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基因編輯嬰兒誕生 國際生物學、倫理學家怎麼看
2018年11月27日18:19

  首例基因編輯嬰兒誕生,國際生物學、人類學、倫理學家怎麼看

  澎湃新聞記者 張唯 來源:澎湃新聞

  2018年11月26日,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嬰兒據稱於2018年11月在中國健康誕生。若該聲明屬實,他們將是世界上第一例對基因編輯嬰兒。這對基因編輯嬰兒的“締造者”賀建奎將於2018年11月28日在中國香港參加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的“人類胚胎編輯”環節併發表演講。在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召開之際,澎湃新聞記者與7位與會學者取得聯繫,來自生命科學、人類學、生命倫理學、生物法學等多領域的國際研究人員對首例基因編輯嬰兒案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生物學領域的國際聲音主要來自新南威爾士大學副校長Merlin Crossley,他認為這項研究是一個道德領域的“里程碑”,而非科學層面。如經證實,這項研究能表明沒有任何不可預見的技術障礙阻礙了將對鼠類等的技術方案轉移到人類。他同時強調,人們應該認識到,基因編輯嬰兒沒有對任何人表現出任何重大危險。

  澳州迪肯大學人類學家Eben Kirksey認為這項研究可能為醫學不平等的新時代打開大門,並認為敲除CCR5受體的目的是複製“精英控製者“的基因——那些感染了HIV但自己控製了病毒的人。新一代精英抗病兒童可能會出現。

  哥本哈根大學人類學家Ayo Wahlberg認為不應急於的得出結論,必須特別注意受試夫婦知情同意的程度。他認為,當生命科學研究涉及到招募一些由於生存條件(例如不孕和愛滋病毒)而面臨嚴重壓力的誌願人類受試者時,必須始終特別注意夫婦以何種形式和程度瞭解並知情這個項目、在何種情況下他們決定參與研究以及在研究之前、期間和之後受到怎樣的照料。

  倫理學領域的紐卡斯爾大學倫理政策學者Pauline McCormack認為該案例違反了《赫爾辛基宣言》:我的病人的健康將是我的首要考慮;雖然醫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獲取新的知識,但該目的從不應優先於個體研究受試者的權利和利益;只有當目標的重要性超過研究對象的風險和負擔時,才可以進行涉及人體受試者的醫學研究。

  愛丁堡大學生物倫理教授Sarah Chan認為,無論這裏案例是否是基因優化或者增強,該行為玩弄兒童健康和家庭希望,以之作為廉價的宣傳噱頭,是卑鄙的。

  歐洲人類遺傳學協會成員Guido de Wert教授認為斷然的反對沒有說服力,治療和人工增強之間倫理界限不明。鑒於強烈共識,他認為,首先,需要更基本的臨床前安全性研究,“歐洲人類遺傳學協會和歐洲人類生殖和胚胎學會認為臨床生殖系基因組編輯為時過早,目前尚不健全”。

  生物學家發聲:這是一個裡程碑,但更多的在道德層面,而非科學層面

  新南威爾士大學副校長:人們應牢記,基因編輯嬰兒沒有對任何人表現出任何重大危險

  新南威爾士大學教育副校長Merlin Crossley在基因調控領域工作,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Crossley用“迷人的”(Fascinating)一詞評價了基因編輯嬰兒的實驗。但他同時表示,在看到具體細節之前,評價還太早。他認為這項研究“是一個裡程碑,但更多的是在道德層面,而不在科學層面,因為我們一直認為改變人類是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如此多的思考和討論關注於我們是否應該這麼做”。

  他還提到,11月27日舉行的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的討論環節很有意思:“人們驚訝地發現了這項工作,並且可能健康地修改了胚胎。人們想知道它是否違反了法律、協議、跨越了道德界限等等,而人們普遍認為我們應該保持謹慎,不要急於走這條路。令人沮喪的是,我們還沒有看到經過同行評議的文獻的細節,所以很難說更多。”

  澎湃新聞:這項研究對科學和社會的意義或好處是什麼?

  Merlin Crossley:在科學層面中,它表明了理論設想在實踐中被做出來了。如經證實,這項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它表明沒有任何不可預見的技術障礙阻礙了將對鼠類等的技術方案轉移到人類。這是一個裡程碑,但更多的是在道德層面,而不在令人驚訝的科學層面,因為我們一直認為改變人類是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如此多的思考和討論關注於我們是否應該這麼做。

  澎湃新聞:從倫理角度來看,您對此案例有何看法?有些人認為這是基因優化,不應該進行。你同意這個觀點嗎?

