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破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死亡之吻”魔咒
2018年12月09日12:18

原標題:他打破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死亡之吻”魔咒

毫無疑問,米沃什首先是一位大詩人,用一向有些高傲的布羅茨基的話說,“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或許是最偉大的”。

同時,他也是一位思想家,他豐富、獨特而深邃的思想,不僅體現於卷帙浩繁的詩歌,同樣體現於大量的散文之中。

在文學寫作上,米沃什的雄心似乎沒有限度,詩歌以及詩歌之外的寫作都同樣證明了這一點。西方對於諾貝爾文學獎有“死亡之吻”的說法,作家在得獎後往往寫不出好作品,而米沃什正是打破這個“魔咒”的人。

自覺的使命意識

保持觀點的客觀公正

熟悉米沃什的人知道,米沃什對自己早期作品評價不是太高,並且延伸到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波蘭先鋒派的評價也不太高。不過,他卻深刻汲取了他們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在流亡華沙時期,米沃什就與很多先鋒派詩人和作家建立了密切聯繫。正是在這期間,米沃什開始了隨筆的寫作,雖然半個世紀後才以“現代童話”為題結集出版,包括他與名震波蘭的小說家耶·安德熱耶夫斯基之間的通信,它們構成了米沃什非常重要的隨筆集。可惜的是,這些文章還沒有譯介到漢語中來。

客觀說,米沃什比他的同時代的年輕詩人有更多自覺的“使命”意識。他在戰爭年代就深刻意識到,與其在身體的反抗行為中殞命,不如竭力活下來。他認為自己的價值在抵擋一顆來自納粹或其他敵人的子彈之外,把自己視為神意與大地之間的某種中介。波蘭文化和世界詩歌應感謝他這樣想。

1949年夏,波蘭駐法大使館露台合影(左起):路易·阿拉貢、耶日·普特拉蒙特(波蘭大使)、於勒·蘇佩維埃爾、米沃什(時為文化事務一等秘書)。

在文章中,對於1945年後蘇聯在波蘭的作用,米沃什能夠積極評價:雖然波蘭在意識形態上被納入了東方大國,雖然他本人後來也脫離了當時處於極權主義陰影下的波蘭政府,但他認為,若不是因為蘇聯,波蘭很難贏得它主權意義上的獨立。這樣的曆史觀點,自然很難見容於右翼人士。但米沃什的觀點顯然是客觀公正的。

米沃什對極權體製的反思,集中於長篇政論性著作《被禁錮的頭腦》。時至今日,《被禁錮的頭腦》已經是一部世界性的經典著作,比如,它成為了歐美大學曆史系學術研究的必選,也是南斯拉夫知識分子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案頭閱讀的聖經。但米沃什本人認為它只是他的次要作品,並謙虛地把部分功勞歸之於它的英語譯者。

《被禁錮的頭腦》當然重要,在曆史拉開更長的距離後,它甚至神奇地體現了更多的文學價值。所以,有波蘭評論家認為,《被禁錮的頭腦》最深刻意義在於它是一部道德與曆史哲學論著,揭示了東歐知識分子在極權時代的思考方式,也讓作者拋棄了存在於自身的瘋狂教條的毒素殘餘;另一方面,它還是“一部傑出的文學論文,它論述人的心理問題比政治問題更多;論述人的性格比意識形態更多……因此,值得將《被禁錮的頭腦》當作散文去閱讀,當作寓言、當作隱喻去閱讀,甚至可以當作自傳體長篇小說去閱讀。書中涉及的是人的靈魂、激情與野心、謊言與真實、人的殘忍與曆史、人類的錯誤喜劇。”

《被禁錮的頭腦》,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烏蘭/易麗君 譯,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然而,《被禁錮的頭腦》的發表,實際上令米沃什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得罪了波蘭政府,米沃什被宣佈為叛徒;另一方面,波蘭僑民也不理解他。更由於有人陰險地向美國大使館告密、栽贓,使得米沃什無法獲得移居美國的簽證,不得已在法國靠賣文為生。期間他出版了長篇小說《伊薩穀》、自傳《另一個歐洲》等重要作品。這一情況維持到1960年,米沃什終於得以受聘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該校斯拉夫語言文學的教授。

在美國處於邊緣位置

正確看待名聲,默默寫作

在美國,米沃什長期處於邊緣位置,寂寞而孤獨,在他的書中記述了一些典型的細節:為了能在打開郵箱時看到一點什麼,他有時會給自己發郵件。一次,他出席一場文學聚會,就餐時同桌的女士問他:你是做什麼的?這讓米沃什內心很是受傷,這似乎也頗能解釋他對名聲的渴望。當然,他是能夠正確看待名聲的,所以他也耐得住寂寞。整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米沃什除了在大學教書(在此基礎上,完成了一部《波蘭文學史》),就是默默寫作。

