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大基因創始人汪建:基因“狂人”骨子裡的鬥勝欲
2018年12月17日09:32

  原標題 汪建 鬥戰勝佛

  來源 《人物》

  文 安小慶

  採訪 安小慶 塗雨清

  編輯 柏櫟

  攝影 高遠

  有一次,他和十幾位同事在一間寺廟里抽籤。或許是出於惡作劇和“抽籤也都搞不過我”的勝負欲,汪建找到寺院的人用300塊錢買到了3個筒子,每隻筒子10只簽。拿到所有簽的汪建走到一邊,把其中的中籤、下籤全扔掉了,結果是,所有人從他手裡抽到的都是上上籤。

  “跟我走的人都是好籤,都是上上籤,對吧……我反複講的,不要相信天經地義的事情,也不要聽天由命,從來就沒有救世主。這就是華大,我們是走的這條路。”

  接下來他再次重複了那句在華大人人都熟記於心的口號——“我的基因我知道,我的命運我掌握。這有什麼錯嗎?”

  鬥

  “我像狂人嗎?”

  汪建平靜地反問。在他左手邊的茶几上,放著一個DNA雙螺旋結構模型和一座他提前為自己訂製的玻璃“墓碑”,上面刻著“汪建 精彩人生(1954—2074)”。他打算活到120歲。

  有人說過幾乎一模一樣的話。在傳記《鋼鐵人馬斯克》的一開篇,伊隆·馬斯克和記者艾胥尼·範思在矽穀一家高級餐廳共進一頓冗長的晚餐,就在快結束時,馬斯克向範思提出了這個問題,“你認為我是個狂人嗎?”

  在中國的語境下,華大基因創始人汪建的“幻想”與“瘋狂”大概不輸馬斯克。11月7日,汪建一共接受了《人物》12小時的採訪,又用了另外3個小時開董事會。距離深圳市中心單程30公里的華大總部是一座被工業園、沙縣小吃、五金店、洗浴城、物流園、炒冷麵包圍的極其樸素的大廈,同時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基因測序服務機構的心臟。

  此前,汪建曾在更具現代感、以梯田狀建築為主的國家基因庫接受《十三邀》許知遠的採訪,兩人沿著呈DNA螺旋狀上升的階梯向前。許知遠瞥到下方一樓大廳里豎立的猛獁象雕塑,上面印了四個字:永存永生。許知遠問,“是不是你要把它弄活了?”汪建回答,“就是要弄活它......現在主要是生不出來......別的象代孕不了它。”聽起來毫無玩笑之意。

  即便還沒能再造猛獁象,汪建也已創造了許多可被視為輝煌的成就:19年前,汪建和華大最初幾位創始人以民間身份爭取,最終代表中國參與和完成了占著名的人類基因組計劃1%工作量的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破譯工作。2003年在SARS爆發期間,這個剛成立4年的民間科研機構在國內第一個破解病毒樣本的基因組,又在隨後15年間先後完成“水稻基因組”、“炎黃計劃”、“國際千人基因組計劃”等項目。去年7月,華大下屬的華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市值最高時超過千億。在生命科學被視作將全面深刻影響人類生存面貌的21世紀,汪建和華大是人們在討論這些話題時無法繞過的關鍵詞。

  毫無疑問,汪建是技術理想國俱樂部的一員。他相信,技術的進步能夠解決世界上絕大部分的麻煩和痛苦。他希望用基因科技造福人類,從減少出生缺陷、預防治療疾病和更廣闊更具想像力的角度,使得“人類掌握生老病死不是夢想,每個人都可以一百歲不封頂”。

  對於汪建來說,他想要對抗的大目標是時間,以及衰老降臨的速度。在通往大目標的路途上也有一些小目標——最著名的例子發生在SARS期間。

  中山大學原副校長、著名科學家顏光美,是汪建在湘雅醫學院時的大學同學,也曾是廣東非典防治領導小組的成員。據顏光美回憶,當時從SARS病人身上抽出的血作為珍貴的資源被封鎖得很厲害,占有血液樣本的人員“就講這個東西做出來以後,我排第幾,你排第幾,就是這麼一些事情在搞”。

  與此同時,汪建卻四處尋訪病毒樣本而不得。當汪建得知顏光美要參加領導小組全體會議,為瞭解內部信息,他決定假扮顏的助理混進會場。談不上意外,會議還沒結束,汪建就因為“非常大的脾氣”而被識破。

  他在會場“炮轟”各方各自為政。顏光美說,“他們(華大)只要拿到了這個東西,幾個小時就可以解出來,你解出這個結構,馬上可以把疫苗做出來……最終想要做出來以後,老汪他們完全為人家打工,名字你都不要署……也符合老汪一貫的風格,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才不在乎什麼名利什麼事情。”

  對於汪建來說,現實的名利遠不如“鬥”和“贏”所帶來的快感重要。最終汪建從與他交好的北京軍科院那裡獲得了病毒樣本,但還是晚於美國4小時讀出病毒,這成為長期處在競賽狀態的汪建抱憾的事例之一,“就晚了洋人幾個小時啊!”

  幾乎每一件小事都可被他上升到“鬥”的層面。今年64歲的他看起來非常強悍,極度樂於展現自己的體能。他幾乎會在接待每一次採訪拍攝時都在工位的吊環上做引體向上,並享受來訪者的驚訝和讚歎。做完18個引體向上後,他解釋,“我現在是很簡單,每年增長1歲,增加1個。比如2018做18個。明年是2019年就做19個。”

  正是由於受到這種“怎麼比我還瘋狂”的特質的吸引,王石與汪建成為至交,兩人常常一起登山。但與強悍的外表形成反差的是,汪建有嚴重的高原反應,在進行登山活動時身體極度脆弱。

  2010年,56歲的汪建決定與王石、自己的學生陳芳等人從珠峰南坡登頂。那時他剛剛因滑雪而腿部受傷,在陳芳的描述中,“腳又是瘸的,又高原反應,胃腸道反應,上吐下瀉的,還得『嗑藥』(服用中樞鎮咳類藥物)。”夜裡所有人被汪建咳嗽的聲音吵得睡不著,“王石主席就一直吐槽,說夜裡根本就沒法睡。”

  糟糕的身體狀況,讓汪建連登山前的適應訓練也無法參加,“他每天就跟個旱獺一樣,坐在這個營地門口,曬著太陽,然後拿個望遠鏡,看著很遠另外一個山上的小黑點——我們在那兒訓練。”

  有一天,朋友王秋楊帶著50公斤的物資來營地探訪,那時大部分人都在山上拉練,大本營空空如也,“我們看到有一個人蒙著粉色的枕巾坐那兒,猛吸蒸汽,把蒙的東西一打開,我們發現是汪老師。”汪建正在使用夏爾巴廚師給的一種精油類土方給自己治療。

  在訓練過程中,領隊羅塞爾又趕走了6個人,被趕走的人不甘心,質問領隊,“你看那個Professor汪,他為什麼不走?”

  汪建不會撤退,並且一貫如此。4年前,他試圖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奧友峰,在準備過程中就表現出頭暈、嘔吐,那一年還有隊員出現了事故,從海拔8000米處滑倒,竟一路沿著厚厚的積雪滾回了海拔7540米的3號營地。當時,包括著名登山家、隊長王勇峰在內的隊友都勸汪建不要冒險登頂。但汪建才不聽,他公然宣稱,“走,去找拉塞爾(登山公司),找他要兩個夏爾巴,我自己上!”陳芳記得有一天下午王勇峰被汪建氣得失聯了,“自己跑到隔壁山上一個大石頭後邊坐了一下午”。

  但這次在珠峰營地休整一個半月後,汪建的狀態開始變好,只是因為腳傷和背包負重的緣故,走路仍呈搖晃狀。從2號營地到3號營地攀登要經過一段近乎垂直的山脊,當天風非常大,陳芳描述當時的狀況,“大家是一根繩子,汪老師他因為老晃嘛,他腳底也不穩……就跟蕩鞦韆一樣,那個繩子就來回之字型的蕩……他一蕩,那個繩子從我頭頂上『嗖』就過去了,我就得低頭躲過去。等我好不容易直起腰來,他又蕩回來了——我最後真的是在樓下罵髒話。”

  在那次登頂前夜,汪建曾找到比自己年長3歲的王石談判,“明天,我們登頂時,你能不能讓我先走20分鍾?”王石回憶,“我問他,為什麼?他回答,『你2003年登上珠峰時,是當時登頂珠峰年齡最大的中國人。這次如果你讓我先走,我就創造了一個新紀錄。20分鍾後,你登頂,你就打破了我的紀錄。但至少我保持了20分鍾的紀錄。』”

  王石本想同意,但最終還是拒絕了。原因在於審慎、理性的王石認為平時訓練時汪建總比自己慢40分鍾,如果讓汪建在山頂待20分鍾,就意味著自己要等1個小時,“在那種海拔,是非常危險的”。

  然而,就在王石次日登頂過程中,他四周觀望,沒有看到汪建的隊伍。他想汪建最後應該是放棄了。但當他即將登頂時,看到一個人——這個人提前1小時就出發了——“站在頂峰,卡著腰,驕傲地笑著”。

  是汪建。

  睥睨一切

  汪建被圍住了。

  “一圈的特警,他一個人站中間,圍著他。旁邊還有機場偶遇的一個老朋友,一看到他那個架勢,就開始擼袖子,說,『老汪,要不要幫忙?』”

  十幾年前,汪建和華大同事等十餘人從北京去拉薩出差,為了趕時間,汪建試圖指揮司機通過首都機場地庫的特許通道,於是當一名同事緊急下車奔向櫃檯辦好登記手續再一回頭時,看到了汪建與眾人對峙的一幕。

  汪建的人生似乎總是充滿這樣的張力時刻。同事杜玉濤記得,汪建甚至在緊張工作間隙進行的車里短憩醒來後會說,“睡了20分鍾,起來又可以『打架』了。”他喜歡用“打架”這個詞指代和譬喻自己那種充滿自我格式而非被外界格式化的能量狂歡生存模式。

  2003年SARS期間,汪建每天開車在華大和軍科院實驗室之間送取病毒樣本。華大前員工楊玲記得,汪建那時每天都會掐著表計算路程時間跟前一天的自己競賽,“今天又創了什麼紀錄,28分鍾,25分鍾,23分鍾……”。一次下大雨,汪建故意開著車軋過一灘水,水花濺向旁邊玩水的小孩兒們身上,楊玲對此的看法是,“自己就覺得特別開心。常人來看壓力很大的時刻,但他很enjoy那種經曆和過程,很能體會由此帶給他的快樂和享受”。

  前往華大總部,一路上要經過摩天大樓群,城中村,數不清的購物中心和最具深圳特色的巨大城市廣場。逐漸地,城市在後退,山海在靠近,路過鹽田的港口,船舶,隧道,碼頭,貨船,集裝箱,到達目的地。

  不能將汪建的帝國稱為“企業”,他會即刻表示反對,“我最討厭的就是這兩個詞,一個企圖的業務,什麼家?我什麼家都不是,(我是)灑家。然後還有一個叫什麼?管理,我最討厭的就是管理,管理就是一個官,我什麼時候服人管,我乃來自花果山!”

