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倖存班級震後十年:現在都能聞到消毒水的味道
2018年12月25日07:14

  原標題:初三四班的震後十年

  2008年5月12日那場地震里,北川中學初三四班37人全部倖存。

  十年後,這群昔日十五六歲、穿著校服的少男少女已經長大,生活的重心也從學習變成了工作、結婚、生子。

  班上的女生陸春橋把鏡頭對準他們中的三個人,拍攝了一段32分鍾的紀錄片,取名為《初三四班》。

  “太多的片子在講地震後的悲傷痛苦,卻沒有人去講我們對生活的珍惜”,陸春橋提起拍攝的初衷,是希望記錄下他們這代人的成長,講講他們是如何在經曆災難後,去理解家庭與愛的。

2008年9月,地震後初三四班第一次合影。受訪者供圖
2008年9月,地震後初三四班第一次合影。受訪者供圖

  揭開傷疤

  12月26日,陸春橋拍攝的紀錄片將在騰訊視頻上線。紀錄片的開始,是一場同學聚會。

  2016年大年初三,陸春橋組織了一場初三四班同學會。那天,她紮著高高的丸子頭,帶著攝像機回到北川中學。

  在陸春橋的鏡頭中:陽光鋪滿整間教室,藍色桌椅整齊地擺放著。八年未見的同學按初中畢業時的座位坐下。

  大家顯得有些生疏。有人提議,輪流站上講台,重新做自我介紹,分享這些年的經曆。

  女生母誌雪穿了身亮眼的紅大衣,化了淡妝,她站上講台,說的第一句話是“這幾年過得特別好”,同學們在底下都笑開了。

  在陸春橋的記憶中,母誌雪是個內向的人。初中時,她坐在陸春橋後面的座位,紮馬尾辮,穿最簡單的T恤和牛仔褲,非常文靜,不愛說話。

  但現在,她跟每個人都熱絡地開玩笑。她說她現在在施工隊工作,夢想是當個包工頭。

2016年大年初三,母誌雪在同學會上發言。受訪者供圖
2016年大年初三,母誌雪在同學會上發言。受訪者供圖

  男生何林燭也站上了講台做自我介紹,鏡頭中他平頭,濃眉大眼。和初中時相比,變化不大,依舊外向、善於交際。

  他高三輟學,留在北川,送過外賣、當過KTV服務員、開過婚慶用品店,是同學們心中的勵誌擔當。

  聚會那天,陸春橋拍了不少視頻和照片。回去翻看時,她發現,同學們雖然都很年輕,但是看上去要比同齡人更成熟一些。陸春橋很好奇,“那場大地震到底是如何改變了我們這群人的生活?”

  多年來,陸春橋和同學們很有默契,鮮少談論與地震有關的話題。上大學去了外地,他們也不會主動跟同學提起自己來自北川。

  陸春橋想,他們這些年的故事值得記錄下來。地震過去8年,關於北川的故事,別人已經講得夠多了,如果換作自己來講,會不會不一樣?

  要重新揭開這塊傷疤,並不容易。幸好是陸春橋來做這件事。初三四班的劉文靜說,“別的記者來採訪,總會有被消費的感覺,但她不一樣”。她相信,陸春橋和他們是同類,對那段過往能產生共情。

  倖存者陸春橋

  陸春橋曾是班上最愛好文藝的女孩。上高中後,開始跟市里來的藝術老師學編導,大學在南京學攝影,畢業後去了上海的一家電影公司工作。

  2015年6月,陸春橋上大四,和製片人韓軼聊天時,說起了那場地震。韓軼提議,這幫孩子的成長或許能拍個紀錄片。陸春橋被打動了。

  她先是挨個給同學們打電話,久疏聯繫,陸春橋發現,原來她對老同學這麼不瞭解:地震後,他們失去了哪個家人、經曆了哪些痛苦、有沒有走出來……她一無所知。於是,陸春橋回到北川,開始跟同學和他們的家長詳細訪談。