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波蘭詩歌勤勉、傑出的譯介,在西方逐漸產生廣泛影響,如亞曆山大·瓦特、茲·赫伯特、安娜·斯維爾、紮加耶夫斯基,都得力於他的有力推介。在這相當沉默的二十年里,米沃什還出版了多部重要的詩集和散文,包括《故土:對自我限定的探求》、文論《個人的職責》等。1978年他獲得諾斯達特國際文學獎,該文學獎素有小諾貝爾獎之譽,兩年後他獲諾貝爾文學獎,在西方並不出人意料。

不過,西方對於諾貝爾文學獎有“死亡之吻”的說法,不過米沃什正是打破這個“魔咒”的人。米沃什此後於詩歌上的成就自不必說,沒人能否認他向著詩歌藝術高峰一路挺進的高質高量的文本;他在散文、隨筆方面的持續發力,同樣顯而易見。獲諾獎後的第二年,他任哈佛大學的詩歌講座教授,整理出版《詩的見證》,該書已有漢語譯本,相信大家都已經看出,米沃什的講座豈止是關於他的詩學部分,廣闊的智力早已超過了單純的談詩。從他對詩的理解來看,很容易相信他是重新定義我們時代詩歌概念的少數大師之一。他的綜合能力遠在一般著名詩人之上,他的視野甚至比布羅茨基還廣闊、比希尼更深厚。

米沃什(右)和布羅茨基。

幾乎同時,米沃什還出版了隨筆集《舊金山海灣幻象》和《烏爾羅的土地》。前者揭示了“現代文明的脆弱性”;後者連作者本人也認為,在波蘭理解它的人很難超出五個,“並非因為其中無人需要的深奧學問。”作者把它看作是《被禁錮的頭腦》的一個延續,深化了那裡提出的問題。對於自己被認為是一個“唯心論者”,據說是以精神反對物質等等,他沒有直接反駁,也不準備布道,而是將寫作目標確定在“做出一個診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波蘭同行們為什麼根本沒有意識到科學社會主義以其“不證自明性”壓倒了他們自己的思想。面對曆史現狀,米沃什憂心忡忡,擔心那種“不證自明”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否也能被消除。他的憂慮絕對不是沒有理由。這兩部作品,早有國內不同出版社預告正引進出版,遺憾的是迄今尚未面世。

用不可戰勝的理性

保持對存在的尊重

多虧了詩人的長壽,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米沃什先後出版了隨筆《從我的街道開始》《從我所在的地方出發》、兩部通信集《現代性的傳奇:1942-1943被占領波蘭時期的書信和隨筆集》和《朝向存在的努力:與特拉普派修士默頓的通信》,以及《獵人的一年》和《米沃什詞典》兩部回憶錄。

如果說米沃什的詩歌和散文寫作是互文的、至少是平行的,那麼,《獵人的一年》和《米沃什詞典》則構成了一種共生、互補的關係。《獵人的一年》將視線主要集中於作者自童年至晚年的波蘭經驗,是對家庭、教育、文學交往、各種人物的回憶和評說。

“寫作這本書的樂趣在於,隨著衰老的逼近,我努力提取出精華(大事件、潮流、觀念),這一次我屈服於眾多具體人物、舊事件和新事件互相交織,也許因為這一原因,它們接近我的詩歌(或部分詩歌)的音調。”

這本書,跟米沃什其他散文作品一樣,凝練而豐富,有著高密度的細節、極具概括性的總結。《獵人的一年》出版後在波蘭引起很大爭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書中對波蘭人的一些批評,比如形而上維度的缺乏。比較起來,《米沃什詞典》就溫和得多。它以詞條的形式編織成書,故事、人物和主題也更多是對波蘭之外的世界的關注。《米沃什詞典》與《獵人的一年》在內容上互相涵蓋,如果說有內容上的重複,也是後者對前者的深入補充和完善。

《米沃什詞典》,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西川/北塔 譯,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2月版

閱讀米沃什的兩部回憶錄,我們會同意他的同胞詩人紮加耶夫斯基的見解,即米沃什“回到了早期希臘人的那個傳統,那個詩人-曆史學家的理想標準”,作者如同一個親曆者,經曆和見證了他所描寫的一切,他拒絕說謊,他要發現真相,並且直面“詩歌與恐怖——這個世界的兩極”。

米沃什晚年的另一個成就,是1997年出版的詩文合集《路邊狗》。它甫一出版,就獲得了波蘭國內最權威的尼刻文學獎。書中文章大多短小精悍,充滿一個詩人哲學家的智慧閃光和精神結晶,很多部分是最為精煉、體現作者品格的格言,讓人相信作者已臻於這樣一個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思想澄明,詩性與哲理水乳交融。

米沃什的生命力似乎是無窮的,同時,他也虛懷若穀、專注而不知疲倦,八十多歲仍然認為:除了是一種準備,我無法理解生活還可能是別的什麼。“我的道德楷模是把一輩子都獻給精神上的事務,耄耋之年仍熱情不減,並將這種態度保持至生命終點的人。”有研究認為,米沃什身上存在一種“不可戰勝的理性”,他將它融入了全部的詩歌,也完美體現於他的散文、隨筆之中。米沃什期望人們對存在保持適當的尊重,遠離那些習慣以嘲諷態度貶低存在而讚美虛無的人。

作者

:李以亮

編輯

:安安,李永博;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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