  但有趣的是,這位不服管的狂人,目前也正在“學習變得nice一點”。11月4日,在《人物》封面拍攝現場,當被問到“開始學習變得nice的具體表現有哪些”,一位研究助理替他搶答道,“比如,接受你們漫長的採訪。”

  這場漫長的採訪是從展示和解釋開始的。在過去的一年中,部分由於汪建的言論,華大一直處於爭議和輿論風波之中。

  2017年底,汪建在“深商大會”上聲稱,“未來5到10年,我們可以化學合成任何生命,這不是開玩笑,人造生命進展可能比人工智能還快……無論你喜不喜歡,它都來了。”

  2018年5月,汪建在貴陽出席公開活動時稱:華大所有員工不允許有出生缺陷,如果有出生缺陷,說明公司“忽悠社會,盯著別人的錢包”;公司所有員工必須活到100歲,“100歲不封頂”。

  類似“任何生命”、“不允許”和“必須”這樣充滿絕對意味的表達,不僅在不斷挑戰公眾對常識的認知,也在打破公眾對科學家和企業家等專業人士的一般印象。

  之後的7月,一篇名為《華大癌變》的文章徹底將華大拖入爭議疑雲。該文以一例個案質疑華大基因代表的國內無創產前基因檢測技術,在消費環節中被過於“推崇”,但實際上未能起到篩查作用,致使一產婦產下生理缺陷嬰兒,進而認為華大已演變成為一間作惡的公司。

  儘管華大在隨後的澄清中指出,消費者在檢測前會獲知風險提示並有多種選擇,且該個案嬰兒染色體缺陷並不在這一檢測的排查目標範圍內,但不斷出現的風波疊加過去幾年汪建的眾多“驚悚”語錄,讓華大基因和汪建的社會聲望,像公司市值一般,從最高峰時的千億跌落至目前的兩百多億。

  汪建善用標語式口號,具備一種革命者般的動員能力,能夠對基因技術的前景滔滔不絕、長篇大論,並輔之以快速更新的PPT,但另一方面,這位希望用基因技術造福人類並最終建造一個美麗新世界的技術信徒,卻又在很多時候身處由認知場景、個人性格、知識壁壘、資本圍拱等建構的一座巴別塔中,不能讓公眾真正懂得他所要傳播的知識和價值觀。

  “他有時候這樣,做一個把嘴巴縫上的動作。”華大集團執行副總裁朱岩梅回憶。這個行為意味著汪建認為自己要閉上嘴,少說過激言論,以示“對股民負責”。

  這是困難的。在汪建被限製言行後,華大運動CEO曹峻還沒有直接見過他的反饋,“但我可以想像得到,他嘴巴一定是非常硬,你要直接跟汪老師說,汪老師,你以後可能這些話,公眾場合的話要少說……他肯定會是那個標誌性的表情(昂頭斜眼),我管他們!”

  事實也的確如此。儘管反複強調自己要少說一點話,但睥睨一切的汪建依然對“員工必須要活100歲”的判斷保有充分自信。接受採訪時,他拿出手機點出一則新聞,世界衛生組織發佈的新的年齡分類,“中年是 66到79,老年人是80歲至99歲,長壽老人,100歲以上……”

  “你看,我就說我一直堅持說這個話,但網上都在罵我,對不對?什麼是狂想呢,你看完就知道了!”汪建再次激動起來,“就像當年我們說要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人家說你是瘋子,對吧,成了嘛!說我們狂妄,要做中國世界最大的測序機構,做成了!就是這20多年,你可以追溯我的每句話,包括在10年的尺度上就沒有打歪過!”

  某種程度上,他是物質決定論的追隨者——從科學的角度講,他信奉技術的進步會解決人類絕大多數甚至所有的痛苦和困惑,活著是硬道理;從商業的角度,他相信工具決定發展。2010年,華大利用國開行數億貸款,從美國Illumina公司購買100多台測序儀,藉此成為全球最大基因測序機構。幾年後,Illumina出於競爭的考量,通過停售新測序儀、提高配套試劑價格和拒絕維修設備等手段限製華大的擴張。

  感到“被人卡住脖子”的汪建最終決定反向收購美國另一家測序儀器製造商Complete Genomics公司。2012年12月,此前一向拒絕與資本親近的汪建,在王石的溝通、安排下,出讓華大科技42%股份,融資13.98億元人民幣,在2013年3月完成對CG公司的全額收購。

  2018年8月4日深夜11點,王石通過社交媒體公佈,正式加入處於風暴中的華大集團,擔任聯席董事長一職。王石告訴《人物》,他會從現代企業的治理、經營的專業化乃至機構面對輿論風波的應對方面,將自己過去30年的相關經驗用在這份新工作中。

  王石告訴《人物》,汪建身上最吸引他的特質是“野性”。在共同的朋友曹峻看來,“王石較真、理性、自律,汪建不講套路。王石可能叫有『野』的心,但汪建真的是叫野性,非常自然和天然。”

  但即使是在王石已經加入華大4個月後,依然有數位萬科員工在接受採訪時明確表示對王石這個決定的不理解和對汪建個性的不認同。其中一位告訴《人物》,“汪建太狂了,很不務實很不靠譜。”還有一位回憶與汪建曾一同在國外某機構參觀,汪建的一些表現顯示不出他對異國科學家的“尊重”。

  但王石願意給汪建“背書”。在比較自己和汪建時,王石說自己更忘我,“分寸把握得比汪建好”。

  在此之前,汪建表現出了強烈的反商業特質,這也包括面對資本。顏光美的不少朋友曾找到他,希望通過他跟汪建談投資華大的事。對方一問“你的這個回報率是多少?”汪建就負氣說,“沒有回報,回報零。”

  “有一次,華大與投資人見面,王石來站台,老汪沒得價錢講,說了一個百分點一億,你們誰要幹就留下,誰不同意這個價錢就出去。”顏光美回憶。

  從來不憚與人正面對壘的汪建,還曾說過“有朝一日複活了基因庫門口的猛獁象,誰敢惹我們,我們就騎著猛獁象拿竹竿去捅他們家窗戶”。

  和玉高林資本曾在2013年前後投資華大20億,合夥人之一曾玉承認,“坦白說聽到『投資人不聽話就打屁股』,或者『錢你悄悄地從門縫塞進來人走』這種話,會特別煩,但他就不去討好和迎合任何人和任何東西。”

  為什麼不搞他一下呢

  與王勇峰反複“鬥爭”登上卓奧友峰之後,汪建曾與一片三角形陰影較上了勁——登頂完成,他突然一回頭,發現自己被一片陰影覆蓋住了,後來才明白那是珠峰峰頂投過來的一片陰影,“我就看那個陰影,我就不服氣,我永遠不能在陰影下。”

  憋著一股氣的汪建決心要把投射陰影的珠峰踩在腳下,這才有了其後先於王石登頂珠峰的故事。但一切還沒結束,去年,董事會辦公室的研究組來了一位叫謝青的海歸物理生物學博士。汪建不僅要複仇,還要把“珠峰陰影”怎麼產生、在何種條件下才可能產生弄清楚——這位博士也確實完成了任務。汪建認為,這件事是最能反映他性格和科學思維的,“你們要是能把這個故事講清楚,我就瞑目了。”

  汪建頗具鬥爭精神地發表感言,“我既然被它陰影了一把,我不僅要把珠峰踩到腳下,我還要花十幾年把它搞明白了……凡是被老汪盯上的,你就逃不掉。”

  汪建出生在以革命、改造、改天換地為關鍵詞的1950年代。父母都是四野南下湖南湘西的幹部。直到1960年代,汪建五六歲的時候,家裡還能吃上供給製下英國進口的煉乳。

  “文革”開始,汪建的父母都被打倒下放改造。他在14歲那年下鄉當了知青,突然從物質充裕的供給製大院系統進入一個被饑餓、寒冷包圍的農村新世界。1968年,正是長個的時候,衣服短了可以將就,但鞋子穿不進去了,最終練就能夠光腳在鋪滿小石子路上跑的本領,“冬天用點棕麻把那個腳趾頭包上。毛巾用得不能用的時候,變成茸茸的時候,那最好包一下,一跑熱就趕緊塞兜里。”

  更難忍受的是生理饑餓。後來當了生產隊長的汪建曾經和知青們用小竹籤捅破米袋偷米,這樣能夠保證米袋最上面的徽印形狀不變。最多的時候,少年們逮到過二十幾隻老鼠,還偷過隔壁村的狗。最怕的是每年6月到8月,“青黃不接的時候,什麼都沒有,我們煮那個竹筍,哎呀,吃的想吐了。”饑餓留下的副作用是多年後他拒吃竹筍、黃瓜和西紅柿。

  有一次,汪建帶著一些餅乾送去給幼兒園的弟弟和妹妹。兩個小孩把臉貼在那個鐵欄杆上,他把餅乾塞到他們嘴裡,“你要給到他手上,別的小孩就搶走了,小孩能夠夠到的地方,那個樹皮、樹葉全都沒了,吃光了。”

  這是那一代人同時感受到巨變後,進口煉乳的甜蜜交替天災人禍的直接。在沒有父母只有靠自己的農村,孤獨的汪建愈發只能保全並強大自己。

  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感受逐步生長。打架變成常事。插隊時汪建遇到一位退伍傘兵,對方自認見多識廣、力氣也大。汪建感到不服氣。

  他想,“為什麼不搞他一下呢?”

