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騫:不要帶著政治焦慮來看待諾貝爾獎
2018年12月20日22:30

原標題:汪兆騫:不要帶著政治焦慮來看待諾貝爾獎

諾獎在時下的權威性無可迴避,其文學獎因受眾之廣更為人矚目。許多國家及其寫作者對該獎心存嚮往乃現實一種,中國的諾獎情結也絕非孤例。2012年莫言得獎,不少人如饑渴難耐時得了一桶清水,但其中甘苦,也各有各的說法。

從曆史來看,稍稍列出該獎部分名單,便可為其權威提供證明:泰戈爾、葉芝、黑塞、福克納、布羅茨基、特朗斯特羅姆……幾個簡單的名字,背後代表的藝術與思想之光輝顯而易見,他們訴諸文字的思想體驗、人性體驗和曆史體驗已成為世人映照自己的存在,泰戈爾的東方智慧,布羅茨基對列寧格勒和彼得堡的清晰區分,抑或特朗斯特羅姆詩句中的巨大留白,都給後人以啟示。但如何看待“權威”造成的遮蔽,是這一硬幣的另一面。

媒體、評論家和讀者對獲獎者的偏向,是不好避免的;而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對作者近乎蓋棺定論式的評語,對讀者理解作家自然有其價值,但看看評語被引用的極高頻率便知,這種明確判定的弊端。

在新近出版的《文學即人學》的跋中,文學評論家汪兆騫重點談及了如何對待諾貝爾文學獎這一問題,他說:“對諾獎的種種猜忌,本身便是一種政治焦慮而已。但諾獎評獎因沒有絕對客觀的標準,院士的個人政治傾向及美學趣味又有所不同,評獎只有靠民主投票程序最後決定,因此其公正性、嚴肅性就不免減價扣,諾獎受到某些質疑很正常。”但他也表示,在他看來,除了有遺珠之憾,諾獎所授予的作家的作品應是世界上最優秀的。

在書中,他從石黑一雄開始,梳理、解讀了所有諾獎得主的代表作品,並給出判斷,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他試圖用此書充當導遊,希望帶領更多讀者進入獲獎者們的浩瀚作品中,原因也簡單:文學即人學。想瞭解人,瞭解自己,文學是一個途徑。但因很多作品較為晦澀,如何建立它們與讀者之間的有效聯繫,所指涉的還是閱讀問題,是雖然老生常談、但又是不得不去面對的問題。

汪兆騫,生於194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原《當代》副主編兼《文學故事報》主編。中國作協會員。著有經典史詩級民國大師集體傳記《民國清流》系列七卷本,及《往事流光》《香盈碧蓮花》《春明門內客》《記憶飄逝》《紫塞煙雲》《張騫》等。

文學獎不可能面面俱到

不要帶著政治焦慮看待諾獎

新京報:在《文學即人學》的跋中,你重點談及了對待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你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總體態度是怎樣的?

汪兆騫:諾獎搞了110屆,除了有遺珠之憾,總體上來講,他們所授予的這些作家和作品應該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起碼應該都屬於優秀範疇,是我們人類的寶貴的精神遺產。從這一點來看,它已經確立了自己的權威性。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獎像諾貝爾獎這樣,能夠把人們認為最優秀的作品基本上都收納在裡面,這不容易。不要帶著政治焦慮來考慮這問題。

新京報:除了政治,地域造成的文化間的巨大差異也會有影響。你認為評委們有在努力削減此種差異嗎?

汪兆騫:我們過去一直有一個非常錯誤的觀點,認為西方不僅在政治上有霸權主義,在文化上也有霸權主義,就像你說的“地域”歧視。歐洲經過文藝複興後,成為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域,它是否能夠比較平等地對待尚未發展或者離得比較遙遠、不通透的文化類型?會有不同的看法,但並未見歧視。因為你找不出來歧視,日本算不算東方?反映中國的,或者反映東方生活的作品也有很多獲獎。人類文化有很多相通的東西,但是不能把西方的文化觀完全等同於東方文化觀,也不可能,因為東西方文化有差異,這種差異是文化的差異,不是政治上的差異。

以莫言為例,他們為了讀懂莫言,請了很多翻譯家來翻譯其作品,在法文、德文、日文等的“互文閱讀”之後,他們看到了莫言作品的真相。所以諾獎的評選還是很嚴肅的。

新京報:但其中還是有“語言”的問題。像你剛才說的,為了理解莫言,他們讀好幾種語言,但他們無法閱讀漢語原文。

汪兆騫:對。

新京報:常理來說,漢語是最能展現他寫作能力的。

汪兆騫:是。對一個作家來說,母語至關重要。倘無拉美語系,哪裡會有馬爾克斯?漢語對諾獎評委,是一種障礙,但對莫言,漢語是他的根基。

新京報:那你如何看待翻譯造成的“流失”,這會對評委們的判斷造成什麼影響?