  Merlin Crossley:生物學總是涉及權衡。如果以一種方式增強基因組,則可能還會引入僅在以後才能識別的缺點。因此需要謹慎。也就是說,活著的人中存在天然存在的CCR5突變,這些突變已知顯示出對HIV的顯著抗性但是過著正常的生活,因此選擇CCR5基因作為靶標並不奇怪。但我們不知道失去CCR5是否會使人們現在或將來更容易患其他疾病。一些研究人員認為會。此外,這項技術仍然是新的,操作者也可能會對基因組做出其他意外的改變,其中一些可能是有害的,尚無法排除在外。而且,很顯然,還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愛滋病毒。根據目前的知識,我不會尋求改變自己的CCR5基因,也不會將其強加給我的孩子。

  澎湃新聞:在進行這類研究之前,科學家或醫生應該做些什麼?合理的程序是什麼?

  Merlin Crossley:幸運的是,多年來一直有關於基因治療和所有醫療干預的長期討論。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正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辯論。隨著我們瞭解更多,流程和決策可能會不斷改進。基本議題是風險/收益和知情同意。在這個案例里,風險/收益仍很難評估,嬰兒顯然不能給予同意,所以需要依靠父母、科學家和當地倫理委員會。

  這可能是對嬰兒的風險。但人們也應該認識到這可能只是對嬰兒而言的風險。嬰兒對任何人都沒有表現出任何重大危險。這不同於引入或創造新的疾病或新的農業害蟲物種。這是個人對自己的家庭做出的選擇,人們應該牢記這一點。我個人認為,在這個階段,相關的一些父母會為孩子承擔這種風險,但我們不瞭解細節。也許他們的這一選擇有我們不知道的理由。

  澎湃新聞:國際上此前是否有人體基因編輯實驗?有沒有其他科學家或研究項目計劃進行這類實驗?什麼阻止他們這樣做?

  Merlin Crossley:據我所知,沒有。

  人類學的聲音:新一代精英抗病兒童或將出現;應特別注意受試夫婦知情同意情況

  澳州人類學家:可能為醫學不平等的新時代打開大門

  澳州迪肯大學人類學家Eben Kirksey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表示,“這項研究可能為醫學不平等的新時代打開大門”。“敲除CCR5受體的目的是複製‘精英控製者’的基因——那些感染了HIV但自己控製了病毒的人。新一代精英抗病兒童可能會出現。但對於中國、美國和歐洲的大多數人來說,基因編輯是負擔不起的。”Kirksey認為,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許多未來的父母將完全無法接觸到這種技術。

  哥本哈根大學人類學家:不要急於的得出結論,必須特別注意受試夫婦知情同意的程度

  《良好品質——中國精子銀行的日常化》一書作者、中國選擇性生殖技術研究者、丹麥哥本哈根大學人類學教授Ayo Wahlberg對澎湃新聞表示,作為人類學家,他瞭解夫妻生育孩子的重要性:不孕症對中國數百萬夫婦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心理負擔;他也瞭解擁有健康,良好和“優質”孩子對父母而言的重要性。但Wahlberg特別關注人類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情況,他認為,“當生命科學研究涉及到招募一些由於生存條件(例如不孕和愛滋病毒)而面臨嚴重壓力的誌願人類受試者時,必須始終特別注意夫婦以何種形式和程度瞭解並知情這個項目,在何種情況下他們決定參與研究以及在研究之前、期間和之後受到怎樣的照料。在這個人類胚胎基因組編輯案例中,我們需要更多地瞭解這一點。”

  他呼籲披露更多有關此案例同行評審和倫理審查的信息,他表示,目前,基因編輯雙胞胎的出生聲明尚未通過科學同行評審來驗證,現階段還不知道這項工作(如果已經發生)是否以及如何進行道德審查。

  “在生命科學研究領域,涉及人類受試者作為捐贈者或受體的任何形式的基因或細胞療法中,必須對該研究進行科學和倫理審查。在這種情況下,迫切需要有關科學同行評審和倫理審查過程的更多信息。

  在編輯人類胚胎基因組時,已經出現了一種全球共識,即應該暫停植入經過基因編輯的人類胚胎(那些可能導致懷孕和分娩的),直到我們知道更多這種編輯的安全性和風險性。目前,對於是否允許在沒有植入的情況下允許人類胚胎進行基因編輯研究尚存在不同的觀點。這正是在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上將會發生的辯論,就像未來三天在香港發生的那樣。”