  他決定和傘兵打賭:將雷管的導火索點燃,放在籮筐下,兩人盤腿坐在籮筐上,在眾人的圍觀下,看誰先棄筐逃跑。“我坐那兒,要面帶笑容這樣,那個導火索『嘶』,那個肛門就有收縮啊,他終於憋不住了,那個心理上的東西憋不住了,就跳下去了——我就贏了嘛!我贏了後,我就故意表演嘛,坐那兒,『咣』,那個籮筐在那個空氣推動下,彈起來半米多高,一米高,我就稍微動一下,從此以後我這個(江湖地位)奠定基礎了。”

  為了在這場鬥狠的表演和權力的爭奪中,贏得全面、瀟灑且徹底,汪建曾經多次試驗雷管的威力,他早就知道,籮筐和屁股都炸不壞。

  在天性與時代環境的共同刺激下,汪建的野性和鬥興沒有在改造和知青生涯里受到限製,反而得到了通暢的釋放。

  1976年,他作為最後一批工農兵學員進入湘雅醫學院就讀。有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新錄取大學生看不起工農兵大學生。有一次,汪建和顏光美一起在食堂排隊打飯,一個77級同學一下課就直接插在了兩人前面,爭鬥由插隊逐步演變為對工農兵大學生的人身攻擊。

  顏光美回憶,“老汪這個人平時話不多的,他當時就把人家從隊里拎出來。他力氣大得要死,人家看到他公然把人從隊裡面拎出來,好像很沒面子,為了面子想跟老汪打架,來了兩三個人都不是對手,汪老師個子不是特別高大,但是學習成績和體育成績都很強悍的……就在食堂裡面揍了他們一頓。”

  汪建還是嚥不下這口氣,“湘雅錄取線只要55分,如果我們有機會高考,才不考湘雅!”顏光美氣到找了一份77級的高考試卷,在學校籃球架下面“用了15分鍾就做完了”。又由汪建執筆,分別給“校方和小平同誌各寫了一封信,要求退學”。學校找他們談話,“不管工農兵學員,還是高考錄取的大學生,都是黨的孩子,不要這麼對立。”

  不服氣的汪建和顏光美後來成了醫學院成績最優秀的學生之二。這兩個刺頭也從那時因脾性相投,成了一生的摯友。

  顏光美回憶,那時的汪建就是一個“獨立特行的人”,對獎學金、助學金嗤之以鼻,拒絕當團支部書記,“這在中國的大學裡面,這已經非常的離經叛道了”。

  在醫學的領域內,汪建對人類本身的痛苦有了更深的體會。在那時的死亡病理討論課上,大家要跟同學和老師報告各自的病人,汪建所碰到的案例包括心臟病、哮喘、結腸癌,也包括先天性陰道閉鎖,病人的男友請汪建吃飯,探聽這病能不能救,救不好會是什麼樣——在很多年後,他才意識到這種疾病其實是典型的基因病。

  那時汪建一週的生活費加起來是十幾塊錢,他花了30塊錢買了一個皮質封面的筆記本,“把每一個病理,就是診斷、治療、搶救、死亡,死後總結,都寫下來。”

  他也一度研究過氣功。1984年,氣功風靡當時的中國。汪建作為第一批研究人員被借調,但卻逐漸感到氣功的可疑之處。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組來北京拍攝氣功主題的電影,為了戳破假象,汪建“堅決要去當那個誌願者”。

  “我當時落枕了,他(氣功師)一摸就是有那個痙攣嘛,然後發功了就問我有感覺嗎?他就暗示我,就是說你有感覺,我說沒有。他就揉,揉的話也沒感覺。他就捏、掐,掐了也沒感覺。他說你要再說沒感覺,皮就擰掉了。皮擰掉也沒感覺。最後這個出血了嘛,出血了(我也說)沒感覺。然後他們就要把我趕出項目組,我說你們這個都是騙人的。後來我就是跟他們結仇了嘛,他們到哪兒,我就跑去揭發他們。”

  氣功無用。大醫院里人間痛苦,讓他認為臨床醫學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切,他在北京中醫藥大學讀研之後,又意識到中醫也對此無能為力。

  汪建的老朋友、後來一同創立華大基因但最終分離的於軍,在如今重新回憶起青年汪建時評價道,“也許他的初衷,就是想辦一個企業改變中國,改變世界……他也一直在為他的理想奮鬥。”

  要幹就干大的

  1980年代中後期,由於國家提出支援留學、鼓勵出國、來去自由的方針,當代第一波留學熱潮在1985年之後出現。那時,汪建已回到湘雅擔任助理研究員,他展示出了自己的科研天賦,很快論文數量已經足以破格提副教授。但與此同時,汪建也在準備出國留學。

  他去醫學院辦退職。對方告訴他,講師以上是不能退職的。拖遝的人事手續辦理足足延綿了半年。那年夏天,汪建再去時,發現“他們居然在那兒分西瓜,把我氣懵了,想到以前考研究生就是他們不讓我考,我在辦公室把他們西瓜都給砸了,我說上班期間,你們分什麼西瓜?你們是辦還是不辦?”

  1988年,汪建如願到美國得克薩斯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兩年後進入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工作內容涉及基因複製、蛋白質表達、檢測等等。

  但6年之後,他決定退出基礎科研領域。直接原因是在追蹤英國科學家範恩和學生蒙卡達的研究中,他發現從阿司匹林再到偉哥,他們共同的一個領域,持續催生幾項重大的科學發現,推出了3種重要藥物,自己已完全不是對手。這大概是好強的汪建,在40歲的人生中,第一次徹底認輸。

  於軍在回憶起那代留學生時感慨,“我們基本上是,我們這代人都是強弩之末了……我們都要決定後半生要幹什麼了。”

  美國生活對此時的汪建來說太過貧乏。他回憶,每到星期三下午,西雅圖的留學生就打電話,“哎呀,週五幹嘛,週五是不是搞個什麼事情啊?週六上哪兒去picnic去啊?然後說哎呀,誰看孩子啊?我說行,你們都走,我看孩子。”

  陳芳能夠理解汪建那時的苦悶。“科學家的終極目標是希望什麼,那當然是諾獎。那發現說諾獎我大概是沒戲,那我幹嘛這個在學術的路上走到底呢?”

  顏光美感到,正是“這個壯誌未酬的這種感覺,它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沒有這種瞭解,他怎麼會知道人類基因組計劃,他怎麼會在機會出現時敏銳地抓住它?”

  人類基因組計劃由美國科學家於1985年率先提出並於1990年正式啟動,但在近10年時間里一直沒有突破性的組織行為和具體計劃出現。這是20世紀全世界最具全球化和人類共同體氣質的行動計劃,與曼哈頓計劃、阿波羅登月計劃並稱20世紀人類三大工程。

  承接人類基因組計劃的主意最初來自於軍,他對汪建說,“我是公費出來的,我們不給國家做點事,我們對不起生我們養我們的地方,說做就做,做什麼呢?把基因組計劃搬回去吧。”

  1993年前後,汪建開始為回國做準備。他創辦北京GBI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長兼總裁,做乙肝和愛滋病試劑生意,第一桶金賺得輕鬆。

  在後來創建華大的四位創始人——於軍、楊煥明、汪建、劉斯奇中,汪建最初扮演著聯絡者的角色。從1994年到1999年最終拿下1%人類基因組計劃,四人的關係至少從空間來看是不夠緊密的,楊煥明在歐洲,其他兩人在美國,汪建在北京。

  1994年回國的汪建,在開公司積攢經費的同時,也在與國外的其他幾人保持聯絡,獲取人類基因組項目的最新進展。有一天,汪建覺得自己不能再無目的地準備和被動等待下去了,他已經憋太久了,他給楊煥明打電話,“我說你不回國,告訴你,我就帶一把刀到你實驗室,我剁了你的實驗室。我不剁你,我把你的實驗室給砸了。他說你敢,我說你看我敢不敢。到底幹不干?不幹就真的沒機會了。我說,你們要不幹,我也就不幹了,我們就散。他說幹什麼呢?我說要幹就干大的,干1%。他說1%你開什麼玩笑。我說你只要答應干就行了,真的。”

  兩人又給美國的於軍打電話。當時的狀況是沒有錢,沒有地方,沒有人,於軍覺得這簡直就是發瘋。“我說於軍你別管抽瘋不抽瘋……要不然我們就散了……他說那我想想,第二天他打個電話,那就幹吧。”

  就像許多後來進入歷史紀年的大事件一樣,當回到事件發生的具體時空,歷史的宏大敘事往往是在日常、潦草、偶然、毛糙,甚至只是在一點點模糊的不甘心和想要進入歷史的衝動下開始的。

  或者,從根本上,它來自那時候屬於汪建那一代人和他個人性格稟賦共同融合形成的,40歲的中年危機和憂愁,以及1950年代生人面對沉重的歷史之“父”,想要找到自我位置的影響與焦慮。

  1999年的上半年,美國召開論證會,要加快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進度,汪建在一個電視節目中回憶,他曾給國家相關部門通宵寫報告,未獲任何回應,“所以大家決定傾家蕩產,砸鍋賣鐵,這事情也要做,要是沒有作為,我們就是歷史的罪人。”

  他們決定不依從傳統的申請流程,做了一個冒險的決定。1999年9月,人類基因組計劃國際會議在倫敦舉行。在丹麥攻讀遺傳學博士、熟悉國外基因研究學界的楊煥明以中國科學家身份在這個會議上說代表中國加入人類基因組計劃——這幾乎可被稱作一個謊言,當時這幾個異想天開的科學家並沒有國家批準,但於軍獲得了其博士後導師梅納·歐森(人類基因組計劃的設計和領導者)的支援,本身也在核心實驗室,楊煥明有很強的國際合作能力,汪建已從公司獲得第一桶金。“就幹吧。”

  1999年9月9日華大基因在北京順義空港的一間廠房裡成立。汪建將當時的人力狀況形容為“草台班子,烏合之眾”。他向北京和河北許多高校發出招聘啟事,但反饋不多。最後,“外面誰來願意幹活的就行了。因為你不是一個國家行為,那時先把人手湊起來,恨不得雪天幹活,擦擦手,就幹了。但是你反過來講,把一個複雜的生物學研究過程分解成為一個可以控製的工業程式的話,那確實很容易培訓這個熟練工的。”汪建深知,這也是華大早期爭議的根本,外界認為他們就是一幫洗洗手,離開土地的農民。

