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事件:文化挪用與身份政治
2018年11月28日11:24

原標題:D&G事件:文化挪用與身份政治

2018年11月21日,上海,意大利奢侈品牌Dolce&Gabbana門店。 視覺中國 圖

意大利奢侈品品牌Dolce & Gabbana(杜嘉班納,下稱D&G)涉嫌“辱華”事件的導火索,源自該品牌面向中國市場推出的系列廣告短片。

在其中一部片子中,一名小眼睛的亞裔女性坐在幽暗、掛著燈籠的餐廳中用筷子艱難地吃“看起來太大了”的意大利食品。旁白充滿嘲諷,認為“兩根小棍子形狀的餐具”難以駕馭“偉大的瑪格麗特披薩”。還有一句似乎有惡意的話:“你以為你身在意大利,其實你在中國。”

這部向中國市場推出的宣傳片雖令部分觀眾深感彆扭,但也可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直到該品牌創始人之一、設計師Stefano Gabbana與質疑他的亞裔網民的聊天記錄被公開,才做實了該品牌對中國及中國文化的無知、理解上的淺薄,以及自身骨子裡的傲慢。“辱華”由此而來,激發了中國普通民眾的憤怒。在全球範圍內,上述廣告片和被公開的聊天記錄同樣引發廣泛的批評。

兩種文明處於恰當距離,容易產生美感,被寄託以“彼岸”的嚮往。但隨著全球化的深入,距離已經被網絡空間無限縮小,彼岸情節已經消失,甚至出現此前從未有過的衝突烈度。D&G事件只是凸顯這種衝突的最新案例,可借用“文化挪用”和“身份政治”理論稍加解析。

一、文化挪用

所謂“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指的是一個文明使用了不屬於自己文明的符號和元素,而且特指在缺乏瞭解與敬意的情況下使用。

“敬意”是此前在文化融合中被忽視的詞。在消費主義主導的商業社會中,不同文化之間的粗糙挪用隨處可見。打著異域風情特色的產品、消費場所往往更能引起消費者的興趣與想像。哪怕是國內三四線城市的美食街,眼下也能看到各種外來的文化符號:日本壽司店、韓國烤肉店、越南菜、泰國菜、法式麵包、美國炸雞等等,不少餐館里還附帶有特色的民俗表演。在早期,人們把它看作“地球村”的表現,認為家門口就能品嚐和欣賞世界各國的美食與文化。但這種文化符號的使用,可以說比較粗糙的:從裝修到風味,只能說是“意思意思”,是否帶有敬意,真的需要打個問號。

本世紀初,以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1944—2015)為首的一些學者樂觀地認為,全世界的青年都在全球化浪潮下變成風格類似的青年:看NBA、吃漢堡、看荷李活電影、喝可口可樂。不過後來發生的一切逐漸證明,這種“趨同”的判斷無疑是過於輕率了,哪怕是同樣喝可口可樂的青年,他們在意識形態上依然存在著極大的不同。而且,越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這種細微的差別就越成為不可踰越的存在。

假設這個片子出現在十年之前,未必會造成這麼大的轟動,甚至有可能會變成一種正面的講述。剛剛融入世界的中國正渴望被世界所接納,只要中國人在形像片中露個臉,扮演一個路人角色,也可能在中國人那裡形成一種“受寵幸感”,被視為“中華文明走向世界”的案例。比如在2007年,另一個奢侈品品牌LV使用了中國元素“蛇皮袋”作為概念新品,這在國內成了令人興奮的談資。

然而,十年過去,中國已經是全球化的核心玩家,國際地位今非昔比。尤其是在幾乎所有國際大企業都不得不考慮中國市場的今天,“廉價的示好”並不會獲得中國人的接納。D&G的廣告宣傳片,就是一次糟糕的文化挪用:在展示中國元素之時,缺乏誠意與敬意,似乎完全把那些元素當做了工具化的“快消品”。