  在紀錄片中,陸春橋訪談了自己的父親,那天,父親開著車,母親躺在后座。父親漫不經心地聊道:

  “地震那天買了四噸多厚樸花,遇到地震了,就全部變成垃圾了,跟你媽在片口睏了兩天。房子搖過去搖過來,就像跳舞一樣。第二天用柴油機發的電,看到新聞,說北川中學三樓變成一樓了。我想女兒肯定死了,你媽就哭了,她整天都在哭,最後就要來找。”

  2008年5月12日地震來的時候,初三四班所有同學都在室外上體育課,陸春橋站在報欄前看報。一瞬間,世界開始搖晃,教學樓倒了,漫天的灰塵撲過來,不遠處的山被滾落的巨石、泥土包裹住,由綠變黃。

  幸運的是,在操場的初三四班同學們都活了下來。

  地震過後,北川中學的學生都被轉移到了六十公裡外的綿陽長虹影劇院。每天,影劇院都會播放尋人廣播,“XXX同學,你的家人在找你”。第三天晚上,陸春橋躺在紙板上準備睡覺時,終於聽到了自己的名字。

  她匆匆穿上長虹發的拖鞋,趕到影劇院門口。看見母親站在人群中,背著一個雙肩包,拄著一把傘,衣服破破爛爛,腳上還穿著陸春橋留在家裡的膠鞋。母親原本白皙的皮膚也變得黝黑,一下子老了十歲。陸春橋想給她換上自己的拖鞋,才發現膠鞋已經陷進了媽媽的肉裡,根本脫不下來。

陸春橋的父母接受採訪。受訪者供圖
陸春橋的父母接受採訪。受訪者供圖

  母親旁邊不見父親的身影,她告訴陸春橋,父親的哮喘犯了,只好在家等著。這個從沒落過淚的男人,還偷偷鑽到了廁所里哭。

  那年10月,陸春橋的媽媽生了一場重病。醫生說,是因為地震之後,她的精神處在崩潰邊緣,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導致她患上了植物神經紊亂。心理上的表現是焦慮、抑鬱,生理上則表現為胸悶、憋氣等症狀。

  在此之前,陸春橋一直以為,電視里演的抑鬱症等心理疾病都只是單純的心情不好。媽媽得病以後,她才知道,“原來情緒也可以殺死人”。

  許多同學的家庭都被這場地震拆散了。母誌雪失去了父親,地震時,他正在礦山上工作,沒跑出來。何林燭失去了六歲的弟弟,那是一個活潑聰明的小男孩,頭頂有兩個旋。

  陸春橋一家是倖存者,同學黃金城一家也一樣。他告訴陸春橋,有時走在街上,會碰到一些故去同學的父母,他總會低著頭,繞得遠遠的,不知道該如何跟他們打招呼。

  “生活像吃糖一樣甜”

  母誌雪父親在世時,希望她將來能當老師或者會計,過安穩輕鬆的生活。高考填誌願,她卻決定去南充的一所專科學校學土木工程,“修出結實的房子、結實的路,會特別有成就感。”

  在大學,同學聽說她來自北川,免不了問幾句地震時的情況,母誌雪並不抗拒。但他們聽說她父親遇難後,總會用同情的目光打量她,這讓母誌雪受不了,“我會跟他們說,不要心疼我,我跟你們是一樣的,只是比你們多經曆了一點”。

  2016年,陸春橋找到母誌雪時,母誌雪正在成都的一個工程隊工作。她負責做施工資料,記錄施工的全過程,要成天跟著工程隊到處跑,“和工人待在一起很開心,特別喜歡這樣的生活”。

  那時,她剛開始談戀愛,沒過多久就決定結婚,“隨時都像吃了糖一樣甜”。丈夫陳翔性格內向,陸春橋來家裡拍攝時,他會害羞,藏到廁所里。母誌雪笑稱他是“賢內助”,和自己的性格正好互補。

