隆:給幾乎每個主要的軍事和情報機構(包括美國國務院)銷售Google搜索、Google Earth和Google企業(現被稱為G Suite)產品。有時Google直接售賣給政府,但也與Lockheed Martin、科學應用國際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aic,總部位於加州的大型情報承包商,擁有大量NSA前僱員,在業界被稱為“NSA西部分部”)這樣的老牌承包商合作。

  Google進入這個市場意義重大。在Google Federal上線的2006年以前,五角大樓的大部分預算都支付給私人承包商。這一年,美國600億美元的情報預算中,70%(420億美元)流向了企業。這意味著美國政府支付賬單,實際工作由Lockheed Martin、Raytheon、Boeing、Bechtel、Booz Allen Hamilton等強大的軍工承包商完成。這種情況不只發生在國防領域。到2017年,聯邦政府每年花在信息技術方面的支出為900億美元。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Google試圖在其中保持強大的地位——它的成功幾乎已成定局,它的產品時業內最好的。

  Google對美國政府的重要性從這裏可以顯示出來:2010年,在一次災難性黑客入侵系統事件中,Google與NSA達成了一項秘密協議。國防口記者Shane Harris在其戰爭史作品《網絡戰爭》(@War)中寫道:“據參與此次Google與NSA安排細節的官員的消息,該公司同意提供其網絡上的流量信息,以換取NSA已知的外國黑客情報支持。這是一種互通有無,信息換信息。從NSA的角度來看,是信息換取保護。”

  這完全說得通。Google的服務器為五角大樓、CIA和國務院提供了關鍵服務,遠不止這些機構,在這裏只舉幾個例子。它是軍人家庭的一部分,對美國社會至關重要,它也需要得到保護。

  深入社會和你我的方方面面

  Google不僅與情報和軍事機構合作,還試圖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包括公民聯邦機構、市、州、地方警察部門、應急響應人員、醫院、公立學校以及各種各樣的公司和非營利組織。2011年,研究天氣和環境的聯邦機構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改用Google;2014年,波士頓市部署Google以運行信息基礎設施,涉及7.6萬名員工,從警察到教師,甚至該市將舊郵件遷移到Google雲(Google cloud)。林業局和聯邦公路管理局也使用Google Earth和Gmail。

  2016年,紐約市指定Google為全市安裝、運行免費WiFi站點。加利福尼亞州、內華達州和愛荷華州運用Google的雲計算平台來預測、確定福利欺詐。與此同時,Google為超過一半的美國公立學校學生提供教育中介。

2006年Google Earth早期版本的紐約市地圖。攝影:美聯社
2006年Google Earth早期版本的紐約市地圖。攝影:美聯社

  2013年,在懷俄明州的一次政府合同會議上,Google Federal的銷售代表Scott Ciabattari解釋道:“我們真正做的是讓你能夠聚集、合作和參與。”他向滿屋子的公務員遊說,告訴他們,Google就是要讓這些人——情報分析師、指揮官、政府管理人員和警察——在正確的時間獲得正確的信息。他舉了幾個例子:追蹤流感爆發、監控洪水和野火、安全地送達刑事逮捕令、整合監控攝像頭與面部識別系統、幫助警察應對校園槍擊事件。

  他還說道:“我們收到越來越多的請求:‘你能幫我們向我們學區發佈所有的建築平面圖嗎?萬一發生槍擊事件,但願這不會發生,但萬一發生了,我們想知道它的具體位置。’智能手機有這一功能的話,你就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迅速看到信息,挽救生命。”此次演講幾個月後,Ciabattari與來自加州奧克蘭的官員見面,討論Google如何幫助該市建立警察監控中心。

  軍隊、警察、政府、公共教育、商業、面向消費者的系統……這些的結合通過Google彙集在一起,繼續拉響警報。律師們擔心Gmail是否侵犯了“律師-當事人特權”(attorney-client privilege);家長們想知道收集起孩子們在學校的信息後,Google用它來做什麼。Google如何處理通過其系統的數據?所有的這些都被納入Google的企業監控計劃中了嗎?Google的極限和限製是什麼?有這些限製嗎?對於這些問題,Google只給出了模糊、矛盾的回答。