汪兆騫:是有很多障礙,他們也意識到這一點。他們也請了很多漢學家,馬悅然的夫人就是漢學家。他妻子的漢語能力,對翻譯莫言確實有幫助。另外,大江健三郎作為日本作家,他不僅能夠閱讀,而且和莫言關係很好,還不斷到莫言家鄉去訪問,他會把閱讀莫言的感覺,轉告給馬悅然他們。他們讀《豐乳肥臀》,特意把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來對照莫言的作品,考慮得很仔細。所以在頒獎詞中說,莫言把魔幻現實主義與中國的民間故事,與社會生活融合在一起(大意),評語是很慎重的。

新京報:因為該獎的權威性,評委給出的評語幾乎帶有一種“蓋棺定論”的性質,太多人在評論獲獎者作品時引用該評語,這會不會造成遮蔽,而阻礙人們對作品理解的豐富性?

汪兆騫:我想,任何一個文學獎在評價一個作家時,不可能面面俱到。他們一定是抓到了莫言作品里的魔幻現實主義,用這種文學手法來展現的中國民間故事,展現中國的社會生活。在這一點上,他們抓的是準確的,當然莫言還有另外一些特點。比如說他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張揚,寫土匪抗戰等。這個方面就沒有過多涉及了。

解釋任何一個作家,僅憑幾句話是不能全面界定的。但既然是獎項,獎項總得有個標準,標準是諾貝爾去世的時候提出來的。

諾貝爾提出來什麼呢?提出來要鼓勵有理想傾向的優秀的文學作品。兩個內容,你這作品在寫作手法、藝術成就上應該是最高的;另外你必須展示這個民族的理想。你看看紅高粱的故事理想,那樣一個貧困、落後閉塞的山村,和武裝到牙齒的現代軍事強國日本對抗,以血肉之軀對抗,表現了一種民族的血性、強悍的生命力。我從這方面可能給莫言加分加得更多。

他寫了很多醜陋,寫醜陋是為什麼?拷問故鄉的土地、拷問人性之醜、拷問自己的靈魂。我們過去搞大躍進,三面紅旗,大煉鋼鐵,結果經濟走向了崩潰邊緣,上千萬人餓死。如果作家都不去表現,那文學到底是什麼?莫言就敢於把這種政治上的失誤,通過農民命運表現出來,構成他追求的真正悲憫,對人性解剖後深刻的悲憫。

《豐乳肥臀》,作者:莫言,版本: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7年1月

新京報:在寫到莫迪亞諾一章時,你在書里提及,瑞典文學院評委會中的埃斯普馬克,把“記憶”視為自己重要的文學趣味。他的趣味很可能影響了莫迪亞諾的獲獎。如何看待評委們文化背景、視野、趣味上的局限性?

汪兆騫:文學的閱讀是帶有私人性的。對任何作品的判斷,不可能完全一致,個人的意識形態、文化背景及美學趣味不同,對文學的解析也就不同。所以諾貝爾文學獎不是沒有走眼過,也有很一般的。我說的是他們基本上是對的,當然也有些錯誤的判斷。但完全把它歸結為意識形態上的判斷,我不認為是準確的。

新京報:如何看待今年諾獎空缺?

汪兆騫:這個空缺獎太正常了。諾獎的評委也不是聖人。我們有那麼多腐敗的官員,你不能說因為這個,整個中國政治全部完蛋了。意思是一樣。

寫作有失誤

莫言獨創的東西相對少了些

新京報:我想大部分看到這本書的第一反應是,寫作的工作量之大。把一百多位獲獎作品悉數寫一遍。

汪兆騫:四十多年,你想吧,而且我又是個編輯,這輩子都在讀各種書,還要審稿件,不斷地判斷,不斷地閱讀,不斷地篩選,就培養我一種具有把握作品本質的能力。比如我審讀莫言的《豐乳肥臀》時,絕不是只讀莫言的作品,我會讀和他同時代中國作家們的作品,會讀馬爾克斯,讀馬爾克斯同時代的那些作家的作品。我把他的作品放在這裏來比較,就會發現,莫言太多地引用了魔幻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生長在南美那塊土地上的,不是生長在中華大地上。這種借鑒本身帶有一種模仿,他的文學不成熟,就在這兒。莫言生長在高密這塊神奇土地,這裏有大量記錄神鬼怪異和民間故事的筆記小說,特別是蒲鬆齡的《聊齋誌異》,堪與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媲美的本土化藝術營養,莫言有點捨近求遠了。他的失誤也在此。

新京報:模仿是否有損文學價值?