  結婚後,母誌雪一閑下來,就會帶著陳翔回老北川逛逛,給他講自己玩過的地方、讀書的地方、和父母一起去過的地方。

  進入老北川,要經過一條塵土飛揚的道路,狹窄到只能容納兩輛車經過。曾經熱鬧的縣城只剩下了斷壁殘垣,四處是東倒西歪的樓房。一扇扇破碎的窗戶里,藏著剝落的牆面和傾倒的傢俱。從地縫中探出頭的雜草和野花,是這裏僅剩的生機。

  陸春橋說,她回小壩鄉時,也會經過老縣城,“到現在都好像還能聞到當年石灰粉和消毒水的味道”。

  地震後,母誌雪的母親以為母誌雪已經不在了,帶著小兒子到北川中學,打算“翻死人”。見母誌雪還活著,仨人哭作一團。母誌雪問,爸爸呢?母親只是搖了搖頭。

  失去丈夫以後,母誌雪的媽媽整天以淚洗面,也吃不下飯。為了逗母親開心,母誌雪每天給媽媽打電話,講笑話、打趣。在老師和同學面前,她也逼著自己開朗起來,沒心沒肺地笑,不希望被特殊對待。

  慢慢地,母誌雪發現,她喜歡這個“把心放得很大”的自己。“對我來說,我已經夠幸運了,至少老天還給我留下了媽媽和弟弟”,母誌雪說。原本,母親要和父親一起去礦上上工,那天卻鬼使神差地沒有去。

  母誌雪的母親在領了幾個月的救濟金後,謝絕了外界的幫助,決定要找一份工作,自己掙錢養活孩子。她聽說陳家壩有個人賣滷肉很有名,她就跑到人家門口等,求他教自己做滷肉。

  於是,小小的滷肉攤成了全家唯一的生計。“地震後我媽對我和我弟更好了”,母誌雪說,“她想讓我和我弟過上和普通家庭一樣的生活,讓我們活得更自信。”

  在紀錄片中,陸春橋採訪了母誌雪的母親,母親那天紮著馬尾辮,一張圓臉,眼角堆滿了皺紋。她沒有哭,看似輕描淡寫地聊起了逝去的丈夫。

  “他們一起幹活的有11個人,11個人一個都沒出來。一年後,那邊修路,又把他的屍體挖了出來,我又把骨頭撿回來埋了。”

  陸春橋問,“你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勇氣?”

  “其實自己的親人就不怕,沒有什麼感覺”,母誌雪的母親笑了笑,“只是想著他能活過來就好了”。

  何林燭的責任

  在23公里之外,新北川在震後兩年內拔地而起,所在地被取名為“永昌”,意為“永遠昌盛”。城區整齊劃一,有寬敞的馬路、林立的高樓,重建了北川人的生活。

  安昌河支流穿城而過,河東是現代化的居民社區、政務中心和旅遊服務中心等,河西是北川中學、河西醫院等公共服務建築。在縣城的中心,還修建了“巴拿恰”(羌語,意為“市場”),到過節時,羌族人民都會換上民族服飾,在這裏相聚。何林燭每天就騎著電動小摩托車在新北川縣城送外賣。

何林燭正在送外賣。受訪者供圖
何林燭正在送外賣。受訪者供圖

  2011年,高考過後,初三四班許多同學離開了新北川,到其他城市上大學。如今,許多同學都回到了新北川。

  陸春橋曾問過留在新北川的同班同學:有沒有後悔地震後留在北川?同學回答,去外地會被人特殊關照,但在北川不會,“這裏收容了所有受傷的心靈”。

  何林燭也是留下來的人。他告訴陸春橋,成都是他去過最遠的地方,他原本打算在成都多待幾年,因為媽媽,他決定回到新北川。

  地震前不久,何林燭的父母離異了,由母親一個人撫養他。地震後,弟弟去世,家裡一貧如洗,全靠母親在菜市場開的小店支撐。

  何林燭很早就有了金錢的概念,常在中學宿舍倒賣小零食,掙個幾毛錢。從家去學校距離遠,走路要三四十分鍾,坐車只要一塊五,他也捨不得花。

  剛上高中時,何林燭學的是美術,期待考進藝校,成為一名美術工作者。但高三上到一半,他決定輟學打工。他仔細掂量了好久,認為自己最多隻能考上專科,浪費錢不說,畢業了還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何林燭輟學後,帶著僅有的兩百塊隻身到成都闖蕩。剛開始幾天,何林燭白天找工作,晚上睡網吧。後來,他一天打三份工:送外賣、做家政、在KTV當服務員。每個月能掙七八千塊,全都寄給母親。