  2000年6月26日上午10時,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於在白宮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宣佈,人類基因組研究計劃已經完成人類基因組草圖。克林頓在致辭里特別感謝了“一群來自中國的科學家”,在評價這一曆經10年時間完成的科學成果時,他說“人們將世世代代記住這一天”。

  這群偶然集合,興之所至想要“幹件大的”、“強弩之末”的大齡中國留學生,最終,他們的名字都進入了歷史。1%的人類基因組計劃也成了中華世紀壇所銘刻的兩千年大事件中的最後一件。

  帝國

  在華大基因歷史上,2007年離開中科院體製,南下深圳 ,算得上19年里的大事件之一。

  在這之前的2003年,因為非典期間華大破解病毒基因組序列並在此基礎上研發和捐獻30萬份試劑盒,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參觀了華大。隨後,華大進入中科院,成立北京基因組研究所,楊煥明任所長,汪建任副所長。加入中科院前需要進行個人材料的答辯和審核。答辯會上,汪建決定按自己一貫“非常詼諧的那種俏皮話”進行,重點在20個字:華大基因,建製齊全,戰功顯赫,裝備優良,接受招安,再創輝煌。

  話畢,現場所有人“哄堂大笑”。汪建記得有兩位院長還跟他開玩笑,“你是對的,我們對你的操心是我們的認識不足,向你道歉。”

  但自被“招安”,汪建和華大一直是體製內研究機構中的異類。幾乎每一年,他們都在中科院所有研究所中考核排名倒數第一或者第二。

  更糟糕的是,2006年,第二代高通量測序儀出現,汪建熱切建議中科院抓住技術迭代的時機購買儀器佔據先機。隨後有人舉報他貪汙基因所經費。儘管最後並沒有查出什麼問題,但包括“經曆上的侮辱,審查上的侮辱,科研項目上的侮辱”,讓他知道只能離開了。2007年,從中科院離職的汪建和一部分員工來到深圳。

  徹底脫離了體製,這成為真正屬於汪建時代的開始。前華大天津負責人楊玲認為,“到那兒之後,新的身份和自由,他把他的個性和追求,以及他相應的呈現和表達發揚到了極致。一些看似很有個性的舉動其實都是他的表達方式——你們看到的都是,不讓坐電梯了,不準系領帶了——都是。”

  2007年,當時還在丹麥留學的現華大集團黨委書記杜玉濤第一次去深圳看望南遷的汪建和同事,從八樓電梯出來,迎面就是“融入工人階級隊伍,接受工人階級領導”、“從空港到深海港,為國爭光,情懷不變”、“中國人基因組中國人來測,黃種人的基因組中國人來測”這樣的標語和口號。

  她記起1999年自己作為實習生加入華大的第一天,看到簡陋辦公區牆上貼著用A4紙打印出的標語——“為了祖國的榮譽”時,也是同樣的血脈賁張。在深圳“我看完又跟打雞血一樣”。

  《十三邀》編導朱淩卿記得去華大錄製節目的一個細節。在許知遠進國家基因庫拍攝後,朱淩卿一個人站門口抽菸,旁邊一位門衛過來問道,“剛剛進去那位老師姓什麼?”

  門衛告訴朱淩卿,他想等許老師出來之後,跟他打個招呼,“感謝他關注我們華大”。朱淩卿聽完的感覺就是,“如果連一個門衛都能這麼認同自己的企業,然後甭管是不是汪建的個人魅力,或者是他宣揚的那些平等,或者那個強勢地能讓一個門衛都能這樣,這個企業哪兒有不發達的道理。”

  1990年代後的深圳,成為中國新一代夢想家和冒險家的樂園。這個以小漁村為前世的都市,至今依舊保存和疊加了中國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的城鄉、山海、人文地貌。開放的決心和資本的神話,曾讓這裏成為當代中國變革和試驗狂飆突進的試驗田。而這座面朝大海、四季花開的城市也包容了從體製離開後,失落流離的汪建和華大。

  在新的決定到來之前,汪建和朋友們各自走上歧途。由於家庭原因以及對科研和產業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側重,於軍選擇留在北京基因組,汪建則帶著近百人離開,楊煥明和劉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項目結題後離開中科院去了深圳。對未來要在產業上有怎樣的開拓,當時的汪建還沒有清晰的想法,但2006年新一代測序儀的出現,讓他堅信變革快要發生了。

  他幾乎要一個人建造一艘大船,甚至一個王國。

  楊玲印象最深的是剛來深圳那一年,中秋和十一正好疊在一起。汪建壓力很大,當時深圳市政府允諾給華大的支援尚未落實,華大自有資金已經支撐不了太久。在中秋聚會上,汪建的秘書擔任主持人,“秘書隨口說,大家來到深圳,人生地不熟,也挺不容易的,大概是這個意思,這一句話就點到他的(爆點),他就上來就是那種大發雷霆,要把他的秘書從窗口上扔下去,有什麼不容易的,有吃有喝有住,當年1%和水稻項目那才叫不容易”。

  十年過去了,那一幕就像一個鏡頭一樣,讓楊玲印象特別特別深,“所有人都摸不著頭腦,怎麼那麼不近人情,秘書也沒說錯什麼話啊,不就是小孩子主持一個中秋的小聚餐,隨口說了一句話?”

  楊玲後來理解,“其實是一個『鎮壓』吧,我不給你講壓力多大這些事情,我也不去哄你,我就是要摁住防止大家亂想並蔓延這種思鄉(骨幹的家都在北京)的情緒。總之,革命道路不明確的時候,你們信我跟我走,不要胡思亂想,不要動搖。”

  好在來自深圳市政府的資助逐年到位,華大從一間鞋廠改造而成的辦公室出發,最終在深圳紮下根系。汪建在基礎科研、論文撰寫和購買儀器擴大產能方面同時不遺餘力,華大逐漸成為中國基因科技研發領域的前沿和全球最大規模的測序機構。

  汪建是這個帝國的締造者。他用自己恒定堅固的價值觀和對未來的全景式判斷,構建了華大的意識形態地圖。從力主加入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身上始終存在濃烈的民族主義和家國意識,他希望能在生命科技領域“趕超”和“引領”,試圖用簡單、強烈的口號讓所有人明白華大願景。

  2001年華大在杭州做水稻基因組測序,有員工記得當時公司里貼了許多“精忠報國”的標語。為了激勵年輕的科研人員加班,汪建騙大家日本將在“9.18”完成水稻基因組測序。

  一位參與接待媒體採訪的工作人員告訴《人物》,“我挺意外的,汪老師居然回答(你們)。(如果是)我們問,他就覺得我們關心這些幹啥……一句話就把我們堵死了。你聽我的就是了,信我的就行了。”

  “信我的就行了”,是汪建常說的話之一。楊玲記得在華大多年的會議里汪建都提出,“你們就信我老汪就好了,你們信,你們就不要(質疑)。那意思就是說,等所有人都看明白了,這個事情就涼了。”

  這種自上而下有時近乎“暴君”或者“鎮壓”式的話語,也釋放出汪建在試圖擴大領土、提高速度時的強人一面。在楊玲看來,這其中當然有“他戰略的前瞻性和過人的趨勢判斷和把握”,但同時“也是對人性里天然要尋求安全感的一種挑戰”。

  汪建大概可以歸入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卡里斯馬”權威典型。在過去20年里,他用超人般或者宗教般的感召力和個人魅力,在華大的不同時期聚集了數量龐大的“信眾”。從傳播的效率和整體行動的速度出發,他認為自己做決定再交由其他人執行性價比最高。毫無疑問,這同樣也是出於他滿溢的自信。

  有一次,他和十幾位同事在一間寺廟里抽籤。或許是出於惡作劇和“抽籤也都搞不過我”的勝負欲,汪建找到寺院的人用300塊錢買到了3個筒子,每隻筒子10只簽。拿到所有簽的汪建走到一邊,把其中的中籤、下籤全扔掉了,結果是,所有人從他手裡抽到的都是上上籤。

  “跟我走的人都是好籤,都是上上籤,對吧……我反複講的,不要相信天經地義的事情,也不要聽天由命,從來就沒有救世主。這就是華大,我們是走的這條路。”

  接下來他再次重複了那句在華大人人都熟記於心的口號——“我的基因我知道,我的命運我掌握。這有什麼錯嗎?”

  “造福”

  幾乎沒有什麼事能動搖汪建的自信。這來自一種樸素的論辯邏輯——在對事業的追求上,他沒有任何謀求利益的私心。汪建反複強調的是,他對攫取財富毫無興趣。

  他早年在北京買過一套房,現在租住在深圳,手邊有4樣具體財產超過1萬元:一台計算機、一輛朋友送的按其身高組裝的自行車、一部相機和一部衛星電話。曾經有車,但到深圳不久後就已送人。

  到深圳後,公務接待開始頻繁,要求正裝的場合,陳芳記得他還是一身戶外裝扮,即使跟著政府領導出國訪問,也就那麼一身,總是恨不得衣服擰幹了就穿身上人肉烘乾,“要麼我就不去,你看著辦”。

  華大上市敲鍾時,他借尿遁,“我怎麼能沾那個銅呢?我永遠不會碰那個。”汪建持股38.12%,即便在華大市值大幅縮水的當下,他的身家仍然超過了80億。但他也曾公開宣佈中國出生缺陷不下降,他不減持。

  如果不能進入最頂級的財富排名,那麼對於好勝的汪建來說,財富本身就毫無意義,“現在就我兩輩子已經花不完,你還要幹什麼?不是有病嘛。除非我要比比爾·蓋茨還多點……那我還有點興趣,我反正沒他多。算了嘛。”

  上市後的記者會上,汪建表示“華大要用科學產業來做造福人類的事情,經濟只是中間的一個過程、其中一個台階,不是我們最終的目標”。

  離開華大後創業的楊玲,在自己經曆了創業者的身份角色轉變,隔開遙遠的時空後更深刻地理解自己“一直追隨並視作精神領袖”的汪建。“華大的後來很多很多的發展,很多很多的一些選擇,他描述為是一種科技造福人類,基因是生命的基本因子,也是他信仰,當然『造福』這兩個字,其實是很有居高臨下的感覺的……也是因為他堅信基因科技能改變人類對疾病的認知並帶來醫療健康領域的顛覆性改變,他真的想要整個人類的發展史,甚至科技推動醫學和健康的進步上留下他為主推動的一筆。”

  那些老朋友深知家庭對汪建的影響。顏光美與汪建上大學期間,兩人的父親曾經正好在探望孩子時聊起,“說現在把最好的學生留在城市裡面,這是不對的,好學生畢業以後應該到農村裡面去。”在顏光美的回憶中,汪建曾經邀他前往母親土改時的鳳凰縣為當地育齡婦女做免費的基因檢查,他們也曾一起去西藏想要解決當地的包蟲病,“老汪是一個特別具有那種責任感的人,是創造歷史,有責任感的人。”

  2004年9月28日印度洋發生海嘯。30日華大派人到達現場。15個國家的代表擠在會議室里為如何鑒定受難者身份犯難,汪建直接打電話給隨隊秘書郭勤下指令:“你在會上表態,屍體DNA鑒定,我們全包了!”