因“文化挪用”而產生的憤怒,出現在當下全球化似乎失去動力之時。在文化與文化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這種交鋒逐漸變得銳利起來。社交媒體成為文化之辯的主要場域,成為民間反全球化的情緒起點。對“文化挪用”的抗議,最早出現在西方多元主義國家,因為不同文化的交鋒,很快就引出了種族之間的現實政治問題。種族問題在西方一直存在,即使是在平權運動盛行半個世紀之後。比如,在西方生活的黑人、印第安人、拉丁人、華裔、印度裔等少數族裔,在求學和職業生涯中不可避免地會遭遇“玻璃門”;而且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也時有爆發。在西方每個少數族裔的背後,都對應著一種異質文化。他們一方面是主流社會的“他者”,被邊緣的群體;一方面又是大眾審美的賣點,被拿來作為“文化噱頭”。

一個案例是被廣泛用於美國流行音樂創作中的“黑人音樂”。眾所周知,黑人音樂為當代美國流行音樂注入了很多重要元素,比如藍調、新奧爾良爵士、搖擺樂等。眾多白人歌星、創作家都公開借鑒黑人音樂,並表達敬意。這種致敬一度令美國黑人感到自豪,但事實上,除了在少數領域,美國黑人在社會大多數行業中都處於弱勢狀態,很難躋身行業頂端。對白人歌手的所謂“敬意”,他們很可能採取更尖銳的回擊:既然在社會中,“你們是你們”,“我們是我們”,那為什麼“你們”要用“我們”的音樂?道理在哪裡?他們會認可玩黑人音樂的黑人歌手,但對於白人歌手玩黑人音樂,則覺得不懷好意。

黑人音樂問題,雖然只存在於美國內部,但不排除該事件的進一步發酵,以致變成種族間、區域間的矛盾,甚至變成國家間的緊張關係。比如白人群體對於墨裔美國人的鄙視,就很容易造成墨西哥的憤怒反彈;對華裔的不公正待遇,又會刺激到大洋彼岸的中國人。

二、身份政治

越是在融合的過程中,越讓人明白到自己“身份”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早期,每個人都因成為“世界一部分”而感到激動;但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尤其是曆經多元社會的鍛造,最終每個人又無奈地發現,自己還是自己。你成為不了“世界公民”。

2004年,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出版了《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這部書當時受到部分西方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強烈批評和指責。但在本書初版十幾年、亨廷頓逝去也已十年之後,從特朗普上台前後和最近世界的一系列重大變化中,我們不難發現,《我們是誰》真是一部有預言性的著作。在《我們是誰》中,亨廷頓提到了在全球化語境中的身份認同問題。他從美國的現實問題出發,所聚焦的是對美國的變化的深刻憂慮和不安,但其啟示卻是多方面的,對其他國家應對當下的問題也有其深刻的意義。理論的力量就在於其思考的前瞻性和預見性。應該說,這部十多年前出版的名著所揭示的問題,正是今天全球所遇到的。

另一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也注意到了身份對於當代政治的重要性:“群體開始一次次地認為他們的身份——無論是民族、宗教、種族、性、性別還是其他的身份——沒有得到足夠的承認。身份政治不再是個次要現象,僅限於大學校園內,或者為大眾媒體推動的‘文化戰爭’中的低成本、小規模衝突提供背景。相反,它已成為解釋全球事務進展的主要概念。”

社交媒體上多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往往聚焦於身份政治問題。不可否認,“立場決定觀點”,一個人的政治訴求與政治觀點,很大程度上與其身份相關。文化挪用,實際上就是要精細區分“你們”與“我們”。潛台詞是,“我們”和“你們”存在身份上的區別,這造成文化上的區別。2014至2016年間,我們突然驚訝於不少在西方社會生活了多年的“穆二代”,受極端主義意識形態蠱惑,重新回到中東參加伊斯蘭國發起的“聖戰”。有法國媒體指出,這些穆斯林移民來到西方後並沒有得到身份的認同感,一直以“他者”身份存在,在求學就業上都遭遇天花板。作為移民,他們對西方的理想化想像逐漸消失,甚至放棄了融入的努力。接觸到極端主義的聲音——伊斯蘭國的宣傳機器之時,他們的身份意識就會被重新激起。

全球化被描述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過程。但事實上,良好的融合併非常態, 身份意識的強化加速了“你們”和“我們”的區分與衝突。一些特定的文化符號成了討論的焦點。