  當然,這種擔心並不局限於Google。我們每天使用的大多數互聯網公司背後,都隱藏著龐大的私人監控系統,這些系統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與政府合作、為政府賦權。在更高層面上,Google-美國政府的關係與其他公司-美國政府的關係並沒有真正的區別,只是程度深淺的問題。Google技術應用的廣度和範圍使其幾乎可以完美替代其餘的商業互聯網生態系統。

  事實上,Google的規模和雄心使它絕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承包商,它常常是與政府機構平等的合作夥伴。Google利用其資源和商業宰製,將擁有大量軍事資金的公司推向市場。2008年,Google與NGA合作發射私人間諜衛星GeoEye-1,該衛星的發射火箭上繪有Google的logo,Google將獨家使用該衛星的數據,用於繪製其在線地圖。Google還收購了機器人技術公司Boston Dynamics,該公司曾為軍方製造實驗性的機器騾子,在五角大樓決定不會將這些機器投入實際應用之後,Google將該公司出售。Google已向CrowdStrike公司投資一億美元,這是一家大型軍事和情報網絡防禦承包商,牽頭調查2016年俄羅斯政府涉嫌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實施黑客攻擊的事件。Google還運營著智庫/技術孵化公司Jigsaw,該公司旨在利用互聯網技術解決棘手的外交政策問題,如恐怖主義、審查製度、網絡戰等。

  Jigsaw由Eric Schmidt和Jared Cohen於2010年建立,Cohen當時29歲,是美國國務院的“神童”,曾在George W Bush和Barack Obama手下工作。該公司有多個涉及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的項目:為美國政府幫助飽受戰爭蹂躪的索馬里起草新憲法進行民意調查;開發了追蹤全球武器銷售的工具;與美國國務院資助的一家初創公司合作,幫助伊朗人民繞過互聯網審查。

  它還建立了一個平台來打擊恐怖分子線上招募和激進化,該平台可以識別對伊斯蘭極端主義話題感興趣的Google用戶,將其轉向至勸阻人們不要走這條路的國務院網頁、視頻。Google將其稱為“重定向法”,是Cohen利用互聯網平台發動“數字反叛亂”這一宏大構想的一部分。2012年,隨著敘利亞內戰愈演愈烈,隨著美國對反政府武裝的支持愈多,Jigsaw發現了促使Bashar al-Assad(敘利亞總統)下台的方法:一個能夠直觀描繪出Assad政府高層叛逃者的工具,Cohen希望把這一工具發送到敘利亞,作為“給反對派信心”的宣傳。

  Jigsaw似乎模糊了公共外交和企業外交之間的界限,至少有一名前國務院官員指責它煽動中東政權更迭。全球情報平台Stratfor 的高管、前美國國務院安全部門情報特工Fred Burton寫道:“Google得到了白宮、國務院的支持和空中掩護。事實上,他們正在做CIA做不到的事情。”

  但Google否認了批評者的指責。Eric Schmidt向《連線》雜誌表示:“我們沒有參與政權更迭,我們不做那種事。但如果智能手機和信息向公民賦權,導致他們的國家發生變化……這可能是件好事啊,不是嗎?”

  Jigsaw與美國國務院的合作令人側目,但如果Google成功了,那麼這就只是吃肉前喝的一小口湯而已。隨著Google與NSA達成新的交易,繼續與這家美國安全機構媾和,它的創始人們會見證它在全球社會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Larry Page在2014年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反思道:“社會目標是我們的首要目標。我們總是強調Google的這一點。人們沒能考慮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我們如何組織人民,如何激勵人民?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我們如何組織起我們的民主政體?”他展望了100年之後的未來,認為Google是進步的中心:“我們可能能夠解決很多問題,作為人類而產生的很多問題。”

 文章來源:36氪 編譯部出品。編輯:郝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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