  郭勤是美籍華人,聽了老闆的指令犯難了,“我代表誰啊?”“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郭勤有些猶豫,“能行嗎?我沒有中國國籍啊……”汪建回他,“就這麼講!有責任我替你擔著!”

  王石則提起SARS期間汪建曾設想過,如果真的無法獲得血液樣本,他就要硬闖廣州的實驗室,“大家都躲廣州來的人,都要隔離的……他恨不得要隻身跑到那兒去,你說他這個行為是個什麼行為?不是說這是個商業機會,他把它拿到了我怎麼怎麼樣,他就覺得這個時候是國家已經到了形成社會問題的時候……就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一種,就是自己的個人行為和家國情懷,這個在他身上體現得是太強烈了。”

  出於他的個性,也出於他“造福”的基本立場,汪建時常將企業帶入困境。“他的語言,不熟悉的人,接受不了。”朱岩梅跟著汪建接待客人,主要的工作內容是“翻譯”和“滅火”:

  有時政府來幫我們解決問題,“他就說『不要說你來幫我』,甚至很高級的官員,他也說,不要說你來幫我。”

  朱岩梅和同事都不希望汪建再說這句話,“我覺得他是真的,就是他真的覺得是他(是)在為國家做事情,你國家的人就不要說來幫我。但人都喜歡舒服一點,都知道你有情懷,(但)你成天罵我,我也不願意跟你在一塊呆著,我躲著你。”

  2015年,汪建和顏光美被湘雅醫學院邀請回去演講。顏光美回憶,自己是體製內出身,深明演講要符合某種範式和價值傾向,“主要突出了我們校友之間,同學之間的情感,也收到很好的評價”。但汪建一上台就“把他們的校領導罵了個狗血噴頭”。

  今年7月,某地官員請汪建、鬱亮和王秋楊等一起吃飯。當汪建在飯桌上聽說當地以監測的名義,“把很多錢都花在了不應該花的地方”,“他就非常憤怒,當時他就敲著桌子訓斥起那些人來了。他怎麼講,就說華大基因為了當地的檢測,就是無償、無怨、無悔地花了多少多少錢,做了多少多少事,但是你們居然就這樣子地揮霍。”

  王秋楊覺得現場太尷尬了,除了沉默之外,大家都想幫著圓圓場,但汪建說完,“該吃吃,一點不耽誤,也不去考慮需要緩和一下氣氛,我們當時都挺震驚的”。

  但在華大董事會辦公室研究助理王晶看來,汪建並非對所有人、在所有時刻都如此強勢和具有攻擊性。她欣賞現在還有人在“面對權威時,依然敢這樣義正辭嚴地來提出自己對這個社會、對這個國家的看法”。

  她想起了接受採訪的幾天前發生在汪建身上的一件小事。當時汪建要從國家基因庫回自己位於大梅沙的家,“他就上了門口一個班車,可是上去才知道那個班車是回二辦的,他就想說那個班車到了大梅沙能不能下高速把他放下,然後再兜上來,也耽誤不了幾分鍾。結果那個司機就是不聽,因為他可能不認識老汪,當時車里有個人說了一句,說這是我們董事長,但是那個司機不知道是沒聽到還是沒理解,就也沒什麼反應。然後就再也沒有人站起來替他說一句話或者怎麼的,他自己又不好意思說,我是你老闆,我是董事長,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王晶問他,“最後呢,你上那個車了嗎?他說沒有啊,他們把我趕下來了。”

  “這就是典型的老汪,其實他也是個臉皮比較薄的人,他不願意,他不會說因為有他這樣的特權,然後他用這個特權去做一些事,即使是這樣非常小的事。”王晶說。

  鬆禾資本創始合夥人厲偉,在2008年作為天使投資人將第一筆錢投給華大基因用於複製技術的產業拓展。但後來因為國家政策原因,複製豬的產業化無法推進,資金也被困住。但是讓厲偉沒想到的是,在華大基因準備上市前,汪建找到鬆禾,表示願意將他們之前投入的資金按兩倍的價格返還,並可以轉為華大擬上市公司的股份。“他說不能虧待幫助過華大的人,不能虧待相信華大基因事業的投資。”

  而厲偉的大多數同行,則在過去很多年里被汪建幾乎以“複仇”的方式對待。1999年華大成立前後汪建曾進行過一場抵押融資,抵押了4000萬,簽合同時被改成2000萬,即將兌現時又變成1000萬,其中只有500萬可用,其餘要簽字作為私人財產借款。即便汪建全盤同意,對方卻回應,“要等到董事會討論才能通過,因為是國資系統。我說黃花菜都要涼了,再耽誤就沒意思了,我全部賣身給你,你能不能讓我把儀器和試劑買回來?沒有。人家告訴我money talks。”

  這段經曆被他視作人生最大之痛。由此汪建始終反對融資。在陳芳的記憶里,當時只要有投資人來,他基本上就把人罵出去,“說我只接受唯一方式,就是像Google,你掏錢我沒問題,但是我說了算啊。”這意味著他放棄了很多圈地的機會,錯過了房地產在這些年可能帶來的巨大紅利。但是陳芳說,“他也沒有後悔過。”

  華大的基因

  在公眾的印象和判斷里,一直以來被體製、資本、人事等因素不斷影響的華大基因,像極了一個矛盾綜合體。汪建聲稱華大擺脫了農業時代、工業時代、信息時代各自攜帶的痼疾後,將在生命時代以基因科技造福人類,實踐他所總結的“唯命主義”。但在很長時間里,因為在基因測序領域使用大工業的組織生產方式,華大被稱為“基因界的富士康”。

  2018年,過去幾乎在所有領域和社會關係中都保有控製態勢和傲慢風格的汪建,從那個總是不憚正面發起臧否和衝突的冒犯者,變成了被公眾輿論長時間批評和談論的爭議者。

  兩年前加入華大運動擔任CEO的曹峻發現,華大很像一所學術氛圍和書生氣比較濃的學校,裡面沒有明顯的層級觀念,但這也會對它的管理效率產生一些影響。

  媒體人黃秋麗第一次採訪汪建是在2010年,她發現公司所有人和汪建一起在一個沒有隔檔的大平面辦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校園氛圍很濃。2013年她去華大,有一個人直接跑來質問正在大平面接受採訪的CEO李英睿為什麼要接受採訪。“我們正在聊呢,我覺得非常奇怪,他們就跟我說這是投資人派(到華大)來的人……李英睿就坐在我面前,他好像也不知道怎麼當CEO,就像個小孩一樣,他那會兒多小啊,也不是那種身經百戰的那種,1985年的,看著跟孩子一樣,也沒有那種很江湖的處理方式,反正他也沒發火,也沒怎麼著,臉上有點訕訕的,好像有點過意不去的那種感覺。”

  黃秋麗很敏感地意識到,這樣的事,在別的公司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從那時起,黃秋麗就覺得,從根上,開始長出來的時候,它就不是一個特別商業化組織。“我覺得這個是它真正的問題。”

  黃秋麗感覺華大更像一個由癡迷天才的汪建所造的“夢工廠”。近年來陸續出走的王俊、李英睿、趙柏聞,都可以被劃入天才的類別。

  1999年,大學尚未畢業的王俊就已經加入華大,2007年跟隨汪建南下深圳,很長時期被視作汪建接班人,幾乎在科研、商業和資本運作全領域表現驚人。2013年,王俊和朱克伯格等被《財富》(Fortune)評為年度全球40位40歲以下精英,是自2009年公佈榜單以來首位上榜的中國科學家。而李英睿19歲從華大暑期實習生變成員工,兩年後成為華大基因研究院主管科研的科學家,2012年底成為華大科技CEO。被譽為“神童”的趙柏聞則在17歲高中沒畢業時就進入華大,不久後成為項目首席科學家。

  黃秋麗記得,“汪建一說起這些人,可驕傲了,特別驕傲,那時候裡面人跟我講,就是華大的幾代核心人物,從汪建這兒,後面的三代都找好了,汪建後面就是王俊,王俊後面就是李英睿,李英睿後面就是有一個叫趙柏聞的。”

  黃秋麗說,“他是癡迷天才的,但是這個在商業世界裡面可能也是比較危險的,因為那種真正的商業世界是很枯燥的。”

  當然也確因汪建獨特的用人之道,雖有人離開,但留在汪建身邊的華大基因CEO伊燁、華大集團CEO徐訊等年輕高層也備受外界矚目。

  另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汪建他扮演董事長這個角色是比較吃力的”。在黃秋麗所接觸到的投資圈里,很多人一說到汪建就要開罵,“批評他太會忽悠了,說的什麼天上地下的,但是他確實就是比較是那種飄著的”。黃秋麗給出了這樣的判斷,“那種比較平平淡淡的、平庸的那種,他是不喜歡的,甚至不是平庸,就是一定是要那種激動人心的,我覺得這是他閃光的地方,肯定也是他的弱點。”

  在顏光美看來,這是個性使然,“從汪建口裡講出來的東西一定是矯枉過正的。有的時候他只是為了表達一種強烈的情感,信心或者強烈的價值取向。為什麼要矯枉過正?為什麼要選飛流直下三千尺?矯枉過正會使你闡述的東西留下更深的印象,我從大學的時候就發現他就有這個風格。”