  他提出,談到人類基因組編輯的倫理監管時,區分這些是很重要的:

  1)國際生命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倫理學家和律師的全球審議——這可以產生全球道德準則;

  2)中國的國家審議(我注意到今天有100多位科學家在中國發表聯合譴責)——這可以產生國家道德準則和全國共識;

  3)國家生命科學研究的法律法規,在中國,例如,2003年《人胚胎幹細胞研究倫理指導原則》(科技部和衛生部),2007年《國家科技計劃實施中科研不端行為處理辦法(試行)》(科技部)和2007年《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衛生部);

  4)道德審查程序——這可以是以本地特定診所或實驗室的機構審查委員會(IRB)的形式,或者可以是國家,地區或省級的道德審查委員會(ERC)的形式;

  5)研究人員和誌願人類受試者之間的日常互動——正在接受生育治療的愛滋病病毒感染家庭和與之一起工作的研究人員之間的互動——夫婦以何種形式和程度瞭解並知情這個項目,在何種情況下他們決定參與研究以及他們在研究之前,期間和之後怎樣被照料?

  “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急於得出結論,相反,我們需要瞭解這一特定案例如何與道德治理的五個領域相關聯,以及遵循了哪些具體的道德審查程序。”

  作為人類學家,他特別關注第五點,尤其是夫婦處於困境的情況下,使用生育治療來生育健康的孩子,同時應對著日常的恥辱感和愛滋病毒攜帶者身份所帶來的的挑戰。“我們從人類學研究中瞭解到攜帶HIV生活是多麼困難,因為汙名化和恥辱感。”他認為,當生命科學研究涉及到招募一些由於生存條件(例如不孕和愛滋病毒)而面臨嚴重壓力的誌願人類受試者時,必須始終特別注意夫婦以何種形式和程度瞭解並知情這個項目,在何種情況下他們決定參與研究以及在研究之前、期間和之後受到怎樣的照料。在這個人類胚胎基因組編輯案例中,需要更多地瞭解這一點。

  倫理學關切:用醫學方法應對“愛滋病汙名化”社會問題,不道德

  紐卡斯爾大學倫理政策學者:該案例違反了《赫爾辛基宣言》,不道德

  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政策、倫理與生命科學高級講師Pauline McCormack對澎湃新聞表示,他認為這個首例基因編輯嬰兒是以增強為目的基因組編輯,他解釋了理由。首先,他認為,在許多國家,愛滋病毒攜帶者的壽命接近正常,藥物治療的效果很好。“研究人員(在Youtube上的視頻中)用‘發展中國家’對愛滋病毒攜帶者的歧視作為這項研究的理由,稱父母‘無法忍受把孩子帶入充滿恐懼的世界’。因此,這裏的問題是歧視,而不是HIV。”他認為,主張愛滋病毒感染者的權利和反歧視法案是解決這一困境的答案。“用馬丁·路德·金的話來說,你不能阻止某人想要歧視,但是你可以製定法律阻止他們這樣做,這對於那些可能再次受到歧視的人來說是關鍵。”

  在這個案例中,研究人員遇到了一個社會問題,但提供了一個醫學答案。由此,我認為這一實驗是不道德的。

  在我看來,這一案例似乎違反了《世界醫學協會赫爾辛基宣言》中涉及人類受試者的醫學研究倫理的若干原則,例如:我的病人的健康將是我的首要考慮;雖然醫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獲取新的知識,但該目的從不應優先於個體研究受試者的權利和利益;只有當目標的重要性超過研究對象的風險和負擔時,才可以進行涉及人體受試者的醫學研究。

  愛丁堡大學生物倫理教授:玩弄兒童健康和家庭希望,以作為廉價的宣傳噱頭是卑鄙的

  澎湃新聞郵件採訪了與會學者、愛丁堡大學Mason醫學研究所主任、跨學科生物倫理學教授Sarah Chan博士。為答覆澎湃新聞記者的提問,Chan給出了一份個人聲明。

  她認為,不管基因編輯嬰兒的真實性最終是否得到證實,以似乎故意的、意在引起最大爭議和震撼的方式提出這樣的主張是不負責任和不道德的。

  人類基因組編輯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新興技術。雖然它具有巨大的利益潛力,但它的發展必須通過所有有關各方之間全球性討論的過程來認真管理。相反,隱蔽地應用人類基因組編輯技術,然後作為既成事實毫不客氣地宣佈這項工作,將危及這項關鍵技術的整個未來。它可能危及科學與社會的關係,並損害中國的國際科學聲譽,並可能使全球寶貴療法的發展倒退多年。好的科學不只是在真空中產生知識,背景和後果是至關重要的,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的後果可能確實是可怕的。