不久前,在美國某所學校里,一位白人女高中生在一次舞會中穿上了旗袍,然後她把照片上傳到社交網站。但很快,多位網民,尤其是亞裔網民激烈回嗆。他們表示:“你穿著它只是因為它穿起來好看,但你完全缺乏對東方文化的熱愛與足夠的瞭解。”“你穿著它就是一種冒犯。”言下之意,網民會認為,以她的身份(白人),她不應該穿旗袍(華人)。也有很多網民認為,女學生穿旗袍是一種主動示好的行為,不應遭到這樣的詆毀。

不論如何,這事件展示出一個清晰的事實:輕浮的消費主義態度,很容易激發不同身份者的敵對情緒。

三、西方中心主義與反全球化

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1935—2003)在其著作《東方學》中指出:從本質上說,東方主義是處於強勢地位的西方人以西方種族文化優越論為標準,通過對東方和東方人的類型化和符號化,形成的一套妖魔化東方的權力話語體系。在這套話語體系中,西方是正面的、陽性的、先進的、文明的,而東方則是它的對立面,是負面的、陰性的、落後的、原始的(如同D&G廣告片中使用筷子的眯眯眼亞裔模特)。對東方的描述,實質上是鞏固西方中心主義的一種認知。

西方中心主義是一種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整個世界的隱含信念。由於歐洲於18世紀率先實現了工業革命及資產階級革命,歐洲國家在生產力上遙遙領先,不斷通過殖民戰爭中將其他文明捲入資本主義商業體系之中。在18、19世紀歐洲文明占主導的時代里,西方中心主義體現為“歐洲中心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後)又體現為“美國中心論”。“歐洲中心論”偏重古典、保守、傳統意義上的西方中心主義,而“美國中心論”更為明快,強調新式的“自由民主”。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都是意識形態上的“西方”。至今,西方中心主義在全球學術界各個領域依然佔據統治地位。在各個文明板塊中,“西學”都長時間內成為先進發達的代名詞,同時成為欠發達國家努力追趕的方向。

儘管殖民時代已經結束,但是文化上的“後殖民”依然無處不在。西方文化對其他文化,尤其是曾經被西方殖民過的地方的文化,依然充滿優越感,雙方無法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對話。作為當代文化批評及美學學派的一支,伯明翰學派認為,文化是“一種整體生活方式”,西方國家在文化上依然對曾經的殖民地進行著“文化上的殖民”。從生活方式、價值取向、曆史觀等方面,西方文化依然強勢,令既有的其他文化顯得原始而落後。

西方中心論在拉丁美洲造成的負面影響最為深刻:主流觀點認為拉丁美洲的曆史就是殖民的曆史,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當作拉丁美洲曆史的開端,無視土著人已經在這片大陸生活了數千年,併發展了瑪雅文明等輝煌古文明的曆史事實;認為西方白人文化是進步的、需要提倡及模仿的,而拉美土著文化則是落後的、愚昧的,應加以排斥。實踐中,自歐美殖民者到達之後的幾百年時間里,數千萬拉美土著人遭到殺戮。在西方中心論引導之下,拉美遭遇了長達幾個世紀的自我迷失,乃至於烏拉圭評論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Hughes Galeano,1940—2015)強調:“真正的曆史在角落里哭泣。”

今天,西方文化依然處於人類文明的前沿,尤其是其科技、製度建設方面的成就,依舊是全球其他文明模仿、學習的對象。作為發展中國家,謙虛的心態一定要有。但與此同時,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西方中心主義總會表現出一種“唯我獨尊”的姿態,甚至展現出我優你劣的“文化霸權”。更糟糕的是,在全球主義的背景下,西方文化總會主動地“挪用”其他文化——尤其是以一種錯誤的方式。D&G的失誤在於,在其廣告片錯誤地挪用了中國文化元素之後,其設計師又以其一貫口無遮攔的尿性加劇了矛盾,從而釀成一次轟動全球的文化事件。

這一類事件一旦累計到了一定數量,難免在勞苦大眾那裡激發反全球化的想法和行動。商業巨頭靠著挪用其他民族的文化開發新的商品,賺得盆滿缽滿,而被挪用的對象(很多是原始生產者)則艱難度日。消費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在一些落後國家的中下層民眾那裡激發出了“反全球化”、“反西方”的情緒,這是我們必須提前警覺的。

在這個身份問題越來越敏感的社會,西方和非西方確實都需要調整一下姿勢。我們期待不同文化間互相尊重、充滿誠意的深情對望,而不是快餐式的、形而上的模仿。畢竟,這不僅僅是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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