  “這樣的管理者,怎麼說呢,就是一個商業組織裡面的話,其實這個對公司還是有傷害的。”黃秋麗認為。

  於軍覺得汪建建立了一個非常複雜的組織,“不僅僅是一個公司。我們本來初衷是要建一個研究院”。最終汪建“在夾縫裡頭做出一個四不像的東西,但是像這樣的一種文化,一般的人是做不起來的”。

  汪建想要建立的是一個他理想中的大組織,所有人因為對共同生活方式的追求走到一起,這是他的烏托邦:均貧富,厭棄經濟理性人的利潤最大化,堅信技術和科學的進步一定會許諾一個呈線性不斷進化的美好未來,同時在肉體和精神上都進行一種趨向汪建價值觀的完美改造。

  這種改造有其具體的想像載體。他非常認真地向《人物》描述了一個Future City的規劃:他想做一個園區,讓這個園區里的人都能活到100歲,園區內使用最輕型的交通工具,零排放。

  在這裏,汪建的“鬥勝”欲指向的是現實邏輯運行里的企業和公司形態,而這必然帶來衝突和爭議的最終爆發。

  一位前員工覺得正是“華大基因的基因”,決定了它所受到的所有爭議。“他就從來不愛說華大是公司,前些年聽了都生氣。公司的本質是企業,企業是要以利潤來作為一個基本的原動力來運營的,而華大的成立它從來都不是按照企業的使命和企業的目的設計的。它只是當時在體製內,不好開展工作,成立一個企業,所以說這裡面有華大偉大的地方,也有華大宿命的地方。”

  上市之後的所有爭議,幾乎都是“在商業環境和市場經濟下的不適感和衝擊,這都是來源於它的基因……包括一些公關,PR,教育,可能華大他本身的基因其實是沒有做好充分的一個準備,在一個市場和商業環境下的一個公眾公司、上市公司的形象和生態”。

  “其實就是說他狂傲不羈也好,或者是為了自己的這種追求和使命的驅動,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也好,這些跟現代的這種運行商業社會的、人類社會的規則,是有一種衝突吧,我覺得底層是這個原因。”

  為了說明汪建和華大在“兩種邏輯中的矛盾”,曹峻舉了一個例子,正是近期讓華大引發爭議的無創產前基因檢測。

  “這個東西對預防出生缺陷來講的話,是非常有幫助的,也是政府應該做的明星工程,他就覺得應該用最少的錢,讓大家去接受這樣的服務。但具體實施呢?跟一個地方政府談好要全覆蓋,假如市場價格是2000塊,華大呢說我們拿700塊去做,(成本500)給醫院200,我們完全不賺錢,那價格是2000的時候,醫院可以拿到1500。你現在給我200,抽血,樣本保存運輸,200塊錢打不住啊,醫院說那我就不幹了,不做了,這就是我們沒有考慮實施的時候,這個系統性的東西會是什麼樣子。”

  高揚在2010年離開華大創業,他所創立的貝瑞和康是業內公認華大在醫學測序服務領域的最大競爭對手。對華大“價格殺手”的評價,高揚覺得“比較客觀的,因為大家商業的目的性不一樣,所以顯示出來的價格也就不一樣”。

  曹峻說,類似於這樣的事情華大碰到了很多。“比如,汪建這幾年想要消滅西藏的包蟲病,做了90萬例人的血液去普查。華大一口氣就撲進去做這個事,自己墊了2000萬。對於西藏來講絕對是有幫助的,但這個事情是屬於先把這事兒幹了,然後再跟政府要錢,就發現儘管大領導同意了,但是這個錢依然給不出來。”

  他甚至覺得汪建有時在刻意淡化眼前利益,“為什麼就不願意讓投資人在裡面去有更多的話語權的原因,就是他覺得這個事情我就該這麼做,這就是他的邏輯,但這不是商人的邏輯。”

  教父和信眾之間會產生“巨大落差”。一位在華大工作超過15年的員工覺得,“他一個人引領行業,引領華大,在往前奔跑。他是那個決策者,但是在執行層和操作層,跟不上趟的人太多了,這是很鬱悶的一件事兒。”

  過去銅牆鐵壁一般拒絕批評和改變的汪建,開始有了一些變化。朱岩梅說,“比如說員工必須活到100歲。他自己就學會反省了,他說就是說錯了一個詞,他說不應該說『必須』,應該說『應該』。”

  但朱岩梅覺得,“本性那東西也無需改變。一個人要是想著未來的東西,甚至見解毒辣是吧,說話要還能像個佛似的,和風細雨的,那要求太高了是吧。這兩個本身就是矛盾的,你要想集於一身,那就是神了。我覺得人還是活靈活現的比較可愛。其實到最終,他是一個,既像唐僧又像孫悟空的那麼一個,實際上他就是大鬧天宮的那個。”

  終極目標

  深夜12點,64歲的汪建還在會議室展示他的控製力。每當他說出一個主題或者關鍵詞,他的三位年輕同事會快速在電腦的PPT文檔中檢索找出那部分相應的內容。

  即使在實時問答中,話題早已遠離他剛才要找的那張PPT,但在問答的間隙,汪建仍會回到他此前需求的原點,再次催促對方找出他要的內容。

  在那個白天的大部分時間,他站在投影儀的屏幕前,有時扼腕,有時沉痛,有時暴躁。隨著他身體的移動,PPT文檔上的詞組和文字,從他的身體和臉上流淌而過:“基因”“22世紀”“華大癌變”“蠱惑”“最輝煌的”“工作者”“標誌”“人類基因組測序”“尷尬”……汪建的臉在光影符號的流動和遮蔽里變得面目模糊。

  助理終於找出了那張PPT:人造生命就在眼前。

  PPT由三張大圖構成。第一張是美國新聞週刊以美國生物學家文特爾“扮演上帝”(Playing God)為題的雜誌封面,第二張華大參與的“人工合成酵母基因組”研究登上《科學》雜誌的封面,第三張則是文特爾和汪建兩人同時翹著二郎腿對談的合影。

  2009年,王石在攀登希夏邦馬的過程中發現汪建只要閑下來,就在看一本叫做《解碼生命》的傳記。每天看完後,汪建還會“現學現賣”,馬上講給其他人聽。

  從汪建嘴裡,王石知道了美國科學家克雷格文特爾,當代一位少有的“集榮譽和爭議於一身的科學狂人”。在西方社會,因為文特爾在人造生命體領域的探索和研究,被眾多媒體評價為試圖“扮演上帝”的人。

  2016 年,文特爾的團隊在Science 上發表論文,宣佈在國際上首次人工創建了一個生命體——一個單條染色體的真核細胞,這一成果也使文特爾再度捲入輿論漩渦。

  面對質疑,文特爾曾回應,基因沒有好壞。王石回憶,這句話也常常掛在汪建的嘴邊。他還曾見過汪建和文特爾的一張合影,兩人伸出左臂,挽起袖子,在前臂上都有一個花生米大小的傷疤——那是從皮膚上取幹細胞做實驗留下的疤痕。

  王石感覺到,“這兩個人共同的地方不僅僅是一個疤痕,更是一種科學的狂熱,甚至是對『非科學』的極端排斥——有時候讓人感覺到是強烈的科學原教旨主義。科學狂人點燃一種希望的同時,總是釋放出另一種恐慌。”在《靈魂的階梯》中,王石寫道。

  2007年5月,汪建和王石一起參加徒步羅布泊的活動。走完之後,王石計劃去祭奠在羅布泊遇難的探險家餘純順,包括汪建在內的三位華大隊員表示不會同行。問及原因,汪建回答,“我們不欣賞他。餘純順最後迷路的地方,距離埋放的食品和水源其實只有3公里。出發前,人們建議他使用GPS,他不會用也不想用,而且他選擇6月份進入,也不符合科學常識。我們覺得尊重科學是最重要的,我們無法尊重不尊重科學的人,只能說他是冒險家而非探險家。”說完三個人走了,王石“好一陣子沒反應過來”,一個人去祭奠了餘純順。

  在王石看來,汪建的“科學原教旨主義”有時表現出冷漠的一面,有時候則是有趣的一面。

  他記得有一年,兩人一起去廣西拜訪著名生物學家潘文石。途中地方一位領導帶大家去參觀一個養豬場,“10000多頭豬,200多頭種豬,一般情況下,種豬氣味是很重的,但這個養豬場基本沒氣味,也沒有蒼蠅”,汪建想知道原因,豬場老闆要保密,最後汪建說,“保密沒問題,我抓一把豬糞帶走總行吧?”

  當場就抓了一把,到隔壁老百姓的豬場又抓了一把,裡外包好放進行李上了飛機。王石記得,“普通豬糞,不是一般的臭,他在機場差點被逮住了,最後是僥倖矇混過關。”

  在和汪建多年出差做科研的陳芳看來,汪建屬於那種去哪兒都不會空手而歸的人,“就是四川人土話說的,他出去,連風都要抓一把回來的”。2004年,去新疆慕士塔格峰登山,途中遇到中科院冰川所的教授帶著學生在采冰心,汪建說,“你那個冰心給我一塊唄。”後來去珠峰大本營,“弄走過兩隻鴿子和一隻鴨子”。

  華大基因到底想幹什麼?

  汪建反複地說,是要實現“人類的終極目標”。“什麼叫終極目標?一定是人間仙境和兩質永葆。簡單翻譯一下的話,就是活著是硬道理;活得長是硬道理;活得健康是硬道理;活得幸福是硬道理。”

  汪建喜歡模仿或者套用一種具有上個世紀中期濃鬱時代風格的話語,去概括或者簡化他的思想。事實上,那套革命話語幾乎罩住了汪建全部的行事風格。汪建曾告訴王石,他能背下整本語錄,“不管喜不喜歡,這是那個時代留給他的東西,想甩也甩不掉”。

  他對“根本解決”、“永存永生”、“摟底漿”、“終極目標”、“永葆”等帶有“元意義模式”的詞彙充滿熱情和實現的鬥志——“人的生老病死就聽天由命?我憑什麼就要聽天由命呢?”