汪兆騫:當然是了。因為諾獎的評委們喜歡馬爾克斯,對馬爾克斯的效仿者就格外垂青。所以莫言在這方面占了便宜。老實說,莫言自己獨創的東西相對少了些,但是好不容易我們有一個諾獎了,總覺得還是要愛護這個獲獎者。在別的國度,獲得諾獎被視為國家的榮耀和驕傲,會舉國歡慶。相比之下,莫言遭到太多的否定,導致我的反感。

新京報:從閱讀到評判,如此巨大的工作,在寫作此書過程中,會不會有很多困難?

汪兆騫:倒沒有。四十年來我慢慢閱讀,我這人比較認真,且有個習慣,我一般都是讀完什麼,有什麼想法,就都記下來,記下來將來要寫東西的,我這一生都在做準備。後來,我在編《當代》的同時,還兼主編一張《文學故事報》,不得不為其寫一些推薦經典文學作品的小文。語文出版社選了不少,編進了中學教材。後來因為“民國清流”系列對我的壓力太大了,我一定要寫一本跟王瑤完全不同的新的民國文學史。這是必須先做的。我對民國文學的認知顛覆了大學教授們在課堂上講的那一套。七卷本《民國清流》完成後,我用了一年時間完成了《文學即人學》。

《文學即人學》,作者:汪兆騫,版本:現代出版社 2018年11月

多年職業編輯

對自己的文學判斷有信心

新京報:在書中,你在對這114位獲獎作家下評語時,是只基於自己的判斷,還是會考慮各方面的因素?

汪兆騫:多年的職業編輯,我對自己的文學判斷能力,充滿自信。另外,你既然搞評論,你不能不看別人的評論吧,如果不一致的,我堅持自己的意見。獲諾獎作家的作品,咱們翻譯的我基本上都有。有的沒有,比如高行健,他的《一個人的聖經》我就找不到,後來我朋友從台灣拿來一本。為寫高行健,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我不喜歡他的作品。他的作品遠沒有帕斯捷爾納克的宏大命運感。

新京報:書的標題很顯眼,“文學即人學”。你認為文學和人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汪兆騫:文學是宣傳人類最高理想,幫助世人認識人的偉大表現的,你閱讀諾獎作家的作品,會發現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度,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他們的作品,在見證人類不死的良知、在人類精神價值創造的高度上,在共同擁有光明火炬家園方面,是一致的。簡言之,一切都在作關於人和人性的大文章。每個人都是自己與自己靈魂的搏鬥,就是人性中真善美與假醜惡的搏鬥。說來說去,都是人性的東西。歐洲的人道主義精神,提出口號就是“人道”,人道就是站在以人為核心的價值觀上。現在講人類命運和經驗共同體,文學不可能不是人學。

理論滯後文學創作

鮮見高屋建瓴式的文學批評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當下國內批評和文學之間的這種關係?

汪兆騫:理論滯後於文學創作實踐是不爭的事實。我們鮮見高屋建瓴式真正的對文學本身的文學批評。就怕這個是不是越了政治界限,那個是不是對中央精神理解不對。

新京報:是不是還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人情上的關係等等。

汪兆騫:高度政治化的文學領域,很難有正常的文學批評。大家一通和氣嘛,你好,我好嘛。所以中國現在批評界沒像樣的文學批評。

新京報:較為良好的批評和文學作品之間的關係應是什麼?

汪兆騫:簡單說,就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在肯定它成績的時候並指出這個作品的不足。比如我這本書,我有時候也在猶疑,我也不能不把我作為一個“社會的人”考慮進去。如果我仍然堅持所謂的獨立見解,會有很多麻煩,怎麼辦?退而求其次。

新京報:在書中,你對每位作家有大概五千字左右的評論和介紹。這樣的篇幅寫諾獎作家,會不會擔心造成遺漏? 因為每位作家都是多面向的。

汪兆騫:肯定會。但我一再說,這本書首先不是理論研究和學術著作。我不可能對每個作家有那麼準確的定位。讀者如果對這些作家感興趣的話,就拿我這當個門票,你進到諾貝爾文學聖殿,去閱讀,得出你的結論。我充當的僅僅是一個導遊。

作者:新京報記者 張進

編輯:安安;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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