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何抗拒市場化與全球化:鄉村的另一種可能
2018年11月24日11:02

原標題:他們為何抗拒市場化與全球化:鄉村的另一種可能

引言:另一種過日子的方式

張兆斌誇起公社的食物時總是神采飛揚:“市面上一個月催熟的番茄,我們自然得長好幾個月,不打什麼膨大素,你看著一小個,咬一口——甜的!”

有人按捺不住好奇心,“要長這麼久,賣了能回本嗎?”

他嗤笑:“賣什麼賣,我們自己吃還不夠哩!”

張兆斌是“黃河共富公社”的發起人之一,從2016年5月開始,六個人在河南焦作修武縣租了50畝荒地,種下蔬菜和糧食,又養起雞鵝和小羊,開啟了他們自給自足的生態農業。按職業看,這夥人都是外行:三個公務員、一個教師、一個律師、一個退休工人,沒一個從事農業的,倒硬是在當地農民的幫助與專家指導下把這事兒風風火火地辦起來了。

張兆斌和社員的信念在如今顯得頗為另類:“我們搞生態農業不是為了賺錢——以人為主,不是以錢為主。” 和國外的生態農業社區相比,他們的公社帶有鮮明的“中國”色彩:幾位發起者聚到一起,是出於對上世紀集體主義下團結文化的共同信念。不過,在計劃經濟消亡的年代,是“生態”為他們提供了另一種聯合的方式:張兆斌誇自己的公社好,一是誇食物,“土得掉渣”;二是誇人,“都是有思想覺悟的”。

這片土地上,張兆斌這樣的人小眾,但並不孤獨。他們星星點點地散佈在主流經濟的夾縫中,踐行著各種另類的經濟模式:消費者與生產者合作社,公平貿易運動、社區支持農業、社區土地基金等等。來自城鄉不同背景,專注生產或消費不同端口,出生於不同代際的個體在邊緣處奇妙地交彙,照見出種種有關勞動、土地和聯合方式的不同可能。

白瑪玖美來自距離修武縣4000公里的西藏那曲市雙湖縣嘎措鄉,平均海拔5000米的高原“無人區”上,他和123戶家庭,578位村民一同勞作、生產、按工分分紅,自願保留下了從1976年持續至今的嘎措鄉“人民公社”。藏北脆弱的生態中,他們探索著與冰雪和野狼的共處方式,也探索著與他人團結和相互支持的方式。“這些草地、牛羊,是我們大家的,集體的。”

山西省永濟市蒲韓鄉村的鄭冰長久致力於推廣多元種植和鄉村服務。原本是一名鄉村教師的她,從開始做農業技術培訓,帶領一個又一個村的婦女跳廣場舞,再到嚐試合作社,如今已有了一個團隊,為兩個鄉鎮、43個自然村和3800多戶農戶提供統銷統購、兒童教育、互助養老等多個層面的服務。她總希望在這些活動中叫村民發現農村的好,“空氣好、自由、水好、太陽好、月亮好,找出一大堆的好,把自信找回來”。

2018年10月,人民食物主權“生態農業與合作經濟實踐”年會在山西省永濟市蒲韓社區召開。來自大陸、香港、台灣兩岸三地的高校師生、NGO工作者、生態農業和合作經濟的實踐者在此聚集。本文在此次會議發言基礎上寫成。

但這並不單純是一個“鄉村牧歌”或“理想生活”的故事。看似美好而平和的田園生活背後,他們見證或體會了如今村莊面臨的困局:鄉村正在城市化進程中承受撕裂之痛,青年人大量流入城市,尚且在土地勞作的農民則日趨受製於市場經濟的擴張,而看似遙遠的“全球化”,正無形中影響著人們的種子、食物與價格偏好,讓原本缺乏自主權的農村更加被動——蒲韓鄉村的鄭冰經曆過多次失敗的合作社,也見過“外面來的商人”一個個如何以保險、存款、推銷為名吸收農村的資金;曾在小毛驢市民農園工作的袁清華至今還記得黑龍江省某個偏遠小鎮一家家囤積的大豆,在進口市場的衝擊下,這些農民們在一路走低的農產品價格前束手無策。

說起“生態農業”,人們往往聯想起貼著“有機”標籤,價格高昂的盒裝蔬菜——它們整整齊齊地排列在大超市的專門貨架上,被烙印上“中產生活方式”的標記。但對切切實實地踐行著“生態”的人來說,在重重困局之下,“生態”已經與一種主動的抵抗聯結:它將要求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產自己的食物;要求讓真正提供食物與享用食物的普通人——而非中間商、市場、跨國公司——去決定在哪兒生產和生產什麼;要求通過主張種子和食物權利,去主張鄉村的權利和人的權利。

在此意義上,“生態”不僅僅意味著“健康”、“環保”,更意味著另一種過日子的方式:人們試圖在抵抗與堅持中,發現人與土地,人與食物,人與他人重新聯結的道路。

在市場之下:割裂的生產者與消費者

鄭冰說起“產業”來有股子悶氣:“張口閉口產業,但是真的能帶動農村富起來嗎?” 她的第一次失敗來自蘆筍:2001年,村里集中種植蘆筍,恰逢當年秋,蘆筍的價錢從上年的高峰一下子掉了下來,彼時她和愛人一邊開農資店一邊做技術培訓,村里人賺不到錢,賒著農資店的化肥款回不來,催款的人一個個找上門,她急得恨不得逃離村莊。