  在KTV的工作最辛苦,身邊的同事一撥接一撥地換,何林燭升上了主管。有時,他也會羨慕那些幹了一個月就辭職的人,他也想像他們一樣任性,但沒辦法。

  何林燭手下的職員很多都是十幾歲的小孩,看著他們,何林燭常想,如果弟弟還在,應該和他們差不多大,現在是在上學,還是已經像他們一樣出來闖社會了呢?

  何林燭回憶說,弟弟以前是孩子王,喜歡帶著一幫小孩出門玩,每到飯點,媽媽總會讓他去叫弟弟回家。

  弟弟走後,只給家人留下了三張照片,分別由何林燭和父母保存。留在母親那裡的是弟弟六歲時一個人去照相館拍的證件照。小男孩穿著橘色的外套,皮膚白淨,單眼皮,招風耳,笑得羞澀,跟何林燭長得很像。

  何林燭在成都待了一年半,便回到了新北川,他對著陸春橋的鏡頭說起回來的緣由:

  “當時我在成都休假回來,我曉得我媽跟繼父吵架了,當時看到我媽在那哭。我當時在想,他們如果再離婚的話,我媽在新北川只剩下一套房子和一條狗了,沒有誰陪她。也是因為地震,我弟弟不在了,再加上我爸媽離異,當時我腦袋里就想,哪怕我在外面掙再多的錢,如果不能陪在她的身邊,我掙那些錢也沒什麼意思。”

  “我媽真的很不容易、很累,她是個女強人,我真的很佩服她。愛到深處是陪伴,我也覺得是情到深處了,我就真的離不開她了。”

  當時,何林燭坐在家裡的沙發上,始終都是笑著的。

  回了新北川後,他繼續送外賣、去KTV打工。也嚐試過自己創業,開過一家叫“青春飯”的飯店,冬天賣板栗,夏天賣冰粉。“凡是能掙到錢的,都會試著幹”。

  我們的家庭與愛

  十年過去,想起爸爸,母誌雪更多的情緒是遺憾,遺憾他沒能見證自己的成長。記憶中的父親頂著一頭捲髮,高大帥氣。小時候,她和弟弟總是纏著要爸爸背,在家門口的空地上跑來跑去。

  地震前不久,十五歲的母誌雪覺得自己的姓不好聽,偷偷拽著媽媽到了派出所,想改姓。地震過後,母誌雪再沒動過改姓的念頭,“姓氏是爸爸給我的,那是我們之間最好的連接”。

  最開始,母誌雪理解不了父母的感情,不明白真正的愛情到底是怎樣的,直到遇見陳翔。“我當時耍朋友不是很認真,學校里的感情我不知道怎麼去衡量。人要真的走到這一步,才理解我媽當時心裡是怎麼想的。”

  2018年2月5日,母誌雪和陳翔結婚了。婚禮前,母誌雪帶著陳翔一起去祭拜了她的父親,陸春橋記錄下了這一幕:

  “在今後的生活中,永遠都見不到他了,真的是很遺憾。工作、結婚、找到陳翔這樣的人,我在想我爸要是看到陳翔這個樣子,會不會滿意啊?我有的時候在想啊,你能多活過來一天,就一天,我給你講講我15歲到25歲這十年。”

  在母誌雪的婚禮上,母誌雪的母親把母誌雪的手交到了陳翔手中,三人相擁。那一刻,所有的燈光都熄滅了,客人們都打開了手機的閃光燈,跟隨音樂,緩慢地搖著。那是所有鏡頭中最打動陸春橋的瞬間。