  汪建找到能夠“替天行道”的工具是基因科技。他相信對生命的存在和延續來說,同樣具有元意義內涵的基因研究,會讓他和信他的人的生老病死不再聽天由命。想到這個使命,他更覺得委屈,“我做這個,我惹誰了,我為什麼就錯了,我為什麼就不能被倫理所接受呢?”

  華大迄今為止最具爭議的一項研究來自一個旨在找出影響人類個體智商差異的基因或變異的“人類認知能力的基因組學分析”研究項目。

  項目的負責人是當時被視為天才少年的19歲華大員工趙柏聞。隨後《華盛頓郵報》以《華大挑戰科學和倫理的底線》(China pushing the envelope on science, and sometimes ethics )為題對此進行了報導,後在世界範圍內引發關注,甚至成為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桑德爾課堂中的一個討論案例。

  2014年初,趙柏聞也離開了華大。在媒體採訪中,他說,“我是很不喜歡爭議的人,當時感覺我在用一半以上的時間跟各種各樣的人探討可能20年內也不會存在的應用,它的可能性,它的弊端好處,以及在倫理上的爭議。”趙柏聞曾主導這個項目的建立和實施,但最終選擇離開華大,是“想去挑一個倫理上沒有爭議的方向”。

  桑德爾在自己的著作《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中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不應反對合理的技術應用,而是反對濫用。“其中的度大概就是:如果基因技術用來救死扶傷,那麼是正當的,但如果被用來製造完美(所謂『比好更好』),那麼就是可疑的。”

  桑德爾寫道,“技術進步未必能夠增加幸福,只要社會結構或社會製度沒有根本改變,即使技術進步取得巨大成功,社會不公和不平也仍將繼續存在,社會的一切矛盾將照原樣存在於技術更發達的社會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里,技術進步的受益者主要是強勢群體(弱勢群體無法支付技術費用),因此,技術進步的一個可能的附帶後果是擴大了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差距而間接地加深了政治問題。”

  《人物》記者將桑德爾的擔憂告訴汪建,並就肉體改造和社會改造的先後和輕重問題進行詢問。這一次,汪建沒有像往常在接受質疑時那樣大發雷霆,他語氣平靜地表示,這樣的討論從20年前起就開始了。他認同,桑德爾這樣的聲音,“是有必要存在的”,而技術永遠是雙刃劍式的存在。

  至於技術發展和社會公正問題,肉體改造和社會改造的先後,汪建先是回答,“我們已經引領到前面去了。”隨後,他從22世紀暫時回到了現實,“再說那個事情,你批評誰啊?你改變不了,我已經從這個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的歷史上看得透透的。”

  所以汪建會是那個不受控的人嗎?

  在近日“世界首例免疫愛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在中國誕生”的新聞引發公眾關注後,技術和倫理的話題再次成為人們在討論華大這個集科研、產業、各方服務於一體的全產業鏈基因技術機構時,不得不擔憂的問題。

  陳芳覺得,“就好比說,他說人造生命這件事兒,理論上,是成立的,理論上猛獁像是能複活的。但是這個過程中你需要很多的細節,對吧?你比如說我們做複製豬很成熟,那改成複製羊,複製狗,複製雞,它技術細節需要很多的反複實驗和磨合,沒有那麼快的。他講的很多真的是一個理想狀態。就比如說他說,我不要當唐吉訶德,我們不要當,就是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們要當先驅,我們不能當先烈。你就可以看出他其實這個(膽子也沒那麼大)。”

  一切又要回到革命家的話語系統。楊玲覺得這是汪建拿自己講故事的一種策略和表達方式,“他比誰都知道他應該掌握的度和此時此刻技術能解決什麼,能帶來什麼,這個事情還有多漫長的路要走。把一些事情的表述誇張也好,吸引關注也好,這些來源於他的基因信仰,來源於他的堅信,更是一種極致性的描述和表達……我覺得這些都是他外在的一個表達方式。你以為他不懂嗎?他是最懂的。”

  楊玲記得15年前的非典期間,她被派去內蒙取病人血液樣本。拿到樣本後,楊玲打算再去病房取患者的咽試紙(喉嚨體液的病毒含量會更高),但汪建“喊了stop,他不讓我去冒這個風險”。楊玲認為,“他在有自己革命情懷的時候,對人的關注愛護和風險防控是在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大多數不可及處獲得鬥勝的快感,對汪建一直具有吸引力。

  當《人物》記者和顏光美在一頓長達5小時的晚餐尾聲談到“人造生命”的話題時,此前一直正襟危坐的科學家顏光美,露出了對未來充滿憧憬的迷離微笑,他在那天晚上第一次鬆弛地把左腿放到了右腿上。

  “人造生命你們覺得難以想像,但是他和文特爾,我跟他,討論很久了,他那天說什麼,在《科學》上面發了一個封面文章,他們已經合成了四條酵母的染色體。我說嗯,你這個好像從這個大門上已經敲了幾塊磚頭下來。我說這就是什麼,這就是科學的終點,當你在試管裡面造一個人的基因組出來的時候,你不管當時物理化學會長到多少的高度,但是我覺得作為人類社會所能認識到的科學它的終極就已經結束了。我不認為他想做上帝,有這樣的追求,是老汪在那裡想不斷地挑戰自己的極限,同時也去挑戰人類的極限。”

  “對,是有擔憂,但是你相信,正是因為這些技術的發展,才不斷地把整個人的精神世界集中表達成為人文科學,拉到一個新的階段,而不是相反。就是因為有這些擔憂,才會促使人文科學的進步發展,我們怎麼樣面對一個原子彈時代的人際關係和國家關係?擔憂就是最大的研究動力,大家就會去研究這個事。但是這個事物,這個技術要擺在這裏,作為一個永久的刺激物,你看,你不做怎麼辦,原子彈擺在這裏,對雙方都是刺激。而且這個方向,我覺得也不是汪建做的最激進的,也不是汪建首先知道的。”

  露了一絲縫

  汪建最近一次高強度冒犯到公眾,是在許知遠的節目《十三邀》里。

  面對鏡頭,汪建聲稱技術可以從根上解決一切問題,包括精神的困境。他否認痛苦:“痛什麼苦?我怎麼就沒痛苦?我根本就不管你怎麼想的,你罵我我從來沒聽見,我怎麼會有痛苦呢?”

  他認為,比起“吃不飽穿不暖”的肉體痛苦,精神痛苦不值一提。他堅信世界是為活得長的人準備的,只有活得夠長才能看得到結論:“只有活著是硬道理,健康幸福的活著是硬道理,活得長長久久高高興興,是硬硬硬硬硬道理,其他全他媽扯淡!什麼狗屁精神!”

  對他的特異言行有所目睹的人們,始終想知道他不竭的熱情、絕對化的表達、瘋狂的原動力,和人定勝天的信念,到底來自哪裡?他身上所披就的歷史現實之網如何構成?他的肉體改造方案和對解決問題的元意義模式追求,他出自技術途徑對生老病死、世間煩憂的整體解決方案,到底來自何處?

  這裏或許不只是對科學技術的無限相信,和對線性社會進化論的充分樂觀——他從過去而來,少有地經曆了“文革”、饑荒、恢復高考、改革開放、留學潮、歸國潮、創業潮;他又從他聲稱的22世紀和未來而來,他所從事的事業,與基因、遺傳密碼、人類未來、生命的奧秘息息相關。

  兩種矛盾的力矩如同兩條河流一起衝刷和塑造著汪建——一條河流來自未來,相信技術的進步會解決人類絕大多數甚至所有的痛苦和困惑;另外一條則來自過去,中國1949以來的社會歷史政治文化語境,毛時代不絕的影響、模仿與焦慮。如同一塊分層豐富的頁岩,每個時代在汪建那裡都留下不同的歷史剩餘物。他睥睨一切、鬥戰勝佛般的個性,又讓這“過去”和“未來”之間,充滿張力和摩擦。而最終統一起這兩股力量的,是他生命里對“鬥”與原始生命力勃發與狂歡的實現和渴求。

  當他在一個充滿魔幻和劇變的國度,大談終極目標、烏托邦、天下無病、天下無殘,並且在商不言商,在談論帶有科幻感的未來和基因技術,卻夾雜許多來自上世紀的革命話語和泥沙俱下時,汪建曾經和正在發出的那些絕對、堅定和樂觀的口號和話語,開始變得不再那麼統一、光滑和堅硬。

  對汪建而言,確保“活得長、活得健康、活得幸福”,部分是源自一個深受醫學和生命科學、科技進步、線性社會進化論影響的人生,同時也源自青少年時代對饑餓、寒冷、匱乏和動盪時代的體驗和全方位領受。

  然而僅因為曾經充分體驗過肉體層面的痛苦,必然就要全盤否定精神痛苦的存在和重量,轉而導向一條能夠避免痛苦的肉體改造之路嗎?