這樣的故事並不鮮見,它甚至越來越成為村莊的“常態”。中國科學院的蔣高明和穀仙做過一項研究,僅以曝光的新聞來看,農產品滯銷事件正呈現逐年增加態勢,並且由零星分佈逐漸演變成區域化滯銷。波動的市場下,去年高價大賣的蔬菜很可能在今年價格驟降,農戶難以掌握市場動態,又往往根據當年熱門的作物進行集中種植,最終落得虧損甚至血本無歸的境地。

蔣高明和穀仙指出,滯銷的核心原因在於盲目擴大規模,在摸不準市場行情和容積量的情況下一窩蜂地賣產品。諷刺的是,農戶忍痛低價售出的產品,到消費者手中卻未必廉價:農民生產得多,但又毫無定價權,利潤都被一層層中間商盤剝了去。

2017年,永寧縣、賀蘭縣被傾倒在河裡的西紅柿。當時,農民售價已低至一毛一斤,大量西紅柿仍然知曉。而根據土流網上市場同期西紅柿價格統計,市面西紅柿售價每斤穩定在2.5萬元左右。圖片來源:公眾號“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一頭是任憑市場擺佈的生產者,另一頭則是被矇蔽的消費者。曾是軟件工程師的羅其雲在2007年回到大陸,感歎在國內“吃得好”的困難:普通的肉類和蔬菜質量難以保證,而所謂的有機食物“價格簡直亂了套”。國外如紐約布魯克林的Park Slope Food Coop明確計算,出售的有機食品價格不應該超過進價的23%,但在北京,有機食品的價格可能高出普通食物幾倍不止。2017年8月,她組織創立了北京食安合作聯盟,對接生態農場並進行價格談判,以儘可能為自己和其他消費者提供放心、平價的蔬菜。

也是在這個過程中,羅其雲漸漸意識到消費者教育的迫切性:有人質疑蘋果不夠大、不夠紅,她必須耐心地解釋“蘋果自然長出來就是那樣的”,也有人抱怨食物口味不合心意,嚷嚷著拒絕支付運費。在她看來,消費者對食物的需要和偏好,連同他們參與消費的意識和習慣,都太過受到市場經濟的形塑。在什麼是好的食物,如何獲得好的食物上,普通人的知識仍然極為有限。

對今天生態農業的踐行者而言,僅僅生產“健康的食物”是不夠的:在市場化、資本化的農業讓城市與鄉村日趨割裂之時,他們尋求建立另類的交易方式、流通渠道與信譽體製,來重新拉近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距離。公平貿易運動、社區支持農業等模式均致力於此:通過減少貿易過程中的層層剝削,建立消費者與生產者的合作關係,以保障雙方的共同利益。

不過,如果說城鄉二元對立之下的市場經濟帶來了小農的危機的話,在全球化的圖景之中,中國的村莊與農民正面臨更為嚴峻的結構性挑戰。

在全球化之下:食物問題也是政治問題

陳儒瑋來自中國台灣,是台灣“校園午餐搞非基行動”的共同發起人。他談起自己反對進口大豆的一個原因:“台灣的大豆自給率只有千分之三”,他說,這意味著一千顆大豆里,只有三顆來自台灣本土的土地。

千分之三對當地的生產者意味著什麼?中國東北黑土地上的農民對此或許有更切身的體會。2013年,嚴海蓉和陳義媛在《南風窗》上刊文提及,在看似偏遠平靜的東北村莊里,農民的生活正受到占中國大豆市場份額80%的進口大豆的嚴重衝擊:

40多歲的何家蕭是黑龍江省訥河縣的普通農民,一家四口人耕作著自家17畝地以及從親戚朋友處租種的39畝田地,大豆和玉米是他們的主要作物,然而,這56畝地只能為一家人提供1.1萬元左右的年均純收入。在進口市場衝擊下,本地大豆價格年年下降,“去年秋收時兩塊三毛五一斤,今年是兩塊二一斤,一噸降了300塊錢”,銷路同樣受阻,“屯里幾乎家家都積壓著一些沒賣出去的大豆”。

被進口大豆嚴重擠壓生存空間的農民是故事的一半,而故事另一半或許正在巴拉圭這樣被跨國農業公司佔據的地方上演。青年農業政策研究者周晚晴在自己的公眾號“食農雜記”上記錄了她的見聞:40年前森林覆蓋率高達70%的巴拉圭如今只剩下不到20%的森林,由跨國農業公司主導的大豆田從北到南貫穿卡嫩迪尤、卡瓜蘇、卡薩帕、上巴拉那和伊塔普阿等省,將巴拉圭境內的大西洋森林帶破壞得面目全非。

巴拉圭抗議運動中的一面橫幅:“農藥侵犯人權——獻給希爾維諾·塔拉維拉” 圖片來源:公眾號“食農雜記”