  此外,撇開更廣泛的科學和社會後果不談,這項研究本身就存在嚴重的倫理問題。迄今為止發表的每一份科學聲明都強調,在基因組編輯準備用於人類胚胎的臨床應用之前,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這個過早應用的實驗過程包含了使兒童暴露於尚未被特徵化的、未被充分理解的風險之中。在可以獲得巨大益處的地方,這可能是合理的,例如,如果兒童將遭受威脅生命的、無法治癒的疾病。然而,負責這項研究的人聲稱這些嬰兒的基因組編輯是為了使他們免疫HIV。首先,在人的一生中感染愛滋病毒的風險是極低的;還有其他的一些預防HIV手段;並且HIV已不再是不可治癒的、不可避免的終極疾病。讓這些孩子冒著如此巨大的風險來獲得如此微薄的利益是不合理的。玩弄兒童的健康和家庭的希望,以便利用他們作為廉價的宣傳噱頭的手段是卑鄙的。

  除了以上聲明,Sarah Chan教授也針對性地回答了澎湃新聞記者的提問:

  澎湃新聞:從倫理的角度,你如何看待這項基因編輯嬰兒的實驗?有人認為這是基因優化和基因增強實驗,你覺得是這樣嗎?

  Sarah Chan:無論我們是否認為賦予疾病免疫力是“基因優化”(或者通常所說的“增強”)還是某種形式的預防或治療,這些都與此案的倫理基本無關。無論是為了增強還是為了治療,應用基因組編輯來生產轉基因兒童(genetically modified children)都為時過早,這是不必要的冒險且在科學上不負責任。

  歐洲人類遺傳學協會成員:斷然的反對沒有說服力,治療和人工增強之間倫理界限不明

  歐洲人類遺傳學協會(ESHG)的專業和公共政策委員會(PPPC)以及歐洲人類生殖和胚胎學會(ESHRE)倫理委員會的成員Guido de Wert教授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採訪時,Guido de Wert表示,對任何人類生殖系基因組編輯的斷然的、有原則的反對是沒有說服力的。但鑒於強烈共識,他認為,首先,我們需要更基本的臨床前安全性研究,“歐洲人類遺傳學協會和歐洲人類生殖和胚胎學會認為臨床生殖系基因組編輯為時過早,目前尚不健全”。

  他認為,“一個清晰的程序來討論和評估基因組編輯的第一個臨床應用的可能比例是必要的”。他還表示,事實上有更合適的案例可以作為臨床應用的開始,例如嚴重的先天性孟德爾疾病。

  針對2018年11月26日宣佈的這例基因編輯嬰兒案例,De Wert指出,該案例反映了用於治療和用於人工增強的基因編輯實驗之間的倫理界限不明:“這一基因編輯嬰兒的案例表明,潛在的、可接受的預防及治療應用與有問題的人工基因增強應用之間的界限不清,需要進一步辯論”。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需審視人體基因編輯實驗的9大關鍵條件

  美國國會技術評估辦公室(AT)、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和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僱員、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生物法學和生物倫理學教授R. Alta Charo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採訪。她表示,首次人體實驗總是需要特別高度的謹慎,因為需要從實驗室和動物研究中獲得的數據進行歸納推廣,這不僅增加了風險和可能獲益的不確定性,也增加了預測風險的範圍以及評估潛在影響的難度。這再加上種系編輯可能產生的多代效應,使得在實驗開始之前滿足關鍵條件變得更加重要。對於種系編輯,需滿足的關鍵條件是:

  迫切需要預防、治療一種嚴重的疾病或病症;缺乏現有的、可用的干預措施作為合理替代方案;對規程進行嚴格、獨立的分析(包括招募參與者);一套識別和評估脫靶效應和其他風險的標準;長期跟蹤計劃和管理該過程的方法;遵守任何相關的管理機構或政府要求;執行干預任務所需人員應具備專業知識;開放臨床前和臨床數據的同行評審;這一過程的每個步驟對科學界和公眾的透明度。

  任何閱讀過有關中國基因編輯雙胞胎出生的文章的人都應牢記這些標準,用以評估這個實驗。

  (本文來自於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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