  2017年,何林燭也結婚了,妻子是在KTV認識的同事,一個活潑開朗的女生。今年4月,妻子又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孩子。他希望能養活一家人,過上穩定的生活。

  何林燭辭掉了在KTV的工作,最近,他在綿陽學婚慶主持,計劃回北川開一家婚慶公司。他還在左腳踝上文了一隻小蝸牛。他覺得自己就是蝸牛,背著重重的殼,緩慢地爬著。但他不累,因為殼里住著他最愛的家人。

  紀錄片中,何林燭總結了他這些年的感悟:

  “我覺得我們經曆了地震的這一代人,跟外面沒有這段經曆的年輕人來比,我們更懂得生命的重要,特別是家,還有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責任。”

  2018年初,陸春橋的拍攝進入了尾聲。她似乎找到了答案,那些留在北川的同學大多數都在地震中失去了親人,他們選擇留下,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和陪伴身邊的家人。

  陸春橋看到了母誌雪對父母感情的感同身受、何林燭對家庭責任的重視。她想知道,自己的父母看到別的孩子都留了下來、陪在身邊,自己的孩子在上海為夢想奔波,心裡是怎麼想的。

  春節前夕,陸春橋為父母換上了羌族的民族服飾,在家門口的空地上擺了一張椅子,母親抱著狗,父親一臉嚴肅。陸春橋躲在攝像機後面。

  陸春橋問:像何林燭比較早在北川創業,留在他媽身邊,母誌雪很早就結了婚,我幾個月不回來,你們有時候會不會難過?

  母親答:還是有哦,但是我又想,沒關係,只要她過得好就得了,前途好。

  父親答:你說呢?肯定想,自己的女兒這麼遠,出門在外,兒行千里母擔憂。

  母親眼淚落了下來:我要哭了,我不哭,我忍住。

  父親:是啊,不管你錢多錢少,一家人每天在一起,多巴適,多幸福。

  母親:你小的時候我們一家人在一起,我們原來兩個人,還年輕,跑得快,現在我們歲數越來越大,只剩下了兩個人,娃養大了不在家裡了。特別是生病的時候,想著想著就覺得好造孽,這是我的心裡話。

  紀錄片放映

  12月16日下午,《初三四班》在北川電影院首映。

  陸春橋刻意避開了那個特殊的日子,把日期定在了今年的末尾。“12月意味著一年的終點,對我們而言,也是上一個十年的終點”。

12月16日,首映儀式上,三位主角和他們的家人。受訪者供圖
12月16日,首映儀式上,三位主角和他們的家人。受訪者供圖

  班上的同學都回到了這座小縣城。母誌雪剪了一頭短髮,挽著丈夫和母親,甜甜地笑。何林燭的寶寶成了焦點,孩子剛八個月大,揮著肉乎乎的小手,好奇的眼睛不住地眨。

  看片子時,老北川的畫面閃過,黃金城想到了自己的家,白色外牆,藍玻璃。自己房間門口的櫃子上,還擺著十四歲時的生日禮物,是那個年代最流行的水晶蘋果和紙星星,全是初中同學送他的,地震後也沒機會再拿出來。

  弟弟的照片出現那一刻,何林燭沒忍住掉了眼淚。

  “很多年來,那場地震都是我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時間可以治癒一切,當地震離我們越來越遠,我們這些倖存者,無論是創業、工作,或者是結婚,我們都在努力地尋找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班真的很幸運,但幸好大家都在努力地不辜負這份幸運。我們這群人是特殊的,但也是普通的。經曆了這場大地震活了下來,但是生活依舊還在繼續,我們也要面對和你們一樣的成長,也要在爭吵和沉默後,最終學會理解父母,也要在努力工作後,懂得承擔責任,也要在跌跌撞撞以後,遇到可以相互陪伴的人。”

  片子的最後,是陸春橋的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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