如今,跨國公司已在巴拉圭佈局下完整的產業鏈,從大豆種植,動物養殖到屠宰、加工,但當地的小農從未平等地享受這般發展帶來的福利,相反,大規模化學農業的包圍下,他們的處境愈發艱難:農民的土地被大公司買走,自身又難以在機械化的農場上找到工作,不得不面臨失業的危機;大豆田的所有者用飛機頻繁噴灑大量農藥,更是讓附近的村落和田地飽受毒害折磨。環境汙染、生態破壞、社會不穩定、慢性病增加……這些問題幽靈般困擾著那片土地。

全球化的發展與跨國市場的擴張,將世界各地看似毫不相幹的農民的命運緊緊聯接:那些擠壓著原產地小農生存空間的大豆,經貨運輪船一批批運往其它國家,在新的市場上掀起第二波衝擊。為了生計,進口國的豆農或者轉向其他作物,或者大量使用商業種子和農藥,讓本地生態和糧食安全蒙上又一層陰影。

反抗一直存在:墨西哥一些鄉村的農民在為農業工業化造成的環境問題進行長期抗爭,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農民開始有意識地縮小農業規模,吸引更多年輕人到土地上來,而這些年來,陳儒瑋同樣在為食物的主權奔走,號召台灣校園使用本地農戶所耕種的健康食材。2011年,台灣第一個以公部門角色推動的在地校園午餐計劃在彰化縣溪州鄉啟動,四年下來,當地校園已有九成以上的米和蔬菜源於在地。

生態農業與合作經濟的意義在上述背景下凸顯:它們一面受到全球農業市場化與企業化的衝擊,一面也成為人們反抗跨國企業對本土農業侵占,捍衛國家主權並維護農業多樣性的重要陣地。

團結起來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古學斌長期致力促進中國鄉村的生態農業與合作經濟,多年來的活動與調研中,他發現一個問題:大陸很多市民購買生態產品,是為了個人的健康,而許多農戶參與生態農業,也是希望獲取更高利潤——這始終是出於私人的、經濟的目的。

而在他看來,生態農業的最大挑戰與根本目標,乃是“人的改變”:“我們應該讓生產者和消費者產生觀念的轉變,即參與生態不僅僅是為了私利,更是一個公共的行動”。古學斌堅持,合作經濟絕非經濟那麼簡單,它同樣關涉文化和價值,關涉一種“從私到公”的自主意識之覺醒——在勞動與購買中,農民與市民應該意識到,自己的行動同樣是為了土地,為了生態,為了在市場化與全球化結構下捍衛食物與人民的權利。

在鄭冰這樣的實踐者口中,這種想法時常以更樸素的方式表達出來:“我們搞生態、搞合作,主要不是為了賺錢。”農業在地化、農民自主權……這些宏大的概念落實到具體的腦袋里,無非是“發現自己和村莊的好來”。

令鄭冰自豪的,是她和團隊確實在努力喚醒人們去重視鄉村多元的經驗價值,去相信農民自身的主體力量。在談起自己的“功績”時,鄭冰免不了回到2001年,那年秋天,她頂著冷嘲熱諷開始組織村里的婦女跳舞,一開始大家還有猶豫,後來“一到下午,整個巷子都是婦女跳舞”,這一跳,便從一個村跳到了周邊十幾個村,再由第三年跳到了周圍43個村。鄭冰意識到,藉由這樣一些共同的活動,大家開始從家庭中走出來,團結起來,思考大家怎麼能生活地更好,它所帶來的是精神的喚醒與自信——正是這支跳舞的力量,為日後蒲韓鄉村的壯大打下了基礎。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人正強調將生態農業、合作經濟與社區服務結合,讓生態成為一股真正“團結”的力量:它一面呼籲城市的消費者一同參與到農業合作化之中,將消費者教育融入單純的經濟關係,促進消費者與生產者的同盟意識;另一面則期望通過“勞動”和“服務”重塑農民的自我認知與合作關係,為鄉村注入嶄新的、內生的活力——國內如蒲韓鄉村、綠耕城鄉互助社,都格外注重在以合作農業增強農民抗風險能力的同時,通過社區組織與社區生活增強農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意識和對鄉村價值的堅定信心。今天,當“鄉村振興”被城市化的思維主導,在經濟效益的追求下大建模板建築和旅遊民宿,讓鄉村和農民愈發成為資本附庸時,上述努力更顯得尤為可貴。

紐約大學著名食物政治教授瑪麗恩·內斯特爾(Marion Nestle)曾寫給一位年輕農民這樣一段話:“無論你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你的農場的存在和你務農的方式就是一個政治宣言……而政治是一個團體運動,你不可能單打獨鬥。”彼時,他在美國最大有機農業會議MOSES上,見證了3000多位美國生態農民共同對抗常規農業和大型企業對他們的競爭與壓迫。

這或許也是國內致力生態與合作經濟研究、推廣與實踐的人們所期待與奮鬥的情景:人們將看清自己的境況,看清世界經濟和政治與自身的內在關聯,將擯棄分歧,“為自己,也為自己所關心的環境、社區、健康的食物精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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