  汪建似乎在逃避著一些什麼。有人疑心這強力的否定背後,或許正是對過往傷痛的應激反應。

  《人物》對汪建的採訪從白天進行到深夜。汪建在過去大量的採訪中甚少提及過去。在對過去200年生物技術和人體醫學的發展回顧里,在對華大2018年所遭遇爭議的回應里,汪建依舊試圖牢牢掌控對信息輸出種類的控製,他建議《人物》不要再詳細探詢過去他前半生不同時段的故事和細節,他說,“我再給你講一個,你們就不要再問了,這個差不多了。”

  於是,他幾乎一字不差地複述了他曾在《十三邀》那期節目末尾的一個小學同學因為一句無心的話一生被改變的故事:

  1968年,14歲的汪建下鄉做了知青,跟小學同學分開。2008年,小學同學聚會,汪建從深圳趕到的時候已是晚上7點,大家已經開始吃飯。一個人徑直衝過來,“咣”一拳打汪建身上,把他打懵了,還抱著他痛哭。汪建想起來,這是他的小學同桌。同桌說,“40年沒見了,汪建,你害了我一輩子。”

  同桌講起往事。1968年5月份,“複課鬧革命”期間,兩人沒事幹,在一起玩五子棋和猜拳。他們輪番出拳,嘴裡說著“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突然同桌說了一句“打倒XXX”,兩人都嚇了一跳,看周圍沒什麼人注意他們,繼續玩了一會兒。一個小時後,警察來了,問同桌,“你說沒說過(這個話)?說了。”同桌被帶走。汪建也很快下鄉去做了知青。

  40年中,汪建再也沒有關注過這件事情,等參加同學會才知道,同桌因此被判入獄十幾年,一生的命運就此被改變。他想起小學治安不好的時候,比他大三歲的同桌總會先送他回家。

  “我當時都想給他下跪。”汪建再次用重音重複了節目中這句話。《人物》之前以為這或許是為了應付採訪者堅持索取故事的一種重複或者敷衍,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再次講述到那個故事的尾端時,汪建的聲音開始變得哽咽,胸腔頓挫起伏,他的眼角現出淚光。最後,現場再次像那次許知遠的採訪一樣陷入沉默。

  《十三邀》編導朱淩卿告訴《人物》,那是他們那天第一次看到一種“類似痛苦”的東西出現在強人汪建的臉上。

  在那之前,“儘管許知遠在一開始跟他聊的時候,有那麼多疑惑或者是胡扯那種的表現,但是當這樣的一個強硬的人提及那一段的時候,你不用再說什麼了,你大概都能理解他為什麼那樣……銅牆鐵壁的人露了一絲縫讓我們看到了一下他的內在。”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汪建堅稱的樂觀和對痛苦的否定就顯得不那麼可靠了。

  “我覺得他是一個極度的實用主義者,但是我不知道我這樣講對不對……不沉浸在痛苦中,一種是沒法真的沉浸在痛苦中,就是那個痛苦會吞噬你,而另一種方面,可能不沉浸在痛苦中,我就選擇了一種另外的對待方式。”朱淩卿說。

  1999年,當汪建正在傾盡一切,使用冒險的方式爭取加入人類基因組計劃時,他曾發起“12留美博士集體回國”的好朋友顏光美,也在用一種理想而激進的方式實現著自己對社會和體製的改造——1999年4月7日,時任中山醫科大學副校長的顏光美髮起醫療設備採購的公開招標,因觸犯了一些人的利益,隨後在他42歲生日那天,在中山三院全院大會上被免職。顏光美的行動在隨後獲得官方的回應——《招標投標法》和《政府採購法》在當年和三年後頒布實施。

  顏光美被那時的《南方週末》撰文形容為“理想主義者”。在那些重要和難熬的時刻,顏光美說汪建給了他各方面非常強烈的支援。“他說老顏,沒關係,不行了,就跟我們下海一塊來幹這個事,他是我當時很大的退路。但是他也提醒我,不要去當烈士。”

  當《人物》就汪建最終為什麼選擇了這樣的道路和整體解決方案而不是其他的問題向顏光美提問時,顏光美提到了魯迅的“另外一條路”。

  “魯迅本來是一個學醫的去解除這種軀體上的痛苦,最後覺得要從文,去解決精神層面的東西,要改造社會。很多的人要想改造這個社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我就去找教育、科技或者醫學、技術……你有沒有發現,80年代以後的大學生啊,是完完全全已經什麼,完完全全已經喪失了這種改造社會的那種熱情,改造社會有熱情,就證明這條路有很多的人想走它,但是你走不通的時候,很多的人就只能是什麼,從事一些器物層面的,物質層面的一些工作,因為那個時候是躲進小樓不問冬夏春秋這種心情。實際上汪老師,他們家裡頭,都是有很強的改造社會的光環在,很強烈的,但是他很早就放棄掉這個東西。你想他大學裡面學生幹部,都不願意去做,你想他還想去走這條路嗎?”

  這是一條本來為著逃開痛苦和政治的道路,汪建先是抓住人類基因組計劃釋放了進入歷史和創造歷史的力比多,此後20年一路走下來,一個想要逃開“父”之影響與焦慮的人,卻無意識間用來自過去之“父”的觀念、話語、思維建造起自己的基因理想國——想要擺脫的最後參與塑造了你,這或許是屬於汪建和他那一代人的精神迷宮。

  朱淩卿說,“我們這麼說吧,就是他一方面你不覺得嗎,他的過往深受毛的損害,但是他的行為處事的方式又極得毛的真傳,就是啪,湖南人的那種彪悍,你覺得他能意識不到嗎?你覺得這樣不痛苦嗎?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咱們都別說了,不就完了嘛。就是你的一輩子,我們再矯情點說,你的一輩子是一個毀了你一輩子的人塑造的,你到年老的時候,意識到這個問題……”

  斜著眼看他

  汪建告訴《人物》,他正在著手準備和設計“一個新型的烏托邦”。

  “從物質時代要轉向生命時代,那圍繞著生命是不是有一個新型的烏托邦呢,是不是有一個新型的伊甸園呢,來實現這個東西呢,我為的是這個。我要實現這些科學落地,只有從我做起,從我做起,必須要有個社會環境,我就真正實現天下無農,天下無病。”

  他說規劃已經換了四撥人。去說服大家太累了,“就創造一個就好了,因為我研究了所有的一八四幾年的烏托邦的那些所有的那些東西,它失敗的原因什麼什麼,它實際上一個是科技力量不夠,經濟力量也不夠”。

  楊玲覺得,“他其實一直是使命驅動的,你不管是說他要名垂青史也好,他肯定也不是為了主觀的個人名垂青史或什麼的,但他就是想在這個歷史上留下一筆。”

  汪建告訴《人物》,他“最大的夢想,最大的遺憾就是,從來就扣不了籃”。

  這對幾乎在所有領域都獲得鬥勝快感的汪建來說,十分難以接受。現實中無法達成的,在夢裡也要把那口氣出了。

  他回憶,“我經常夢這個,現在這幾年少了,原來夢想著都是飛起來砸籃,然後人在天上飛搶。看邁克爾·喬丹我就來氣,他怎麼能在空中還可以換手,從三分區頂點就可以蹦上去。我原來打球的時候,經常被2米的大個子摁在地下一頓臭打,很氣憤,怎麼也蹦不起來——睡夢中我會突然從屋頂上飛起來,在他頭頂上砸籃,然後吊在空中不下來,斜著眼看他。”

  “爭一口氣”對汪建太重要了,顏光美覺得,“如果有人跟汪建過不去的時候,他會跟他玩命的。”

  顏光美記得汪建跟他講過一件事,在做水稻基因組的時候華大曾近乎彈盡糧絕,王石主動要求給華大捐款。王石當時告訴汪建,這裏多少個億,“汪建,你任何一秒鍾你可以把它劃走。”汪建說,“我一塊錢不要。”

  “他就為爭一口氣,他就覺得說,你王石跟我是好朋友,在我們一塊爬山時是好朋友,你別用你的優勢來壓我,就是你認為你錢多,要捐我,我就不要。”顏光美評價。

  對汪建的採訪已經到了淩晨兩點半,會議室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人物》記者試探問道,“你是不是有一點……疲勞?”

  “嗯,”他回答,“我又不是鐵人,我就說,我們比劃的時候看誰能扛到最後一刻。”

  最後一刻,《人物》記者問汪建,最近一次哭是什麼時候。

  汪建的聲音暗啞下來,猶如一頭疲倦的老獸,他再沒有了王石所說的“張牙舞爪”和白天里咆哮的怒氣和接連幾小時給採訪者用PPT講課的噴薄。

  他最近一次哭發生在2012年2月27日,蘇州。一位當地的朋友知道那一天對汪建來講意義特別,邀汪建去聽評彈。表演者在台上講,“汪先生,知道今天你在思念你的故友,我們給你唱一段吧。”直到現在,汪建仍記得那是一曲蝶戀花,“那唱的,眼淚水在邊上轉轉。”

  10年前,2002年2月27日,汪建的好友,也是為華大爭取1%人類基因組計劃時的參與者、科學家黃穀揚槍殺了自己的同事俄裔女科學家坦雅·霍茲瑪雅,隨後又自殺。消息很快傳遍美國和華人世界。

  “黃穀揚熱情、坦率,在留學生圈子裡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熱愛文學、歷史,喜歡黃仁宇的作品,用心研究美國憲法,蘇聯解體後專門去那裡觀察寫作,是一個非常理想主義的人。”汪建曾這樣給王石講述黃穀揚的人生。

  黃穀揚與汪建是摯友,到了北京就住在汪建家的客房。

  汪建回憶,“我買了一個大的天文望遠鏡,當時我一看,打開一看安裝太複雜了,我就扔到一邊去了。然後黃穀揚他那天就跟我女兒去裝。後來我女兒就跟我說,老爸,穀揚叔叔說他見不到他女兒長我這麼大了。我說什麼意思?我說你聽懂沒聽懂?她說他跟我講英文,我能沒聽懂嗎?我說哦。然後第二天我就趕緊給穀揚打電話,他說沒什麼,沒什麼。我說你春節回家去吧,別在這兒待著了。他說春節我陪著你。我說你陪我幹嗎,我說我們一家人回老家去了,老家不歡迎外面客人,哪有老家回嘛,就糊弄他,然後就把他趕走了。

  趕走了,我想想也不對勁,跟他打個電話,他哼哼哈哈。那時候我還有綠卡,我想想不對勁,初一我就飛到舊金山去了,找他。結果他跟我只談革命理想,不談家庭事務。我們在海邊上坐著它那個彎曲靠近內海、對著伯克利那邊的海,談了七八個小時,覺得好了一點了,我就回來了。

  過了幾天突然有個人打電話,我一聽那個正宗的美國聲音說,舊金山日報,說黃穀揚自殺了,你知道這事吧?你有什麼評價?想採訪你。

  他(黃穀揚)給我們留了個電子郵件,你一送過去,它就自動回來告訴你,『對不起,好朋友,我知道你們會罵我,但是這是我的選擇,我希望你們都好,希望華大都好。』然後把我們在加州註冊的公司剩下的美元什麼東西一股腦全部都處理完了,寄給中國來。

  當年他去蘇聯寫了蘇聯垮台這個紀事,所以我們,在這過程當中,走到今天,實際上他最大的問題是中美的文化中間衝突,他就擺脫不了,我們再往前行的時候,新舊文化的衝突,中西文化的衝突,宗教的衝突,都會出來。這件事情讓我們想說,我們是不是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對自己,使自己極其感興趣願意做的事情,而不是所謂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的局限性太多,真正感性思考那是真的,我就不相信這些感性思考的東西,你過了三年、五年它就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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